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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月前，褚时健的辞世，再次造成刷屏。
上一次这么热闹，还是在三年前他自己的家里，茅台集团的季克良前来拜访老友，两人吃了一顿云南烧烤，然后手拉着手坐在沙发上相谈甚欢，照片广为流传之后，人人都从这两个白发苍苍的老人身上看到了岁月的厚重和蹉跎，那也是中国第一代企业家无不经历过的曲折人生。
我记得雷晓宇是这么评述他们的：
「想一想，上世纪30-40年代出生的这些男人，在1980年代新的机会到来时，他们仍值盛年的尾声，并面临一个选择——是就此认命、服气，平平淡淡了此一生，还是走出去，人到中年，独自一人面对旷野？」
如果不是那么拘泥于意识形态的别扭心态——主要是前三十年和后三十年「我全都要」的左右逢源——改革开放的核心其实就是意味着对于过去路线的质疑和否定，然后通过「摸着石头过河」的方式渐进接受以市场经济为代表的现代规则。
在这个切换过程里，新旧观念的冲突至始至终都是存在的——甚至直到今天也都还在局部博弈——其中很多议程于今天看来都只是最基础的常识，却在当年足以引起轩然大波。
比如你能不能雇佣几十个人开办工厂？能不能把一个城市的商品拉到另一个城市贩卖？能不能挣很多钱、多到比其他人都要富裕？
如果把这些问题放在现在的年轻人面前，恐怕会被当成脑筋急转弯式的笑料，但在仅仅三十多年前，它们都是需要动辄上升到真理大讨论甚至要有人以身试法的回答。
褚时健触犯到的问题，在于企业家能不能从企业经营里获得回报？这同样是个看似毫无悬念的问题，现代企业规则通过产权制度解决了企业归属问题，简单来说就是，你拥有一家公司多少占比的股权，你就拥有这家公司多少比例的价值，在合法的流通市场，你随时可以把它转化为自己的经济收益。
但在中国经济体制开始切换的前后时期，一切概念都是模糊不清的，以至于企业的成功是否和企业家有关，都要被打上一个大大的问号：既然是国家委派你来管理企业的，那么企业成了，国家占几分功劳，你又占几分功劳？
没人说得清。
褚时健几乎是以一己之力缔造了红塔集团，把濒临倒闭的玉溪卷烟厂做到了亚洲数一数二的烟草帝国，这份成就无人否认，但他承认的贪污事实，同样难以清洗，一码归一码，赞同他和维护他的人，同样不至于给出「有功即可贪腐」的逻辑。
然而真正触动本质的矛盾是，企业家不应该拿不该拿的钱，没错，但是他该拿的钱，在哪里？
说到底，红塔时代的褚时健，不是一个完整的企业家，从他被「安排」过来担任卷烟厂厂长开始，直到被告发经济问题黯然入狱，这家企业的产权，都和他没有任何关系，他把企业做得再好，也无权从中分到一杯羹，做到尽头，挣的还是那点死工资。
所以褚时健才会抢在退休之前，动用即将脱手的权力为自己兑现十几年来创业维艰的回报：
「1995年7月份，新的总裁要来接任我，但没有明确谁来接替。我想，新总裁接任之后，我就得把签字权交出去了。我也辛苦了一辈子，不能就这样交签字权，我得为自己的将来想想，不能白苦。所以我决定私分了300多万美元，还对身边的人说，够了！这辈子都吃不完了。」
就是这样一个为国家创造税收超过千亿人民币的企业家，在他的暮年需要以如此不光彩的方式谋取一份蝇头小利，以致于最终搭进了自己的自由和名声、乃至亲生女儿的性命，既荒诞，又可悲。
所以联想的柳传志后来才一定要坚持员工持股方案，为企业家争取产权分配的权利，「我绝对不和科海公司总裁陈庆振一样，退休后把手插进裤兜里只有两个大窟窿。」
现在来看，「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口号其实提得相当微妙，两个词组的前后次序决定了只有先解放了思想，才有实事求是的能力，在1978年以来风云激荡的历程里，有太多的固执被推翻，也有太多常识被扶起，不破不立。
比如开办企业可以谋取个人回报，比如投机倒把的罪名不再适用，比如雇用员工不属于阶级剥削，比如允许有一部分人先富起来，比如追求财富没什么不道德的⋯⋯
两年前，王石去了一趟哀牢山拜访褚时健，后者慢悠悠的对他说了这么一席话：「我90岁了，很多时候心有余而力不足，这也很正常，但我这一生，对得起国家，对得起社会，也对得起我们家庭几代人，我也就心满意足了。」
前人栽树，后人乘凉，这个道理固然没错，但在享受司空见惯的荫凉时，不要忘记栽下那些树的人曾经挑战和遭受过怎样的时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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