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秦朔朋友圈（qspyq2015），作者刘子1984，创业邦经授权转载。
城镇化率有多高？
笔者来上海，一晃12年，经过苦哈哈奋斗，也算买房安家。考虑到小孩几年后要上门口的幼儿园，媳妇催着去弄上海户口。
积分是足够了，就看能不能排上，毕竟我也不知道自己算不算魔都的人才。感觉魔都想的大都是国际化的事儿，是有多少交税的亿元楼和招进了多少世界500强，对普通创业者并不会有多少在意。
回想起来，我的户口还在老家镇上，当年大学毕业，不让迁回村里，又无处接收，只好挂在镇上的叔叔家。也不知这十余年来，统计局在统计城镇化率的时候，是如何安置的我。
查了查数据，心里舒一口气：国家统计局发布的《2018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显示，截至2018年末，全国大陆总人口139538万人，其中城镇常住人口83137万人，占总人口比重（常住人口城镇化率）为59.58%，比上年末提高1.06个百分点。户籍人口城镇化率为43.37%，比上年末提高1.02个百分点——按常住人口算，我提升了魔都的城镇化率，按户籍算，我提高了老家的城镇化率。
城市化中期的范畴是30%-70%。从数据上看，中国近60%的城镇化率，已经不低，而按户籍43%算，又刚上道。
中间相差16.21%，换算下来就是2.26亿人，不是个小数目，数据差在哪里？
主要就是农民工群体。
目前我国的农民工群体大致为2.86亿人，用2.26亿除下来，也就是说79%的农民工被算入城市常住人口，被拉去填了这“16%”的差额。
有点冤。
农民工大致的定义，是指进城从事非农业生产6个月及以上，常住地在城市（要有稳定职业及稳定住所），户籍地在乡村的劳动力。他们大致由三部分组成：
一大部分是中低端制造业工人。多集中在市郊、沿海小城镇或各种工地，没有机会入城。学历低，缺乏系统职业培训，在中小、民营企业、乃至小作坊上班，没有社保、各种金，流动率大（甚至有活干几个月，没活又回老家宅几个月），政府难以统计。在大企业的少（大企业往往倾向于技校或有过专业培训的）。显然，这个群体大多数没有资格列入“16%”。
第二类是城市第三产业服务人员。例如快递员、服务员、售货员、清洁工等等，很少交社保、公积金，好处在于，即使流动频繁，工作与租房相对稳定，会有一定比例算入到“16%”。
第三类是城镇中的各种商贩。如街上开小店的，菜场卖菜的，各种市场摆摊的。看起来，他们并不算农民工，但就定义来看，他们中许多人生意并不大，不是很有钱，尤其在一二线城市，学历不足、没有社保（被限购），买房较困难，户籍多半还在老家，从定义上还得归为农民工群体。好在他们职业及住所更为稳定，不少人有资格参与“16%”。但“从商的农民工”，毕竟还是少数。
从这三类构成来看，有资格被列入“城市常住人口”的农民工肯定不到50%，那么，这79%的数据就显得有点站不住脚了。真实的城镇化率，可能要打个折。
城镇化质量呢？
一个几十平米的房子花了几百万，老乡们纷纷表示不解。几百万，对他们来说可是天文数字，拿在乡村花，可以啥事不干，潇洒一辈子。
买了房子，我打算把父母接来魔都，他们年龄都是57，年轻时在深圳、福建打过工，城市怎么样，他们也都知道。
母亲为了将来带孩子，勉强答应，父亲则一百个不愿意。对他来说，蜗居在几十平米的房子，语言和环境都不熟悉，没有亲友，无事可干，出去又消费太高，城市生活并不有趣。在乡下，小楼房住着，几亩薄地种着，空气清新，安静幽雅，走哪都是熟人，饮食又健康，何必来城里受罪？对于中老年人来说，城镇化可能真的没有什么意义。
以大城市居民来看，工作、生活都围绕城市，所去之处灯红酒绿，只要愿意，三年五年可以不沾泥，城镇化效率挺高，城市真好。
但一二线城市就这么些，进入的门槛也高。在广袤的中国大地，对广大农村人口而言，城镇化真正的主战场，是众多的三四五线城市。
对他们来说，城市就真的比乡村好吗？
以我生长的村庄为例。村庄不大，几十户，100多人，30年前是这个数字，30年后的今天还是这个数字。村庄由老弱病残和外出务工的农民工组成。
对父母一辈来说，许多人也外出打过工，再不济也出去见过世面，现在年纪大了，在外面找不到活，只好在老家边务农，边打零工。种点地够温饱，打点工够打麻将，生活也不缺什么，只要子女不啃老，日子就算逍遥自在。即使城市再给他们机会，一者很难融入，二者也没什么意思了。
还在外打工的，则多是70/80/90的青壮年农民工，他们清楚自己的斤两，想在城市扎根并不容易。同时，随着经济水平提升，网络和交通越来越便捷，乡村整体生活水平日益提升，渐渐不输城市（从环境角度，还要优于城市）。城市又没有保障，因此大多数人还是倾向在外打工赚钱，回乡盖房子。想去城里，买辆车就行，不过半个小时、个把钟头的事儿，比城市上班族快多了。日子优哉游哉，城市的吸引力也没有想象中那么大。
老弱病残，“病残”群体就更不用说了，乡村还能混点日子，至少饿不死，到了城里，估计一个礼拜都撑不了。
想把成年人弄进城，没那么容易。都知道“再苦不能苦孩子，再穷不能穷教育”，那就抓儿童，抓教育！
乡村的教育条件本就较差，现在越来越差。我们村小，我读书时尚有学前班及完整的五个年级（当时小学只有5年级），到现在，幼儿园早已取消，要上幼儿园，必须去镇上。年级也被压缩到三个，要读四年级到六年级，必须去镇小寄宿。我们镇，面积较大，原本有初中三所，后来合并为一所。邻镇更大，原有高中一所，十余年前就被撤销。
学校都去了哪里？都被集中到县城，更不用说优质的教师资源早就被抽走。
这里面有少部分偏远乡村、山区人口流失严重，导致部分乡村小学生源不足的原因，但对广大乡村来说，留守儿童仍然数量庞大，一刀切、釜底抽薪的举措，无疑给乡村造成了极大不便，也让乡村的凋敝呈N倍放大。
与此相反，上高县城，原本只有中学两所，现增加到六所，且全部爆满。小学数量更难以统计。为了让孩子获得更完整、连贯、优质的教育（即使小学初中不用，读高中也还是要进城），没辙，只有进城！
举家进城，日子并不好过。打工，月薪1500元起，2000元左右就算不错，3000元已是高薪。房价呢？6000元每平米。
离开乡土，衣食住行都得花钱，租房每月500-600元起，孩子教育平均每月500-600元，何况县城消费并不低，柴米油盐、交通每月2000元，还要穿衣、人情往来，生活举步维艰。
而县城好一点的小学、初中，基本跟着房子、户籍走，买房，跟大城市一样，也是刚需。那么，咬咬牙，啃个老，背上数十年的房贷呢？
朋友周林如是说：
政府让你去县城置业，刺激房地产……
（在县城买了房的亲友）花一生积蓄，生活质量实际很差，没有任何理念的小区环境、物业管理……
加上自己没有美学根基，四拼八凑的装修风格，把一家家困在那些牢笼里……
看不出也感受不到幸福感，他们三天两头还往村里跑，找熟人聊天，讨些乡土食材……
融不进城里生活，也回不去村里，看起来蛮可怜。
事实上，被“城镇化”的农民们，比我们这些新上海人、京漂、深漂……日子更难过。
我们为了扎根大城市，背负压力，但一二线城市毕竟机遇多，资源多，潜力大，还算值得。而三四线城市，好工作、好资源就那么些，被迫进城的“新县城人”，比起他们所放弃和牺牲的，是否值得？
同时，多数县域经济并不发达，实体企业日子难过，我们县城为工人交社保、交金的企业，一只手都数得过来。一些年后，当新“县城人”为城市耗尽最后的血汗，却面临无法养老，又回不去乡村的境遇（入了城镇户籍就无法迁回乡村），人生的悲剧就被注定。
政府把人口聚集到县城，县城规模倒是扩大了许多，房地产也一片繁荣，消费也刺激起来，但整个县城的经济并不良性。我们县城由于“上高会战”（抗战期间，难得的日军伤亡大于国军伤亡的重大胜利）的原因，多年前就吸引了不少台资企业入驻，被称为“江西小昆山”，工业基础还算可以，但也是以旺旺、各种鞋厂为主，技术含量并不高，并没有形成本地有特色、有竞争力的产业。
县城廉价劳动力又充足，工资起不来，长年维持在2000元左右，还不如在沿海打工。实业不行，服务业来补，因此一个十几万人的小县城，就有宾馆酒店上千家，洗脚按摩场所无数，社会风气也不好。
“好”的一面在于，县城越来越漂亮，住宅小区越建越豪华，娱乐场所越来越多，政府办公楼一个比一个庄严，市民广场、公园一个比一个大，并荣获“国家园林县城”的称号……这一切，离不开被“城镇化”的农民们的功劳，是他们放弃美好生活，拖家带口，为县城贡献着廉价劳力，为推高县城房价贡献基数，并将为县城的持续繁荣贡献下一代！
哪怕不进城？进镇也行！好歹镇上居民户籍也是实打实的城镇化率。
近些年，老家的乡镇也搞起房地产开发，兴建了好几个楼盘，跟县城一个套路。只是镇上就业前景和资源更为尴尬，离乡村又近，这里的“城镇”户口形同鸡肋。
此外，当前的户籍政策规定，一旦脱离农村户口就不得回去，因此像我这样大量的大学、大中专的毕业生们，一旦学籍转到城市，就再也回不了乡村。我们当中不少人还在城市混迹，没落成城市户口，又迁不回乡村，也被批量“城镇化”。
其实，如果有得选，很多人宁愿迁回农村。
万能的城镇化？
在《乡下春天的葬礼》和《乡下集市的春天》留言中，不少读者都提到城镇化是解决众多农村问题的根本。好像把农民集中到城镇了，就好管理，就好发展了，一切问题就将迎刃而解。
目前我国进入城镇化后期的区域，主要有上海（87.9％）、北京（86.5％）和天津（82.9％）等地。以上海为例，城镇化率已经是发达国家水准，真正意义上的农村，可能只存在于崇明岛了。
那么，如果我们走上上海街头，去问问新城镇化的本地农民们，“你幸福吗”？他们会“姓”什么呢？
我以前认识的一个朋友，家在浦东浦江镇下面的一个村。十年前，他每天从家里去陆家嘴上班，要穿过好多村庄和稻田，花上两个半小时。后来就方便多了，地铁浦江镇站早已开通，老家的宅基地拆迁了，获得了一定赔偿，再加了点钱，买到了地铁站附近。
上班是方便了，但离开了土地，整体生活成本增加了很多，说不上更幸福。尤其是长辈们，还是怀念以前的村庄。而那个村庄，已经从地球上消失了。
再比如前些年在上海金山做房地产项目，去乡下做市调。原想主要客户会是附近的“村民”（集体的土地出让给工业，多数已成为城镇户口），听到的却是村民们的叹息：“环境污染成这个样子，还买在这里干嘛”，“就是没钱，有钱就买到上海去（对他们来说，金山并非‘上海’，他们宁愿买松江、闵行，往市区走）”，“金山（新城）已经是外地人的了”……
我们会看到，城镇化浪潮背后，环境污染，生活质量下降，原生环境和文化被摧毁，人们没有归属感……等等这些问题，都被城市的光环掩盖掉。原本多元化的文明，被城市化一统天下。
当然，你可以说上海正在迁走有污染的企业、无技术含量的制造业，可是原生的环境和文明已经彻底回不来。而那些被淘汰的企业，又站在中部地区的城镇化舞台上，扮演着似曾相识的角色。
我们还要注意到，城镇化下的拆迁、不公平，往往也是社会焦点。
我们还喜欢拿发达国家做标杆。比如，发达国家的城镇化率90%，只有10%的农业人口，他们到处是美丽的庄园，到处是优质的农产品基地。如果我们将来达到了90%，乡村也会是这样美丽吧？
但不要忽略了西方文化的形成。
西方发达国家自古地广人稀，广袤大地随你开拓。一旦开拓下来，就可以建立庄园，而每一个农场、庄园都是独立的，封建领主、王公贵族也不能侵犯。庄园建成后，就可以找人，甚至买奴隶前来耕种，天生带着规模化、精细化、商品化的基因。一代一代传承、耕耘，就可以把乡村建设得很美好，美好得令城里人垂涎不止。
而城里人只要愿意，也可以拿出钱来，随时去乡村置业，参与美丽乡村的建设。西方这套独立自主、自由平等的乡村文明体系，至始至终都未变过。
许多西方发达国家本来就没有“农村”的概念，广大农民也不拥有土地（我们虽然是土地国有，但又人人拥有）。他们不需要像我们的祖先一样，形成村落共同生产、抵御威胁、传宗接代，也不像我们一样安土重迁、宗族抱团、小农意识，更不像我们的乡村一样，充满人情味，充满自律，充满多样化。
因此，简单套用西方的城镇化逻辑，把农民赶进城，在乡下搞规模化生产、建庄园，未必就是最符合中国特色的乡村发展之路！
城镇化固然是趋势，是必须。但我们的城镇化率指标，是否可以不那么高？
或许，让一定的农民留在乡村也不是坏事（未必就得从事农业生产），我们的农民有足够的智慧把乡村建设好；
城市那么拥挤，让有实力、有想法的城里人去乡村搞搞建设，是否可以？
又或者，城镇化的搞法不要这么硬核，用更人本的办法提升城市化率（而不是户籍、强迁学校、拆迁），会不会更好一些？
城镇化的合理逻辑
城镇化率的核心驱动，应当是经济发展。
正常情况下，城镇化过程应该是：经济发展——产业发展——企业经营好，产生人才需求，能给得起优厚的工资——高素质人才聚集，当地买房、结婚、消费——反向促进当地产业发展，同时拉动服务业需求，吸引周边劳务人口聚集。
所以一个地区城镇化快速推进的表现往往是经济发达、人口流入、房价上涨，譬如北上广深。这才是真正硬核的城镇化。
当前许多地方政府的做法并不符合规律，比如强行导入不符合本地发展的产业，强行导入人口，强行拆迁，强行推高房价，等等。当然，也包括需要改革的户籍制度。
中央领导2018年两会期间在参加广东代表团审议时就曾强调：“一方面要继续推动城镇化建设。另一方面，乡村振兴也需要有生力军。要让精英人才到乡村的舞台上大施拳脚，让农民企业家在农村壮大发展。城镇化、逆城镇化两个方面都要致力推动。城镇化进程中农村也不能衰落，要相得益彰、相辅相成。”
如果以发达国家做标杆，我们也要注意到，没有一个发达国家不是在保护农民，不是在保护农业，因为农业才是国之根本。应当在保护乡村的基础上做城镇化，而不是为了城镇化而城镇化，行损害地方、损害乡村、牺牲百姓幸福的事，这是本末倒置。
我们更愿意看到的是区域经济、城镇化率和乡村振兴同步发展，农民们为了更好的生活，用脚投票去城镇发展。
我们希望少一点指标，多一点关怀，希望可以保障农民说“不”的权利，对于不愿意、没有能力去城镇的，赋予他们选择的自由和起码的保障。
我们希望这广袤而沉默的乡土大地，会因为城镇化更加美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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