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混沌大学（ID： hundun-university），作者冯灏 刘旭，创业邦经授权转载。
前段时间，“困在花呗里的年轻人”这一话题登上热搜，引发网友共鸣。一组2019年《中国消费年轻人负债状况报告》中的数据被多家媒体反复提及，数据显示，全国有1.75亿90后，而86.6%的90后都接触过信贷产品。
年轻、自制力差、对诱惑缺乏抵抗，再加上当下诸多消费信贷产品能低门槛开通，这些因素集中起来时，年轻人——尤其涉世未深的大学生，就有可能陷入无法偿债的困局，由此酿成的悲剧也在不断上演，于是，很多人对“借钱消费”变得小心翼翼，唯恐避之不及。
著名经济学家陈志武认为，“年轻人一定程度上的借钱花是没有错的，但要搞清借贷条款的细节，不要被误导”。
年轻人该如何把握借钱的度呢？怎样才能更好的发展呢？
把钱花在最需要的时候
在中国的传统观念里，“借钱花”一直带有一种负面色彩，大家一听到消费金融、借贷消费就很害怕；加之近些年来年轻人因陷入网贷而酿成悲剧的新闻不断上演，导致很多人都认为“借钱花”是一件坏事。
然而，与社会的主流论调不同的是，陈志武教授一直致力于纠正这种以偏概全、以点概面的一刀切式论断；强调一定程度上的借钱花是没有错的，而且只要借的钱总体上没有超出未来的收入预期，就不违背“量入为出”原则。
为什么说借钱消费不是一件坏事呢？其实道理很简单：
对于大多数人而言，年轻的时候是一辈子最缺钱、收入最低；但却最需要花钱、花钱所能得到的好处最多的阶段。老了以后，并不需要花那么多钱去吃穿；外出旅行也吃不消、走不动，不论是消费能力还是消费欲望都和年轻时无法相提并论。
在最需要花钱的年纪生活得很拮据，却在年老后拥有最多的财富；这种情况，肯定是对每个人的一生的总体幸福最不利的局面。
这也就是我们所说的“钱要花在刀刃上”。
同理，陈志武教授也指出，年轻人在进行存钱与消费的选择时应该遵循“逆经济周期”的原则。
怎么理解？
疫情之后，不论是消费信心指数还是市场交易活跃度数据都趋于疲软，年轻人的消费趋于保守，这是由于疫情带来的危机感和对未来的不确定，因此人们在消费上都会倾向于更加保守，把已经到手的钱攥得更紧而不是去花；而当经济轰轰烈烈地增长、年轻人收入也非常不错的时候，可能就没有几个人想到要去存钱，更多的人是大量花钱。
这就造成了在钱多的时候，吃得太饱、喝得太足；而钱少的时候，却吃不饱、穿不暖。
为了避免这种局面，存钱和消费更多应该是“逆周期”的，也就是说。如果经济发展得好、个人收入也比较多，这个时候可以多存下来一些钱、多做一些投资；而当经济很不景气、大家都觉得艰难的时候，把之前存下来的一些钱适当花掉，甚至借钱多花。
总之，无论是“借钱花”还是“逆经济周期”进行消费与投资，这二者都指向一个道理：把钱花在最需要的时候。
借钱消费的“度”在哪里？
“把钱花在最需要的时候”这个道理大家都懂，但可能还是无法迈过那道坎。毕竟现在互联网公司推出的金融产品那么多，年轻人要如何把握借钱的度，从而既能改善自己现有的生活条件，又不至于陷入网贷的漩涡呢？
陈志武教授强调，在不违背一般性的原则下，把“量入为出”的这个“入”理解为现在的收入与未来的收入预期的贴现总值；利用各种金融产品把“现在的需求”与“未来的收入”进行调整与优化配置，这些都是合理的。
但是具体到每一个人，情况可能会不一样。的确，年轻人可以借一些钱去消费、去投资，但这并不等于说你可以随意借几百万、几千万，借多少是因人而异的；也不等于说放贷公司引诱你借钱，你就轻易上钩。这里面要做一个区分。
至于借钱消费具体的“度”，我们可以把40岁作为一个分水岭。
40岁之前，哪怕你是一个月光族甚至是月欠族，这也有可能是你一生幸福最大化的一种最优安排。40岁之后，每个月至少要存下来20-30%的收入。
也就是说，如果在40岁到65岁这25年的工作收入里，每年可以积累年收入的20-30%，在25到40岁这15年，借钱的上限最多可达年收入的3-4倍，包括住房按揭贷款在内，这是一个数学问题。
但这里依然有一些基本前提，首先，未来的收入水平与当前相比，至少不会下跌；其次，贷款利率不能过高；最后，借钱的范畴包括住房按揭、人力资本投入等等，而不只是一般意义上的消费负债。
当然，即使年轻人自己在理智上把握了借钱的度，但现如今门槛低、使用便捷的互联网金融产品，依然将借贷与消费直接捆绑在了一起，切入了各种消费场景，让人“防不胜防”，引诱年轻人过度消费。
针对这种情况，陈志武教授指出，重要的是，在博弈、讨价还价的过程中，借钱方和放贷方要形成独立、合宜的判断，各尽其责。
比如，放贷的一方要考虑对方未来的还钱预期，如果借钱者的收入预期并不好，放贷公司就应该考虑自身风险，做出是否放贷的判断，或者上调贷款的利率以化解足够高的风险。
反观借钱的一方，对于缺钱花的年轻人而言，如果对方要求我支付较高的年利率，那么我就要思考，我所要进行的消费与投资是否真的值得这种水平的年利率，是否真的会给我带来足够大的回报。决定权就落在了想借钱花的年轻人手里。当然，考量之后，年轻人可能觉得借5000或者10000可以带来足够高的短期收益，这也是没有问题的。但毫无疑问，借多借少应该进行仔细的权衡与考量。
当然，在这个过程中，放贷的一方不能实施欺骗，通过讲一些虚假的故事、编造一些虚假的理由、提供一些虚假的承诺，引诱年轻人上钩。
如果欺诈行为存在，就需要监管部门的介入，维护市场的公平有序。比如，借贷双方在进行交易时，什么话可以讲、什么话是误导与引诱，监管部门需要设置一些规制性原则。而互联网公司在推出金融创新产品的时候，应该寻找产品的创新维度，而不是通过玩一些虚假的文字游戏引诱普通人上钩。
总之，对于年轻人“借钱花”这个问题，不能一棍子打死。那样对于整个社会福利的提升，对于年轻人提前安排好自己几十年甚至一辈子的生活、消费、投资、借钱等打算，都是不利的。应该要给年轻人一些空间，去提前地、系统地安排好自己的一生。
摆脱996——创造财富的逻辑思维
鼓励年轻人“借钱花”并不意味着年轻人就可以“只花不赚”。相反，一定程度上的“借钱花”反而会逼着年轻人更努力地赚钱。那么，要如何提升个人创造财富的能力呢？
具体来说，有三个维度：
首先是深度，提升技能专业度，劳动创造财富；
其次是广度，以劳动的价、体、量的总体上升来创造财富；
最后是长度，把自己未来财富，用于当下的奋斗资本，把自我价值转换成为财富。
年轻时以积累人力资本为基础，兼顾资本性投资。对年轻人来说，最好的投资就是对自己人力资本的投资。读书，认认真真地去读一些有深度的书，而不是把自己每天放纵于毫无意义的、碎片化的、甚至虚假的信息之中。增长一些生产性的人力资本的知识，帮助改善自己的职业，提升专业技能度；与此同时，也投资一些非生产性的知识，让自己保持良好的、上进的精神状态。
在此基础之上，年轻人也要学会做一些资本性的投资，从而让自己在四五十岁的时候“躺着也能挣到钱”。但有一个前提是，判断哪里才是有价值的投资市场。
职业初期创造自我价值，超过90%的人才有价值。2009年金融危机，一夜间倒闭了很多奢侈品代工厂，厂里的工人自然也就失业了。代工厂是以劳动价值创造财富的模式；而工人的收入模式自然也是劳动创造价值。但奢侈品牌不同，属于无形财富创造价值，拥有绝对掌控权。
很多人在开始上班的时候，会用收入来选择工作，甚至有些用环境和距离来作为选择工作的衡量条件。但无论怎么选择，也就是多几百少几百的事，都属于劳动创造价值模式。纯劳动创造价值有点惨，就好像996上班一族，是典型的勤劳而不富有。但大部分人都无法避免这个过程，因为要生存。
在劳动创造价值时期，除本职工作外，一定要提升自我价值，选择一个领域深挖成为专家，做到超越90%的人，建立个人品牌价值标签，日子就会好过的多。
职业中期把东西变成金钱，把人力和价值转换为金融资本。把你积累的人力资本，和你努力提升的自我价值，通过工作或者创业，转换为金融资本，进入无形财富创造价值时期。奢侈品代工厂就是劳动创造价值的典型代表，做得再好东西不是你的。而奢侈品就属于无形财富创造价值的代表，品牌的价值高于产品本身价值。
对于企业是这样，个人也是同理。你的个人品牌价值，要远高于你的劳动价值，没有个人品牌的衬托，你一个小时可能几百元。反之，你一小时可能是几千、几万甚至几千万。比如巴菲特一顿中饭的时间，价值2119万元，是巴菲特先生的劳动价值吗？不，是巴菲特先生的个人品牌价值，这就是无形财富创造价值的力量。
提升自身价值曝光率。如今时代，酒香也怕巷子深，你要会吆喝，要让尽可能多的人知道你能把一件事做到超越90%，因为人是产生价值的根本。比如我一年读365本书，写365篇书评，我一个人闷头在家里写，不让任何人知道，那我的这个个人品牌标签就无法产生价值。所以我通过各种渠道，让尽可能多的人知道，我在阅读写作上能超过90%的人，自然就会吸引90%的人获得不了的财富和资源。
拒绝做韭菜——复利效应资产模式
在创造财富之外，如何合理规划自己的财富也是一门值得探讨的学问。年轻人不妨参考以下的阶段性建议，并结合自己的实际情况做出决策。
职业上升期要跟未来的自己借钱，把未来财富变成今天奋斗的资本。年轻时是最没钱的时候，但却是最需要花钱的时候，要恋爱、结婚、养孩子、买房子车子等等，所以我们就会跟银行贷款来买房买车，这种就叫做把未来的财富转换为今天的资本。但不能把借来的资本花在享乐上，要花在提升你的品牌价值和无形财富生产上。
当然，陈志武教授也特别指出，对于刚大学毕业或是研究生毕业的年轻人来说，他不主张把大把的钱砸在房子上。
一方面是因为现如今大多数城市的房价都太高了；另一方面在于年轻人最缺钱，好不容易有点钱却要砸在房子这种没有任何流动性的资产上面，反而是对自己一生总体幸福最不利的选择。
再者，刚毕业的年轻人很多都没有确定好未来要在哪里生活，职业发展还没有走上稳定的轨道，这时候在一个地方买了房子，反而会让自己束缚在某一个地方，失去了“四海为家”的冲动与情怀。
什么时候可以跟未来自己借钱，把未来财富当作今天奋斗的资本呢？
陈志武教授建议，你需要用一到两年的时间，去验证和实践你的个人品牌和市场需求的匹配度，匹配度高就可以全职投入。全职投入的前期收入可能会较少，所以需要未来的财富作为生活保障，但一定要谨记先了解、验证市场需求，先验证后行动。此外，年轻人应该先闯荡，“四海为家”，而不是着急买房稳定下来。
不惑之年建立投资组合式收入系统，把你的财富转换为复利效应资产模式。当你有了一些财富，你最需要做的就是把财富转换为金融资本，创造被动收入系统。从经济学的角度说，就是你需要把劳动性收入，转换为投资组合性收入。需要学会投资，像巴菲特那样赚钱。但并不是让你单纯的去炒股，大多数人对于炒股投资的概念就是，从股票市场跟着感觉选一只股票，最后都被庄家割了草。
巴菲特选择股票，是从行业考察、到企业考察、再到企业的CEO和企业文化，以及企业的盈利模式、财富报表等多项研究分析，得出这家企业投资的安全空间，和获利预估，之后再决定是否购买这家企业的股票。即便这样，巴菲特也不能保证他所有投资都成功，总有偶尔的失策，但90%左右都是成功的。对比之下，普通人购买股票投资，其实就是在给庄家送钱。
可以选择的方案，一是定投，定投可以产生复利效应，掌握定投技巧，几年就可以把你的资产翻几番。二是投资，如果你没有经验，就去购买那些跟经济发展趋势同步企业的股票；而不是说在资本市场盲目地做亏本生意。三是用你输得起的钱投资项目，即做投资人，扶持创业的人，但在投资前，你需要学习和建立跟投资相关的知识体系。
让更多人有创业致富的机会
一个公平、高效的社会应更多侧重“机会平等”，而不是简单的“结果平等”。因此，通过了解现在的创业环境以及未来的经济走向，我们能更明确如何让更多人有创业致富的机会。
陈志武教授坦言，在创业的机遇方面，代际之间的确存在一些差异。比如说60后在90年代的创业摘取了最低的那些果子，因为在粗放式增长时期进行创业，相对而言更加容易；但现在，创业可能比较难，需要在商业模式上、技术上都有更多的创新和独到的想法。只有这样，才能挣到大钱。
但是，只要社会足够开放，足够鼓励年轻人去创新创业；不管是什么时候，总是有创业机会的。
道理很简单，人类社会一直就是这么走过来的。在任何一个时间节点，身处其中总觉得创新、创业步履维艰，但回头看，总有人让自己创业成功。所以，关键在于自己仔细地去观察、去思考；看到别人看不到的机会。
陈志武教授列举了三个具体的可行方向：
首先是消费升级，展望未来一段时间，消费升级依然前景可期。
道理很简单。三四十年以前，中国人都很穷、什么都短缺，人们追求的消费很简单。
经过过去40多年的经济奇迹，现在中国社会财富很多、个人收入也很多，所以人们追求的消费不再是简单的吃几块肉、喝几碗二锅头或是米酒。人们不只是要喝很有味道的酒，还要喝出故事。
除了吃穿以外，还要去旅游，体验一些以前从来没有办法体验过的东西，比如迪士尼乐园、迪士尼电影。
另外，他还看好清洁能源领域。
因为不论中国还是其他国家都面临的一个共同的挑战，就是这些年的技术变革使得人类对能源的消耗量大大增加，这也与消费升级有一定的对应关系。从数据来看，比起50年以前，每一个人对于能源的消耗量都是翻了很多倍的。
在世界范围内，传统能源的储备量快速下降，人类必须找到其他的替代性能源，不管是太阳能、风能还是沼气。
与资源约束条件息息相关的，还有新材料的创新。
现在，电动汽车越来越时髦，各个国家都在通过政策去鼓励电动汽车的发展，市场对于生产电动汽车所用的各种材料需求也会增加，比如生产电池所需的锂等金属材料，找准机会在新材料上进行创新，也会带来很大的发展潜力。
所以，从各个维度上来看，现在也不缺创新创业的机会，关键在于如何去做、如何找到市场的需求所在。
商业模式的创新也蕴含着很多机会
我们也可以从商业模式中找到创新创业的机会，陈志武教授列举了一些经典的创新商业模式，可供年轻人参考。
比如微软，选择了边际成本为零的高科技产业。
当然，发展高科技产业并不是创业的唯一出路，传统行业中同样存在创业成功的可能。星巴克实现了咖啡产业的规模化：在创业初期选择人流量大的地理位置开店为其带来广告效应；全球化流动为其创办跨国连锁店提供了条件；通过上市公司提升品牌的知名度与影响力。
沃尔玛则是选择通过规模压低成本：大批量、直接从厂商采购货物，避开批发商。由于采购量巨大，把厂商的出货价格压到最低。
戴尔则采用了定制加直销的创新商业模式。戴尔发现传统的商业模式过于呆板，既不能根据用户的需要为用户组装电脑，资金周转速度又太慢，库存电脑太久、太多，零售店面占用太多资金，成本过高。戴尔公司改做电脑的模式是先拿到客户订单，收到钱，再组装电脑，然后发货。
这样，戴尔不需要太多流动资金，没有库存，没有零售店面成本，更没有电脑技术过时的风险，因此也没有降价风险。既有满足用户需求的灵活性，又大大降低成本，这使戴尔有很大的砍价空间，即使它卖的电脑比IBM、康柏的便宜很多，公司也照样能盈利。
大体量的制造业也有创新的空间，中国太阳能企业常州天合采用的是所谓“垂直一体化整合”商业模式，自己收集含硅的废电器，先从中提炼单晶硅，做成硅片，再做成组件，最后将组件安装成太阳能发电系统。这一整套垂直工序都由自己公司完成，在公司内各工序一体化，能较好地保证各生产环节的原材料供应，也能降低原材料的进货价格波动风险。
哪些产业可以采用“垂直一体化整合”模式？供货越紧张、价格风险越高的原料，自己做、自己生产的好处就越大。像蔬菜、大米这样的生产周期很短、供给很容易产生的东西，其价格总体上会很稳定，就没必要自己去生产，到市场上买就行了，让那些更有种植粮食、蔬菜专长的人去生产粮食和蔬菜，而你只管把饭菜和服务做好就行了。各做各的特长，各有各的分工，市场是不同专业特长的人到一起交易的平台。专业分工和市场化就是这样相互推动发展的。
创业致富，是给子女最好的教育
陈志武教授认为，创新型中国经济需要教育的转型，需要培养兴趣丰富、人格完整、头脑健全的通识人才、思辨型人才。因此，给子女最好的礼物不是金钱财富，而是创业致富的技能。
对于那些家庭背景较好的父母，尤其应该鼓励自己的子女追求兴趣爱好，而不是一味地随大流去读会计、计算机、经管等这些容易找工作的专业。
只有基于子女的个人兴趣、偏好、个性和天赋，教育才有意义。否则，不仅没有意义，而且很容易造成天赋与人才的浪费，结果只会是子女学习、工作没有热情，无精打采，每天因为在做自己没有感觉的学习或工作而特别累，而且会时常抱怨，对生活、工作失去兴趣。父母也会觉得难受，因为他们尽了那么大的力，陪读那么多年，花了那么多钱，找了那么多人情关系，到最后也没有见到子女有出息。
而对于社会，这同样是最糟糕的局面，因为如果多数甚至所有家庭都这样不顾子女兴趣去选择学校和职业，结果会是，社会中的各项工作都是那些对此并没有兴趣、更谈不上热情的人在做，这不仅导致人力资源的整体浪费，而且各项事业都无法做好，更不会有突出的创新。
当然，这并不意味着我们可以站在道德的制高点上，要求所有人都以兴趣为导向就业择业。对于那些条件不太好的家庭而言，出于对未来稳定生活、稳步向上的职业发展追求而选择专业，也是可以理解的，“我就是这样一步一步地从农村走出来的”，陈志武教授笑言。
在专业的选择与职业的追求方面，也是因人而异的。但是，在任何社会中，人才资源是各项资源中最为重要的，因此，把每个人的兴趣和天赋跟其专业尽量配置得一致，是整个经济中最为关键的一部分，也是决定一个国家整体资源配置效率的最关键因素。
为了向创新、向品牌经济转型，就必须侧重思辨能力的培养，而不是只为考试；就必须也重视综合人文社会科学的训练，而不是只看重硬技术、只偏重工程思维。离开市场营销、离开人性的研究，就难以建立品牌价值。
教育有两项主要功能：一是为了职业，一是为了做人，尤其是为了做一个有意思、有趣味、有意义的人。职业培养是为了饭碗，而“做人”的教育是为了让人不只是职业工具，而更重要的是做人。
我们需要怎样的成功观？
追求财务自由是现如今大多数年轻人的奋斗目标之一，在某种程度上也映射了年轻人对待金钱、对待成功的态度。
在陈志武教授的观点里，对于大多数人而言，达到1000万-1500万的财富水平才算是财富自由；当然，在北京、上海这类大城市里，1000万-1500万只够买一套房子，甚至还不能算财富自由。
可以说，人们对于财务自由的理解也在不断地发生变化，年轻人要实现财务自由也变得越来越难。在这样的情况下，很多年轻人为了更好的生活选择“卷”入高度竞争的社会环境。
针对这种情况，陈志武教授从两个维度进行了解释：
一方面，与先富起来的欧洲不同，中国在近些年来才解决温饱问题。经过过去很长一段时间的贫穷生活，现如今有如此多的挣钱方式，因而整个社会对于赚钱的欲望都非常强烈，年轻人可以没日没夜地挣钱，这些都是可以理解的。
但另一方面，现在的问题在于年轻人也好、中年人也好，他们都把挣钱当作最重要的人生目标。
比如说现在很多父母深受成功学的影响，认为子女找到高收入的稳定工作才算成功，在这种单一的判断标准下，很多年轻人主动或是被动地进入了那些高收入、同时也伴随着高压力的竞争赛道之中，于是就造成了某些赛道拥挤不堪、某些赛道却无人问津的境况。
为缓解这种情况，父母需要首先做出表率，放宽心态，树立多元的价值体系；而不应用单一的维度去评价孩子的人生。
与此相对的是，还有另外一群“卷不动”的年轻人，他们选择躺平任嘲，“佛系”、“低欲望”、不赚钱、不消费。陈志武教授认为，“低欲望”不能是物质与精神上的双重低欲望；反之，如果是在物质上低欲望，在精神上高度富足，这反而是我们都要努力追求的方向。
不管怎样，每个人都要进行物质与精神上的平衡，每个人的幸福不只是来源于外在的物质满足；在追求物质之外，每个人都要有富足的精神世界。
因此，抛却单一的以“钱”为本的评价体系，鼓励年轻人在追求财务自由的同时，更多地关注精神层面的自由，无论对个人还是对整个社会的发展，都是大有裨益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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