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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本文来自显微故事，作者殷夕，编辑万芳，创业邦经授权转载。
如果你想理解一座城市，最简洁的方式，莫过于去观察这座城市的人如何工作，如何生活，如何相爱又如何告别。
如果漫步武汉街头，你会发现酒吧、餐厅、江畔步行道和夜市再次人潮熙攘。
武汉，也是王钰淇生于斯，长于斯的城市。
5年前，他开了一家淘宝店，随后开始转战天猫，成为一家潮牌。
眼下，他最关心的是却是房价、粮食蔬菜和双十一，“希望武汉能找回失去的时间”。
今年双十一，连武汉街边小店也打出促销标语，想从消费狂欢节里分一杯羹。
这座城市再次出发，生活其中的人，从未像今天一样渴望证明自己，其中也包括王钰淇在内的国潮主理人们。
11月1日，天猫将“时装周”搬到了武汉地标黄鹤楼脚下，邀请了王钰淇、谢东霖、董槐等新一代本地潮牌主理人一起参与走秀。
这是一场接近于行为艺术的走秀——在那些年轻的创业者身上，我们看到了这座城市的B面。
一些旧事物幸存，一些新事物出现，一些变化保留了下来。
“在那个逝去的隆冬，他们终于知道，他们的身上有一个不可战胜的夏天。”
以下是关于他们和武汉所发生的真实故事：
01
从服装厂逃离到上海
重返武汉我已是潮牌主理人
王钰淇 Letrottoir品牌 主理人 85后 武汉人
服装是我现在的生活圆心，每天我都以7x24小时的速度围绕着它旋转。
但在我小时候，我对服装一点兴趣，甚至一度非常厌恶。
从小我就记得爸妈每天都要在服装厂工作，忙起来都没时间陪我。
那时我就觉得，服装抢走了父母对我的陪伴，我从心底厌恶这些衣服。
此外，当时工厂里的服装款式也很古板，我本能地觉得所有衣服都很难看。
直到高中，我开始接触美术、设计，这个观念才有了改变。
还记得当时，我每天都能看到很多国外设计师的作品、参观了不少秀场，我忽然发现，原来这几块布也可以玩得很出彩。
重新认识服装设计的边界后，我兴趣大增，还自己设计了一些新颖的服装款式。
没想到，爸妈把我的设计骂得狗血喷头，还说这种衣服太奇怪、不会有销路。
他们对我的打击很大，但我不服，你们只知道设计那些老土衣服、看得懂我的设计吗？
为此我索性离家出走，只身一人跑到上海学服装设计，但现实依然给了我一记“闪亮的耳光”。
2014年，我受一个学妹在朋友圈内卖国潮服装的启发，动了“我也自创一个潮牌”的念头，“Embrace the darkness”这个品牌就这么诞生了。
它的设计风格很强烈，品牌的中文意思是“拥抱黑暗”，所以服装全系列的色调就是黑、白、灰。
我又带着这个系列回到武汉，租了个仓库，用自家的服装厂把10多个款式每款做了100件。
紧接着，我拉了两个合伙人一起做官网、宣传视频、公众号，还曾同时和70多个有意向合作的人一起开了远程电话会议，一切都像往积极的方向走。
但真实惨淡的销量却告诉我，这不过是我的自我感觉良好而已。
那些人听完会议，却迟迟没有下单的意思。几百件货积压在仓库里，搞得我每天都焦虑得睡不着觉、满脑子想着卖出这些衣服。
我几乎没有一天不在新的合作商沟通，这个局面一直持续到2015年上半年才逐步缓解。
2016年，我的品牌算是步入正轨、入驻天猫店，但新的问题随之而来——虽然这过程中有不少人进店，但真正下单的却没几个。
我看好的款式大多卖得差、卖得好的款式我个人又不喜欢，我总抓不准市场的喜好。我任性的老毛病又犯了，我不想妥协。
更可怕的还在后头。
2019年下半年，我准备全力以赴大干一场时，被一场突如其来的疫情挡在了起跑线外。
停止发货、停止接单，这些情况在我看来都还在承受范围内。最让我崩溃的是眼看着希望来了，又在眼前破灭。
疫情过后，我们店流量掉得太多，说直白点，过去两年我们所有做的准备和努力基本都付之一炬，我们几乎等于要重新做一个网店。
我要对自己曾经的任性买单，经济状况不允许我再继续任性了，转型迫在眉睫。
在设计中加入一些大众能接受的元素，现在看来这种转型不能算是妥协，只是品牌向日常服饰方向演变的发展需要，也是一个必经阶段。
这个阶段过后，未来还可以继续追求自我风格，只是那时我没能早些想透这个道理。
幸好，疫情在五六月份逐步趋向稳定，今年的双十一我或许还能有些盼头。
一场疫情并没有打乱潮牌在武汉上升的趋势。
这场疫情让更多年轻人建立了民族自信，也让更多年轻人关注到了国潮品牌、尤其是在疫情的核心地区——武汉。
过去两年算是武汉潮牌市场高速发展的阶段。武汉高校多、年轻人多，每年都会有一波新一代的年轻人聚集在这里，为潮牌发展提供优越的市场环境。
我还计划，等一切企稳，明年我也打算加入本地潮牌大军、在武汉开一家线下实体店。
年少时，我可能无法想象，我这样一个叛逆少年有天回到老家、和父辈做相同的工作。
但我和他们又有些不同，他们当时做的只是遮风避雨的传统服装，如如今我在这个基础上，设计出了承载着更多文化需求的服装、传达出对这个世界的看法。
我想，这应该算是一种进步吧。
02
从潮牌迷弟到主理人
潮牌创业绝对离不开武汉这个新兴市场
董槐 Blind no plan品牌主理人 90后 常居武汉的江西人
我高一就入了潮牌的坑。
那年暑假我和哥哥去上海旅游，当时上海街头已经有不少潮牌店。
我是第一次见到这些设计风格鲜明的服装，很快就被这种“酷炫”的衣服震撼到了。
很多年轻人喜欢潮牌，喜欢的不仅是那种设计风格，更是这背后所蕴含的性格、文化。我们都希望通过更酷的穿着，变成更酷的人。
但无奈当时我还是个穷学生，潮牌服装的价格是我等学生党鞭长莫及的。
我在武汉某大学学了四年市场营销，读书期间我琢磨的最多的就是，毕业后能不能创办一个潮牌，自己营销一下？
我不懂服装设计，也不知道衣服都是怎么做出来的。
我只能先从日本潮牌研究再一路研究到欧美潮牌，看看别人是怎么做的，大众喜欢怎样的风格，然后才搭建了自己的潮牌理念。
我也会思考这些潮牌吸引我的点是什么？我创立的潮牌能不能也吸引到这群人？理念才是最核心的部分，实现，只是时间问题。
那段时间我还自己联系工厂、跟着产线学习服装设计。
一开始我连设计图纸都画得很粗糙，工厂也看不明白。即便是看明白了，打板时也会发现服装材质和设计与我设想的有差别，又要调整好几轮。
2017年7月，我创立了“Blind no plan”。
这个品牌的设计语言和日本设计师高桥盾的“Undercover”有相似的地方——我们想脱离时代背景去做跨纬度的设计。
有了品牌后，一开始我也不懂如何经营。
做淘宝C店时，我忙着设计、客服、打包、运营，没精力承载太复杂的售卖思维。当时的我，像是个服装商贩在卖衣服，而不是在塑造和包装个人品牌。
大约在2017年底，我的C店忽然迎来了质的飞跃。
当时我上新了5款产品，每款预售量是150至200件，结果上线一个星期就卖掉了所有预售款，还有不少品牌代理商来找我。
那一年，我的店铺粉丝也从几千涨至几万，我意识到，我终于突破了第一层瓶颈。
同一年，武汉本地也开始有些国潮品牌出现，街头穿潮牌的年轻人变得越来越多。
有次我在武汉一商场逛街，看到身边的人穿着Blind no plan的衣服，那一刻我特别有成就感。
从创办品牌到现在，遇到的最大的不顺就是今年疫情。
今年年初，受到物流、工厂停摆的影响，我们品牌停工了三个多月。那三个月，我们发不出货、订单减少10倍、退货率高达75%……
虽然损失不小，但当时我还比较积极，预测5月左右疫情可能会稳定，到时候一切都会恢复正常。
所以，大家焦虑的时候我反而冷静了下来，趁那段时间我一口气研发了80多个新款，留备下半年用。
虽然我是一个有严重拖延症的人，但那段时间我反而效率奇高。
订单的缺失反而更令我意识到时间的宝贵——黑天鹅总是突然而至，我更要把握好手里的一切。
也感谢那段时间，开工后我拖延的坏毛病反而纠正了不少。，我把每一次促销活动都当作是最后一次来做，加倍珍惜。
虽然整个市场经济恢复得不错，但今年的双十一我也不想设立太多复杂的目标。
市场推广的事情交给明年去做吧，今年能跟去年销量差不多，那就OK了。
03
放弃电视台“铁饭碗”工作
我要做每个年轻人都能负担、变得更酷的潮牌
谢东霖 Harsh and cruel品牌主理人 90后 武汉人
我小学六年级就喜欢潮牌了，算是同龄人里启蒙很早的一批。
2000年，有很多日本的潮牌引进到香港、广东，我很喜欢Bape、藤原浩，特别想拥有它们，但价格太贵了买不起。
上学期间，我的零花钱基本都花在买潮流杂志上，直到现在家里还有几箱子当时买的杂志。
那段时间，因为省钱买杂志，搞得自己生活得惨兮兮的，但无奈我就是愿意为喜欢的事情付出一切。
因为热爱，上大学时我索性报了服装设计专业，终于离潮流文化更近一步了。
武汉是个工业城市，服装设计专业在武汉几乎找不到合适的工作。
家人看我自己找工作够呛，就给我安排了个电视台广告销售的工作，认为那里是稳定又有面子的铁饭碗。
我敌不过家人的固执，和现实妥协了一把。
毕业头半年时间，我就天天跟广告商谈赞助，非常枯燥乏味。
后来，我实在受不了了，也不想再扮演“XXX的乖孩子”，人生那么长，我必须为自己做点什么。
2014年，我辞职了，同一时间，我也在武汉光谷开了个服装店，卖朋友做的国潮品牌。
可那时的武汉，本土潮牌接受度很低，这家店做了半年多，一直亏本，最后只能关掉。
但这次失败没有动摇我继续做潮牌的想法，反而让我更想尝试线上渠道——我打算把潮牌卖向一线城市，再带动本地市场。
于是2015年开始，我花了两年时间打磨我自己的潮牌“Harsh and cruel”。
第一次尝试实体店的失败是个契机，它让我更清楚我想要什么，也更明白曾经追求的“高大上”华而不实。
真正的“高大上”应是在设计、面料、做工上都能获得别人的认可、是实打实的口碑。
2017年9月，我自己的淘宝C店开业了。
也是在那一年，《中国有嘻哈》这档综艺大火，也让大众开始关注到国潮服饰，我产生了再做一个天猫店的想法。
但天猫店比C店更专业，我发现自己不懂的地方实在太多了——那段时间是我迄今为止最累的时光，进步不大、亏倒吃不少。
我是做设计出身，不懂管理和运营，开公司对我来说很陌生。
一开始，我在找工厂、仓库、物流、招聘等各个方面频频碰壁，搞得自己筋疲力尽。
后来，我逼自己去学习管理和运营、找江浙沪的电商大哥取经：学习怎么把仓库管好、怎么跟物流谈判、怎么运营、怎么推广。
度过这段磨合期之后，去年双十一我天猫店销量超过500万。那时我就想，我总算能向家里人证明，放弃铁饭碗不是我的任性。
但就在我们全力准备2020年春夏新款时，新冠疫情爆发了，而我们所处的武汉，是这场风暴的中心。
那段时间我情绪很复杂：
一方面货发不出、店铺不能接单，停工两个月销量出现10多倍的断层，亏了上百万。
另一方面我每一天又被周围武汉人的举动感动着，觉得这是一个充满希望的地方，让我对未来充满信心。
为了让自己不胡思乱想，我索性把自己关在家里设计新款。
我把之前的想法好好梳理一遍，想在疫情之后冲刺一把、将亏掉的都补回来。
我相信武汉这座城市会好起来，就和相信自己放弃铁饭碗去追梦能成功是一样坚定的。
现在武汉的自创国潮品牌层出不穷，街头上穿国潮品牌的年轻人越来越多，消费行为开始和一线城市年轻人靠拢，这也正印证着我之前的想法。
从8月份开始，我们就在备战今年双十一。现在我最愁的不是销售，而是生产，眼下还有8000多件的缺口。
我觉得Harsh and crue有希望做到头部、我国的国潮品牌也会走得更远，远到和国际潮牌并驾齐驱。
这是我的下一个梦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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