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本文转自华商韬略，作者熊剑辉 ，创业邦编辑整理后发布。
一场跨越未来的大国战。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使命。我的使命，就是集成电路。”
2006年，香港中文大学教授张光裕，在文物市场意外发现一批战国简。
这批竹简惨遭盗掘，出土的地址、时间已无处可考。古董商为方便贩卖，提供了8支样简图片。
作为中国古文字学大家，张光裕看完样简，不动声色，心中却掀起轩然大波。
他预感到：这很可能是一批真品。
为印证所想，张光裕找到了清华大学教授、夏商周断代工程首席科学家李学勤。
凭借样图中虫鸟般的字迹，李学勤初步判断，这是一批楚国竹简。样简中“晋文侯仇杀惠王于虢”的“仇”（qiu）字，字形独特，记载极少。籍此判断，这很有可能是一批珍宝。
2008年6月，清华大学领导得知李学勤的判断后，决定派出专家团赶赴香港，辨明真伪，见机买简。
但在香港这个龙蛇混杂的市场，谁也没有绝对把握。
内地文物贩子中，有一种人专门从事竹简造假。他们通晓古文献、古文字，擅长刻意做旧，甚至将真假竹简混杂，再偷运香港贩卖。港台、日本的文物藏家和中国内地的大学、博物馆，都有在香港“捡漏”后大呼上当的经历。
实际上，这种假文物，有时会在样品中放出“诱饵”，干的就是“骗专家”的勾当。专家们即便亲见实物，但不经过精密仪器的测定，不可能100%断言真假。
更何况，清华不是唯一的买家，海外亦有藏家对此虎视眈眈。
一时间，清华陷入两难境地。万一买到假简，谁能承担这样的现实责任？但如果确实是一批真简，国宝从此流失海外万劫不复，谁又能承担这样的历史责任？
左右为难之际，一位神秘的清华人自掏腰包，拍下竹简，并留下一句暖心的话：“竹简是真的，就捐给母校；竹简是假的，就由我自己承担。”
2008年7月，竹简安然运进清华，李学勤教授悬着的心终于落了地。
之后，经过清洗、杀菌等抢救性保护，清理出2388枚竹简。清华又将北大、复旦、国家文物局、上海博物馆等十多位权威专家请来，并由北京大学第四纪年代测定实验室展开碳14年代测定，结果显示：竹简年代在公元前305年±30年之间，属战国中晚期。
专家组一致认定，这批竹简是“十分珍贵的历史文物”，具有“极高的学术价值”，是“前所罕见的重大发现”。两位专家组组长北大教授李伯谦、复旦教授裘锡圭，更毫不吝惜溢美之词：“从重要意义上讲，其价值怎么估计都不过分。”
这批“司马迁也没有看过”的国宝，由此得名“清华简”。
如今11年过去，清华简中的新发现，早就令史学界震撼不已。
比如，清华简一举证实了古文《尚书》是伪书，破解了一桩争论千年的谜案。
还有周幽王为逗妃子褒姒“千金一笑”的“烽火戏诸侯”，也被清华简证明不靠谱。
而秦始皇的先祖嬴氏，其来源是千古之谜，清华简却记载得清楚：嬴氏出自山东，武王伐纣时，助纣王、反武王，结果被迫西迁甘肃，去守边疆、防戎人。但凭借自强不息的斗志，嬴氏一族建立强秦，最终一统天下。
从这个角度看，秦始皇竟然是山东人的后代。
这些令人震惊的大发现，已经彻底“改变”了中国史。李学勤教授甚至激动表示：清华简一天之内不能看太多，否则心脏会受不了。
而那位顶着风险果敢出手的神秘买简人，正是紫光集团董事长赵伟国。
2008年，赵伟国为“清华简”慷慨解囊时，紫光正陷在亏损泥潭里。
彼时，紫光的输入法已成年代记忆；古汉集团的入主，让紫光一度靠卖“古汉养生精”这种保健品过活；“清华简”被捧进清华时，紫光卖扫描仪已经入不敷出，到了要靠卖股票掩饰亏损的地步。
2009年，清华开启混合所有制改革，诚心把赵伟国请回来，收拾紫光这个“烂摊子”。
对赵伟国来说，只要是清华的事，义不容辞。
1985年，少年赵伟国考入清华电子系，轰动了新疆塔城沙湾县。清华，从此成为他生命中的深刻烙印。
大三时，一本讲述苹果和惠普创业故事的《硅谷热》，激发了赵伟国最初的创业梦想；读研时，在紫光干兼职的经历，让他明确了自己的“企业人生”之路；毕业后，他分配到紫光，担当事业部副总经理的重任。之后，他一度辗转于清华同方。即便下海创业，他创办的“健坤集团”，名称亦与清华校训同根同源。（出自《易经》：“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
待到赵伟国创业成功，再回归紫光，一切顺理成章。
但改革从来不容易，整整4年，赵伟国一边忙着整顿内部问题，一边苦苦思索紫光究竟要向何处去。
长久以来，赵伟国心中一直有个“芯片梦”。
在清华上实验课时，他第一次看到芯片，感到非常神奇。小小的芯片，竟然具有那么多强大的功能，但它们上面写的都是英文，无一例外产自国外。学电子的赵伟国禁不住遐想：什么时候，我们也能造出这样的芯片？
此后2001年，清华创立第一家半导体公司同方微电子时，赵伟国还担当过总经理，对半导体产业可谓熟悉。
哪怕多年之后，“芯片情结”始终潜藏在赵伟国的心底。
但集成电路领域，门槛太高、更新太快，紫光又没有技术积累。怎样才能快速切入行业，实现逆袭？
赵伟国的答案是：抢占“桥头堡”！从并购开始。
2013 年开始，赵伟国以一连串收购与合资，揭开“紫光帝国”策马奔腾的序幕。
2013 年7月，以17.8亿美元，收购手机芯片公司“展讯”；
2014年7月，以9.07亿美元，收购射频芯片公司“锐迪科”。之后，将展讯、锐迪科整合为“紫光展锐”；
2015年5月，以25亿美元，收购华三通信51%的股权，整合为“新华三”；
2016年3月，与全球最大硬盘供应商西部数据合资，成立“紫光西数”，紫光占股51%；
2016年7月，与国家集成电路产业投资基金、湖北集成电路产业投资基金、湖北省科技投资集团共同出资组建“长江存储”，负责实施国家存储器基地项目。其中，紫光集团占股51.04%。
……
这些大并购、大结盟，令紫光迅速完成集成电路产业链的大布局。
这其中，展锐在移动芯片设计上发力，长江存储则在闪存芯片设计和制造上攻坚。长江存储的存储芯片产品未来除了为新华三、紫光云等旗下公司在大数据、云计算、边缘计算等领域夯实技术基础，更会成为其他厂商的核心部件，成为整个信息化社会的“水气电”。
一个“从芯到云”的“中国版三星”，在赵伟国手中冉冉升起。
而他这种“以少胜多、以弱制强”的思维与谋略，大都源自其推崇备至的明代思想家、哲学家、军事家王阳明。
在王阳明战无不胜的一生中，向来以虚实结合、以小博大、以智取胜著称。赵伟国从中学时代就极其钟爱历史，并善于从先贤文明中汲取历史智慧，并贯穿在他个人成长、创立企业和经营管理的方方面面。在他看来，中国式管理，需要将管理的共性和中国企业实践相结合，才能创造出最合适的管理手段方式。
王阳明从来没有打过败仗，总是能用一种非常薄弱的力量，击败强悍的敌人。这样的军事韬略，给予赵伟国极大的启示。紫光的半导体产业，正是以弱旅迎战强敌。赵伟国却通过多项精准并购、产业整合，一步步实现了“从芯到云”的整体性布局。
数字说明一切。2009年赵伟国接手前，紫光还陷入实际亏损；如今，紫光并表总资产已经突破2700亿，2018年营收近800亿。
一个千亿级的“芯云帝国”已经成型。
中国芯片行业要实现突围，关键是要把资源交到真正的企业家手里。就像打仗一样，一定要把军队和军火，交给那些能够打胜仗的人。
2017年11月，赵伟国在央视《对话》节目中，首次展示了一颗价值10亿美金的芯片。
这是紫光旗下长江存储的1800位工程师，历时两年打造的32层3D NAND Flash芯片。长江存储，由此成为全球第5家能生产3D NAND Flash芯片的厂家。
在长江存储诞生前，中国在存储芯片上不要谈差距，纯粹是“零”和“空白”。
长江存储的3D NAND Flash芯片，由此像“清华简”一样，填补了一块重要缺失，显现出特有意义。
所谓3D NAND，是一种全新闪存技术。如果将闪存中的存储空间比作房子，那么2D NAND就是盖平房，3D NAND就是盖高楼，这样就能大幅提高闪存的存储速度与容量。
当紫光搞定32层时，三星、海力士、镁光们的64层芯片已经成为主流，并正朝着96层迈进。
2018年8月7日，在美国加州圣克拉拉召开的闪存峰会上，追赶中的长江存储发布了Xtacking技术，在闪存技术架构上成功实现突破性创新。
传统的3D NAND芯片，通常是在同一片晶圆上，把存储单元和逻辑电路一并加工出来。随着层级不断叠加，外围逻辑电路的面积会越来越大，到更高层时，存储密度会大幅降低。
Xtacking架构，则会将存储单元和逻辑电路在两片晶圆上分别加工，并各自选择最先进的制造工艺，用数百万根金属通道把两者“接通”。
这样做的好处是，不但研发周期缩短三个月、生产周期缩短20%，闪存的最高存取速度更将大幅提升至DDR4内存的水平。
而Xtacking架构的64层3D NAND Flash闪存，其存储密度能与其他厂商96层的相差无几。
这意味着，紫光在存储芯片领域已闯过了迷茫探索期，更拥有了实施弯道超车的“杀手锏”。
2019年底，长江存储采用Xtacking技术的64层3D NAND闪存，也将迎来量产。
但国外半导体巨头，不会坐视长江存储崛起。
2018年3月，三星投资70亿美元，在西安开建存储芯片二期工程，预计2019年投产。
2018年6月，镁光在新加坡开建第三座闪存工厂，预计2019年年底投产。
2019年5月，SK海力士无锡第二工厂正式量产。
它们与长江存储的量产时间，全部撞在一起。
但下决心在存储芯片上突破的赵伟国明白，“既然选择了，那就义无反顾吧！”
2019年7月，紫光展锐“春藤510”芯片与华为完成5G互通测试。这标志着中国大陆第二家重量级5G芯片厂商正式崛起。
7月30日，苏黎世联邦理工学院AI benchmark（AI性能测试榜）最新显示：紫光展锐的“虎贲T710”AI芯片，力压高通“骁龙855 plus”和华为“麒麟810”，以28097的超高跑分霸榜。
紫光展锐，已经和全世界站在同一起跑线上，并注定成为高通、联发科在5G时代的强劲对手。
赵伟国曾告诫内部员工：“在集成电路这个领域，只有前三才能生存。它并不像其他产业，你吃不到肉，可以吃点青菜，这个行业，或者吃肉，或者挨饿，没有青菜！做芯片，要让市场接受，就必须拿出最好的技术、最优的产品。需要一步一个脚印、各个击破，踏踏实实发展。”
中国科技企业只有两条路可走：一是以紫光为代表的“重科技”，用深度研发驱动增长；二是以互联网公司为代表的“轻科技”，在商业模式上搞创新。
作为中国最大的综合性集成电路企业，全面覆盖芯片设计、制造、封装测试环节的“重兵集团”，紫光正开辟出一条重科技之路。
而5G基带芯片、AI NPU芯片、3D NAND闪存芯片的成功研发都证明，紫光的这条路，走对了、走实了、走通了。
但了解紫光的人都知道，一路走来，从不是凯歌高奏、捷报频传，而是暗潮汹涌、波云诡谲。对此，赵伟国却从不多提这一路的惊险，在他看来，紫光发展至今最大的困难，是对自己的信心。
“有很多难事，包括企业的机制问题、团队的短板、资金的问题等等。但是为什么说信心是最大的困难呢？当你一面临无数困难的时候，你是否还有信心和信仰去克服这些困难，去坚守自己的初衷。这是最难的，你要能够找到支撑你不断前进的东西。”
也正因此，作为紫光掌舵者的赵伟国，丝毫没有骄傲自满的情绪，相反，危机意识十分高。在他的办公室里，有一幅字已经挂了20年：“惶者生存。”
赵伟国对紫光员工常说的一句话是：“板凳要坐十年冷。”干半导体行业，一定要有决心，有毅力，耐得住各种风险、诱惑和挑战。
在集成电路之外，赵伟国还继续干着一大堆看似与产业“毫不相干”的事。
2016年4月15日，我国国家领导人来到清华考察。清华先是安排参观了最新落成的5000平方米校史馆，又详细汇报了“清华简”的研究成果。
不论是清华校史馆，还是清华简，都有赵伟国慷慨解囊的成果。
从2005年开始，赵伟国就陆续签了一大堆捐赠协议。从李传信基金，到李学勤、孟昭英、常迥、陶葆楷、龚育之、王补宣等以清华名师命名的励学基金；从学生工作创新基金、百年校庆筹备基金、校友会发展基金等基金会，到各种研究中心、教育中心、人才培养计划……
说白了，他自己都搞不清捐赠了多少项目。既然搞不清，就捐笔更大的吧！
2010年，赵伟国在清华设立“健坤基金”，一口气捐出1个亿。2015年，他又再度向“健坤基金”追加捐赠。
据不完全统计，赵伟国向清华等二十多所大学和社会的捐赠，累计已达7亿元。
赵伟国表示，他这么做并不完全出于“无私”。他热爱清华，深感清华的精神需要有人传承；他资助过不计其数的清华学子，每年收到的感谢信都数以百计，却并不期盼铭记和感恩，对学弟学妹们也只有一句话：“你们不必记得我是谁，我只是希望有一天你们成长起来、有能力的时候，也和我一样，去帮助那些需要你们帮助的人。”
如今，在清华出土文献研究与保护中心，刘国忠教授已继承了李学勤教授的学术衣钵，继续着清华简的保护研究工作。这批赵伟国捐献的国宝中，还有太多尚未破解的历史谜团。未来，它还将如何颠覆中国先秦史，还有无尽的想象空间。
2019年2月，李学勤先生去世。为纪念李先生并继续支持清华简研究，赵伟国再度捐资，成立“李学勤出土文献研究基金”。他的朴素愿望是，即便身处一个容易淡忘的年代，也希望籍此人们能记住李学勤教授这样的大师，尊重先生的文化贡献，并将他们的文化精神代代传承下去。
而伴随着这些“毫不相干“的事，赵伟国还有一场千亿级半导体大仗要打。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使命。我的使命，就是集成电路。我的身家性命都在这上面。我干了集成电路后才知道，我以前受到的训练，无论是技术还是商业的训练，都是为了来干这个事业。这些年，半导体行业的人来来走走，我赵伟国来了，只来不走！”
紫光能不能闯出一条自主创新、合作发展的产业新路？赵伟国这个“改变”中国先秦史的人，能不能完成他的使命？能不能“改变”中国半导体产业的历史？
所有人都拭目以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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