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本文转自创业邦专栏作者田轩的田字格，作者田轩，转载请联系原作者。
今年1月以来，新冠病毒疫情在全球肆虐。据世界卫生组织通报，截至北京时间25日，疫情已扩散至196个国家和地区。根据美国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实时统计数据，截至北京时间3月27日早5时37分，全球新冠肺炎确诊病例累计超过52万，累计死亡超2.3万例。
其中，美国疫情持续严峻，目前已成为全球确诊人数最多的国家；意大利死亡率居高不下；西班牙死亡病例升至第二；多国继续加强限制出行、“封城”、“禁飞”等防范措施以应对疫情扩散。
纵观疫情在全球的发展，由于各国国情不同，社会体制、医疗体系、医疗资源多寡、人口结构、对于新冠疫情的重视程度等都有不同，这些都成为影响各国应对策略及抗疫形势发展变化的重要因素。从早期应对来看，大致分为以下六种防控模式：
1.中国模式：这个模式我们最熟悉：严防死守，全面停摆，对人员流动进行严格管制。整个社会付出巨大牺牲，取得巨大成效。现在，意大利、西班牙、伊朗、德国等也开始效仿中国模式。
2.新加坡模式：新加坡是海外首个对新冠病毒做出应对措施的国家。早在2020年1月3日，新加坡就已经开始采取防范措施，对来自武汉的游客进行体温检测。之后，新加坡采取了“追根溯源，详细披露”的防疫模式，追踪每一个新冠患者，及所有接触者，主要依靠自我隔离，重症进医院，尽量正常生活、工作。因为早发现、早决断、早公布，并且措施直击防护要点，新加坡已经取得“佛系”抗疫的阶段性成功。截止北京时间3月28日8时，新加坡冠肺炎确诊病例累计732例，累计死亡2人。更重要的是，新加坡是在生产生活几乎完全没有受到影响的情况下取得的成绩。但也有人认为新加坡模式只适应人口和地域较小的小国，和法制及社会管理体系、医疗制度高度发达的国家。
3.韩国模式：依赖简单逻辑，快速大面积免费检测，一旦是阳性，严格监控。韩国创造性地在全国范围推广“免下车”筛查法，减少人员感染风险（美、德等国都学习了这一方法）。截至3月19日零时，韩国已对30.7万人进行病毒检测，这意味着，韩国每170人中就有1人接受了检测。当然，韩国模式也取得了成效——在确诊人数过5000之后的3月1日前后，从每天的千人增加逐渐减少至百余名、几十名，疫情出现明显好转。截止3月20日24时，韩国新增病例连续4天低于100例，虽然在3月19日确诊人数破百（152例），但依旧是小幅的增长。所以，至少从政府公布的数据来看，韩国疫情的管理措施是得当的。
4.日本模式：不主张大面积检测，只有有症状者检测，高度依赖公民自律。截至北京时间3月28日8时，日本国内新冠肺炎确诊病例累计1507例，累计死亡51人。但国际社会也怀疑，日本因为之前执念于奥运会按期举办的缘故，没有放开检测，实际感染人口可能远远不止这个数字。总体来看，日本一系列防控策略的核心，是为了尽量避免造成医疗资源的耗竭与崩溃。面对疫情，日本政府层面的行动如同近30年的日本经济一样，缺乏爆发力。
5.英国模式：有限资源，不大面积检测，公开表明没有足够医疗资源，建议老年人限制自己行动，建立群体免疫，最终使病毒自我消亡。对于英国的这种模式，且不说伦理问题不可回避，单是造成的社会成本一定是非常巨大的，不排除出现大规模死亡人口的可能性。随着确诊人数的不断攀升，英国也在不断地修正自己的模式。当地时间3月20日，英国政府开始执行餐饮服务和娱乐场所全面关停禁令，代表着其对群体免疫方法的放弃。但是，由于政府的“慢半拍”反应，英国疫情已经错过控制的最佳时期，禁令之后的3天，英国确诊人数翻倍增长。截止北京时间3月28日8点，英国累积确诊病例13831例，累积死亡761例。其中，3月25日和27日，英国王储查尔斯王子和首相鲍里斯·约翰逊先后确诊感染新冠病毒。群体免疫耽搁了英国抗疫窗口期这一事实，确认无疑。
6.美国模式：通过政府和私人部门的合作，调动各类资源，依赖私有部门的创造性、政府的协调和资金能力，让民众自己决定自我限制的范围和方式，扩大检测，满足社会需要。美国模式是混合体，依赖国民的理性和发达的国家及其和基础设施等系统。但是，由于美国政府在疫情早期严重忽视病毒传播的速度和广度，反应迟缓，导致疫情大规模扩散，已经成为继欧洲之后下一个“震中”。截至北京时间3月28日8时，美国新冠肺炎确诊病例累计达101657例，为全球确诊人数最多的国家。死亡人数已达1581例。目前，美国也在部分效仿中国模式，对加州、纽约州等人口密集的地区采取“封州”措施。
以上模式，孰优孰劣，只有等待疫情得到全面控制，才能得出最后的答案。
2月17日，世卫组织总干事谭德赛在日内瓦表示，中国采取的策略是正确的，新加坡的也是。中国的抗疫模式的成绩显著，有目共睹——经过近两个月的艰苦努力，3月19日中国首次实现新增本土确诊病例和疑似病例零报告，取得了疫情防控阶段性的胜利。
但是，我们必须承认，成绩背后，是我们付出的巨大代价——一声令下，武汉封城，湖北封省，14亿人都宅在家里，把病毒“闷死”；短短十天，火神山、雷神山两座医院拔地而起，方舱医院迅速开设，救治病患；四万两千名全国各地的医护人员逆向而行，奔赴武汉、湖北，“誓死不退，永不屈服”……
总体来看，无论是“封村”、“封小区”还是“封城”，我国绝大部分地区都采用了一种近乎“休克疗法”的策略来应对新冠肺炎带来的公共健康危机。短期来看，特别是在疫情高发期，这样的做法无疑是十分有效的。但是，进入3月份以来，随着国内疫情已经出现明显好转，如果疫情之初那种“不计代价”的抗疫模式持续下去，将会对我国经济产生重大伤害。特别是，为了遏制疫情蔓延，中国经济已经付出了巨大的代价：
国家统计局3月16日公布的数据显示，今年1-2月份，疫情影响下中国消费、投资、工业生产均大幅收缩，多项指标降幅较大。1-2月份，我国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下降13.5%，服务业下降13%，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下降20.5%，固定资产投资下降24.5%。经济停摆的威力，对所有行业一视同仁。无论哪种企业，受疫情影响，利润都呈现出腰斩之势。
疫情已经对大多数行业都造成了明显冲击，特别是聚集性行业、高负债企业、民营中小微企业。更有部分企业已经面临现金流断裂的风险。更加值得关注的是，一些地方在执行纾困扶持政策时，层层甩锅或层层缩水、以文件落实文件，导致中央、地方各项经济扶持政策“看得见摸不着”，这对于重病之中的中小微企业来说，更是雪上加霜。
但是，即使如今我们已经进入全国本土零新增的“后疫情”时代，“休克疗法”却依然在一些城市和地区持续。部分地区的防疫措施甚至还在加码。更加遗憾的是，“宁可错杀一百，不可放过一个”的策略，依然没有能够实现对于境外输入型病例的有效控制。根据截止到3月26日24时的数据，自3月11日世卫组织宣布疫情已具有大流行特征以来的我国累积境外输入病例从85例增长到595例，增幅为600%。如此大幅度的增长，除了与当前中国境内外不同的防疫形式有关之外，也与目前我国针对归国人员的筛查、监督与隔离，仍然主要是依靠最传统和质朴的、依靠巨大人力、物力投入的“人工盯梢”方式有关。
一方面，投入巨大；另一方面，疏漏仍存。更重要的是，包括北京在内的国内大多数城市的实体经济产业、城市生活服务行业仍处于休眠、半休眠状态中，正常医疗机构的医疗服务无法恢复，大量感染新冠病毒以外病患的治疗无法实现，群众生活不便，很多中小微企业压力巨大、处在破产的边缘。
与此同时，由于新冠肺炎疫情在全球蔓延，伴随确诊人数上升的，是越来越真实的经济衰退和更生猛的失业人数。北京时间3月26日，美国公布了截至3月21日当周初请失业金人数，该数字达到328万，远超了1982年世界经济危机时的69.5万的历史最高纪录。
美国初请数据之所以重要，是因为它作为美国遭受新冠疫情冲击以来的首个重量级经济指标，可以直接反映美国实体经济的运行状况。在疫情冲击下，供给侧迅速冷却，停工停业明显，企业为了保证现金流，维持资产负债表稳定，必然想尽办法控制成本，裁员也就成为一个最自然的选择。也就是说，实体经济的快速恶化，会导致失业的飙升。而失业的快速增加，又将进一步冲击本就已经恶化的经济，形成一个负面加强封闭循环。
覆巢之下，焉有完卵。在全球经济高度一体化的今天，美国经济衰退的压力会直接传导给主要贸易伙伴。如果疫情在美国持续扩散，随着美国消费需求和企业产出大幅减少，经济衰退压力将传导到美国的主要贸易伙伴。中国、墨西哥、加拿大、日本、德国和韩国作为美国的主要贸易伙伴首当其冲。美国需求减少，进口增速放缓，主要贸易伙伴经济增长受到拖累，进而影响全球经济前景。
如今，疫情可能二次爆发的风险与已经造成的经济风暴双叠加，如何做好“新冠疫情”的中长期应对？这需要我们调整思路、科学应对。遵循“老黄历”的一味严防死守做法，不仅会将一个繁荣、充满活力的国家经济人为停滞，更会引发居民严重的心理问题，破坏社会的安定。
按照一些专家的观点，此次新冠疫情极有可能成为一个持续1-2年的中长期问题，甚至和人类长期共存。这是因为：
第一，新冠病毒的“源头”和造成主要伤害的“中间宿主”仍然没找到。病毒究竟是如何从蝙蝠跨越到人类身上我们还不清楚。
第二，有效的疫苗研制需要时间。虽然现在有些团队的疫苗已经进入到人体实验阶段，但由于后续还有大量工作要做，所以年底问世已经是最乐观的估计。
第三，新冠病毒传染性过高并且存在无症状感染者，高传染性使得其防范工作异常困难，这也决定了“严防死守”策略，要想长期维持必须要投入大量资源。
第四，疫情已经出现了全球性的爆发，而现在，不可能做到长期的“闭关锁国”，因此疫情的境外输入注定将会是一个长期存在的风险。
因此我认为，现在非常有必要对目前“严防死守”的防疫策略进行渐进性的调整。在疫情之初的“中国防疫模式”的基础上，我们应该借鉴新加坡等国的成功经验，逐步降低防控措施对于国家正常社会经济生活的影响，大力鼓励复工复产，尽快恢复正常的经济、生活活动秩序。
对此，我的具体建议是：
第一，对外要严防疫情输入，对内要科学分级、分类防控。该管的严管，该放的放开。对内，除少数疫情严重地区外，全面扩大复工复产范围，叫停一切“扩大化、一刀切”的防控办法。3月21日，在国务院联防联控机制举办的新闻发布会上，国家卫健委的最新判断是：目前全国绝大多数地区已是低风险地区。那么，对于低风险地区，应该主要从“官方强制防控”转变为“人民自主防疫”，取消不合理的人员流动限制，取消企业复工审批。同时，可以参考中国香港与韩国等地经验，更多地利用诸如GPS、无人机、机器人、大数据、人工智能技术等现代科技，来实现对高危人员的追踪、隔离和监督，减少人力消耗与类似活动对于社会正常生活的干扰。对于已经在使用中的居民有效数字通行证——健康码，要做到全国互认，不再设置障碍，不对低风险地区人员采取隔离措施，特别要防止对于湖北人和产品的歧视。
对外，要在人员跨境管制、货物流动、卫生检疫等方面加强防控，加强对入境人员的检测排查和隔离管理，加强对跨境行李、货物等物品的卫生检疫，严格闭环管理，如有违反，严肃法律追责。
第二，调整针对新冠病毒的检测与收治标准。发现和检测是疫情防控体系建设最核心的环节，没有有效的检测就无法进行有效的治疗和隔离；要紧紧抓住这一核心环节，完善整体上的系统建设。可以在日本与新加坡经验的基础上，调整针对新冠病毒的检测与收治标准，比如检视检测流程和试剂盒质量，以及减少“假阴”、“复阳”、“无症状感染者”等情况对社会公众造成的恐慌。
第三，加大针对新冠病毒的科普力度，鼓励真正的公共卫生专家出场，消除民众对于新冠病毒的误解，从而降低在可能的“二次爆发”中再次出现公众恐慌与混乱的几率。疫情爆发之初，我们发现，由于部分专家的判断和建议互相矛盾且并不准确，经媒体传播后，反而加重了公众的恐慌与混乱。在大众传播中，保证防疫知识科学、准确且与时俱进地进行更新与扩散，有助于促进经济社会发展尽早全面步入正常轨道。
第四，完善疫情监控，建立全面有效的病毒疫情抗衡体系、传染病上报及公布流程。对于此次新冠疫情的最初发现和报告，“吹哨人”得到了公众的高度关注。但是，单纯地依靠“吹哨人”，不符合科学执政的理念。科学成熟的做法应该是：建立全面有效的公共卫生监测保障体系，疫情的发现按照正规渠道高效通报并能得到快速的反应。
从目前的趋势来看，新冠病毒疫情将会成为一次持续相当长时间的公共健康威胁，疫情的应对工作也将维持相当长的一段时间。从经济社会健康发展的角度看，目前一味严防死守的策略不可能一直维持到疫情彻底结束。
因此，在结合过去教训和国际经验的基础上，随着疫情的发展，适当调整我们的疫情应对思路，具有相当的必要性。当疫情已经有所缓解，我们就应该实事求是，及时全面恢复社会生产，才能有力量持续反哺、支持这场预计将会是持久的疫情阻击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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