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文章来自华商韬略，作 者丨安小曼，创业邦经授权转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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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我们打胜这一仗，别忘记，天晴后好好修一修屋顶。

建筑史上的奇迹

2003年4月29日晚7点40分，汽车疾驰在北京西三环主路上，奔向位于北京城正北35公里处的昌平小汤山镇。

两个小时前，正在国防大学进修深造的白求恩军医学院院长张雁灵还在为论文准备资料。突然响起的电话，让他顿时坐立难安，总后勤部发出指示：

令其做好临时“非典”医院院长的上任准备。

那是从2002年11月16日第一例“非典”患者确诊五个月后，中国人民的“抗非战役”到了必须决胜的关头。

张雁灵接到任命的二十多天前，4月3日，时任卫生部部长的张文康还笑着说，来北京旅游很安全，不戴口罩都可以。他说：

疫情已经得到有效控制。

半个月后，温家宝总理正式警告地方官员，瞒报少报疫情将面临严厉处分。

4月20日，中国政府召开记者会，宣布北京的疫情从原先的37例，暴增至339例。

也是在那一天，说“疫情已经得到有效控制”的时任卫生部部长张文康，以及时任北京市市长孟学农被免职。新上任的卫生部常务副部长高强承认：

北京疫情已经十分严重。

严重到什么程度呢？2003年4月中旬，北京的“非典”疫情近乎一夜间就进入了高发期，医院病床缺口1500张，许多确诊的“非典”病人只能滞留在门诊室。张雁灵说：

病人已经多到了没有地方容纳的地步。

4月23日，建院85年的北京大学人民医院历史上第一次关门停诊。此时，在它的正北方向34公里处的小汤山“非典”医院规划已经敲定：

那是一场众人倾尽全力的紧急开建，“非典”医院规划一下发随即便是4000名，最多时达7000多名建设者，每班干16小时，24小时不舍分秒的苦战。

与此同时，军委急令飞向军队，要求所有被抽调的人员分三批分别在指定时间内到达小汤山。首批人员务必于4月27日24点前抵达小汤山，总计1200人。除专业要求之外，电报只有四个字：

精兵强将。

抽调场景，撼动人心。全军将士闻令而动，各大军区、军兵种和武警部队的主要领导亲自动员部署，一道道命令火速传向全军各医院、院校……

请战书报名信来自四面八方，他们有的离开了怀孕的妻子，有的撇下了嗷嗷待哺的孩子，有的推迟了婚期，有的告别了正在患病的父母，有的离开了新婚的丈夫……共同奔赴这次没有硝烟的战争，尽自己的全部力量同“非典”血战到底。

临离开家的时候，许多人都写了遗书。后来，他们说：

就没打算活着回去。

4月29日，占地堪比三甲医院（占地面积122亩，建筑面积2.5万平方米，有1000张左右的病床）、防护等级以生化实验室（低级）为标准、规划设施完备的小汤山“非典”医院落成交付。

7天7夜，小汤山“非典”医院建成了。

这在北京建工企业历史上从未有过，在世界建筑史上闻所未闻。

当天夜晚，小汤山疗养院大厅寂静无声。先期到达的北京、沈阳以及济南军区等7支医疗队伍共计339名医护人员正默默等候。

他们仿佛很清楚等待自己的将是什么，又不十分清楚。

次日上午10时，新闻发布会上，北京市领导面对记者们和镜头外无数双关注的眼睛，讲起了这所被喊得发烫的“小汤山医院”。

建成之后的医院分为“非典”病人、疑似“非典”病人两个治疗区域。每间病房大约15平方米，均设有卫生间及洗浴系统，除必备的电灯、呼叫器、氧气，还有电话、电视、空调的插头。治疗区内设有医护人员专用通道，将医护人员与患者彻底隔离。

在小汤山医院“抗非典”一线，汇集了全军1383名“精兵悍将”，其专业涵盖了传染、呼吸、放射、麻醉、实验、护理等三十多个学科的专业人员。其中，博士后51人，硕士166人，副教授以上职称110人，加上中级职称以上达70%。

从接到电话，到走进小汤山，短短两个小时内，张雁灵完成了交接工作、接受命令、首长谈话、报到上任的全过程。

截至此刻，全北京市累计收治“非典”病例2705人，其中确诊病例1347人，疑似病例1358人，死亡66人。

连夜召开的小汤山“非典”医院第一次会议上，张雁灵说，在接到电话通知后的24个小时内，他一直在考虑三种可能性：

一是没有完成任务，只能带着耻辱走出去。二是发生大范围感染，都死在小汤山。

最后一种是，病人有效救治，医护人员“零感染”。

“非典”败于小汤山

小汤山医院一建成，立即成为世界瞩目的焦点。

谣言四起。有的说，北京建了一个“非典”集中营，把患者像犯人一样交由解放军看管起来；还有的说，小汤山医院拒绝接受媒体采访，因为那里是与世隔绝的病人监狱。

5月1日晚上11点，指挥部一声令下，蓝光飞旋的救护车从小汤山“非典”医院驶出，刺耳的警报声划破寂静的夜空。

原本计划中第一批到小汤山治疗的156名患者中，只来了134名。他们大部分不想来，有的即使来了也不肯下车。一位中年女患者下了救护车就靠在墙上哭，一边哭一边恐惧地问：

这里是不是“死亡集中营”？你们是不是拿我们做实验？

其他大多数患者的恐惧也是相似的：这是医院吗？这是正规治疗吗？你们能治好我们的病吗？为什么把我们弄到荒郊野外？后来，事实和时间告诉他们：

小汤山成了北京乃至中国抗击“非典”的前沿阵地。

在后来的20天时间里，小汤山“非典”医院收治了四批次共计680名患者，是当时全国“非典”患者总数的七分之一。

那批患者中，年龄最大的79岁，最小的只有13岁，其中合并肺结核、呼吸衰竭、高血压等并发症的151例，高烧38℃以上的390例，92%的患者两肺有大片阴影。

那时有外媒说：小汤山“非典”医院是中国的SARS病毒库，说不定哪天会突然爆炸。

小汤山医院内各科室主任向院长立下了军令状：

保证对病人像自己的亲人，实现病人的零投诉；保证不让一个医务人员受感染！

对于小汤山的医护人员来说，最危险的战斗常发生在重症监护室（ICU）中。那里面的8名军医和26名护士，要一天24小时对患者进行“零距离”抢救和护理。面对两小时内心脏数次停止跳动的患者，他们冒着被感染的危险，反复对其实施心脏按压。

对每名患者而言，平均每天都要输七八瓶液体。对于每位奋斗在一线的护理人员而言，发药、抽血、打针、整理病历、做患者思想工作等，每天上班的6个小时内不能喝水、不上厕所。

5月初，北京气温开始升高，在不能饮水、连续作战的病房里，两天内晕倒了9名护士。有的医生、护士嘴唇起泡流血，口罩和嘴唇都粘在了一起，汗水湿透了3层防护服。

小汤山“非典”医院建成的半个月后，所有医护人员迎来了他们最难忘的一天。5月13日，小汤山医院送走了第一批康复的患者，这让所有人看到了胜利的希望。

6月5日，北京最后一处“非典”疫情工地解除隔离，三天后，北京首次迎来新增“非典”病例零记录。

2003年6月20日上午10点05分，小汤山“非典”医院的最后18名康复患者，沿着绿荫掩映、细石铺就的马路迈出了医院的大门。每一个康复者离开这里的时候，都会收到一张来自小汤山的贺卡：

走出小汤山，一切都平安！

这所记录了中国抗击“非典”攻坚战重要一役的医院，在高速运转了51天后，完成了它的历史使命。它实现了：

病人治愈率接近99%，1383名医护人员“零感染”。

自2002年11月16日广东佛山出现第一例“非典”病例，到2003年7月13日美国出现最后一例“非典”疑似病例后，全球范围内再没有发现新的病例。

“非典”，就像它突然而至一样，又突然消失了。

四年后，夕阳下，小汤山上疯长的杂草早已超过人头，当年的“非典”医院被彻底拆掉。大战后的荒蛮，平静如昨。

有人说，人类经过顽强的抵抗，终于战胜了病毒。

有人说，与其说人类战胜了它，不如说它放过了人类。

因为，有天它还会再来。

十七年后的火神山

“没想到小汤山医院的图纸还能再用一次，虽然我们不希望它再被使用。”小汤山医院的设计者黄锡璆说。

2020年1月24日，农历大年三十，中国人民的除夕夜。

在这个本该万家灯火下围炉团聚、促膝守岁的美好时刻，曾经的小汤山“战士”、南方医院千名医护人员却选择夜行出征，前往武汉支援抗击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疫情。他们签下了请战书：

若有战，召必回，战必胜！

除了南方医院，广东省人民医院、省第二人民医院、中山大学附属第一医院、中山大学孙逸仙纪念医院、中山大学附属第三医院、南方医科大学珠江医院 、广州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这七家医院，也组成了涉及呼吸科、感染性疾病科、医院感染管理科、重症医学科等科室的医疗队，将分为普通患者救治医疗队、危重症患者救治医疗队在湖北开展工作。

同时，这是武汉“小汤山”正式开工的第一个白昼。参照2003年“非典”期间的小汤山医院模式，武汉决定在蔡甸区建设专门医院，并将其正式命名为：

火神山医院。

和当年的小汤山“非典”医院一样，火神山医院预计建筑面积2.5万平方米，可容纳病床1000张左右。火神山医院将于2月3日前建成，由武汉建工集团等四家单位联合施工。

目前，各单位已调集2000名人员组成后备队伍：

可根据现场需要随时投入战斗。

1月23日晚上7点，空荡荡的汉口火车站正一遍遍播送着“封城”的1号通告。

三个小时后，在城市另一端的蔡甸区，上百台挖掘机、推土机等施工器械，开始通宵进行场平、回填等施工工作。

电力施工将与建筑施工同步展开。1月24日，医院整体供电设计图已初步明确，预计将于3日内完成电力基础施工。

电力部门计划为医院装设20台630千伏安箱变、4台500千伏安箱变以及4套环网箱等电力设备，铺设电力、电缆全长25公里。

到了下午，武汉上空飘起小雨，施工场地开始变得泥泞，体感温度只有几度的室外环境下，火神山医院施工处却仍是“热火朝天”。

截至除夕夜晚8点，火神山医院项目进场挖掘机95台、推土机33台、压路机5台、自卸车160台，160名管理人员和240名工人集结完毕，累计平整全部场地5万平方米：

相当于7个足球场大小。

内转土方15万立方米：

足以填满57个游泳池。

一座小土山已被铲平，碎石回填已于除夕夜完成。

事实上，除夕之夜驰援武汉的不仅有当年的“抗非战士”，解放军海、陆、空三军军医大学及各附属医院均已出动。

上海虹桥停机坪，海军军医大学的160余名医护人员，乘军用包机直飞武汉。

位于重庆的陆军军医大学（原第三军医大学）抽调150人组成两个组。西南医院和958医院组成重症组，大坪医院和新桥医院组成轻症组，均连夜奔赴武汉，抗击疫情。

1月25日，鼠年初一一大早，当年临危受命的小汤山医院院长、68岁的张雁灵和时任小汤山医院副院长邓传福、北京佑安医院感染管理专家李素英同赴武汉，指导武汉蔡甸火神山医院的建设工作。

当天，火神山医院已开始主体施工。整个施工期间，工程团队将实行24小时“三班倒”，春节期间昼夜施工，确保医院按时投入使用。高峰期将有1500名建设者和280套施工机械设备同时作战。

第一天进驻，大家伙儿的年夜饭是盒饭。

火神山建设的消息一经传出，全国人民看到了胜利的希望，紧接着又开始担忧起来。

下午3点半，武汉市防疫指挥部举行调度会，决定除武汉蔡甸火神山医院之外，再建一所“小汤山医院”，新增床位1300张，工期半个月，名为：

雷神山医院。

此前8个小时，距此176公里处的湖北省黄冈市的大别山区域医疗中心，出现了500余名施工人员、10余台工程机械车。据悉，此处将在48小时内改造成黄冈版“小汤山医院”，设立1000余张床位，预计1月27日投入使用。

“火雷二神”，总计新增病床约2300张。要知道，当年“闻非色变”时，小汤山也不过才增加了1000张病床。

十七年前，“非典”结束后，“如何应对突发性公共卫生事件，如何建立与完善包括应对SARS一类的传染性疾病的有效机制”等问题，得到了全国上下一致的高度重视。2004年5月，我国政府颁布了“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条例”。

然而，当十六年后新型冠状肺炎来临，我们还是乱了阵脚。

从小汤山到“二神山”，无一不证明：只要重视，我们就可以用全世界最快的速度创造“奇迹”。

当灾难来临，我们欣慰于自己能有这样的速度和品质。但我们更希望，十六年前的那份重视不只停留于非典结束时，也不是新冠肺炎袭来时，而是在：

任何时候。

既然我们多灾多难，就不应该总对灾难行“权宜之计”，而要长远考虑和准备。

比如，一个可能并不专业的建议和呼吁：每一座像北京、武汉这样的重要城市，都配备了足够现代化的体育、文化中心，甚至世界超级工程的场馆，那是否也能再建设一座足够支撑本城应对重大疫疾的“应急医疗中心”？

和各种先进的场馆、文化中心一样，先进的应急医疗基础设施，也是一座城市现代化与先进性的象征：要舍得为它花钱，长期为它投入，要把平时看不出作用和价值的它，也当成衡量我们进步的成果和标志。

这样的医疗中心，也许我们一辈子都不会迈入，但万一哪天人类与病毒擦肩，可以想起它、求助它、依赖它，甚至庆幸它的存在。它的存在，就像一座城市的前沿堡垒，万众民心的“定海神针”。

十七年前，“非典”败于小汤山。而今，新冠肺炎必败于“火雷二神山”。

当我们打胜这一仗，别忘记，天晴后好好修一修屋顶。

参考资料：

1.《非典十年回顾：患者哭问小汤山“是不是死亡集中营”》2013年 民生周刊

2.《身卧沙场唯点兵》郎森广

3.《武汉紧急建设“小汤山医院”，当年如何做到SARS治愈率99%、1383名医护零感染？》八点健闻

4.《重磅！原小汤山非典医院院长张雁灵 急赴武汉指导火神山医院建设》财联社

5.《武汉火神山医院除夕夜加紧建设》新华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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