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本文来源秦朔朋友圈，作者梁云风，创业邦经授权转载。
自去年“930”变革启动以来，腾讯内部从组织架构到文化价值观的调整就一直持续，本次发布“用户为本，科技向善”的口号同样引发各界的关注。
在BAT时期的中国互联网江湖，阿里是对外输出价值观最多的公司。相对来说，马化腾在很长时间都以“产品经理”形象对外，腾讯在很长时间里并不热衷于对外输出价值观，但每一次重大的调整背后，都可作为中国互联公司发展的缩影。
那么，腾讯为什么在这个时候提出“科技向善”？它对中国“互联网江湖”的发展又有何意义？
从“不作恶”到“向善”
技术的发展，从一开始就引发善与恶的争论。
回溯最近一百年，我们会发现，每一次技术变革，都会引发全新的人与信息交互方式、甚至工作生活方式的变革，在这个巨变过程中，总是会出现一些问题，比如电视普及时，人们担心娱乐致死；PC互联网时代人们突然面临海量信息，担心过载；移动互联网时代，许多服务都可在手机获得也引发了对手机过度依赖的恐慌。也正是因为人们对技术的恐慌，自然而然从对技术的善恶臧否，过渡到对技术公司的善恶讨论。
从全球来看，很多公司有“道德守则”（Ethical code）来规范他们的行为，谷歌是第一个提出“不作恶”的。
1999年，谷歌创始人之一的阿米特·帕特尔提出了“永不作恶”的企业宗旨，并在2004年的IPO招股书中发出后来闻名于世的“不作恶宣言”，他们担心，未来可能迫于客户的要求更改搜索结果排名、或者开发一些他们不愿意开发的产品，所以早早就“画地为牢”。
“不作恶”被后世称为技术公司的底线，某种程度上说，今天中国的大互联网公司中，大多没有摆脱“不作恶”的困境，百度的竞价排名、阿里的逼迫品牌商“二选一”，以及腾讯的游戏业务，都有类似的困扰，只是程度不一而已。
众所周知，“不作恶”是有成本的，这被称为企业经营的“道德成本”，也正是因为有这种道德成本的存在，从“不作恶”到“向善”就更难。
以最近重新上线的滴滴顺风车为例，在去年接连发生两起顺风车司机杀人事件后，滴滴顺风车因为对司机的审核不严、安全保障措施缺失被迫下线，而这次重新上线，滴滴花了大力气在各种防护手段上，不但引入失信人筛查，探索与第三方信用产品合作方式，联合公安机关审查再加上失信人名单筛查，在层层加码中提高准入门槛；还去掉附近接单功能，司机仅能在常用地点接单，下线涉及用户隐私相关的一切敏感信息设立司乘双向确认机制的“防挑单模式”。虽然仍称不上“向善”，但其“不作恶”的用意却已明显。
腾讯将“科技向善”作为使命愿景也同样面临着“道德成本”。比如，有个巨大的商业机会，不会明显害谁，但也没有明显向善的部分，选还是不选？如果坚持“科技向善”就是不选。而如果竞争对手选了，很可能将放任对手发展，甚至养虎为患。
如何更好处理游戏业务，一直是外界对腾讯无论是做“最受尊敬的互联网企业”还是“科技向善”的困扰之一。防止游戏沉迷与尽可能多地占用用户游戏时间是一对尖锐的矛盾，国家早在2007年就推出了网络游戏防沉迷系统。
当时，新闻出版总署等八部委联合发布了《关于保护未成年人身心健康实施网络游戏防沉迷系统的通知》，“实名制方案”首次向公众发布。但在很长时间，游戏公司为了自身利益，并未采取严格的实名制，未成年人沉迷游戏的问题愈演愈烈。腾讯作为国内最大的游戏供应商，在这个过程中承担了巨大的道德风险。去年9月15日，腾讯对《王者荣耀》健康系统进行升级，率先接入公安权威数据平台，对所有新用户进行最严格的实名校验。而这之前，国家推行了11年的防沉迷系统在解决“沉迷”这一问题上并未起到太大的作用。
事实上，虽然在今年的双十一腾讯才正式将“科技向善”定为公司愿景，但早在2018年1月20日，腾讯研究院就在Meet大会上举办了“科技向善”的研讨会，正式启动Tech for Social Good（科技向善）项目。腾讯创始人之一、前CTO张志东认为，平衡商业利益与社会责任，已是科技公司接下来所面临的重大挑战之一。
随后，腾讯开始在不同场合谈论产品中的人性、科技的温度与善恶。2018年9月20日，马化腾在中央网信办主管媒体《网络传播》杂志发表署名文章，谈企业责任。他表示，腾讯提出“科技向善”，是希望倡导互联网企业能够主动提出应尽责任。腾讯今后也将在“科技向善”这一价值观的指引下持续精进。随后在年底，腾讯邀请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教授陈春花团队为腾讯文化的升级会诊把脉，并最终将“科技向善”定为3.0版本的使命愿景。
腾讯的两次“文化会诊”
彼得·德鲁克在《公司的概念》一书中提出，要想知道什么是一个企业，必须从理解企业的目的开始。企业的目的必须存在于企业本身之外。事实上，企业的目的必须存在于社会之中，因为企业是社会的一部分。基于这样的企业观，彼得·德鲁克深刻地指出：“大公司的特征除了其组织形式、大规模生产的技术以外，还有第三个决定性的因素，那就是大公司在多大程度上实现我们社会的信仰和希望。”
德鲁克将企业的价值从内求转向外求，他认为企业的价值最后将存在于社会之中，这也可以理解腾讯的价值观从“成为最受尊敬的企业”向“科技向善”转变的原因，前者的表达方式是“自我站位”，而后者更多是站在顾客和公众的角度。
前面我们说了，腾讯的价值观转向可以看作是中国互联网企业价值内外转向的缩影。
腾讯创业史上，伴随着抄袭、山寨等系列的质疑，2003年第一次发布公司使命与愿景，分别为“用户依赖的朋友、快乐活力的大学、突出的市场地位、值得尊重的合作伙伴、稳定和合理的利润”与“创一流的互联网企业”。
2005年，腾讯在启动组织变革之际，发布第二个版本使命与愿景，即“通过互联网服务提升人类生活品质”与“最受尊敬的互联网企业”。
但实际上，由于在各个赛道的野蛮生长，腾讯并没有沿着受人尊敬的互联网企业发展，反而成为市场的公敌。而这一情绪的集中爆发，始于2010年7月《计算机世界》一篇题为《“狗日的”腾讯》封面头条文章，该文将腾讯刻画成面目可憎的“全民公敌”，高潮则是两个月后开始的“3Q大战”。
“3Q大战”给腾讯带来了巨大的负面评价，也让马化腾意识到转型势在必行。评论认为，一直有志于创新的马化腾对这家国内最大的互联网公司一度有失控的危险，腾讯患上了失控的“大企业病”。
随后，腾讯邀请了100多位国内知名意见领袖、法学专家、行业专家，在2011年初连开十场“诊断腾讯”闭门会，据称，只要亲临现场，一场研讨会下来，马化腾就会在笔记本上密密麻麻写满笔记。
这也是腾讯历史上第一次大规模的“问诊”，腾讯自此走上“开放共享”的道路，并在随后的2012年，启动组织架构大调整，将原有的业务系统制（BUs）升级为事业群制（BGs），将原有的八大业务系统改为六大事业群。
某种意义上说，正是这一次“问诊”让腾讯有了对自身价值从“内求”向“外求”的转变。
相对来说，腾讯的第二次会诊并没有面临2011年那么严峻的局面。陈春花在最近的《腾讯“科技向善”并不是凭空出现的》一文中，将自己为腾讯进行文化诊断，并定下“科技向善”的过程详细写了出来。“腾讯虽然没有遇到严重的危机，但还是面临很多痛点。正是这些痛点，让这家企业下定决心推动文化和价值观的升级，树立一个正确的形象，而且要做到旗帜鲜明的倡导、旗帜鲜明的反对”。
那么，腾讯今天遇到了什么痛点？
首先是外界对于腾讯到底是一家什么性质的公司仍存在巨大的分歧。腾讯横跨传媒、社交、金融投资、游戏等各个业务，这是第一个层面，外界怎么看你。去年一篇《腾讯没有梦想》引起热议，认为“腾讯正在丧失产品能力和创业精神，变成一家投资公司”，其实是小看了腾讯内部变革的能力，但也确实反映出一部分人的质疑，腾讯真如陈春花所说，本质是“一家技术公司，而不是游戏公司、金融公司或社交公司”吗？
第二个层面就是你想成为什么样的公司？即企业最终追求的是什么。马化腾在这次发布企业使命与愿景迭代的内部邮件中表示，“科技是一种能力，向善是一种选择。我们选择科技向善，不仅意味着要坚定不移地提升我们的科技能力，为用户提供更好的产品和服务、持续提升人们的生产效率和生活品质，还要有所不为、有所必为”。并认为腾讯正在从一家互联网公司蜕变为以互联网为基础的科技与文化公司。
那么，腾讯从“最受尊敬的互联网企业”向“科技向善”能解决以上两个问题吗？当公司发展到横跨数个领域，还能不能从“大”变“小”，变得那么面目清晰，重塑小公司的创业特性呢？
腾讯定下“最受尊敬的互联网企业”愿景的时代，是中国互联网公司从小到大，草莽发展的时代，要的是一个“江湖地位”；而向“科技向善”转变，则是一家大企业从自我满足到寻求社会的认同。
向善理应成为科技企业的“基础代码”。
腾讯的慢与快
客观地说，最近两年，尽管游戏、社交、投资仍在快速推进，但腾讯在逐步“慢”下来。慢下来的腾讯，做了很多与主业无关的事，特别是马化腾本人，对科学与技术的痴迷还是给外界带来了很多改变。
在过去，将“企业家”与“向善”组合时，会让人联想到捐款等较为直接的慈善形式。腾讯则希望通过更多的科技方式来实现“向善”，比如腾讯利用腾讯优图人脸识别技术，帮助1000多个家庭找到走失的家人；通过互联网平台推动“99公益日”；打造“会救命的AI”——“腾讯觅影”，利用人工智能对疾病风险进行更准确的识别和预测，帮助临床医生提升诊断准确率和效率；以及将连续举办七年的WE大会升级为“腾讯科学周”，关注未来如何用科技改变人类生活，探索关系人类命运的重要科学问题，推出“科学探索奖”等等，腾讯将“企业家”与“向善”的连接变得更加有韧性。
腾讯升级企业文化，希望用“科技向善”的文化来平衡企业快速逐利的冲动，老实说，有点难，但这种选择却显得无比珍贵。
陈春花认为，科技企业的进取精神、自省精神，是人类文明快速进步的核心动力与健康发展的重要保障。这话有点大，可以预见的是，向善与收益并不矛盾，而且“好公司赚钱”的时代正在到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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