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本文来自娱刺儿，作者沈丹阳，编辑杨晶，创业邦经授权转载。
迪士尼让中国观众失望了。
9月11日，真人版电影《花木兰》正式在内地上映，其单日票房虽位居榜首，但《花木兰》首映日的上座率仅为8.9%，远低于已上映22天的《八佰》，与早一周上映的《信条》也有差距，其豆瓣评分更是低至4.8分。
图源：猫眼娱乐
《花木兰》在海外的口碑也不容乐观。虽然它的“烂番茄影评人新鲜度”达到了75%，高于同期的《信条》，获得了媒体的认可，但《花木兰》并未赢得海外大众的心，近8000的烂番茄普通用户为它打出平均分51，而《信条》的大众评分是78。
作为一部迪士尼斥资2亿美元打造的大制作，《花木兰》还是扑街了。
《花木兰》为什么“难看”？
《花木兰》为中国观众所诟病的最大原因，是影片中无处不在的、带有刻板印象的东方主义。
电影开场的布景中，本应是北魏历史人物的花木兰，却住在唐朝后才出现的福建土楼中。而南北朝女子的鹅黄花钿妆，也被演绎得夸张而随意，颇似日本歌妓的妆容。不仅女性如此，男性也留着怪异的八字胡须，这种古代中国人的形象设计风格，几乎贯穿了好莱坞电影数十年。
“最让我觉得怪异的是，这部电影里的花木兰居然还会杂技。这太符合西方人视角的中国文化了，我在国外读书时也经常被问，会不会中国功夫或者杂技。” 影迷惠婷告诉刺猬公社, 真人版《花木兰》并不像一部迪士尼公主电影，它一方面去除了迪士尼电影特有的音乐元素，另一方面大幅删减了轻松搞笑的情节，人物的情感流露也变得内敛很多。
和迪士尼1998年的动画电影《花木兰》相比，2020年真人版电影没有延用“木须龙”、“祖先显灵”、“小蟋蟀”等童话色彩的设定，而是选择了一种厚重的影片基调。
“98版和20版两部作品，存在受众的年龄差异。迪士尼动画再怎么合家欢，主要面向的还是孩子，定位是童话。而真人版电影则不同，它需要考虑成年观众的看法，这就需要砍掉一些不合理的元素。” 资深影评家陈道久说。
然而，褪去了童话色彩的真人版《花木兰》，却被迪士尼蒙上了一层诡异的魔幻主义色彩。
电影中，花木兰儿时就展露出异于常人的活力和能量，父亲告诉她这是一种“元气”。长大后的花木兰也是凭借着“元气”，征服战友、击溃敌军。整个故事中，拥有这种“元气”的还有巩俐饰演的女巫仙狼，她可以在人和鹰两种形态间随意切换，还可以幻化成无数只蝙蝠状的飞鸟。虽没有木须龙的陪伴，真人版花木兰遇到危险时总有一只凤凰陪伴在她身边。
且不说这些设定与花木兰故事的相关性如何，其本身就是披着中国文化外衣的西方文化。
“这部电影总让我有种看西部片的感觉。首先中国文化没有 ‘元气’这个概念，它更像是《星球大战》里面的’原力’。” 陈道久说巩俐演的女巫，从人物造型到背景故事，都是照搬印第安女巫，这与中国文化八竿子打不着。
此外，被强加进电影中的“凤凰”，并没有一个强有力的故事性支撑，更像是一种象征意义的存在。缺少与剧情主线的强关联性，很多关于凤凰的镜头呈现出荒诞的魔幻感，电影结尾处花木兰与凤凰“合二为一”的场景，被海外观众戏称为“山寨版权游”。
就连一向喜爱花木兰人设的女权主义群体，对迪士尼拍的真人版《花木兰》也爱不起来。
虽然女扮男装、代父从军的花木兰，是迪士尼公主形象中最能凸显女性力量的角色，但真人版电影并没有着重体现木兰作为女性，是如何艰难地在军营中隐藏身份，又是怎样渐渐赢得战友的信任和友情的故事。这些极具女性张力的情节被简单带过，相反地，与柔然入侵者厮杀的战争场面，却占据了影片的大半篇幅。
在战场中，有“元气”加持的花木兰一人可抵千军万马，非但没有女性体力上的弱势，反而比所有男性都骁勇善战。然而，将带有个人英雄主义的西方价值观，嫁接到花木兰的故事上，真的是国内外观众希望看到的女性主义电影吗？
“花木兰和巩俐饰演的仙狼，展现的其实都是现代语境下的女性困境：能力不被认可、对身份感到焦虑、被传统的婚恋结构和家庭负担所牵制。这两个角色之间的互动，也一定程度上体现出了女性之间的同盟和共情。” 性别议题研究者麻薯说，问题在于这种讨论方式太过单薄。
“可能有诸多的限制因素，近年来很多西方影视剧中的女性角色，更像是“工具人”，她们的出现只是为了带出女权议题。”
《花木兰》电影如此讨好女权主义的设定，也偏离了花木兰故事本身。
众人熟知的花木兰没有任何“超能力”，她勇敢地代父从军、保家卫国，通过勤奋和智慧赢得了战友的信任。论能力，花木兰确实是巾帼不让须眉，但绝非是影片塑造的男性主义视角下、英雄主义体系中的“忠勇真孝”女性形象。
“充其量只是迪士尼大制作下的价值观强行输出。” 麻薯说。
而输出的“姿势”，既尴尬，又毫无诚意。
迪士尼为什么总是“输给自己”？
迪士尼最近的日子，也实在不好过。
《花木兰》是今年迪士尼成本最高的电影，制作费用高达2亿美元，再加上影片的宣发费用，总成本将高达3亿美元。迪士尼对《花木兰》的定位原本是“开年第一大戏”，但在全球疫情影响下，这部电影的档期改了又改。
在疫情的持续肆虐中，迪士尼乐园、院线电影，以及体育赛事转播等业务也受到了重创。财报显示，迪士尼第二季度净亏损高达47亿美元，中和一季度的盈利后，上半年总体亏损40亿美元。
处于水深火热之中，迪士尼将《花木兰》的上映计划拖到了九月。
然而，北美、欧洲和日本市场的疫情在九月大幅反弹。既不想再次改档《花木兰》，也不希望赔得血本无归，迪士尼想出了一个办法：部分市场在流媒体平台上线，其他市场进院线。
据外媒报道，《花木兰》在Dinsey+平台上映后的第一个周末，产品的下载量高达89万，环比增长68%。截至八月，Disney+已在全球拥有超过6000万在线用户，如果十分之一的用户愿意点播该电影，迪士尼将凭此获得1.8亿美元的收入。这样一来，《花木兰》的海外票房压力也将减少很多。
虽然《花木兰》“回本儿”的可能性很大，但从内容制作上看，迪士尼再一次“输给了自己”。
近年来，迪士尼一直在进行动画改编真人电影的尝试。自2010年《爱丽丝漫游仙境》上映以来，迪士尼十年间改编了十二部真人电影。
对海外观众来说，迪士尼动画贯穿了他们的童年时光和青春记忆。也因此，改编版真人电影在海外一直“不受待见”，《爱丽丝漫游仙境》《灰姑娘》《狮子王》曾被批评照搬动画、毫无创意；《胡桃夹子与四个王国》和《沉睡魔咒2》也被指挪用了过多异国文化、除了服化道外一无是处。
中国观众则对迪士尼改编版真人电影宽容许多。多数改编版真人电影的豆瓣评分都在7分上下，少数海外口碑差的电影，其豆瓣评分也在6分左右，而中国也一直是迪士尼票房收入最高的海外市场。
可以说，豆瓣评分4.8的《花木兰》创造了迪士尼改编版真人电影的最低分。
这背后的原因，并不能简单地解释为“中西方审美差异”和“文化冲突”。作为一家老牌影视娱乐公司，迪士尼近些年颇为“力不从心”。
“迪士尼这两年一直在 ‘输给自己’。因为怕输，所以更会输。可能出于经济成本的考虑，迪士尼这几年的内容创作，多是翻拍以前的经典IP。制作上相对有所升级，但故事内核没有，甚至是在倒退。”
陈道久认为，迪士尼对1998年动画版《花木兰》的用心程度，要远高于真人版电影。当时迪士尼第一次接触中国题材作品，提前做了很多准备工作，内部的动画团队还亲自来到中国考察采风。无论是画风，还是电影中的音乐，都富有地道的中国特色。
除此之外，迪士尼模式化的内容制作流程，也成了这家公司的“性格缺陷”，在其拍摄他国题材电影时，愈加暴露无遗。
“迪士尼制作电影时，一般是自己选人（导演和编剧），凡事亲力亲为，优点是可以把控影片的质量。” 陈道久说，迪士尼即便拍摄他国题材电影时，也不会去当地找编剧和导演，这可能是它作为影视巨头公司的“固执”和“不灵活”。
与迪士尼相比，流媒体巨头奈飞的内容生产模式，在影视内容本土化上就很成功。
“奈飞的模式是 ‘找当地人拍当地的故事’，并把充足的资金给到当地团队。所以奈飞在韩国做出了《李尸朝鲜》，在日本做出了《火花》，在德国做出了《暗黑》。” 陈道久表示，只有适度地放权，才能做出好内容。
而奈飞的成功也不是一蹴而就的。
它在2014年上线的剧集《马可波罗》，便是美国创作团队拍摄的中国故事，但由于剧情不清晰、且胡乱杂糅了各地方言和功夫元素，播出两季后就被叫停。
“如果不是本地人，或长期生活在那里，其实很难拍出当地的文化。比如说日本的《火花》，主角是两位说漫才的艺人，这种艺术形式其他国家的人听都听不出笑点，更别提将其拍成影视作品了。” 陈道久解释道。
当然，迪士尼和奈飞不同的内容生产制度，也与其盈利模式相关。
作为流媒体平台，奈飞的收益来源于用户的订阅费。因此不管是优质的内容，还是品相稍差的作品，都可以通过算法和大数据，找到合适的观众。只要每隔一段时间制作出一个”爆款“，奈飞便不愁口碑和影响力。
迪士尼则不同。它的内容收益来源，更多地依赖于电影票房，以及版权带来的利润。也因此在内容制作上显得小心翼翼、裹足不前。
2019年，迪士尼上线了流媒体平台Disney+，直接对表奈飞。这是否将改变它的盈利模式及内容创作体系呢？
目前未知，但值得期待。
好莱坞爆发危机
事实上，迪士尼并不是第一个拍中国故事的好莱坞电影公司，它也绝不会是最后一个。面向规模高达761亿的中国市场，拍一部让世界观众满意的中国大电影，是中外影视公司的共同追求。
但至今为止，这样的作品迟迟没有出现。
真人版《花木兰》的失利，不仅让中外观众和电影人失望，也暴露出好莱坞电影正陷入的一种困局：它正在爆发一场意识形态危机。
“没有哪一种电影工业和电影技术，是不带有意识形态的。好莱坞的意识形态曾经非常鲜明，它是美国倡导的、曾席卷全球的自由主义，这里面包括了民主、多元、女权等一系列的概念。这套理念曾被认为是无坚不摧的，很多人认为自由主义是人类社会最好的形态。”上海师大戏剧影视专业负责人，赵宜教授在刺猬公社的访谈中说。
因此，在98年动画版《花木兰》上映时，它受到了广泛的好评，很多国人甚至觉得98版的《花木兰》是好莱坞对中国传统故事的一种现代化表达。
自由主义传达的理念固然美好，但它并没有随着时代的变化而演进，反而催生出一种僵固的“极端政治正确”。
据外媒报道，奥斯卡主办方于9月8日晚公布了一项重要改革。为了推动多元性和代表性，2024年之后所有参选最佳影片的电影，必须在台前幕后保证一定比例的女性、少数族裔、残疾或同性恋群体，才可以获得资格参选。“台前幕后”涉及的群体，包括演员、幕后主创、实习生和电影宣发人员。
消息爆出，引起一片哗然。
部分人对此表示支持，认为这有利于女性和少数群体社会地位的提高。但也有人提出，强行干涉电影内容只会让奥斯卡变得更加政治化。
“从某种程度上，这种规定是非常僵化、保守、且毫无意义的。” 赵宜认为，被极端的政治正确所裹挟的自由主义，正在美国国内和全球不断遭受质疑。
“如此背景下，《花木兰》中巩俐饰演的仙狼就有了另一种意味。她代表的是一种激进的女权主义，被用来衬托花木兰所代表的多元进步的女权主义。这点和漫威拍的《黑豹》有异曲同工之处，主角特查拉和大反派埃里克，分别代表着平和的反种族歧视，和激进的反种族歧视。”
当越来越多政治正确的符号，被强硬地加入电影中，它的内容便会呈现出一种“割裂感”。好莱坞再也无法像以前那样，自信且流畅地讲故事了。
在好莱坞不断地退守、修补政治正确和故事之间的裂痕时，中国电影人或许也该从“好莱坞情节”中走出来。
从2000年开始，《夜宴》《满城尽带黄金甲》在内的众多中国商业大片，都在努力地效仿好莱坞模式。近年来，张艺谋更是孤身闯入好莱坞拍摄《长城》，请来了国际一线明星、调用了好莱坞顶级的视觉特效，希望用好莱坞的内容模式和先进技术，讲好中国故事。
可惜的是，这些电影人无一例外，均以失败而告终。
“从《泰坦尼克号》进入中国以来，我们就一直迷信地认为，当中国的电影工业技术达到好莱坞的高度，就能拍出好的中国电影，但是事实证明了并非如此。” 赵宜说，用好莱坞的技术，只能讲好莱坞故事。
“举个很简单的例子，当年国内拍《捉妖记2》时，希望采用好莱坞公司的特效。但电影工业和支撑它的技术，是自成一个系统的，且这个系统只服务于开发它的工业。所以好莱坞特效公诉做出的妖怪，更像是 ‘怪物史莱克’，这与上海经中的妖怪形象完全不同，传递给观众的也一定是突兀感和割裂感。”
而无法嫁接的不仅是好莱坞技术，还有好莱坞的故事模式。
好莱坞的类型电影，在几百年的发展中已然形成了一套“讲故事的模式”。这套模式像一条固化的流水线，它对每段时间剧情的进展有着严格的要求和把控，它的确生产出了很多好作品，但这种故事模式更适合美国大兵和西部牛仔。
“这也解释了为什么真人版《花木兰》要被赋予超能力，这是好莱坞故事模式对她做出的要求，她不是中国的花木兰，是超级英雄花木兰。” 赵宜说，中国电影人只有用中国的方式，才能讲好中国故事。
近年来，这一点不断地被证实：在海外火得一塌糊涂的李子柒、成功走出国门的中国网络文学、以及备受海外网友喜爱的《一剪梅》，这些由中国审美诉求制作出的内容产品，不仅征服了国人，也俘获了全球大众。
不过，这并代表中国电影人和好莱坞应该放弃对彼此的探索。
相反地，两者之间应该找到一种更有效的分享和交流方式，让好莱坞不再局限于中国传统文化素材，而是从当下的科技、社会文化、乃至政治经济领域中，寻找更具讨论价值的故事。
九月初，奈飞官方宣布将拍摄剧集版《三体》，并选择了《权游》的编辑团队进行操刀，原著作者刘慈欣，和英文版译者刘宇昆担任制作顾问，导演是拍过《星球大战8》和《利刃出鞘》的莱恩·约翰逊。
直观地看，奈飞此次既没有“大撒把式”的放权、完全交由本土团队制作，也没有全盘依赖好莱坞的内容生产模式。奈飞的三体项目更像是两方的一次“实验式合作”。
“我个人非常期待奈飞的三体。国内也正在拍三体的电视剧，电影项目据说也在进行中。”赵宜说，国内在拍《三体》，美国也在拍《三体》，以同一个文本作为创作基础，比较也会更加明确。
这次，好莱坞遇到了最擅长的科幻题材，它是否终于能讲好一个中国故事了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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