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本文来源微信公众号秦朔朋友圈 ID：qspyq2015 ，作者秦朔。
托尔斯泰说：“幸福的家庭都是相似的，不幸的家庭各有各的不幸。”这话反过来说也成立，幸福是千姿百态的，不幸则有同样的因果。
没有谁愿意去读“不幸”这所“最好的大学”（别林斯基），但古希腊悲剧作家埃斯库罗斯说的也不错，“通过苦难而变得明智并非坏事”。
我在广州完整经历过2003年的SARS危机，今年春节则和亿万国人一起经历新冠肺炎危机。我不在武汉，不在湖北，体验当不及武汉人、湖北人之万一。好在社交媒体提供给我们一个同频共振的沟通平台，让我们看勇气和爱，看无助的苦，看最后一道防线的医护者拼尽全力的抵抗。我们悲伤，落泪，但并不屈服，也不能放弃思考。
众生畏果，菩萨畏因。我们盯的都是结果，但根本在于原因。
本来不必付出如此大代价的。整个社会福利的净损失难以估量。
2020年的开端，开得让人百感交集。
这一年，大概是上苍用来让我们记住的不忘年。
不忘公共健康
健康是人生的1，没了它，后面再多0都缺乏意义。这道理人人都懂。
从人均可预期寿命角度，中国的健康程度已有巨大提高，新中国成立之初为35岁，2018年为77岁。
而新冠肺炎给我们的启示是——
公共健康不是个体问题，是整体问题，是别人会传染你、你会传染别人的问题；
单从总人口的确诊率和死亡率看，并不高；但从阻断和防范要求看，一切都要让路，人人都要参与，波及面超级广；
中国2019年死亡人口为998万人，对这个数字14亿人并不恐慌。因为那是一个个单独个体的不幸。车照跑，市照开，社会和经济一如往常。
新冠肺炎的突发性、未知性、紧迫性和不确定性，导致它的可怕在于，你不知道它有多可怕。
这让我们如此之深地意识到：有着强大互动性的公共健康，是一切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前提，公共健康就是经济，就是社会，就是民生，攸关一切。
世界卫生组织列出的2019年全球健康十大威胁是：空气污染（全世界10个人有9个每天在呼吸受污染的空气，全球每年大约有700万人因和空气污染相关的疾病而死亡）、疫苗犹豫（在可获得疫苗接种的情况下对接种犹豫或拒绝）、非传染性疾病、流感大流行、脆弱和易受损的生存环境、抗生素耐药性、埃博拉等高威胁病原体、落后的基础医疗条件、登革热以及艾滋病病毒。
里面没有某种绝症或罕见病，都是带有公共性的问题。
所以对人类健康的真正威胁，乃是在人与环境、人与人的互动中，突然爆发了对社会公众健康有重大威胁和严重损害的疾病。
从全球来看，这样的威胁还不少。
居安思危。是不是可以说，公共健康领域要警钟长鸣，永远没有可以安枕无忧的盛世？！
不忘公共卫生
谈到公共健康，每个人会觉得和自己是有关系的；而谈到公共卫生，很多人会觉得，那是某些专业部门的工作。
在英文中，公共健康和公共卫生往往都用Public Health表示。
1920年，耶鲁大学公共卫生系创始人温斯洛在《公共卫生的处女地》一文中，给“公共卫生”下了这样的定义——
公共卫生，是全社会的公私机构、大小社群以及所有个人——通过有组织的努力与知情下的选择（informed choice）——来预防疾病、延长寿命并促进健康的科学与技术。
这些有组织的努力包括：改善环境卫生状况，控制传染病，教育公众保持个人卫生，组织医疗和护理服务提供早期诊断和治疗，发展有效的社会机制以保证每个人拥有足以维持其健康的生活水准，使得每个居民享有其健康和长寿权利。
细读100年前的定义，依然毫不过时。
1、公共卫生，人人有责，要全社会参与，个人卫生习惯也关乎公共安全；
2、预防很重要，“上工治未病”。早期很重要，越早越好。预防重于治疗，防微杜渐，早发现早隔离。危机管理其实是控制管理，就是当危机刚冒头就尽可能控制，不让其扩散，不让小危机变成大危机，同时通过科研，探索长效防治之道。
3、知情权非常重要。informed choice也可译为“有依据的选择”，“明智的选择”，前提都是要有充分的、基于事实的知情权。
有备才能无患。中国是世界工厂，此次医护物资如此缺乏，原因之一，还是防疫、防灾意识弱。
日本最近支援了中国不少口罩等医护用品，多是取自他们的防灾储备物资。日经新闻中文网最近有篇文章，讲东京著名的六本木新城，救灾物资储备仓库就有5处，都靠近车道附近。紧急用食品、饮用水等物资都按员工人数乘以3天（72小时原则）所需数量储备，还要多备10%，仓库里，救灾物资上分别标明哪些供员工使用，哪些供路人使用，准备得十分细致。救灾物资储备包括：急救药品、救助用器材、紧急用品、紧急用食品和紧急外携文件。
日本防灾更多是防地震和台风，但对我们防疫也有借鉴性，就是增强全民意识，宁可备而无患，并把防范意识行动化、机制化、日常化。
不忘实事求是
公共卫生题中应有之义的这三条，也是中国公共卫生领域所遵循的。请看《健康中国2030规划纲要》中的一些要点——
1、健康优先。把健康摆在优先发展的战略地位，全方位、全周期保障人民健康，推动人人参与、人人尽力、人人享有，共建共享、全民健康；
2、要坚持预防为主，推行健康文明的生活方式。强化早诊断、早治疗、早康复；
3、建设健康信息化服务体系，加强健康法治建设。
2016年，当时的国家卫生计生委主任表示，中国已建成全球最大的传染病疫情和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网络直报系统，疫情信息从基层发现到国家疾控中心接报，时间从5天缩短为4小时，织起了快速捕捉疫情的“天罗地网”，还具备在72小时内检测300余种病原体的能力。
客观地说，中国公共卫生系统近年在处置H5N1、H1N1、H7N7、中东呼吸综合征、埃博拉等一系列重特大传染病事件方面，做的是不错的。
但为什么这一次，掉链子了？媒体报道中比较一致的看法，原因主要有二：
一是医院最早发现问题时，无论是武汉市卫健委的专家组，还是国家卫健委的第一个专家组，在诊断标准上界定太苛刻，如要有华南海鲜市场接触史，要有发烧症状，要全基因组测序，三条标准都达到才能确诊。照此，被确诊的病例就很少，就很容易漏掉众多真实的病人，他们继续在社会上活动，病毒扩散。国家卫健委第二个专家组来过后，诊断标准发生变化，确诊数量就急剧增加了，但这时已经蔓延出去了很多。
第二个原因，是武汉和湖北在1月6日至10日、1月11日至17日分别召开了两会，自1月6日到17日的12天，在几次通报中，病例再无增加，且确诊病例从59例降至41例。在12月31日、1月3日、5日、11日的四则通报中，武汉市卫健委一直说“未发现明确的人传人证据，未发现医务人员感染”。这些通报导致社会缺乏警惕，疏于防护。
对第二个原因，武汉市卫健委从疑似病例样本检测流程角度做了解释，大意是从首诊医院到专家组会诊，从辖区疾控中心将样本转运到市疾控中心、再到省疾控中心进行核酸检测，需要2天时间，且1月16日之前湖北省没有试剂盒，还需要送到国家指定的检测机构进行病毒分离和核酸检测，结果返回约需要3—5天。但在公众看来，这种解释很苍白。
我的看法是，因为传染病是国家立法，卫健部门采取慎重态度可以理解。但也存在着一种可能性，就是把“政治正确”等同于“少出事”，于是将诊断标准弄的过严，这样确诊病例看起来就很少。到两会期间，甚至是“选择性忽视”。殊不知正确的政治，是要以实事求是为前提，以人民群众的安危为最高利益。
我从资料中看到国家卫生计生委的一份成绩报告，“统计数据显示，‘十二五’与‘十一五’期间突发公共卫生事件报告情况对比，事件数下降67.55%，病例数下降79.88%，死亡数下降38.51%。”当然，下降是好事，但如果客观是上升，而主观认为“下降才好，下降才正确”，这样弄出来的“下降”反而是坏事。
应该通过扎扎实实、系统全面的努力，去促成下降；但病毒是不会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如果它就是要来，这并不是卫健部门的责任，可是如果它已经爆发了，却要怀着侥幸心理，而不是高度重视，甚或进行数字调节，这就是问题，就要负责任了。
当然，新型传染疾病的诊断标准在哪里都是难题，卫健部门也怕弄错了，让社会虚惊一场。但新冠肺炎给我们的教训是：在问题的最初爆发地，宁可把新发病症的危害估计的高一些，胜过估计的低一些；特别是有明显人传染迹象时，更要高度警醒，立即进入战备状态，不放过任何蛛丝马迹。一个地方管的严，管的紧，管的住，本地管控成本会升高，但别的地方就安全了。如果一个地方管的松，管不住，全国各地“亡羊补牢”，管控成本会是一个地方的成百上千倍，极其高昂。
而从SARS到新冠肺炎，为什么钟南山院士总能纠正某些误判呢？上一次是中国疾控中心病毒预防控制所首席专家说“非典病原基本确定为衣原体”，“已经得到控制”，他说这一结论科学依据不足，因为抗衣原体药物完全无效。这一次，他说肯定有人传人现象，医务人员也感染了。钟南山何以纠偏？就是面对现实，实事求是，从一线临床工作者那里掌握真实情况。唯实而已。
在公共卫生领域，以人为本，实事求是，主动、透明、尽快、全面发布信息，这才是真正的政治正确，是对党和人民真正的忠诚。实事求是，应该成为一切部门的底线思维。
中国有发达的信息技术，但比信息技术更重要的是信息伦理。
不忘发展综合国力是硬道理
这次抗疫，举国之力，众志成城，但在很多地方，医疗基础条件的不足，医护物资的缺乏，可以说是普遍现象，有的地方甚至是匮乏，导致不能及时诊断，及时收治，造成严重影响。朋友圈有很多苦苦哀求的声音，斑斑血泪叫人痛让人泣。
这不单是中国的问题。现在全球个人防护装备市场都面临严重不足，尤其是口罩和呼吸器。但中国作为世界工厂和纺织业龙头，陷入口罩荒，还是让我们对中国制造多了一分担心。对制造业，需要多些透彻的了解和关心。
最近媒体很关注新冠肺炎核酸检测中的“假阴性”现象，权威专家指出，“并不是所有的病患都能检测出核酸阳性，对于真是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病人，也不过只有30%至50%的阳性率。”第一财经的调研显示，这是由于取样不规范和试剂检测能力等多方面因素导致的。
相比取样难而言，试剂的灵敏度是对检测能力更大的制约因素。“质量高的试剂一定是灵敏度高、且特异性强的，能很好地对‘灰区’做出处理，这是试剂的核心，是最基本的保证，可以削弱其他外部噪音，比如标本纯度不够的影响。如果试剂本身的质量就不过关，那么就会反过来放大外部噪音。”
可见医护物资、医疗用品，无论是数量还是质量，在这次压力测试下都暴露出了短板。
2019年中国的GDP总量接近100万亿人民币，相当于日本、德国、英国、法国的经济总量之和，但综合国力不只是GDP总量，是包括了经济、政治、军事、文化、科技、教育、人力资源等等的综合指标，不仅有硬实力，还有软实力，灵活弹性的应急能力，结构均衡的能力，人均享有的能力。
发展是硬道理，对我们这样的人口大国来说，哪一方面的发展都不能少。
不忘危机就在身边
1962年美苏之间爆发过一场重大危机，当时苏联秘密在古巴建立导弹基地，被美国U—2侦察机发现，双方在加勒比海地区尖锐对峙。这是人类历史上首次出现可能爆发热核大战的危机，后来在双方的理智下得以避免。
当时的美国国防部长麦克纳马拉说：“今后战略可能不复存在，取而代之的将是危机管理。”
有很多指标可以证明，人类走在繁荣进步之路上。与此同时，各种危机与人类也形影不离。危机会影响既定的战略，因此必须把危机管理纳入战略管理的范畴。
安不忘危。忘危必危。
社会遭遇的危机，很多都是全局性的，即每个公民都可能成为受害者，被挑战者。因此，应对危机需要社会参与，需要全民配合，需要人人行动。这是战胜危机的根本保证。
我们必须学会接受危机这一现实，但绝不动摇战胜危机的信心。
不忘同舟共济
在新冠肺炎中，我们已经看到了广泛的社会参与，个人与家庭自助，民间互助，企业捐助，政府公助。在一些小区，基层居委会、网格员日日核实情况，按预定订单，逐户送口罩上门，物业公司也调动资源，组织新鲜蔬菜，因为封闭和隔离需要，他们就把蔬菜静静地放在业主门前，再用信息一个个地通知！
我们也看到企业，无论是国企、民企还是外企，都积极行动起来。互联网公司、房地产公司这次解囊最多。这是继汶川地震后中国企业社会责任意识的又一次大爆发，当此时刻，无数企业都变身为社会企业——不是以股东利益最大化为目标，而是以社会可持续发展为前提！
这也是一次国际合作的交融。中国出了意外，不少国家伸出了援手。我们要更多记住他们的善意和善举。未来中国也要努力承担更多的国际社会责任。疾病无国界。
接下来的经济保卫战，依然需要同舟共济。特别是对中小民企。因为他们是由市场发工资的，市场结冰了，很多原来能保证的福祉就难以持续了。
在新冠肺炎的冲击与防治中，我们将重新认识国家、市场和社会的关系，也将努力构建一个更平衡、更协调、多元化、可信赖的社会生态。
不忘教训，也不忘希望
我的一位经济学家朋友，希望我发布这样的建议：在新冠病毒去世者超过1000人之日，作为国家灾难，政府机关下半旗，拉响警报，以示对逝者的哀悼，对患者的问侯，对医护及抗疫者的致敬，众志成城，永志不忘！
哨声也告诉我们，人民不会忘记，忘记，就意味着背叛。
我的另一位朋友在朋友圈发了一张君子兰的照片，写道：“这盆君子兰是三年前春节前夕买的，后来可能是水浇多了，叶子开始一片片蔫掉，一年多前加了些新土进去，放在窗台下任其自生自灭。今年的除夕，迎着朝阳再次绽放，叶子肥厚油绿，非常健康。自然界的万物生灵，都有极强的自我修复能力和顽强的生命力，在这个特别的新春佳节里，祝愿大家更加积极健康地生活，让我们的肌体和心理更加百毒不侵！”
生命很脆弱，生命很顽强，好好生活很值得！
我们中的绝大部分人都将安然无恙地走过这场危机，开始新的历程。但我们不会忘记这个过程中苦难的逝者，我们也将永远感恩那些勇敢的心。
而我们这个刚刚度过70岁生日的人民共和国，也一定能和人民一起，从这场苦难中，自我修复，自我超越，重现生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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