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本文系创业邦专栏作者深响原创，作者张遥，编辑依民，转载请联系原作者。
核 心 要 点
地理环境的差异，是地球上各个大陆文明差异的关键所在。
文明进程的快慢，一定程度上源于智人迁徙所在地理位置的偶然。地理位置优越、先展开农业的文明，就拥有了掌握枪炮、病菌与钢铁的入场券。
欧亚大陆的病菌在大量消灭世界上其他许多地方的土著民族方面起了关键的作用。
正在全球范围蔓延的新冠疫情会带来什么影响？人类没有预知未来的能力，但可以从历史中寻找解谜的线索。
公元1532年11月，西班牙文盲弗朗西斯科·皮萨罗带着168人偷袭了驻扎有4万印加帝国军队的卡哈马卡城，屠杀了7000多名士兵，皇帝身边的高级领主和大臣悉数被杀，皇帝本人被俘。
阿塔瓦尔帕被俘后的第三年，皮萨罗建立了利马城，作为秘鲁的新首都。当这场征服完成之后，皮萨罗本人都对战争悬殊的人数感到惊讶。
枪炮、钢铁、马匹，这些都是皮萨罗征服庞大印加帝国的工具。但在另一条暗线上，另一件武器发挥了比前者更强的破坏力——瘟疫。
1526年，一场席卷全国的瘟疫夺去了印加帝国皇帝瓦伊纳·卡帕克的生命，随即又夺去了许多大臣和原定皇位继承人尼南·库尤奇的生命。剩下的皇位继承人华斯卡与他同父异母的弟弟阿塔瓦尔帕之间发生内战，印加军队四分五裂。这个时候，原本拥有2000万人口的印加帝国人口数已经骤减至600万人。
令这个庞大帝国急速衰败的病毒正是困扰欧亚大陆数百年之久的天花。如果说外来者的侵略是这个庞大帝国的最后落点，那么病菌就是使它陡然转衰的根源。
440年后的1972年，美国生物地理学家贾雷德·戴蒙德在新几内亚岛的热带沙滩上散步时，当地一位叫耶利的朋友提出一个问题，这个问题难住了他：“为什么你们白人制造了那么多的货物，并将它们运到新几内亚来，而我们黑人却几乎没有属于我们自己的货物呢？”
机械、钢铁、雨伞、服装，这些由外来者带来的东西一概被称为“货物”。耶利的问题其实是在说：为什么不同文明发展进程是不一致的？
二十五年后，戴蒙德找到了自己的答案，1997年他写出《枪炮、病菌与钢铁》。
在《枪炮、病菌与钢铁》一书中，结合对多个文明发展历程的考察，他从地理学视角出发，提出“地理环境的差异，是地球上各个大陆文明差异的关键所在“的观点。
地理环境的差异使得欧洲大陆首先发展出了枪炮和钢铁，并率先经历了病菌的洗礼。在这其中，病菌带给人类社会的影响或许比其余两者更为深远。在“从伊甸园到卡哈马卡”“粮食生产的出现和传播”“从粮食到枪炮、病菌和钢铁”三个部分中，他将文明的发展串联成一个长链条，从农业定居的肇起到工具的产生和“人群病”的演进，构成了一个文明观察的独特角度。
当前，世界正遭遇新冠疫情蔓延挑战，受此影响，美股出现史无前例的四天两次熔断，全球股市雪崩，恐慌情绪蔓延。这场已被WHO定义为全球大流行病的疫情究竟会对世界格局产生什么影响？我们究竟可以从灾难中看到什么？它是如何产生的？将给我们的文明带来什么？
戴蒙德的思考，或许可以成为解答以上疑问的另一参考维度。
环境决定文明
病菌何以成为影响人类文明进程的重要因子，还得从农业文明形成之前说起。
作为生物地理学家，作者戴蒙德的观点颇有环境决定论的倾向，他认为地理环境的差异，是地球上各个大陆文明差异的关键所在。
人类学研究推测，现代智人是在非洲的大草原上进化来，经过迁徙，先后来到了亚欧大陆，东南亚和澳大利亚，进入西伯利亚，经白令海峡达到美洲。而公元前11000年正是这样一个时间节点，智人刚刚来到美洲大陆定居下来，各个大陆上的民族几乎处在同一起跑线上。但是，其中一些地理环境比其他地方提供了更多起始资源和利于进化的条件。
玩过诸如《文明》系列电子游戏的人，对这一点可能深有体会：当玩家们打开一张巨幅地图，通常更倾向于从一个物产丰富，土地富饶或者有许多动植物可以驯养的地方开局——如果这片地区土地平坦，依山傍水就更好了。
现实世界里，地球大体上可以划分为四个区域：欧亚大陆、美洲大陆、非洲大陆和澳大利亚及太平洋地区。其中欧亚大陆面积最大，美洲次之，非洲再次之，澳大利亚最小。
当然古人不可能看到他们身后历史发展的规律，自然也无法随心所欲地挑选自己的开局位置。也就是说，文明进程的快慢，一定程度上源于智人迁徙所在地理位置的偶然。
在作者构建的文明链条里，一个关键拐点是定居农业的出现，农业的产生和传播对人类社会的发展起到决定性作用，而欧亚大陆在发展农业上有得天独厚的地理条件。
作者以位于西南亚的“新月沃地”为例，这里是地球上最早的粮食发源地之一。距今一万多年前，新月沃地的人开始驯化动植物——相比之下南美安第斯山脉地区晚了5000年。此外，地区之间物种的丰富程度也决定着可驯化物种的丰富程度。
因此，在农业产生的早期，人类社会就走上了分叉——新月沃地后来诞生了后来四大文明之一的“古巴比伦”。
农业开始在少部分地区首先出现的结果是，定居取代了游牧，定居下来的族群随着农业不断地发展，更加有可能扩大聚集，人口趋于稠密，进而形成复杂的社会形态，发展出文字、技术、政治、宗教，同时也更有可能发展出凶恶的病菌和战争中的强大武器。
也就是说，地理位置决定了农业文明发展进程，而巨大的时间差异决定了不同的族群发展出枪炮、病菌和钢铁的时间先后，进而决定了穷与富。
因此，“欧亚文明发展在很长一段时间高于其他地区”这个问题就在环境的要素上被解答了。
来自牲畜的致命礼物
在惯常认知中，一个民族征服另一个民族靠的是战争和武器，但事实上，看不见的病菌发挥了更为强大的影响力。
病菌对人类社会的巨大影响与农业文明息息相关。
进入定居农业阶段后，首先被人驯养的就是植物，制造出粮食。生产粮食是发展出枪炮、钢铁、文化、病菌等等之后一切要素的最开端——由于有更加稳定的食物来源，定居可以供养的人口比游牧时代多10到100倍。
被驯养的牲畜要满足性情温顺、劳力充足等等特点。作者列举了世界上符合以上要求的14种大型陆生食草动物，其中南美仅有一种，北美、澳大利亚非洲撒哈拉以内地区完全没有，亚欧大陆却独占13种，可供驯养的候选物种比例远远高于其他大陆——亚欧大陆在动物驯养这块的优势显然也被拿捏得死死的。
但凡事都有两面性，定居农业带来人类文明更加繁荣的同时，也带来风险：被驯化、圈养的动物们带来了疾病。
农业比狩猎采集的生活方式维持了高得多的人口密度，同时狩猎采集族群常变换营地，留下了一堆堆排泄物，上面聚集了大量病菌和寄生虫的幼虫。但农民是定居的，他们生活在自己排放出来的污水之中，从而为病菌从一个人的身体进入另一个人的饮用水源提供了捷径。
有些农业人口把自己的粪便收集起来，当作肥料撒到人们劳动的田里，从而使粪便中的病菌和寄生虫去感染新的受害者变得甚至更加容易。
病麻疹、肺结核、天花来自牛，流感来自猪和鸭，百日咳来自猪、狗，疟疾来自禽鸟，它们都是最先在亚欧大陆被驯养的，戴蒙德在”来自牲畜的致命礼物“一节首先介绍了一个患病农夫的古怪案例——他因为和自家的羊发生了关系而感染了怪病。
不过大多数人对他们驯养的动物并没有农夫这么强烈的爱意，多数感染可能来源于其他途径。
有独特地理优势的欧亚大陆衍生出繁荣的农业文明，也滋生了诸多病菌，这些病菌在随后的种群扩张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公元1000年，美洲新大陆上生活着至少2亿名印第安人，数量是同时期中国人的两倍，比全欧洲的人口还多。而在哥伦布于1492年踏上美洲大陆两个世纪后，印第安人口减少了95%。但杀死他们的并不主要是殖民者的刀剑和枪炮，而是病菌。
书中说道：印第安人在病床上死于欧亚大陆的病菌的，要比在战场上死于欧洲人的枪炮和刀剑下的多得多。这些病菌杀死了大多数印第安人和他们的领袖，消磨了幸存者的士气，从而削弱了对欧洲人的抵抗。
文章开头提到的殖民历史，也是病菌对人类文明影响的重要证明之一。
欧亚大陆的病菌在大量消灭世界上其他许多地方的土著民族方面起了关键的作用，这些民族包括太平洋诸岛居民、澳大利亚土著居民、非洲南部的科伊桑民族（霍屯督人和布须曼人）。这些以前没有接触过欧亚大陆病菌的民族的累计死亡率在50%和100%之间。
例如：
伊斯帕尼奥拉岛（海地）的印第安人口，从哥伦布于公元1492年到达时的800万左右减少到1535年的零。
麻疹于1875年随着一位访问澳大利亚归来的斐济酋长到达斐济，接着把当时仍然活着的所有斐济人杀死了四分之一（在这之前，大多数斐济人已在1791年死于随着第一批欧洲人的到来而开始的流行病）。
梅毒、淋病、肺结核和流行性感冒于1779年随库克船长到来，接着于1804年又发生了场斑疹伤寒大流行以及后来的许多“较小的”流行病，把夏威夷的人ロ从1779年的50万左右减少到1853年的84000人。这一年，天花终于来到了夏威夷，把剩下的人又杀死了1万左右。
不难看出，整个人类的发展史，其实也是一部病菌传播史。这是人类为解决温饱、发展文明而付出的代价。
而正在全球蔓延的新冠肺炎疫情显示，进入21世纪，这个从潘多拉盒子中释放的幽灵，依然困扰着人类，拥有影响人类文明进程的力量。
瘟疫，人类进步的代价？
人类究竟应该如何应对瘟疫？
我们需要先理解病菌的生存机制。不得不承认，病毒的繁衍实际上和我们以及身边的其他动植物并没有什么不同，它们一样为了生存，会选择更适合繁衍的生活条件。只不过它们的宿主正是我们的身体。病原体在我们的身体里安家、演化，通过窃取人体的营养生存，相应的当人体死亡时，病菌也将命不久矣。
所以从病毒的角度来说，它们不是一开始就想要致人类于死地，摆在它们面前的只有两条路——像许多有益菌一样和宿主一起相安无事地活下去，或者在杀死宿主后能迅速找到下一个目标。
引发人类恐慌、厌恶的病毒正是后者。
一个宿主吃掉带有病毒的宿主，待着不动就是病毒传播最简单的方式。作者总结流行病有几个共同的特点：
首先，它们从一个受感染的人迅速而高效地传给近旁健康的人，结果使整个人口在很短时间内受到感染。
其次，它们都是“急性”病：在很短时间内，你要么死掉，要么完全康复。
第三，我们当中的确获得康复的那些幸运的人产生了抗体，使我们在很长时间内，也可能是一辈子不用担心这种病会复发。
最后，这些病往往只在人类中传播。
这四个特点结合起来往往造成了某种疾病的流行。而为了应对这些疾病，人们一方面通过身体的演化获得免疫力，同时也在每一次灾难后积累医疗知识。
于是，更多的牲畜养殖带来更丰富的传染病，而面对越多传染病的族群也就能获得更多在疾病面前生存的能力。
牲畜驯化和对牲畜的亲近喜爱，以及定居农业的出现，是大多数传染病得以开始向人类传播的最直接原因。牲畜驯化让人们有了更多的时间和机会和牲畜接触，牧人和农民们长期和牲畜以及各种它们的分泌排泄物接触，也就远远比狩猎采集四处游荡的人更容易受到感染。随后，世界贸易路线又将欧洲亚洲北非连成一个巨大的病毒场。
这就是我们今天面对的这个巨大病毒场的雏形。
今天，世界人口流动速度前所未有的快，文明迅速融合，这也为病毒传播提供了便利条件。新冠肺炎疫情的蔓延显示出，面对这个古老的挑战，人类依然脆弱。悲观一点说，瘟疫似乎是人类追求进步、改造自然所必须付出的代价。
灾难中，逝去的生命永远无法被简略为一个个数字，因为抛开分析病毒和社会的工具理性，人性才是生而为人类最珍贵的东西。
当现代社会城市聚集度越来越高，发生传染性疾病的可能就会更高——当然，在应对灾难后，人类也会获得更丰富的教训。
如今，文明之间的界限或许已不那么分明，但差距依然显而易见，当现实里日渐发达的交通网和互联网铺展开触角，整个世界都会汇合成一个密集的聚落，这其中的挑战就近在眼前。正在蔓延的新冠肺炎疫情或许就会成为文明格局演变的关键催化剂。
愿世界和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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