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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注定是一个不安稳的年份。
全球各地的黑天鹅频频起飞。不说苏莱曼尼被刺杀，戈恩逃跑，乌克兰客机被击落，科比坠机，澳洲森林大火，南亚大陆的蝗灾，英国脱欧……单只说对14亿中国人民而言，此次突然爆发的武汉疫情，不仅让庚子年春节没有了车水马龙的喧闹，而且还对我国的经济发展和人民生活，产生了巨大且难以估量的影响。
这就是黑天鹅，曾经离我们那么远，如今又是如此的近，并且让人猝不及防。
或许，我们需要思考，这些黑天鹅从哪来，又应该怎么应对？
神奇的黑天鹅事件
关于黑天鹅事件的来由，有这样一个说法。
偏居“世界岛”一隅的欧洲人经过上千年的观察，发现见到的天鹅都是白色的，因此所有人都认为，天鹅理所应当都是白的。直到1770年，詹姆斯·库克发现澳洲，探险者们一上岸竟然发现有黑天鹅。
这次发现，推翻了人们上千年来无数次观察总结出来的结论，对欧洲人的心理引起的震荡，可想而知。
后来，他们将“黑天鹅” 语义引申开去，使其成为一种事物的代名词，表示它出现几率很小，可是一旦出现，就会对现实产生巨大影响，同时推翻现成的理论。这个词，同时也反应了人类通过观察或经验获得的知识，具有严重的局限性和脆弱性。
237年后的2007年，黎巴嫩裔美国人纳西姆·尼古拉斯·塔勒布(NassimNicholas Taleb)借用“黑天鹅”这一语义，出版《黑天鹅：如何应对不可预知的未来》（以下简称《黑天鹅》）。这本书出版后，连续一年多都位列《纽约时报》畅销榜单，并成为全球现象级畅销书。
在这本书里，投身金融行业的塔勒布对美国次贷危机的爆发提出预警。
一年后的2008年，金融危机爆发，并迅速蔓延到全球各主要经济体。从此，“黑天鹅”一词，成为那些难以预测、又影响巨大的罕见事件的代名词。
塔勒布认为，真正对未来产生剧烈影响的，往往就是那些无法预料的、极端的事件，也就是黑天鹅事件。
比如，泰坦尼克号的船长说，“根据我所有的经验，我没有遇到任何值得一提的事故。我在整个海上生涯中只见过一次遇险的船只。我从未见过失事船只，从未处于失事的危险中，也从未陷入任何有可能演化为灾难的险境。”但泰坦尼克号于1912年沉没后，却成为了历史上被提及次数最多的沉船事故。
既然黑天鹅事件这么重要，那为什么人们是否把握黑天鹅呢？
答案是，不能。
塔勒布在《黑天鹅》这本书中揭示出人们认识世界的两种方式：一种是排除不正常现象，只关注正常现象；另一种是首先通过研究极端事件来了解普通事件。
所以他认为，人们总是善于从重复中去学习，却忽略了事物发展的不可预测性。
他在《黑天鹅》中写道：“不可重复的事件在发生之前是被忽视的，在发生之后则是一时被过度估计，某个黑天鹅事件再发生的概率已经降低了。我们从过去获得的知识实际上顶多是无关痛痒或者虚假的知识，甚至是危险的误导。”
塔勒布继续解答说，“错误地把对过去的一次天真观察，当成某种确定的东西或者代表未来的东西，是我们无法把握黑天鹅现象的唯一原因”。
纳西姆·尼古拉斯·塔勒布在书中还进一步定义，黑天鹅现象要同时满足三个条件：首先，它要有意外性，并且在发生这种事情之前没有任何前兆；其次，它要产生极端的影响，要能改写历史；最后，它要能够在事后可以被分析，可以让人们发现它的可预测性。
从这个角度来看，可以说在如今社会生活中，人们所接触到的一切，其实都是各种黑天鹅事件发生后所产生的巨变或飞越，无论是转基因食品的出现，还是线上购物的普及，因为“历史不会爬行，只会跳跃”。
其实，在自然科学的领域里，黑天鹅事件早就屡见不鲜。例如，500年前的哥伦布、麦哲伦掀起大航海时代，开辟了新航路，证明了“地球是圆的”，并开启了全球化时代；在1927年的量子力学领域，年仅26岁的沃纳·卡尔·海森堡提出不确定性原理（Uncertainty principle），5年后，此学说帮助海森堡获得诺贝尔物理学奖。
“黑天鹅”不仅在自然科学里比比皆是，在人文社会领域也一样。
比如，谁也不会料到，1914年6月28日，萨拉热窝的一个青年学生，会用一把勃朗宁M1910手枪点燃一场世界大战的导火索；按照塔勒布的说法，谁也不会想到，2001年9月11日，在平静繁荣的纽约市上空，会有两架民航飞机撞向世贸中心。
真正的风险在降临之前，往往听上去都像是天方夜谭，但一旦发生，却总能打得人们一个措手不及。
比如，2020年全球各地陆续起飞的黑天鹅事件。
如何应对黑天鹅事件
塔勒布把《黑天鹅》分为三个部分：第一部分向人们论证，世界充满着各种不确定性，并且世界是由这些极端、未知和非常不可能发生的事物所主导的；第二部分告诉我们发现不了黑天鹅的原因；第三部分则教育人们，如何在生活中去应用黑天鹅理论。
他认为，黑天鹅源于人类认知方式的局限性——人类更多地关注于正常现象，得出一般结论，并且自动屏蔽极端观点。
比如，大家在书本里所学到的大多数知识，以及对日常生活中事物的认知等等，都是将纷繁复杂的现实世界设置成各种概念，简化成特定的模型和结构。
虽然这些“分门别类”的工作有益于人们理解和把握世界，但当大家习以为常，视为理所应当的时候，就会自然地忽略不同范畴之间的模糊缓冲地带，从而导致问题的产生。
这就是塔勒布称为“柏拉图化”的现象——只关注于纯粹而有明确定义的“形式”而导致的错误。
而柏拉图式思维与混乱的现实交锋的爆炸性边界，就是黑天鹅诞生之地。
为了直观地表现“柏拉图的乌托邦世界”与现实世界的差别，塔勒布天才式地创造了两个词汇——平均斯坦与极端斯坦。
斯坦就是国度，认知世界的国度。
塔勒布在 《黑天鹅》中认为，平均斯坦一般是带有物理特性的，不会存在无限大或无限小的这些事物，如身高、体重、智商等等。在这个“国度”里，世界是高度稳定的，成员之间彼此相差不大，即便有极端的个例，对世界整体的影响也不会太大。在平均斯坦中，可以从局部推知整体，从一段时间推知长期，从已知推知未知。它的事件分布是呈“钟型曲线”分布的。
相对于平均斯坦来说，极端斯坦则是充满了随机性的现实世界，比如，自然，社会，科学，金融体系等数不胜数的事物都属于极端斯坦，现实世界中最重要的东西几乎都属于极端斯坦。只要没有取值范围的都可以归结于此，如人的财富、通货膨胀率、经济数据、地震造成的损失、单个作者图书销量，名人知名度，百度搜索量等等。
在极端斯坦中，世界构成极不稳定，成员们的差别极大，极少数的极端值、极端事件，对整体具有不成比例的巨大的影响，因此它的成员差距非常大。或许可以说，极端斯坦的游戏规，就是少数的赢家通吃。
简而言之，在平均斯坦，人们受到集体事件、常规事件、已知事件和已预测到的事件的统治；但是，在极端斯坦，人们受到单个事件、意外事件、未知事件和未预测到的事件的统治。
因此，塔勒布认为，由于平均斯坦条件下可以用钟形曲线描述，而极端斯坦则不能。所以在这本书最有价值的第15~17章，就是围绕钟形曲线展开的。
所谓钟形曲线又称正态曲线，按照传统理论，大多数人的特性均趋向于正态曲线的平均数，越靠两极的越少。然而，塔勒布推翻了这个假设，他观察了美国50年以来的金融交易数据后发现，这些年来一半以上的获利，都是10天的行情变动造就的。
换句话说，证券交易师们有49年零355天，基本上在白忙活。
塔勒布在书中写道：“我们在冒最大的风险，就是我们面对极端斯坦的问题，却“近似地”使用平均斯坦的方法去解决。”
所以塔勒布对现代金融中广泛使用高斯分布假设非常不满，他称钟型曲线为智力大骗局，因为描述高斯分布的钟形曲线，仅仅只能运用于平均斯坦。
但是现实世界不是平均斯坦，绝大部分处于极端斯坦。
在《黑天鹅》里还有一个“农场主理论”的例子。一群养在农场里的火鸡，如果每天11点的时候得到农场主的喂食，它们中的某一只科学家由此总结出了一个恒定的规律，农场的世界每天固定时间有大量食物从天而降。当他把这一守恒定律在感恩节这天作为火鸡世界的基础理论宣布时，灾难降临了，农场主在这一天不再喂食，而是把火鸡做成美食送上餐桌。
火鸡无法想像自己所处的宇宙会把自己送上餐桌，就如同刘慈欣《三体》中的地球人没有想到宇宙会二维化，毁灭性的黑天鹅产生了。
人们就如同那只火鸡，喜欢寻找规律。这是进化所致，因果律的存在可以帮助人减少不必要的损耗，可一旦形成惯性，在危机显现时，就越无法适应。
事实上， “黑天鹅”理论在哲学界并不新鲜。
至少从休谟开始，哲学家就表现出对“归纳法”和因果律的怀疑。
在休谟之前，英国的培根和法国的笛卡尔相继提出了归纳法和演绎法，德国的莱布尼茨，则将人类一切思维活动的根基确立在充分理由律上。
人们依据培根的归纳法，笛卡尔的演绎法和莱布尼茨的逻辑，在短短一百年的时间内创造了近代物理学、哲学。当时的欧洲，对理性，对人类未来走向光明的信心达到了巅峰。
然而，休谟这时在其著作《人性论》的一开篇就说道：
“那些最为世人称道，而且自命为高、达到精确和深刻推理地步的各家体系，它们的基础也是很脆弱的。”
在休谟看来，不论我们归纳多少次，实际上都不能得出一个可靠的结论来。他论述说，比如，当我们看到第一只天鹅是白的，我们不会认为所有天鹅都是白的；可是当我们看到一万只天鹅都是白的时候，就会归纳出所有天鹅都是白的。这就是休谟所怀疑的因果律。
这位肥胖的爱吃烤鸡的苏格兰哲学家还写道：“运用归纳法的正当性永远不可能从理性上被证明。要证明归纳法的正确性，必须要满足一个隐含假设，‘未来将和过去一样’，如果不满足这个连续性假设，任何从经验上归纳出来的道理，无论听上去再有道理都是不理性的。”
在他看来，即使我们看到一万只、一亿只、十亿只白色的天鹅，也不能证明天鹅就都是白色的。
在自然科学领域，提出不确定性原理并获得诺贝尔物理学奖的海森堡也说过：“在因果律的陈述中，‘若确切地知道现在，就能预见未来’，所得出的并不是结论，而是前提。我们不能知道现在的所有细节，是一种原则性的事情。”
这是与休谟跨越时空的回应。
所以，从本质上讲，归纳法是一种以偏概全的思维方法。
不过，让人欣慰的是，按照塔勒布的说法，虽然黑天鹅事件无法预测，但是却可以预防。在《黑天鹅》一书中，塔勒布提出了以下应对黑天鹅事件的方式：
第一，不要预测：能够预测出来的意外就不是意外，对于不可预测的事情做出错误的预测而采取错误的行动，只会犯下更大的错误。
第二，谨慎预防：必须谨慎地分析最极端的黑天鹅事件发生的破坏性，并做好最充分的预防。
第三，危中取机：黑天鹅事件是危机，但是也是最大的机会。
第四，保持充分的余地：凡事都要留有非常充分的余地，预防百年一遇或万年一遇的灾难性事件。
值得注意的是，由于黑天鹅事件充满了变数，它将会在什么时间、地点，以什么样的形态出现，这些因素都是不可预知的，所以它出现的几率不可以用简单的概率性数字评估。
这次忽然扑来的武汉疫情，截至到2月14日24点，全国确诊病例超过六万，死亡人数超过1300人，疑似病例超过一万。这场疫情的影响，对武汉人民、湖北人民，甚至中国人民，已经不亚于一场战争的烈度。不管是它的突发性，还是它的伤害性影响，远不是一个简单的概率性数字所能评估的。
而苏格拉底早就告诫过世人：“我们对风险唯一知道的，就是我们一无所知。”
附*《黑天鹅》读书笔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