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戈恩事变:比基督山伯爵的逃亡戏更让人有想象的空间

戈恩在1999年,从雷诺的一名名不见经传的高官,空降到日产后,日本给了他太多的机会,让他充分施展了才华,获得了超乎想象的成就。

编者按:文章来自秦朔朋友圈,作者:chenyan5931,创业邦经授权转载。

每年12月30日前,日本各大媒体的十大国内新闻、十大国际新闻就基本上出齐了。

但刚刚过去的2019年,大不一样。

12月31日,真正的惊悚大戏拉开了帷幕。65岁的日产原董事长卡洛斯·戈恩逃到黎巴嫩的消息传出。

2018年11月19日,东京地方检察厅逮捕了戈恩,让这名在日本赫赫有名的大企业家、企业改革的旗手、日本对外开放的标杆型人物、让日产汽车公司从衰落再度走向辉煌的杰出商业领袖,一夜之间变成了损公肥私、奢华无度、心胸狭隘、极恶不赦的坏人。

日文中的“事变”一词往往指“世事变迁”,一些媒体称此变化为“戈恩事变”,秦朔朋友圈也曾发表过相关文稿(《戈恩事变,你不知道的残酷秘密》《戈恩事变(续):谁来出任雷诺-日产-三菱联盟的总裁?》)。

戈恩事变在31日这天有了一个新的变化:12月29日,戈恩从关西机场乘私人飞机飞往土耳其,在那里稍事休息后,接着继续前行,最终到了不能向日本引渡逃亡犯的黎巴嫩。

突发的戈恩事变如同一出交响乐,第一乐章刚刚结束后,有了一个短暂的小过门,紧接着要进入到第二乐章。

这个小过门来的过于突然,虽然短暂,但像大仲马《基督山伯爵》中的爱德蒙·唐泰斯越狱戏一样,是小说表现“悬念”“突发”的最精彩的部分。

读过小说的人都知道,唐泰斯遭到卑鄙小人和法官的陷害后被打入黑牢,越狱则改变人生,以后他化名基督山伯爵,并经过精心策划,报答了恩人,惩罚了仇人。

和中国坊间对戈恩事变作出的种种阴谋论分析不同,日本现在谈戈恩引用较多的是基督山伯爵。法国雷诺公司谋划的对日产的控制、美国抢夺汽车市场的阴谋等等,虽然在日本也偶尔有所风传,但并不是主流。

士可杀不可辱

把关于戈恩逃亡大戏的所有日本文章看了数遍以后,感觉日本法律漏洞百出,戈恩完全可以轻松逃走。

先说日本法院对戈恩行动的限制方式:只要没有了护照,人就不可能从日本出境。戈恩除了有两本法国护照外,还有巴西护照,并且还有黎巴嫩的居民证。

在国际社会,一个人有数本护照是非常普遍的事。比如华为的某位高管在加拿大被警方拘留后,日本媒体炒作该女士有两本以上的护照。我们只能说这是日本媒体无知,或者装作无知。商务人士出于商业上的需要,拿两本以上的护照,在国际社会本来是个很平常的事。

因为没有护照是不能从日本出境的,日本法院在戈恩的律师申请保释的时候,要求律师保管其法国及巴西护照。但戈恩此时已经是疑案的嫌犯,保释期间外出随时有可能被要求出示身份证明,日本法律规定外国人在日期间必须随时携带护照,否则可以以不携带有效证件为由逮捕外国人。

既然被保释了,戈恩也必须有本护照带在身上。法院特地做了一个透明的小箱子,将戈恩的护照装了进去,箱子是上锁的,拿这样的护照绝对不能出国。

事情看似已经解决。

后来黎巴嫩方面说,戈恩持法国发行的有效护照入境。这个应该是真实的,并非戈恩伪造了护照。

至于是如何从关西机场登上飞机的,这里日本方面只是说,从数据库里查阅不到相关的记录。但如果名人、巨贾豪商乘坐私人飞机时,机场通常也会提供一些便捷服务。戈恩是否利用了这个便捷服务的渠道,化妆出逃,现在没有足够的信息披露,给人留下了日本政府放水,故意让戈恩逃跑的想象空间。

日本是个电子产业大国,生产带GPS手铐或者脚铐的能力应该是有的,至少日本法院收了戈恩个人15亿日元(约1亿人民币)的保释金,拿出几百元钱去中国义乌定制一套这样的手铐或者脚铐的费用还是有的,但日本没有这么做,这有日本不做的原因。

笔者认为,日本依旧保持着“士可杀不可辱”的传统。比如去明治维新的发源地之一的山口县萩市,看江户幕府囚禁维新方面的重要启蒙家吉田松阴的房子时,能看到囚禁只是规定吉田需要在自家“谨慎”(闭门不出),并没有将其打入牢狱,也没有重兵看守。等到判决的时候,只是传吉田到江户,在那里将其斩首。

以江户幕府当时的乱局,信息的不畅,吉田随时可以逃亡到任何地方,幕府也可以用管理流氓、盗贼的方式,将吉田投入大牢严格看管起来。但彼此都没有这么做。打入大牢、戴上木枷,或者用现代的手法,给疑犯戴上GPS手铐,这是对“士”(武士,或者著名企业家、名人)的一种侮辱。

问题在于,日本在本国实施的“士可杀不可辱”,对于一个外国人,尤其对戈恩这样的貌似伟大,实为小人的疑犯到底有多少用?事实证明,这次彻底失去了作用,让戈恩轻松逃走。

那么,现在在日本,给疑犯、保释在外的人戴GPS手铐的呼声是不是很大呢?电子企业开始大量制作相关刑具了吗?笔者依旧没有听到太多的呼声。作为一名东方人,此时对加拿大政府给一些外国人戴上相关手铐的做法,感觉是一种对人权的极度蔑视,让人气愤。

戈恩遭日、法、美,各国痛恨

戈恩每年的收入过十亿(日元),换算成人民币在6000万元以上,此外按日本媒体的报道,戈恩还有很多巨额收入未报税,所以钱对他来说,真的不是问题。

戈恩犯事后,聘用了日本最好的律师为其做无罪辩护。他用的律师大都是相当于中国反贪局的特别搜查部的前检察官,这些律师对日本检察制度烂熟于心,只要能找出一点破绽,就能让检察厅对戈恩的起诉难以成立。

打倒戈恩,需要媒体的全面支持,需要媒体将戈恩描绘成极为贪腐、无恶不作的人。当然日本媒体愿意和国家配合,他们在2018年11月以前,拿日产的广告,说日产如何如何伟大,日产董事长戈恩又是如何的光明磊落;但等到检察厅逮捕戈恩后,他们又翻脸就把戈恩描绘成一个极度贪婪、任人唯亲、虚荣无能的人,似乎之前将近二十年的歌功颂德,就根本没有存在过。

如果日本一国这么做也就算了,法国、美国的媒体同样视戈恩为仇敌。这就可以做很多想象和解读了。

从日本方面看,戈恩构想的汽车集团,并不为日本政府所青睐的。戈恩想过让雷诺、日产,与三菱汽车,一起拼凑出一个有千万台产销量的汽车集团。这个汽车集团首先将在日本挑战丰田的千万台产销量的权威地位,同时在未来觊觎德国大众集团的地位,想建立世界鼎足之势。

日本已经有丰田,再多一个隶属于雷诺的日产集团,对日本来说没有得到更多的好处。而雷诺向日产出资43%,派人任日产的董事长,对日产保有决定权;日产向雷诺出资15%,没有决定权,这些是日本政府所不愿意看到的。

日产向三菱汽车出资34%,能决定三菱的一切事务。虽说是日产对三菱也出资,但毕竟日产如同嫁出去的女儿,早已经是雷诺的人。戈恩一人做雷诺的总经理,同时兼任日产董事长、三菱汽车董事长,这不是日本政府希望看到的结果。

整掉戈恩,打散雷诺-日产-三菱汽车联盟,该是很多官员的一致愿望。

问题解决起来并不是很难。只要戈恩这棵大树倒了,基本上雷诺联盟也就崩溃了。

至于戈恩是否有一笔数目巨大的收入未报税,收入是否已经进入到了戈恩名下,戈恩是否有损公肥私的臭事,这些媒体都能够去挖,反正普通读者不可能去日产查账,媒体也并没有去调阅相关的账目,就算他们能看账,估计也看不懂。

戈恩有五十亿日元的费用将在其退休后从日产那里支取,民众只要一听到过亿,便立即会启动一种仇富心理,戈恩的名声自然也就坏下去了。当然媒体也会说,戈恩一直在做无罪辩争,不承认自己违反了法律。但没有人会把这些话当真。媒体就直接给人定罪了。

法国对戈恩也一直不满。尽管戈恩让日产向雷诺输送了足够的利益,但日产依旧不是法国企业,雷诺对日产的管控,逐渐变成了戈恩对日产的统治,法国政府的意志没有很好地贯彻下去,至少在戈恩光芒万丈的时候,雷诺、法国什么也说不上,水都泼不进。

如果没有了戈恩,法国也许能更严密地控制日产。借戈恩租用凡尔赛宫办婚事一事,法国开始调查戈恩,把戈恩搞下去也是法国的真实意愿。

美国不愿意看到大众、丰田之后,再出一个千万台的汽车产销企业。新联盟的出现将更大地动摇美国汽车产业,让美国无地自容。

日本坊间传说着种种美国政府对戈恩使暗拌的事,要戈恩赶紧滚蛋,为媒体提供口实,彻底毁损戈恩形象等等,给人的想象空间很大,不少日本读者信以为真。

普通人能有这些想象,旋涡中的戈恩何以按兵不动?所以,逃跑应该是戈恩的唯一选择。

不可能上演的复仇戏

戈恩在1999年,从雷诺的一名名不见经传的高官,空降到日产后,日本给了他太多的机会,让他充分施展了才华,获得了超乎想象的成就。

三年后,日产已经盈亏平衡,之后便是高歌猛进般地发展了起来。日本太多的人从日产的复苏上看到了希望,相信日本也终将能够再度振兴起来。

在日产获得了巨大成就的同时,戈恩也成为日本国家的喉舌:日本是那么的开放,给外国人巨大的机会,外国企业同样能获得日本本土企业的合作,在日本、在世界取得巨大成绩。戈恩是这么介绍日本的,也给了很多人在日本能够获得成功的想象。

2018年11月,东京地方检察厅在羽田机场逮捕戈恩后,转眼戈恩成了批评日本的急先锋。和欧美国家相比,超乎想象的长期羁押,让人不知道日本检察厅、法院是怎么想的。只要检察厅拘留了某人,顿时这个人就成了罪人,有罪推定是日本与欧美国家最大的不同。

至于检察厅掌握的那些证据、日产公司公布的戈恩中饱私囊的事例,真真假假,日本媒体只相信是真的,不认为存在任何虚假。戈恩对日本司法制度的批评,也主要集中在了这里。

日本司法部门当然要追捕戈恩,在世界范围内通缉。戈恩想去法国、美国那是很难的一件事,想到日本申诉更没有门路。戈恩只能待在自己小时候生活过的黎巴嫩,在这里依旧做民众心目中的英雄。

现在的黎巴嫩有些像1999年的日产:内部各种派阀争论不休,经济发展走入瓶颈期,精英出走他国,民众期待英雄出世。曾经拯救过日产的戈恩,如果没有逃跑一说的话,有足够的空间去竞选总统,在政治上斩获新的桂冠。但现在毕竟是日本政府通缉的犯人,在政治上要迈出的新的一步,似乎没有实现的可能了。至于对日本复仇,戈恩只能在嘴上说说而已,今后不会有什么人肯听肯信。

法国小说家大仲马在1870年离世,现在这部《基督山伯爵》又成为人们关注的中心。也许拍摄《阿甘正传》的罗伯特·泽米吉斯等等电影导演,会对戈恩的故事感兴趣,有一天会拍出一部惊悚逃亡电影来。

能想象得出,电影里的日本官员各个矮小、丑陋,实际上个头很小的戈恩,这时会变身为身材高大、排除万难的孤胆英雄。

不过这些也只是想象而已,其实戈恩事变在戈恩这个主人公逃跑后,就开始画上了一个大大的句号:今后没有什么人会再去关心戈恩,关心日本政府是否放水那些破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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