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本文来源创业邦专栏，作者秦朔。
就其波及的人口数和人类消耗的总时长来看，新冠病毒疫情已是21世纪最重大的全球事件，超过9.11，超过次贷危机，更远超SARS那样的“东亚茶杯里的风暴”。
每个人都被迫回应和思考。
你可以从自然灾害的角度，反思人与大自然的关系；也可以从治理的角度，比较国家的能力与社会的秩序。
你可以从国与国的互助与龃龉，预测国际供应链的变化；也可以从全球公共品的供给，判断未来是更加全球化还是更加部落化，以及全球领导力如何重新分布。
你可以反思人性与“后真相”，也可以看到同舟共济，看到勇气、拯救、自觉和曙光。
百年未遇之变局在每个人眼前展开，谁也不知道病毒明年会不会来。我们早已习惯了乐观的线性增长，顶多只是速度快慢的问题，而这一次，谁都不得不停下来——如果新冠常态化，怎么办？
这就是新冠病毒的“威力”所在。它触发的不是短期、片段、可有可无的思考，而是长期、整体、迫在眉睫的思考。人类要降服它，不仅靠科学，更靠思想。否则，即使它隐匿了，但它造成的思想病毒让国与国、人与人疏离对抗，分割撕裂，它也赢了。
我们习惯了经济优先，而新冠动摇了整个经济增长的基础，人和物的流动。
托马斯·弗里德曼说：“这将会是两个世界——新冠之前（Before Corona）的世界与新冠之后（After Corona）的世界。”
“我们下半辈子，大概会一直生活在这次疫情危机的延长线上了。”中国一家媒体的评论员这样感叹。
能不能真正穿越危机，取决于有没有新的、更健康的认知。
新冠病毒无处不在，社交媒体无时不在，两者结合，让中国人同时经历了“三大战役”：和病毒本身斗争；和国外的抗疫模式比照；和不同的立场战斗。围绕信息透明，围绕湖北人，围绕对外国人的隔离，围绕留学生，围绕防控措施和生活正常化，围绕发言人表态，争论一直延续，并随着疫情变化而更新。
你肯定会发现，和中美贸易摩擦时的情况类似，无数微信群因为观点不同吵得不可开交，最后绝交，退群，极化和污名化也比比皆是。
有网友说，过去的评论区有句被用烂的话，“我不同意你的观点，但誓死捍卫你说话的权利”。今天则变成，“我不同意你的观点，一定誓死举报你的账号，并保留人肉你全家的权力”。
当然，随着疫情减弱，有些争议会淡化。但有些争议也可能加强，比如中美之间，再小的问题也可能引起巨大的争议。从贸易摩擦到新冠疫情，无数人被裹挟于其中，不能自拔。
这两大事件，中国一开始都比较被动。
贸易摩擦始于2018年3月22日，美国宣布对大约500亿美元中国进口商品加征关税，3月23日A股重挫，3000只股票下跌。此后的拉锯式谈判，特朗普多次极限施压，中国团队韧性周旋，终在今年1月15日完成第一阶段经贸协议的签署。
这一次，武汉在1月暴发疫情，1月23日封城，形势极其严峻。通过举国努力，中国用40天左右控制了疫情。美国1月初已了解到病毒在武汉的传播，却因种种想当然和疏忽，一步步走进危机，从3月5日确诊病例破百，到11日破千，18日破万，27日破10万，4月4日破30万，加速暴发，并牵动金融、经济、就业、全球供应链等震荡。
如果说贸易摩擦“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新冠疫情则是一张考卷，虽然答题国各有各的国情、制度和文化，但从病毒对生命的伤害看，则是同一把尺子，可以量出很多距离。眼见拥有世界一流研究机构和医院、堪为医疗创新灯塔的美国，变成全球性流行病的中心，无数人都大跌眼镜。
而在中国舆论场上，近年来，受多种因素影响，怀疑美国、批判美国的声量越来越大，年轻人的比例尤其高。在网上的很多评论区，凡涉及中美话题，只要有谁为美国说话或批评阿中哥，就是不爱国，就是美分美狗。
在另一个方向上，不少知识分子在抨击时弊时，尽管话语空间日窄，依然常常援引美国的案例、宪制及背后的思维。
我们处在一个思想的关键时刻。问题的本质，是如何透彻理解中国道路和美国道路。这是一个“元问题”，无论谈经济、文化还是国家治理，谈到深处，都会指向这里。
一种流行的解释是“权力的转移”，美国世纪结束，中国时代开始，以美国为中心的全球化向着更加以中国为中心的全球化过渡。
另一种理解是“中国还要过大关”，无论是全面深化改革还是国家治理现代化，都是进行时，如果骄傲自满，也会摔跤。
在中美关系上，一种声音是“敌人正一天天烂下去”，另一种声音是：鉴于中美关系对双边和世界的重要性，尽管美国把中国当成战略对手，中国还是要尽最大可能，建设性地处理中美关系，并继续吸收包括美国在内的世界先进经验。
这些声音将长期并存，让时间检验。我所担心的是，如果口水之战越来越多由简单化、情绪化、妖魔化的声音主导，既无准确事实为依据，也无理智思考去过滤，则急躁与“不智”就会给未来增添更多不确定性。
近世以来，每一代中国人都无法逃避对传统的再认识和对中西的再比较。沉浸在弱国悲情时，恨不得把汉字都废掉。以意识形态为主导时，资本主义又成为一定要埋葬的对象。及至今日，我们的精神和认知理当更加自信、强健和开朗。可惜的是，舆论场的声音并不让人放心和乐观。
7年多前，我写过《重新想象中国：现代性与主体性的交融》，提出中国必须走现代化之路，也必须建构支撑现代化的现代性。与现代性相对立、相排斥的主体性，很容易走到唯我独尊的传统里。同时，中国现代性的塑造和中国的现代化道路，既是与世界现代化、现代性演进相联系的过程，也是从自身的精神资源中展开的“内源性生长”和“主体性建构”。不能体现出主体性的现代性，很容易走到鹦鹉学舌、机械照搬的路径上。
7年后的今天，我的观点依然未变。这篇文章会把最近的一些思考和大家分享，主要回答两个基本问题：怎么看待美国道路？怎么看待中国道路？
美国的历史相对很短，但美国精英将美国的根基上溯到《旧约》里的先知时代，历任总统也都按着《圣经》宣誓。
最近看美国保守主义思想家拉塞尔·柯克的《美国秩序的根基》，他认为，美国的持续强大，不是来自其丰富的自然资源、优越的地理环境、发达的教育和科技、强大的国防或高素质的民众，而是来自建立在正确原理之上的美国秩序。只要根基是正确而牢固的，秩序就是坚实而持久的，有了好的秩序，强大繁荣才可以持续。
拉塞尔·柯克提出，美国秩序源于对西方文明三千年历史的萃取，今天美国人体验到的秩序源自耶路撒冷、雅典、罗马和伦敦四座古老城市的经验。耶路撒冷启示了秩序的奥秘与原理，圣殿山上的神明才是美国秩序的首席作者；雅典贡献了艺术与科学；罗马贡献了政体与自然法；伦敦贡献了法治、市场、语言、习俗与盎格鲁传承。所有这一切，最后融汇到由清教徒肇始的美国秩序之中。
“宗教信念派生出有秩序的自由观；有秩序的自由观派生出自由市场和有限政府的制度安排；自由市场和有限政府的制度安排则为美国经济、社会和个人活力的发挥提供了尽可能多的保障。”拉塞尔·柯克这样总结美国的成功之道。
我在做美国商业文明历史的研究时，注意到这样三次航行：
第一次航行是1606年12月，英国一家商业冒险公司拿着英王的“特许状”，组织了三艘帆船和144个移民，航过大西洋，于第二年5月到达北美洲中部的一个沼泽地半岛，到达时只剩105人，赶上大旱，又死去一半，但终于在北美有了第一个成功的定居点，即詹姆斯顿，而此前的18个定居点均无法立足。
第二次航行是1620年的“五月花号”船。因靠岸时偏离了原定目的地，有人提出，既然已经不是原来协议的管辖范围，每个人可以自行其是。但经过辩论，人们在上岸前最终签署了一份公约，确立社会必须依法而治，大家要共同遵循自觉自愿订立的规则。
第三次航行是1630年的“阿尔贝拉号”船。约翰·温斯罗普在船上发布了一个布道词，提出“我们必须意识到我们将如山巅之城，全世界的目光都在注视着我们”，号召建立一个清教共同体。
从这些历史看，美国的立国之基是继承西方的文明传统，到新大陆自由拓荒，依法而治，担当使命。这也是美国软实力的缘起。
而今天美国的情况如何呢？可以看看几位学者的评论。
库特·坎贝尔（曾任美国东亚和太平洋事务助理国务卿）：
虽然当前最重要的是保证健康安全，但从长远看，疫情带来的地缘政治变化将对美国的全球地位产生深远的影响。世界秩序的变化一开始是逐步的量变，而后是突然的质变。在1956年，英国对苏伊士运河的拙劣干预不仅显示出其实力的衰弱，也标志其全球统治的终结。如今，美国的决策者也该明白，如果美国不采取积极的行动，新冠病毒的蔓延将成为美国的“苏伊士时刻”。
在过去70多年中，美国之所以能够成为全球领袖，不只是因为其财富和力量，也是由于美国对国内的治理能力、提供全球公共物品的意愿，和引领国际社会共同应对危机的能力。这场新冠疫情正检验着以上三个领导力因素，然而美国至今未能通过这次测验。
史蒂芬·沃尔特（哈佛大学肯尼迪政府学院教授）：
过去的25年里，美国在挥霍其宝贵声誉（负责任的领导和具有基本能力）方面可以拉出一长串的违章罚单：前总统比尔·克林顿对白宫实习生不负责任的调戏；小布什政府忽视了9·11之前的恐怖袭击警告；安然丑闻和麦道夫骗局；对2005年卡特里娜飓风和2017年玛丽亚飓风的笨拙反应；无力赢得或结束在阿富汗和伊拉克的战争，以及对利比亚、也门、叙利亚等地不明智的干预；2008年的华尔街危机；波音737MAX客机的空难；以及共和党的领导引起的“政府关门”，等等。紧接而来的是新冠疫情的暴发。
美国的全球领导力是怎样被挥霍掉的？问题的一部分来自于美国对其辉煌历史的傲慢。迄今为止，美国一直是现代世界中最幸运的国家，美国人甚至开始认为成功是他们与生俱来的权利，而非必须去争取、培育和保护的东西。如果这种趋势没有得到逆转，美国的全球影响力将会继续衰退。这并不是因为美国抛出“美国第一”的理念并有意选择脱离世界，而是因为全世界不会像以前那样认真地对待美国的理念或建议。
赫拉利（《人类简史》等作者）：
近些年来，美国已经辞去全球领导者的角色。现任美国政府取消了对世界卫生组织等国际组织的支持，并向世界清晰表明美国没有真正的朋友，只有利益。当新冠病毒疫情暴发时，美国隔岸观火，迄今未发挥任何领导作用。这种态度与《今日简史》中所描述的，美国在气候变化问题上的态度如出一辙。即使它最终试图充当领导者，鉴于公众对美国政府的信任已削弱到这般境地，估计没有几个国家会追随它的领导。美国留下的空白尚未被任何人填补。恰好相反，仇外心理、孤立主义和不信任是现在大多数国际体系的特征。
……
我之所以不主张把太多精力用于在社交媒体上声讨美国，是因为美国的问题，美国学者解剖得比我们深刻。与其口水横飞又似是而非，不如“以子之矛攻子之盾”，省下力气脚踏实地做好自己的事。
美国依然是世界最强大的国家，依然站在金融秩序、科学创新与教育的制高点上。这是由历史实践形成的。而实践是不断变化的。世界上并不存在一劳永逸的秩序。
美国的问题在于，当美国秩序的内在价值慢慢减弱，秩序红利还能吃多久？如同作为世界货币的美元，直到今天的确还没有真正的挑战者，但并不等于就是公平合理的安排，而且能一直延续。
美国的另一问题在于，当它承继西方三千年文明精华于一身，且历经奋斗终登世界霸主，坐了大半个世纪之后，美国模式至高无上的正当性已经成为它的潜意识和政治正确。因此，它很难承认“山外有山”。当一些人看到一个不一样的中国的崛起，就认为那一定是偷的，投机的，畸形的，不道德的，如果有好的地方，也是模仿的，抄袭的。不少美国媒体似乎比中国人更善于总结中国，只是基本上都从负面展开，这种总结的一个客观效果，就是在全球化经济的激烈竞赛中，对本该重视的加以轻视。
举一个最近的例子。因为疫情，中国的大中小学主要依靠在线上课。《纽约时报》选择的报道角度是“上不了网课的孩子：疫情暴露中国教育的数字鸿沟”。中国农村今年才全部脱贫，所以很容易理解有些孩子买不起智能手机，上不了网课。但反过来说，一个人均GDP尚不及全球平均水平（1.146万美元）的国家，每天有几千万人同时在上网课，这背后的技术支持和对人力资本的重视，在全球是罕见的。《纽约时报》这样的报道越多，中国在线教育的改进就越有动力，就会越来越好，而《纽约时报》除了强化历来如此的指责中国的快感，并不能帮到美国实实在在的进步于万一。
美国并不缺乏具有全球视野的有识之士和真知灼见。比如波士顿咨询公司最近发布报告指出，如果美国限制对华贸易将终结美国半导体行业的全球突出地位。核心理由是，如果禁止半导体公司向中国客户销售，美国公司可能会损失很大的全球市场份额和收入，收入下降，将不可避免地导致大幅削减研发投入和资本支出，破坏半导体行业的良性创新循环。短期看，韩国可能凭借其在存储器、显示器、成像和移动处理器等关键器件中的强大供应能力和扩产能力取代美国，成为全球领导者。中长期来看，中国可能会逐渐满足大部分国内所需半导体产品，半导体自给率达到85%以上，全球份额从3%增长到30%以上，从而取代美国成为全球领导者。
但在已经根深蒂固的意识形态框架下，这些声音往往被忽略，而某些政客和媒体在恶化中国形象方面更容易协同。他们的傲慢与偏见可能会赢得选民一时的掌声，但却阻住了对美国真正有益的路径选择。美国完全可以从中国这个全球最大规模、且未来规模将是美国的两到三倍的市场上获得更多利益，但因为对中国喝倒彩才是“正确”，所以根本不去思考，在封堵中国的同时美国也在剪掉自己飞翔的翅膀，而且只会加强中国的自尊和自强。
当然，过去四十多年主导中美关系的轴心并不是意识形态，而是基于世界和平与合作互利的理性现实主义。在双方越来越广泛和密切的交流融合中，合作还是主流。通过合作发现，意识形态的某些分歧并不会必然通向分离。事实上，人类社会在“二战”之后奠定的基本秩序，以及这些秩序背后的价值观，中国是接受者，也是受益者。就此而言，即使在价值主张以及社会、文化、教育等方面，中美之间也有很多共识和合作空间。无数在美国留学、工作、生活的华人，对此应该都有深刻理解。在当前，重温记忆中的那些良善和美好，会带给我们更多一些希望，而不只是悲观。
现在我们来看中国的道路。中国的成就无需多言，存在的问题也很多，中国的现代化复兴依然是行百里者半九十，机会与挑战并存。
中国有严格的舆论管控，很多地方的措施让人费解和失望，但这种表现并不是无法修正的。拿武汉疫情防控前期的信息披露来说，教训沉痛，但正如湖北省政协常委叶青在日记中所写的，“武汉抗疫，老百姓把官僚主义一步步逼到死角，对全国党政干部上了生动的一课”。官僚主义也是病毒，官僚主义和新冠病毒一样会杀死人，没有人敢为官僚主义辩护。比如青山区垃圾车运肉事件，下午5点群众举报，晚上处理干部，半夜宣布查处分管副区长，处理迅速，对官僚主义绝不姑息，比上党校更有效。
中国在疫情防控中的动态调整以及结果，证明了中国治理的可靠和有效，尽管还有不少教训和短板。但对西方特别是美国来说，要承认中国治理的有效性，是一个很大的认知挑战。由于改革开放之初，中国的确落后美国很多，也从对美开放中获益良多，所以在中国内部也有一种真诚的看法，凡是和美国走的近的国家都是比较富裕的国家，背离美国的都是日子不太好过的国家。
但事实上，一个国家的命运，从根本上是由内生因素决定的。从亚洲到非洲到美洲，很多国家对美国的开放比中国早的多，彻底的多，但真正实现了可持续发展的并不多。不是说美国害了它们，但至少可以说，它们没有胃口好好消化来自美国的食物。
我们需要从一个更大的视野来看中国。
近代以来，中国确实是后发的、追赶型的国家，但中国同时也是一个有着悠久传统的国家，在历史上达到过很高的文明水平并对东亚和欧洲产生过深刻影响。中国有高度的稳定性，背后有一整套的制度和文化支撑。中国有过诸子百家的思想解放，唐朝更有不仅引入外族人更收纳三千外国人做官的海纳百川，唐太宗曾写道：“自古皆贵中华，贱夷狄，而朕独爱之如一。”那真是一个“天生我材必有用”的时代。中国也有很发达的商品经济，在司马迁笔下就是“人各任其能，竭其力，以得所欲。……若水之趋下，日夜无休时，不召而自来，不求而民出之”。
近代中国为什么落后？因为专制与封闭相结合，再加上妄自尊大。乾隆皇帝那一句“天朝物产丰富，无所不有，原不藉外夷货物以通有无”就是傲慢的明证。因此，中国在一国之内无法激活近代意义上的工商业革命，生产力落伍，被动挨打，自以为是的超稳定结构也被打碎了。
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阿罗曾说，集体行为是必不可少的，而且有利于社会，但组织有着逐渐走向机械重复和墨守成规的趋势，这对组织运行和个人的自我发展都会造成危害。维持过去习以为常的行为规则看上去是一个便利简化之举，但这种僵化却妨碍了有关新生事物和非常态事件的信息传递。组织必须准备针对知识和需求的变化作出反应。中国的落后，在很大程度上就是国家这一超级组织墨守成规、禁锢了个人创造力的结果。
1978年之后，中国在独立和稳定的基础上发生的最大变化，就是在强烈的危机意识下（如“开除球籍”的警示），推动改革开放，激活亿万人民的积极性。中国的动态演进如大河奔涌，无数地方、企业、个人的创造力则如源源不断的溪流汇入大河，小溪不竭，大河水满。
有一句耳熟能详的话，就是“开放倒逼改革”。这是对的，组织变革往往都是被外力、危机、忧患意识所激发的。但更深一步思考，就会明白，首先，组织必须有一定的稳定性，不被开放冲垮，这需要治理方面的能力；其次，开放是一个全面的概念，不等于只是对美国开放（虽然这是非常重要的开放），还包括对内开放，对内开放的实质是激活，是计划体制向市场配置资源的方式的开放，是单一国有经济向民间个体的开放，是垂直控制体制向水平分权探索的开放。最终，中国既保持了稳定，同时在水平意义上又实现了巨大的流动和资源的再配置。
换言之，开放成就中国，这句话更完整的理解应该是——中国内部的治理稳定性加上激活、放活的效应（对内开放），创造出了一个有效的吸纳机制，使中国在对外开放过程中，对营养应收尽收，却较少消化不良。
所以开放倒逼改革，是有两重含义的：对外开放，拥抱世界潮流和国际规则；对内开放，激活自身，让十几亿人的国家本身就是一个开放大舞台，人民才是这个舞台上的真正主角。
简单举例说明对内开放的重要性。在传统计划体制下，1978年中国的市场主体仅49万户，2019年底则是1.2亿户。在传统人口管理体制下，1978年东莞户籍人口111万，外来人口几乎没有，2018年东莞户籍人口211万，和40年前比增加了100万，而非户籍的外来人口则高达623万。有的镇，外来人口甚至是本地人口的十倍以上。这种发生在水平意义上的、分布式的巨大流动，改善了资源配置，放射出万千活力。
从我长期的观察调研看，凡是能够比较好地显示中国制度有效性的方面和地方，其一般规律都是：能比较好地吸取市场、企业、百姓自下而上的意见，给予建设性的、灵活的响应。中国制度的有效性在于，它在全球化、改革开放、市场经济、多元化的环境中，对传统管控模式做了修正，并把这种修正变成新制度的基因。其核心就是尊重市场，尊重人民的权利，尊重更接近信息的主体的意见，尊重国际通用的营商准则。不是自上而下所以正确，是因为自下而上地汲取养分，更贴近市场和民间，因此正确。在这个伟大的创造过程中，中国人在很多方面，已经有了不少放之全球亦属突出的创新经验。人类在21世纪前后几十年的商业文明史，中国篇章可能是最为重要的部分。这种中国人民和中国企业的内源性成长，当然不是“跟美国学的”那么简单和轻飘飘。
改革未有穷期，中国仍需努力。但中国走过的道路，显示出了制度变迁的能动性、浮动性，以及自我调整的可能性。这是中国成就的一个关键。
今天如果问一个年轻人，你最崇拜哪个企业家？回答可能是，马云，马化腾，张一鸣。他们的成就，有明显的中国标识，并不是照抄照搬美国模式。
如果问，你最喜欢哪个城市？可能是上海，深圳，杭州，不一定是纽约，伦敦。
在有着如此长的历史和如此浩大的市场的中国大地上，因为对内开放的激活效应，高速发展了几十年，成为世界性的现象。
没有开放，就没有这一切。没有向西方开放，向美国开放，中国也不可能一开始就站在比较高的起点上，推动现代化的进程。历史不应忘记。
同时我们深刻地意识到，中国的发展有强大的内生驱动力。这和我们的传统有关，和文化有关，和规模有关，和追求现代化复兴的国家治理目标有关，更和亿万中国人的创造力热忱有关。也因为改革开放的成功，我们得以重新审视自己的历史，过去更多是去粗，现在更多是存精。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
中国的崛起，是一个和西方有关联、和美国有关联的经济体的崛起，但更是一个有着鲜明个性和价值的经济体的崛起，是为世界创造价值、为人民创造福祉的文明的崛起。
文明的演化不是只有一种路径。也许有人依然把中国成功的方面当成“按照西方模式定制”的成功，而把中国的不足当成“不遵循西方模式”的结果。可以理解这种恨铁不成钢的情感，但越来越多人会更加相信自己的眼睛，他们看到的是，西方现代化模式确实是一个重要参照系，但中国的发展是依托中国大地，依托中国人的需求，反向定制而成的。
如果我们对自己真的有信心，就应该更开放，更坦然，更诚实，不怕直面和暴露自己的问题。还有很多雄关待越，我们依然需要抱着生于忧患的态度，兢兢业业，慎终如始。
我们还需要清醒的是，尽管中国找到了自己发展的路径，但在人类文明和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大家庭中，仍需学习一切值得学习的地方，特别是作为西方文明旗帜的美国。中美之间的故事会很长，某些回旋不改大势，机遇会留给更虚心的人而不是更骄傲的人，谦虚使人进步，因为他会学的更多，成长更快。
无论美国如何定义中国，我们相信这个同样依托着伟大文明传统的国家，在中美关系的历史大航道上，总会找到合适和正确的方向。无非是时间和方式。我们要释放更多善意，因为善意不会伤害自己，但有助于沟通。
如果中国和美国的未来是一场文明的竞赛，价值的竞赛，对全球更加负责、改善全球公共品供给的竞赛，这个星球将更加美好。
这是我们在新冠疫情之后，跳出一时的、局部的得失，化解心中的悲情，坚定对自己的信心，所应该看到和为之努力的更大的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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