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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本文来自秦朔朋友圈（ID：qspyq2015），作者秦朔，创业邦经授权转载。
岭南万户皆春色。不辞长作岭南人。
——苏轼
我第一次到广东，是1988年圣诞节前后作为复旦足球辩论队的一员，到广州观看由《足球报》主办的一场辩论赛，那时我读大三。
广州之行只有短短三天，却改变了我的人生轨迹。此前从未想过去广东，我的首选是北京的中央媒体，其次是在复旦读研。但12月依然温暖的气候、满眼的绿色、热闹的夜市，以及在爱群大厦旋转餐厅喝早茶的味道，让我们对这块历史上的蛮荒之地顿生好感。
偶然的际遇往往影响一生。辩论队住在珠岛宾馆，离中山医科大学很近，我抽空去看在那里读书的一位中学同学，她后来成了我的女友和妻子。
辩论队有位学长读大四，是系里的团支书，原定留上海，因对广州的好感，改去了新华社广东分社。我则在1990年春节后放弃了保研机会到广州求职，进了《南风窗》。两年后女友毕业，到白云山制药总厂工作。
广州就这样成了我们的第二故乡，直到2004年为创办《第一财经日报》移居上海，但广东仍是我常去之地。
从粤西湛江、茂名到粤东潮汕，以及梅州、清远，更不用说广深、广珠之间的珠三角，这方水土对我的滋养实在太深！
1、自有一束光
广东是这样一个地方，里面活得有滋有味，外面总觉得陌生、遥远、荒蛮、混乱，有点异样。除非你亲见亲历。
这种印象当然是有原因的。早在南越王赵佗（前240年-前137年）时就上书秦始皇，要求遣送中原居民迁居南越，使“蛮夷渐见礼化”。可见当时确实比较蛮荒。从中原征调来的，要么是被治罪的官吏，要么是“四本之末”的商人及其家属，还有就是未婚的妇女。
赵佗是秦统一六国后进军岭南的副帅，秦亡后他建立了南越国，后臣服于汉。他奉行“和辑百越”政策，毛泽东曾说他是“南下干部第一人”。为促进融合，赵佗脱掉中原官服，穿戴越人服饰，给中原朝廷上书时也自称“蛮夷大氏老”。
历史上，广东曾长期是犯人流放之地。如唐代的韩愈，因反对宪宗皇帝大办佛事劳民伤财，写了《谏佛骨表》，被贬到广东潮州当刺史。侄子前来送别，他写下“夕贬潮州路八千”“好收吾骨瘴江边”的诗句，意思是潮州有瘴疠之气，他已做好赴死准备。
不过潮州人对韩愈却是感念有加。虽然他在此只干了8个月，但他兴修水利，兴办教育，为潮州百姓永记，当地的山山水水也改称“韩埔”、“韩渡”、“韩江”、“韩山”等等。
到了宋代，又一个大学者被贬到广东惠州，即苏轼。他非常达观，一到惠州就咏叹“海山葱花气佳哉”，把仕途失意抛到一边，因为荔枝甚至想“不辞长作岭南人”。惠州有丰湖，他觉得像杭州西湖，就写下“人间胜绝略已遍，匡庐南岭并西湖”，当地人自此把丰湖叫西湖。苏轼是美食家，惠州餐桌上也留下了“东坡西湖莲”、“炒东坡”（炒大肠）等佳肴。
皇帝把知识精英贬到岭南，让他们受苦，谁知他们过得都挺好。“一自坡公谪南海，天下不敢小惠州。”他们的存在，也提振了广东的形象。
这就是广东，你可以对它误解、讥讽、忽略，但当你融入其中，它自有一束光，温暖你的人生。
2、开放的光
想到广东，首先会想到开放的光。
广东襟山带海。广州是开埠两千多年从未关闭的通商口岸，潮汕、江门等地是重要侨乡，珠三角和港澳更有千丝万缕的联系。我去过江门台山，那里的斗山镇有5万多人口，旅外的华侨、港澳台同胞则多达8万多人。
大海有风险，也意味着出路，如果陆地走投无路，出海就是一种选择。潮汕歌谣说，“无钱无米无奈何，背个包袱过暹罗（即泰国）”，很是悲壮，但只要有闯荡的机会，就有出人头地的可能。如今东南亚尤其泰国的富商，不少祖籍都在潮汕。
大海带你去看外面的世界，所以人的思维不易僵化，不会固守一端，以为世界只有脚下这一种形态。
梁启超说，濒海之民比起陆居者“活气较胜，进取较锐”，“海也者，能发人进取之雄心”。眼界开阔而又进取，人就能不断创新而非守旧。
几个月前我到南海调研，去了西樵镇的简村。我想去缅怀一个人，近代民族工业家陈启沅，简村是他的家乡，1874年他在这里创办了继昌隆缫丝厂。
我在简村了解到，陈启沅能办成缫丝厂，是因为之前十几年，他追随二哥去越南经商，做过丝绸生意，在越南的缫丝厂看到在用法国机器缫丝，效率高，丝质好，1872年他回到盛产原料茧的家乡，仿效在越南看到的机器，绘制了两套机器图样，造出自己的缫丝机，投产后工效和质量都大大提高，很快名扬天下。
没有开放，没有海外联系，可能不会有陈启沅的缫丝厂。
陈启沅的故事100多年后又在广东重演。无论是蛇口工业区还是东莞、顺德、中山，无论是“三来一补”还是外商投资，因为开放，广东先行一步。今天不少人嘲笑香港没有什么工业，其实改革开放初期，香港电子工业对珠三角的外溢和促进是巨大的。
1990年我刚到广州时，对开放的最感性体会来自白天鹅宾馆、花园酒店、中国大酒店这三座五星级酒店。白天鹅宾馆由霍英东投资，是内地第一家中外合作的五星级宾馆。
我听亲历者说，1983年2月6日正式开业时，因为市民不用登记不用消费就可随意进出，非常轰动，挤掉的鞋子装了几箩筐。霍英东听说公厕里的卷纸一天用了400多筒，平静地说：“用完，那再去买吧。”过了一段，参观的市民不拿卷纸了，住在附近喜欢来“叹冷气”的居民也少了。
开放总会带来一定冲击，在1980年代，广东曾颇受争议，“香三年，臭三年，香香臭臭又三年”，但从未动摇开放决心，而是秉持任仲夷所说的“排污不排外，引好不引坏”，在建设性调整后继续开放，大路朝天，越走越宽。
广东不仅对外开放，也对内开放，“四门打开，欢迎八方客”“东西南北中，发财到广东”，孔雀东南飞，百万移民下珠江。农村外出务工人员多年被叫“盲流”，但1991年广州电视台就播出了电视剧《外来妹》，展示了这一群体辛酸奋斗的真实命运，那首杨钰莹演唱的主题曲《我不想说》也红遍了大江南北。
3、自立的光
开放带来机会。但资本积累过程中的艰辛、血泪与残酷也会随之而来，很难逾越。
20多年前我受亲戚之托到中山的制鞋厂看他们的女儿，正是午饭时，饭堂口是长长的队伍，一样的工装，一样的眼神。我说：“你爸很担心，还是回去吧。”她回了一句：“我觉得挺好，回去也没什么可干，种地也不需要我。”
无数打工儿女的青春在流水线上流逝。这场在田间地头的工厂、在建筑工地、在市场网点所进行的长征，换得的是“中国制造”走向世界，以及城市化的兴起，虽然很粗放。打工儿女在长征中也有掉队的，有绝望的，至今想来也觉残忍，但正是在这个过程中，不靠谁恩赐，不等着谁来包办自己的命运，这种自强自立的中国现代职业精神崛起了。
为了改变命运，造福家人，再苦再累也不放弃，也要坚持，自己就是自己的救世主，这就是广东话所说的“食自己”！
靠自己，食自己，这也是广东对我影响最大的地方。你可以在内心抱怨单位收入不如预期，但要是你在单位多抱怨几次，广东人就会拖着长长的腔调说“走了”，那个“走”的音节是向上的，特别长，意思是那就离开嘛。你可以跳槽，可以炒更（兼职），可以辞职，抱怨有什么用呢？
当年在广州夜市摆摊、开大排档和士多店的，有些是公务员。白天上班，下班在档口收银，或者晚饭后到夜市帮手。一点也不觉得不好意思。
1988年我第一次到广州是因为《足球报》，这份报纸的诞生也是炒更的结果。广东人爱“打波”（踢足球），1979年《广州日报》政文部体育组组长严俊君不甘寂寞，游说报社和广州市体委申请了一个刊号，带着三个记者和两个临时找来的编辑，在正常发稿之余给自己“造”了一件事。《足球报》试刊的纸张和印刷费是向报社赊的，第一期印了5万份，老严带着妻子和《广州日报》的一些家属到珠江两岸、洪德路、宝岗球场、黄沙码头卖报，看到很多人坐在马路边或靠墙而立看报，觉得这事成了。
1980年1月1日《足球报》正式创刊，此后一直是炒更状态，记者编辑承担《广州日报》体育版采编任务，同时办《足球报》，办出了一份百万大报。1997年后，《足球报》才有了专职的记者编辑。
老严是有理想的人。但也非常实在。凡跟他炒更，每月均多开一笔稿费和编辑费，所以大家干得不亦乐乎。
若干年后，《南风窗》划入广州日报报业集团，我和老严也算同事了。如果不是老严在不惑之年想多干事办了《足球报》，可能我和广东今生也无缘。这里我要谢谢中国专业体育报纸的开创者严俊君先生。
广东人讲究“够勤力”，信奉“做成一件事胜过争论一万句”。我采访过长隆集团创始人苏志刚，他是番禺大石镇人，十几岁就当农民，改革开放之初到广州当工人，后来宰猪去卖。第一天卖了一头猪的1/4，然后是半头、一头、几头。他说：“宰猪时是半夜三更，卖完就到下午两三点了，累得什么力气都没有。后来觉得光宰几头猪卖掉不行，就想着搞一个餐馆，1989年向银行贷款开了一家酒楼，1994年又开了香江酒店。有一天林业部的领导陪非洲一个总统在广州参观，到香江酒店吃饭，我就问能不能私人搞一个野生动物园？领导说搞野生动物园非常难，但如果你要搞，我们会支持你。”
所有的路都有一个开始，路是走出来的，空谈无益。
前不久我去深圳龙华的工业富联参观。我们聊起富士康的很多往事，郭台铭1988年在深圳宝安建了在大陆的第一个生产基地——深圳海洋精密电脑接插件厂。第一批招聘的150名女工来自粤东农村，20岁出头的王来春就是其中一员，她来自澄海。她们睡大通铺，夏天宿舍像蒸笼，电风扇吹热风，碰到断水，早晨要到一公里外的村子才能刷牙洗脸，在流水线上一天工作十几个小时是常态。我说王来春可能是广东最励志的“打工妹”。她创办的立讯精密市值最高时，她的财富超过900亿元。
在广东，无论是苏志刚和王来春这样的本地人，还是到广东打拼的新客家人，都不怕吃苦。1993年广州市委宣传部要拍反映改革开放15年的专题片，新华社广东分社王志纲主持，我是撰稿之一，王老师说广州就像一个24小时不停的机器，一定要把这种气氛拍出来，所以我们专门到东山口的洋服商店拍晚上11点卸下闸门的镜头，然后拍凌晨4点黄沙海鲜市场已经人车攒动的场景。
这就是广东的氛围。广东的光是开放所带来的机会之光，也是人人“食自己”、自立自强的光。
4、生活的光
再说一下广东人的生活之光。
广东本地企业家都很低调，特别不愿被媒体曝光，他们注重生活品质，但并无那么多严谨礼数。1990年夏天刚工作时正值世界杯足球赛，深夜看完电视直播到楼下大排档吃点东西，就能看到从名车里走出穿着拖鞋和大短裤的老板，蒸条鱼，炒个青菜，加碗粥或一份炒牛河。
广东人注重生活，擅长煲汤，喜欢喝凉茶，爱逛花市，爱吃新鲜的鱼。所以广州在全国最早进行了放开水产品市场价格的改革。放开河鲜杂鱼价格，产销见面，随行就市，按质论价，议价成交。一开始塘鱼价格猛涨，有人提出“恢复凭证供应”。但广州相信市场调节。上面来电话问：“为何广州市场上鱼头的价钱高于鱼肉？”广州回答：“广州人普遍爱吃鱼头，因此鱼头价高。”当时在广州当市长的叶选平说，对价格变化要“闻升不忧，闻降不喜”。水产品价格放开后，养鱼人的积极性提高了，产量迅速增加，鲜鱼越来越多，吃鱼容易也便宜了。
吃在广东，不少人把粤菜作为昂贵菜系的代表，在我看来，广东菜也很平易近人，什么食材资源都能被接纳，高大上的食材能用，“下脚料”的牛杂能做出美食，没有馅料的面团压扁下油锅也可以做成酥脆的蛋散，鱼的一身更是无一不成菜肴。特别是广府菜这一脉，追求鸡有鸡味，鱼有鱼味，饭有饭味，菜有菜味，讲究本味调和，不会让调味料干扰食材本色，尽量用简单的烹饪方式带出鲜美的味道，保持食材形态的完整性。就像在广东生活，自然，自在，自由，自得其乐，又是精致和有品味的。
广东很现代，但也很传统。章太炎研究过客家语言系统，他选了63条客家话，用古代典籍加以印证，说明客家方言的词汇与古汉语同源，客家山歌有《诗经》的遗风。孔子说“礼失而求诸野”，当年的中土文明在北方大多已失传，但广东还保存了不少，如潮汕音乐就被称为“隋唐绝响、华夏正声”。
我认识的多位广东企业家都特别重视家风，非常孝顺，有的每日清晨必向老人问安（如长隆苏志刚）；有的和老人不在一个城市，只要周末有一两天空闲必去看望老人（如TCL李东生）；有的平时抽烟，回到家在母亲面前从来不敢（如平安马明哲）。
广东民间烧香礼佛的不少，在家中摆设物件驱邪防灾的多，注重风水的多，虽然不那么“科学”，但也表明了他们的敬畏自然和传统之心。
我在广州时觉得最能体现广东人幸福感的时刻是春节前逛花市，春节时派利是（红包）。秦牧写广州花市，说“花街十里一城春”，这里有花，有鲜果，有盆栽，有金鱼，有古董，有即席创作的书画。花市就是幸福市。利是不在多，而在有，本质是一种深植于民间的文化。马化腾每年都给员工发开门利是，站到腰疼也带笑坚持。
5、光而不耀
以上就是我在过去30年感受到的广东之光。在粤港澳大湾区新发展背景下，相信广东还将继续发光。
自1989年起广东GDP就是各省市自治区的第一，1992年邓小平南巡时提出20年赶超亚洲四小龙，现在只有韩国尚未超过，2019年GDP差距不到7%。我问过广东做政策研究的朋友2020年能不能超过，他说广东人口比韩国多一倍，超过了又能怎样！广东人并不关心超过谁，关心的是真实生活。要生活的好，越来越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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