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真实故事计划（ID：zhenshigushi1），作者林正茗，创业邦经授权转载。
2020年初夏，北京街头乍现地摊烟火。我和小区附近的小吃摊摊主们成了朋友，与他们吃喝闲逛，寻找悬浮生活的意义。
这是真实故事计划的第605个故事
故事时间：2020年
故事地点：北京
01 寻找“附近”
北漂的第三年，我日益觉得自己正过着一种 “悬浮”的生活。
在京两年，工作团队重组三次，搬了六次家。起初还和室友、同事联络感情，后来发现不管多要好，人迈入新的环境，最先抛却以前的生活。因异地感情淡漠和前任分手后，我对关系愈发不信任，将全部身心放在工作上。
时间被工作、通勤挤压到所剩无几，朋友们分散在朝阳、海淀、丰台，每个人都被KPI捆绑，见一面变得更加困难。我们一面清醒地意识到自己很可能是这座大都市的过客，另一方面和故乡的人情社会脱节，城市留不住，家乡回不去，就先拿健康和时间兑换一点点财富。
好几位朋友两年换了三份工作，在每一家公司都主动996，周末努力健身、上课，而这种努力和不断地变动究竟能带来什么，一切都是未知。这座城市永远不缺更年轻的进击者，如学者项飚所说，我们像蜂鸟一般拼命振翅，才得以将自己悬停在城市的上空。
年初，我和一位在大学里认识的朋友合租，不久便碰上疫情，经济动荡，原本牢靠的工作也变得摇摇欲坠。
她在一家以加班闻名的广告公司工作，有时通宵开会，最晚一次第二天上午十点才下班回家，工作之余拼命接私活。两人忙得脚不沾地，怕稍微放松就被行业抛弃。
找房找得仓促，租了套一居，两个女孩住一间卧室，一人一张床，起初开玩笑像是回到大学宿舍。但没多久，我朝十晚七，她朝十二晚十二，作息错开，即便都早早下班回家，顶着在工作中被耗尽了社交热情的疲惫的脸，也相看无言。
5月，我重看许知远对项飚的访谈，项飚提到一个概念“附近”，指跟你日常生活直接发生关系的地方和人。人们通过外卖、网约车、淘宝，人不用和他人打交道，就可以快捷地解决日常生活的大部分需求，“附近”消失了。
北京没有附近。人人在经营自己的生活上已经捉襟见肘，更难说与其他人建立连接，哪怕是同住一个屋檐下的室友。
6月的一天，我下班回家，一个年轻男孩从背后快步超过我，撞了下我的肩膀。我看着他的背影，心里想，他如此着急回家，是要去做什么？是不是和我一样，点完外卖，在游戏和网剧里结束这一天？
我不明白，这样的生活有什么可值得奔赴的。
抱着这样消极的心情，我发现回小区的必经之路上，停着几辆由电动三轮车改装的餐车，刚刚下班的人们停顿在了那里。我住的小区位于北京东五环一座地铁站附近，5月之前，因为疫情，行人稀少，相视走过也会匆匆避让，很少看到这样热闹的情景。
02 深夜烧烤摊
几辆餐车围成一个四角，西南角卖的是麻辣烫，摊主是一对夫妇，男人穿黑色背心、人字拖，面庞并不老，但秃顶和啤酒肚较早降临。他对面是一家烧烤摊，摊主是一个黄头发的男孩，右臂上布满青色纹身；烧烤摊旁边，是一家炸鸡摊，招牌上“买一斤送半斤”的优惠诱惑着往来的行人……
年轻的白领和附近超市、餐馆、按摩店工作的人们，走进四角区域中，脚步都慢了起来。五块钱买一纸袋炸蘑菇，十块钱一碗炒河粉、一个身材纤瘦的女孩只要了一根一块五毛钱的烤肠，这是拥有起送价门槛的外卖无法满足的简单快乐。
我选择在烧烤摊停留。摊主叫阿辉，原本在一家连锁烧烤店上班，疫情冲击后，阿辉所在的店员工工资几乎减半。阿辉早就考虑过单干，这回下了决心。
阿辉人缘不错，来给他帮忙的人不少。一个男人问我，吃点啥。他叫阿龙，是个自来熟，摊位边和他一样站着的好几位黑衣男人，都是阿辉的朋友。他们都是东北人，白天有各自的工作，晚上主动出来帮朋友招呼客人。
烧烤摊支起的小桌旁已经坐满了人，我无从分辨谁是帮手、谁是客人。一个北京大哥坐在最角落的凳子上，手机里播放着短视频，脚边放一瓶啤酒，兀自唱着歌。区别于其他餐点，阿辉的摊位更像一个朋友的聚会，来帮忙的朋友想吃什么，阿辉便烤什么。烤串不断地被端上塑料小桌子，像是一场迷你的、粗糙的流动盛宴。
一有客人光顾，阿辉便招呼着食客们加入烧烤摊的群聊。出摊一周左右，群成员已经近100人。进群第二天，我在群里@阿辉：今天什么时候出摊？阿辉回复：7点半左右。阿龙跟楼，发的文字也带着热闹劲儿：晚上都出啦（来）哈（喝）啤酒！
那些夜晚都是如此，没有人着急回家。一个穿白色波点长裙的中年女人总是在深夜下班，路过摊贩点要一份夜宵，这是她每一天的晚餐。摊主们猜她在单位是个领导，因为有一次她在电话里大声训斥下属。但这会儿，疲惫爬上她的面部，她慢慢地起盘子里的食物，柔声聊起自己在老家读书的女儿。过了零点，有人喊了一句：谁现在在家能睡得着啊？在家也是玩手机，来这多好啊！
那天在烧烤摊，我获得了一种奇异的归属感。我已经很久没有这种感受了。
03 摆摊人中的有产者
6月初，“地摊经济“更热了，摆摊的队伍在不断壮大。一个拖着行李箱卖衣服的女孩，高挑漂亮，她说自己是模特经纪人，我刚摸了摸T恤的质地，她立刻把衣服套在身上展示效果：“是不是挺好看？”
一个矮小、微胖的女人卖的东西每天都不一样，有时是鲜花，有时是玩具。端午节临近，她的布袋上铺上了五彩绳。她30多岁，原本在超市工作，因为超市裁员，她失业后摆摊暂时过渡。
一个读三年级的小女孩端坐在矮凳上四处张望，脖上挂着一个收款码。女孩看着往来的行人，一边吃着小零食。她旁边站着一个中年女人，见我凑近，招呼女孩道，看看姐姐想要什么。我问她为什么出来摆摊？女人指身后的小区，我们就住这儿，我女儿算术不好，带她来摆摊，练练计算题。
我在纸箱里挑了一包甜卡力和百草味的五香花生，女人对女儿说：终于有姐姐肯买你的东西了，你高兴吧？这位母亲坚持将零食以半价卖给了我。
摆摊人中的有产者不止一位。淼哥今年35岁，北漂近10年，他开着一家旅游公司，做欧洲旅游地接业务，公司有七八个员工，疫情冲击旅游业，淼哥只好暂时把公司关了。出来卖麻辣烫。不为赚钱，手头有事儿做，心里不那么慌。
陪着淼哥出摊的是他的妻子红莲。红莲是北京人，开两家美甲店，他们在附近的小区有三套房子，自己住一套，父母住一套，还有一套直租出去，月租金4500元，在外地还买了一套海景房，“因为女儿喜欢去海边玩，这样比较方便。”
6月6日是个周六，加班的白领少了，生意很清淡。但淼哥认真地招呼着客人，宽粉就是红薯粉，鱼丸是安井的，西兰花养颜，鸭胸肉也是最好的……
2019年，淼哥公司收益不错，2020年年初，淼哥提了一辆车，首付25万，月供5000。1月底，中国新冠疫情爆发，淼哥做的是欧洲地接，竟然接了几个单子，“那时国内的人都往国外跑。”
4、5月份，本该是欧洲游旺季，欧洲疫情爆发。淼哥起初想观望一阵。5月底，看出疫情短期内无法结束，他将员工召集在一起，让他们其他行业寻找就业机会。他们有的先去做了电商、线上教育，淼哥最乐观地预计，消费者对旅游行业恢复热情至少要等到年底。虽然家里有存款，红莲的美甲店也重新开业，但自己停滞的事业还是令他焦灼不已。
比起之前每天坐在家里干着急，他的生活变得充实。出摊累，他晚上也不失眠了。“没摆摊的时候什么都想：公司房租交着，员工工资发着……想得天花乱坠。一卖麻辣烫，只想着如何把这锅麻辣烫烫好，怎么能多卖出一份。”
淼哥做过小包工头、销售、房产中介，2015年和几个朋友合伙，开了一家旅游公司。起初生意惨淡，为争取大客户，他主动帮客户搬家，打扫卫生。2016年年底，旅游公司业务开始盈利。那时“动动手指，打几个电话，几千块钱入账”， 一度过上了花钱时没有感觉的生活。常和哥们一起出去喝酒唱歌，一次花个八百一千；女儿参加一次夏令营一万多块……
疫情冲击到有产者坚挺的生活。家里消费习惯已经形成，如若不采取行动，可能坐吃山空。现在，他晚上七点半出摊，站到凌晨十二点，一晚最多能赚四五百块。休息日和雨天生意更差，可能只能赚一两百块。他再没和哥们一起出去吃过饭，想聚会，就去彼此家中小酌。
那个晚上，我跟着淼哥出摊，到了夜晚11点半时，我觉得腿酸胀得站不住了。淼哥还站着，零星几个行人，看了看已经不那么新鲜的蔬菜，走掉了。那个穿波点长裙的女人过来，说自己嗓子哑了，想吃点清淡的，挑拣了几片菜叶后，想起来什么似的问：“十块钱给做吗？”
淼哥没有犹豫：“给做。就是一块钱也给做。”
04 八里桥不眠夜
深夜小吃摊的最主要客户是夜间工作者，比如外卖小哥、滴滴司机。他们需要补充热量，又不能太贵，炒面炒饭是一个很好的选择，耿记炒面服务的就是这些人。
大部分小吃摊的招牌都是红色，耿记是绿色，中间嵌着一个英文字母，“healthy”。摊主陈风念出这个单词，发音不甚准确，但释义没错。“就是绿色、健康的意思”。
陈风是江苏人，摊子叫耿记是因为妻子姓耿。他今年40多岁，初中学历，知道的几个英文单词，都是跟正在念初一的小儿子学的。
小儿子是他来北京的原因。小儿子先天漏斗胸，孩子5岁时，陈风带他来到北京做手术，因为几年后还需要二次手术，担心来回折腾，陈风决定让儿子在北京上学。
夫妇俩一直开炒面摊维生，卖到半夜收摊，回家收拾一下，凌晨两点，妻子耿丽先睡下，第二天早上6点，她要起来给儿子做早餐。陈风则骑三轮电动车去八里桥农贸市场，购买第二天的原材料。
位于北京通州区的八里桥农贸市场，是首都副中心的菜篮子，每日出入人流量达2万多人。难以想象凌晨两点钟的市场，我提出想要跟陈风去进一次货，他答应了。我们前往市场的路上，陈风手机提示音提示微信进账，耿丽还没睡。陈风说：今天的生意太差了，妻子不甘心，换了个位置又出了会摊。
八里桥农贸市场里，流动餐车上卖的粥和豆浆还冒着热气，这是为市场里深夜工作的人们准备的。6月的夜晚清凉，大货车拉来市郊刚采摘好的白菜、香菜、西红柿……沾着清晨露水的蔬菜整齐码放在摊位上，卖菜的和买菜的人彼此精神奕奕地还价，手指在计算器键盘上敲得飞快；一辆辆载着各类青菜的电动三轮车在拥挤的菜场里灵活地穿行，这里藏着北京的折叠世界。
货装好后，我们驶离市场，路过通惠河，岸边停着两排长长的汽车队伍，都是来八里桥农贸市场进货的车辆。
返程的十几分钟里，令我惊讶地，陈风和我聊起了几个名字：陈丹青、王小波和海子。他复述了陈丹青讲过的几句话，海子“面朝大海春暖花开”的诗句。此时已经是凌晨三点半，他一点也不困。直到我们聊起他的小摊，他的声音才从远方拉回现实。
为给小儿子做手术，夫妇俩来到北京，将大儿子送到县城的私立学校，大儿子却开始翻墙去网吧，沉迷网络游戏，最终没有考上大学，现在二十七岁，还是沉迷游戏，不喜与人交际。好在小儿子手术很成功，现在健康好动，在学校的长跑活动中表现优异。不过，陈风和耿丽合计过，小儿子无法在北京初升高，他们计划，等儿子初二就回老家。
到家了，我们三个人把所有的货物卸下。接近凌晨四点，远远地听见几声鸡鸣，月亮挂在纷乱的老式电线间。在灯光昏暗的厨房，耿丽在水盆里洗了一把樱桃，樱桃有些已经烂掉，陈风把坏的挑出来，我们三人分享了那捧樱桃。
耿丽可以睡一会儿了。尽管一个半小时后要起床，给儿子准备早餐，而陈风睡到中午，要起来洗菜、切菜，为晚上出摊做准备。
05 小小的喜鹊
有段时间，我每晚都会下楼和摊贩们聊天，在弥漫着烟尘和孜然味儿的摊位间，我认识了更多的摊贩。
卖烤冷面的柳青今年64岁，几年前公公中风瘫痪，丈夫在家照顾，她北漂赚钱，支援两个儿子结完婚买完房，她准备这几年再为自己攒些钱养老。柳青嗓门大，说方言，会和男摊主开荤味的玩笑，性格比一些男摊贩更强悍。其他摊贩的车子被扣了都拿钱去赎，但柳青从来不去，抄一辆她就自己再买一辆。
卖炸鸡的刘辰在摊位里生意是最好的，他个子不高，人很沉默。他在这附近卖炸鸡已经一年了，积累不少回头客，但疫情冲击下，他的每天的收入比之前缩水了一半，摆摊难以支撑在北京的1000多元的月租、老家每月3000块的房贷以及儿子每月的补课费。他晚上12点收摊，早上6点钟起来进货，进完货跑一会美团外卖的兼职骑手，一天能多赚100多元。只是白天跑外卖加上出摊，他每天只能睡不到6个小时，聊天时直打哈欠。
不久之后，我听说楼下遭遇了一次突击检查，其他摊贩都跑掉了，只有刘辰，电瓶没电了，没能跑掉，他需要花2000块把餐车赎回来，那是他摆摊一周的收入。
和摊主们接触快一个月了，混了个脸熟。我毕竟白天要上班，渐渐地也不常去了。只在下班看他们不忙时，同他们打一声招呼。有时加班很晚，远远地看到几盏亮着的灯，心里也觉得挺暖。哪天管理严格起来，摊位稀稀落落，我心里也空荡荡的。
前几天，我又去和刘辰聊天，他把车赎了回来，把摊位换到一个更隐秘的地方。和我说话时，眼睛总是警觉地盯着路上远处驶来的车辆。他告诉我，他听到消息，下个月这里就不能摆摊了。
我们说话的间隙，烧烤摊的伙伴来了，看了看他的车前灯：“坏了啊。”
灯只剩下一个壳子，罩在碎掉的灯泡上。刘辰上前把它拿下来，车被扣那天，车灯在匆忙间被撞碎了。我问刘辰：“在北京这么久了，你有想过要离开北京吗？”
“没想过。”
“没想过？”
“舍不得。”他不好意思地笑了。2月，他在河南老家，许多在北京的食客给他发微信：什么时候回来？想吃炸鸡了。他迟迟没回来，100多人的顾客群最后只剩下40多个。
回北京跑外卖后，附近加油站的几个员工连续几天给他发微信，想要吃炸鸡。刘辰有天中午没去跑单，去市场买了十几斤鸡腿，在家里炸好给他们送过去，只收了他们7、80元钱。“没有跑外卖赚钱，但他们想吃嘛。”
说话间，又来了两位顾客，将他摊位上剩下的炸鸡皮也买走了。他收了摊，同我说了再见。
阿辉的烧烤摊还在营业，我想要再和他们聊聊。刚说明来意，帮阿辉送单的女孩招呼我：“你想聊什么，我来跟你聊。”
这是个高个的短发女孩，每天骑着摩托车帮阿辉送单，背影挺飒。在烧烤摊遇到她几次，这是她第一次主动和我说话。
她仰头喝着啤酒酒：“你说想和我们聊聊，大家为什么摆摊？还不是为了生活吗？我们都惨到房租都快交不起了，你还要写我们……”她接着说：“你觉得你坐办公室、吹着空调的人，你和我们是一个世界的吗？”
那天我离开后，没再去打扰过任何人。如果说这些夜晚的目的是为了寻找“附近”，那么我学到的是，悬浮生活自有其意义。在那个小小的盛宴上，在那个分享樱桃的夜里，我们彼此安慰，共同震动翅膀。
我想起那个从八里桥农贸市场返程的夜晚，我和陈风经过一株梧桐树，他突然放慢车速，指着路边的一只灰喜鹊：“这只喜鹊很特别，它是一只灰喜鹊。别看它小，它很聪明的。”我们没再说话，一起看了喜鹊一小会儿。
*文中人物为化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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