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本文来源创业邦专栏，作者秦朔。
当我们习惯于日复一日的滚滚红尘，往往会低估已经发生的变化，以及变化的意义。
5月27日，我在深圳平安金融中心参加《无止之境：中国平安成长之路》的新书发布会，我是这本书的作者之一。站在这座深圳最高楼的117层，可以清晰地看到香港，一点也不远。
32年前的这一天，平安在蛇口工业区招商路北六栋开业，共有13名员工，400平方米办公面积。今天，仅这座平安金融中心的建筑面积就有50万平方米，是当初的1万多倍，每7个中国人就有一个是平安的客户。
今年是深圳经济特区成立40周年。1980年8月，全国人大常委会颁布《广东省经济特区条例》，特区正式成立。此前的1979年3月，宝安县被撤，设立深圳市。再往前两个月，招商局蛇口工业区成立，这是新中国第一个对外开放的工业区。依照时序，先有蛇口，后有深圳，再有特区。
作为中国的“改革试管”，蛇口敢为天下先，创出了一个个奇迹。在短短几百米的招商路这头，诞生了平安保险，那头，诞生了招商银行。平安脱胎于蛇口工业区社保公司，招行脱胎于蛇口工业区内部结算中心。
望着和宝安山水相连的香港，心里颇多感慨。2018年深圳的GDP已经超过香港，2019年广州的GDP和香港也只差1600亿元人民币左右。而改革开放前，有太多广东人想方设法，走路、泅渡、坐船，为的是偷渡到香港。宝安县公安机关的主要任务之一是监视“三偷”：偷听敌台、偷窃集体财产、偷渡出境。所谓偷窃集体财产，是有的农民借口去割草，划着小船就偷渡走了。
我在广州工作时，曾听“老广”说，六七十年代的珠江，水很清，是个大泳场。不少市民游泳锻炼，心照不宣，就是想有朝一日游到香港。广州人借用象棋术语，把水路逃港称作“督卒”（拱卒），“有去无回”。虽然要冒极大风险，但就像卒子，一旦过河就可以横走，就有更大发展空间。
广东的逃港潮，历史上发生过多次。在某种意义上，特区设在逃港最严重的深圳建立，是被逼出来的。因为长期的反偷渡，使中央和广东的领导人意识到，靠严防死守不可能有效遏制，只有靠开放，搞经济建设，让民众改变命运，看到实实在在的希望，才不会逃走。原广东省委书记吴南生曾说：“在特区条例公布后的几天，最困扰着深圳——其实也是最困扰着社会主义中国的偷渡外逃现象，突然消失了！”
1979年5月14日，主管外经贸的国务院副总理谷牧到深圳视察，对逃港事件，他说，“多年来我们在沉睡状态，现在到了觉醒的时候了”，“现在往那边跑的多，将来一定是往我们这边来的多”。
谷牧40年前的预言，正成为不少香港人的选择，他们到内地发挥才干，也在内地置业安居。毕竟香港太局促了。去年在香港和金融圈的人聊天，有人说到“四大”（会计师事务所）2000年招聘新人的月薪是1.38万港币，现在是1.4万。某顶级投行2000年招聘新人的月薪是2.8万，现在是2.4万。大家感慨，房价涨了多少，盒饭涨了多少，工资却没有怎么涨，不少年轻人自然觉得无望。有家金融公司的CEO说，这些年，相比内地名校毕业生，香港本地学生的素质是下降的，“原来我们在香港只招本地人，现在也为内地优秀人才放开了空间，否则我们服务客户的能力会下降”。
很多当年想不到的变化，都在发生。我一直说，如果把城市作为产品，深圳是过去40年中国制造的世界样本。英国《经济学人》曾评论，“全世界超过4000个经济特区，头号成功典范就数深圳”。
改革开放前，没有人想象的到宝安县这块土地的潜力。宝安从陈陈相因的历史中走出，是被逼无奈，也是穷则思变。一旦找到了正确的方向，惊天之变、创新之美，就只是早晚之事。
和朋友约在平安金融中心一楼商场见面，他们说：“就在蔚来汽车门口吧。”这里有一家蔚来汽车的体验中心。
当特斯拉凭借品牌效应和技术积累在中国风生水起时，过去一年多遭遇了颇多坎坷的蔚来并没有被击垮，今年4月蔚来交付了3155辆ES8和ES6，比3月增长105%，预计二季度有望交付9500辆到1万辆。蔚来的车电分离、“可充、可换、可升级”的换电模式正被市场越来越充分地认可，因为它可以让用户持续享受电池技术发展的红利，在容量更大、性能更强的电池推出后轻松升级。同时，从长远看，换下来的电池可以回收用于储能中心的建设，形成新的商业模式。
我接触过不少蔚来车主，他们对蔚来的忠诚丝毫不受特斯拉的影响。不是被洗脑的盲从，而是他们在蔚来身上看到了一些更创新的模式，更贴近的体验，以及丰富的多的圈层活动。
蔚来体验中心的对面是一家喜茶店。我的朋友何伯权是喜茶的早期投资人，给我讲过喜茶的故事。我从来没有体验过，于是走过去看了几眼，还拍了一张门口的照片，上面写着“灵感之茶中国制造”。
喜茶的创始人聂云宸是90后，1991年生，少时随父母从江西迁到广东江门。2008年他考进广东科学技术职业学院人文学院，2011年毕业，在校的形象是一个成绩中等、乖巧不爱出风头的学生。毕业后他开过手机零售店，网购崛起后手机店销量锐减，街边的饮茶店进入了他的视野。他想做纯粹纯正的好茶，分享给顾客茶的真味，同时让茶饮年轻化，因为年轻人最爱喝饮品。
第一家喜茶店于2012年5月在江门市九中街开业，不到15平方米，当时还叫皇茶，因注册不了商标，后来改为喜茶。
我对喜茶的兴趣在于，它不是港式的奶茶（源自印度，经英国传入香港），也不是台湾的珍珠奶茶，而是在一个普通的城市江门，一个想创业的普通年轻人，把咸芝士与天然茶香融合，做了一种具有原创性的芝士茶。
这是这一代创业者的特点：他们了解世界，但不再简单模仿，他们要呈现自己的创造力。喜茶在深圳总部有专业实验室，独立自主进行茶饮产品构思、配方研究及样品制造，其基本理念是，“专注于呈现来自世界各地的优质茶香， 让茶饮这一古老文化焕发出新的生命力”。
《经济学人》将喜茶喻为“中国的星巴克”，但聂云宸说喜茶从来不以成为星巴克为目标。
第一家店做的也很辛苦，为了解顾客喜好，聂云辰天天到微博搜评价，主要看差评，根据反馈不断改配方，改了半年，到2012年10月，小店门外开始排队了。聂云宸说：“任何一条大众点评的差评或者门店做错了一件什么事都会让我很崩溃。有次出门前我叫了一个喜茶外卖，送过来竟然是错的，当时气得我把电视砸了。”一个平凡的人，本着让顾客喜悦的念头，在移动互联网的反馈作用下，日拱一卒，迭代进化，成就不凡。
蔚来、喜茶都是中国新制造、新消费的代表。从中国李宁的刷屏，到老干妈创始人陶华碧的形象被印到纽约时装周的套头衫上，到上海福州路杏花楼的肉松咸蛋黄青团发售时被年轻人追捧，排队能排300米，还有人专门坐火车来买，这背后是“本土特色+创新巧思+中国制造能力+黑科技加持+社交媒体催化”的新国潮的兴起，而有着更高文化自信的Z世代是新国潮的天然盟友。
中国的社会文化资本正在发生深刻而自然的演变。前一段我找阅文集团的前CEO吴文辉交流，也去了B站，希望了解新消费背后的文化流变。我体会到，越年长的代际（比如60后、70后和之前）越克己，越觉得中国还有哪些不足，在面对年轻人时越有教化色彩（可能是不知不觉的），在判断中国品牌价值时习惯以国际品牌为坐标，比如做成“中国的苹果”、“中国的索尼”、“中国的欧莱雅”等等；而越是年轻的代际，越注重悦己，越自我，越多元，他们并不那么在意国际品牌，他们要做的是自己，而且相信自己。
究其根本，这两大类型的社会文化资本，一种建立在危机逼迫、历史性反思上，因此更具自我批判性；一种建立在改革开放后逐步形成的新制度，以及全球化交流与竞逐上，因此更加张扬和自信。
中国后浪的文化自信的建立，不是天上掉下来的，而建立在前浪努力的基础上。这种基础，本质是以人为本的制度变革与创新。
后浪们会越来越少地知道，改革开放前的中国，是阶级斗争的弦一刻不能松、斗资批修要年年讲天天讲的中国，但那时的人们内心并没有真正的自信，就像宝安人一有机会就偷渡，甚至冒着生命危险。后浪们今天习以为常的环境，是前浪打破重重束缚开辟出来的。
1979年9月，谷牧再次到广东，习仲勋提出是小搞、中搞还是大搞，谷牧说：“中央是要广东先行一步，要广东大搞，小脚女人小走就起不了这个作用。”他还说：“你们要有点孙悟空大闹天宫的精神，受条条框框束缚不行。”
回顾40年，先是制度资本的突破，接着才有了经济资本突飞猛进，再到今天的Z世代，形成了和父辈不太一样的新文化资本。
在喜茶店隔壁，是华为手机的专卖店。
其实，华为手机刚起步时也很难。华为最早给电信运营商定制“白牌机”， 2003年为香港PCCW（电讯盈科）做了10万部3G手机，货铺到运营商的店里，销量却极为惨淡，运营商只能加大补贴，让消费者用最小代价获得，甚至白拿。PCCW的高层哀求华为的销售人员：“帮帮我们，要不，这些货只能填海去了。”
十几年后，华为手机已成大器。如果从文化资本的角度看，这意味着什么？
我看过曾任华为手机CMO的张晓云的一篇文章，她说，华为的品牌目标是成为全球标志性（ICONIC）的科技品牌，不仅仅是品牌指数上的名次，而是有着强烈的“意识形态”指向。拿苹果手机代表的是一种意识，拿华为手机代表的也是一种意识——
“苹果是谁？数字时代的美式精英主义，就像很多年前的可口可乐。其特征就是，美式理想、精英驱动。可口可乐是‘一种神秘配方、全球表达’，苹果是‘一套封闭系统，全球表达’；美式精英主义不需要考虑到民众的开放式需求，不需要和本地文化做连接，不需要多层次倾听民众的声音。
“风向开始变了。从华尔街、欧洲到亚洲，都充斥着对传统精英主义的不满，年轻人用选票扰乱了传统的精英政治家上台，年轻人用钞票加速了这些美式精英主义企业的增长乏力——无论是麦当劳、可口可乐还是苹果。
“取而代之的是，小人物创造大历史，无论是政治、社会还是经济、科技，小人物出身的‘有抱负阶层’（Aspirational Class）正在崛起。华为的历史，就是一部‘有抱负阶层’崛起的历史。一群普通的人汇聚在一起，用奋斗者文化激励彼此最终成为世界上最大的通信提供商。华为拒绝华尔街的资本精英文化，而是让劳动者成为企业的主人，即使创始人也不过1%多一点的股份，员工持有接近99%的股份。劳动者共同分享利润、承担风险、打拼现在、决定未来。”
“全球的消费者变得越来越年轻、越来越拥抱多元文化。他们渴望参与、渴望表达、渴望在理解中塑造未来的自己。他们相信机会永远都在，也越来越喜欢民族和地方文化，有着强烈的文化自信，相信新一波全球化必然是尊重地方价值的全球化（全球化地方感）。”
我并不认同产品都要“意识形态化”，因为很多产品背后的文化是普遍的、相通的；我们更不要忘记，国际品牌在中国最大的作用并不是文化扩张，而是帮助建立了扎实的供应链，从宝洁到大众汽车到特斯拉，每个时代的国际品牌都极大提升了中国供应链的能力，这些能力又成为中国本土品牌成长的基石。但是，当我看到喜茶的“INSPIRATION OF TEA”，当我想到华为的“Aspirational Class”，我真实地感到了新兴市场、新人群、新价值主张扑面而来的蓬勃力量。开放，最终让我们真的成长，自强之后自信。
保持美国的技术垄断优势是美国的国家利益所在，所以抑制以华为为代表的中国高科技公司并不让人意外。意外的是力度如此之大，如此之急迫，好像再不抑制和打压就永远来不及了。
但能抑制的了吗？
抑制不了。
首先，美国在二战后曾占全球GDP的一半以上，现在是24%左右，份额掉了一半，接下来还会掉一半（如渣打银行2010年报告预测，到2030年美国GDP占世界的12%）。伴随美国份额的下降，是新兴市场的成长。越往后，美国之外的市场越是比美国之内的市场大。
按照亚当·斯密的理论，市场规模决定分工效率。谁能和更广大的市场相结合，谁的专业化效率就越高。而中国正在成为比美国更大的市场，同时还在开拓一切可以开拓的国际市场。
其次，中国除了在需求侧有市场规模优势，在供给侧也有“工程师红利”这样的人力资本优势。
我多次到华为调研。华为核心竞争力的来源是人力资本和知识资本的结合。华为有一套以“虚拟受限股”（ESOP）为核心的激励机制，激发广大科研人员把最具创造力的青春年华绽放在这里；华为也一直坚持吸纳全世界的知识精华，为我所用。
例如，华为能成为5G时代的突出者，原因之一是在基础研究上实现了突破，通过土耳其教授Erdal Arikan在2008年公开发表的关于Polar码（极化码）的论文，识别出信道编码的新方向，集中钻研，突破了极化码的核心原创技术，极大地提高了5G编码性能，减低了设计复杂度，走在世界前沿。
只要中国努力拥抱全球大市场，而不是将自己封锁起来；只要中国矢志不移地坚持开放性知识创新，并将资源配置给那些真正献身于创新的企业、机构和人，就不可能被对手“掐死”，当然，此刻很疼，很苦。
去年5月15日华为被美国商务部列入管制“实体名单”后，华为海思总裁何庭波在致员工信中说：
“多年前，还是云淡风轻的季节，公司做出了极限生存的假设，预计有一天，所有美国的先进芯片和技术将不可获得，而华为仍将持续为客户服务。为了这个以为永远不会发生的假设，数千海思儿女，走上了科技史上最为悲壮的长征，为公司的生存打造‘备胎’。……面对数以千计的科技难题，我们无数次失败过，困惑过，但是从来没有放弃过。……今天，是历史的选择，所有我们曾经打造的备胎，一夜之间全部转‘正’！“
面对极限施压，为了极限生存，激发极限力量，创造非凡奇迹。
有些伟大是创出来的，有些伟大是熬出来的，有些伟大是逼出来的。
以上，就是5月27日我在深圳平安金融中心的所见、所思、所得。
从80年代到21世纪，因为有招商局蛇口工业区、华为、平安、招行、中集、万科、比亚迪、腾讯、创维、迈瑞、顺丰、华大、大疆、华星光电、立讯精密等等一批批企业的努力，让深圳成为世界级的创新之城。
每个企业都有一部奋斗史。我采访过任正非三次，每次他都讲做豆腐。2016年他罕见地现身《新闻联播》48秒，说的还是做豆腐。
“中国有13亿人民，我们这几个把豆腐磨好，磨成好豆腐，你那几个企业好好的去发豆芽，把豆芽做好！我们13亿人每个人做好一件事，拼起来我们就是伟大祖国呀！”
每个脚踏实地、踏踏实实做事的人和企业，都是在做豆腐。能用一生之力做豆腐，这简简单单的事，就能做出无限神奇，谁也压不倒。
深圳是中国之光，平安、华为、腾讯，这都是世界级企业。中国还有很多落后的地方，2019年中国的人均可支配收入为30733元，月均为2561元。如果按中位数计算，人均水平为26523元，月均为2210元，也就是说中国有整整一半人口的月均收入在2210元以下。路还长。
路是走出来的，成就是干出来的，不是口水出来的。我们没有口水来口水去的资本。实干兴邦，这是中国过去40多年的经验，也是每个人都该念念不忘的道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