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本文来源华商韬略，作者杨凯，创业邦经授权转载。
在过劳大国日本，关于过劳及其应对举措的探讨，已经有数十年的历史。
一
2015年12月25日，高桥茉莉从电通女员工宿舍四楼一跃而下，结束了她24年的短暂人生。
在外人眼中，高桥茉莉是社会精英，拥有让普通人艳羡的履历：毕业于东京大学、就职于日本首屈一指的广告公司电通。
直到她身故，家人才意识到她过得并不快乐。
生前，她在Twitter上留下大量让人绝望的字句：“假日加班准备的材料，竟然被批得一文不值，让人身心俱疲”“人生是为了活着才工作，还是为了工作才活着，我已经分不清”“我真的很想死”……
高桥茉莉的自杀在日本各界引起极大关注和讨论。
厚生劳动省调查发现，根据高桥的打卡记录，她曾在一个月内加班130个小时，远远超过电通的员工协议规定一个月最多加班70个小时的上限。
2016年10月，高桥之死被劳动基准监督署认定为“过劳死”。
经过谈判，电通以支付赔偿金的方式与死者家属达成民事和解。赔偿金额没有公开。按照以往案例推算，预计超过1.6亿日元(相当于人民币1000万元)。
这是日本第一宗被官方认定为“过劳自杀”的案例。
在日本，过劳重灾区远不止于广告业。
漫画家尾田荣一郎是日本著名的工作狂。他的代表作《One Piece》(海贼王)已经连载了22年，至今仍保持着稳定的更新频率。
他曾在采访中透露，自己每天早上5点起床，一直工作到夜里2点。每天睡3个小时，此外除了吃饭都是在工作。
作为日本有史以来最成功的漫画家，尾田荣一郎获得了惊人的财富与声望。但过劳不只属于他这样的成功者，也是普通漫画从业者的家常便饭。
“一天平均睡眠时间是0-4小时”“我在一个每月工作600小时以上的公司干活”……2010年10月，一名28岁的日本男子写下这些绝望的网络日记后选择了自杀。
生前，他任职于东京都的动画制作公司“A-1 Pictures”，曾参与过《振臂高挥》《神薙》等知名作品的制作。
据日本动画师·演出家协会的调查(受访者：728人)，日本动画业每天平均工作时长超过10小时30分钟。而且，有32.3%的受访者年收入约100万日元；19.9%低于100万日元，属于典型低收入群体。
日本漫画人真的是“为爱发光”。
在日本，甚至连僧人都会严重过劳。
2017年4月，日本和歌山县高野町的一名僧人对寺院提起诉讼。
根据诉状：从2008年开始，他每天上午5点开始读经和工作，经常要工作到晚上9-11点，每天工作时长近17个小时，并因此患上严重的抑郁症。
最终，桥本劳动基准监督署将此案认定为劳动伤害，判定寺院予以赔偿。
日本是全世界过劳最严重的国家之一。
据日本劳工问题专家组调查，2006年，欧盟国家工人平均年度工作时长为1600小时，而日本工人是他们的1.5倍——2288小时。其中，有408小时为加班时间。
2016年，日本政府发布的过劳死白皮书显示：五分之一的企业员工有过劳死的危险；约21.3%的日本员工平均每周工作49小时或以上，远高于美国的16.4%、英国的12.5%和法国的10.4%。
二
世界上，第一宗有记录的过劳死个案就发生在日本。
“过劳死”一词也是日本人发明的。2002年，《牛津英语词典》在线版收录了来自日语的词汇“karoshi”（过劳死）。
从二战后的一片废墟到亚洲第一个发达国家，正是日本人如同“工蜂”般的工作态度造就了日本经济的腾飞。
在战后一代的日本人心中，“为公司出生入死是伟大的”。
他们把那些勤奋工作的人称作“企业战士”，他们信奉“加班光荣，休息耻辱”。
据Expedia调查，68%的日本员工对“带薪休假”感到羞耻。
在崇尚劳动的社会氛围下，很多人即便早早完成了自己的工作，也不敢正常下班。因为他们不想成为公司的“异类”，影响职业前途。
早年间，日本很多大企业还专门为员工修建了“企业墓园”，用以告慰那些把一生献给工作的员工。
《日本经济新闻》说，日本人将“生是公司人，死是公司鬼”的集体主义精神贯彻到了极致。
被称为日本经营四圣之一的稻盛和夫，将工作称作一种修行，一种“燃”的精神。他还有句名言：夜晚我能听见机器哭泣的声音。
日本在这样无私奉献的社会思潮中迎来“黄金年代”：1984年东京奥运会、持续20年股市房价暴涨、日本贵妇全球扫荡奢侈品……
日本作家金子由纪子，在《不被理想束缚的生活》一书中写道：“那是一个芝麻开花节节高的年代。日本经济一路向上，人口增加，都市扩大，在国际社会中的地位也日益提高……”
那恰恰也是日本过劳最严重的年代。
据统计，1989年，日本因过劳而导致的死亡人数达到1.7万人，比当年交通事故造成的死亡人数还多。
如今的日本已经成为全世界最富有的国家之一。
2019年，日本GDP为5.08万亿美元，位列全球第三，人均GDP也超过3万美元。
据瑞士信贷银行2019年发布的《全球财富报告数据手册》，日本成年人中位数净财富约11万美元，排在全球第8名。
但日本打工人们依旧没有逃脱过劳的命运。
在崇尚集体主义和奉献精神的社会思潮、人口老龄化导致的劳动力匮乏、“男主外，女主内”的家庭结构等综合影响下，过劳早已成为日本这个社会大熔炉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没人能够置身其外。
三
作为过劳大国，日本同时也是对过劳问题最重视、应对举措最丰富的国家之一。
对待过劳问题，日本政府采取产学研管紧密联动的方式，一方面加强技术性研究，一方面从劳动行政管理和劳动卫生管理角度制定了很多对策和方法，以推动企业加强劳动管理。
日本产业医学研究发现，时间外劳动（加班）会加大员工患脑淤血、心肌梗侧等心脑血管疾病的风险：单月的时间外劳动超过100小时，或连续2-6个月平均每个月超过80小时，风险很高。
早在1987年，日本厚生劳动省就发布了620号通知“关于脑血管疾病和缺血性心脏病等的认定基准”，该基准明确：自症状出现或死亡前一周内，从事了在时间和地点能明确与发病或死亡有密切关联的工作的、或从事了较以往更加繁重的劳动而死亡的，可以被认定为因工死亡（过劳死）。
过劳死认定基准发布后，又经过多次修订和完善。最近的一次修订在2010年，主要修改包括：将过重工作的评价时间从1个月扩大到6个月；将工作不规律、工作环境恶劣、因工作导致的心理压力等纳入考虑范围等。
最重要的一点是，针对过劳导致抑郁进而诱发的自杀，日本也制定了“工作上的过重负荷导致精神疾病”的认定标准。
一旦被认定为过劳死，将获得超过1亿日元（约620万元人民币）的赔偿。
这倒逼企业为了避免员工过劳死，产生大量赔偿费用，而减少用工时常。
同时，日本政府还针对“临时工”制定了一系列政策。2013年6月日本政府内阁会议决定了2014年财政预算，其中针对解决非正式雇佣问题的预算达2248亿日元。
日本政府还重新修订相关法律，规定非正式员工在同一企业工作超过五年时，企业须与该员工签订终身雇佣合同，有效抑制了临时工的过劳现象。
2014年6月，日本《过劳死预防对策推进法》获得国会全票通过。在这项法律中，预防过劳死第一次被明确规定为国家层面的义务。
2019年，日本又在推进法的基础上制定了更为严格和细致的《工作方式改革关联法》，明确规定：原则上每月加班不得超过45小时，每年不得累计超过360小时；普通劳动者除拥有每年10天及以上带薪休假的权利外，还增加了每年至少休息5天以上年假的义务。
此外，日本厚生劳动省还设立每年11月为日本的“防止过度劳累死亡启蒙月”，对过劳死问题展开宣传，各县府道政府也有自己的“县民不加班日”等活动。
企业层面，日本一些大企业也开始主动为员工减压。比如松下现在允许员工在家办公，并提倡在办公室里穿牛仔裤。
但松下公司表示，愿意早下班的员工依旧很少，而且大家都想等其他人都穿牛仔裤之后再穿。
上班族工作时间过长，是日本前首相安倍晋三曾承诺会解决的一大难题。
对此，安倍晋三提出了两大解决措施：一是对员工每月加班时长超过100小时的公司罚款；二是设立“优质星期五”，鼓励员工在每个月的最后一个星期五提前到3点下班，去逛街聚会，放松身心。
不过，安倍政府在刺激经济和解决过劳问题之间始终摇摆不定。
为了刺激经济发展，安倍晋三又提出了自由裁量工作制度，帮助企业绕开《日本劳动基准法》来规定劳动时间：不管员工加班多少小时，只要事先约定好相对应的工资即可。
2019年发布的《令和元年版过劳死等防止对策白皮书》显示，最近两年，日本职员超时工作的现象不断减少，过劳死的现象也已经得到了有效控制，员工体验带薪休假的人数也在不断增加。
但日本学者认为，政府的数据结果是不真实的，日本厚生劳动省的数据仅反映了企业的观点，并未涵盖员工在考勤系统之外的工作量。
他们认为日本上班族的过劳现象被严重低估了。
日本的过劳问题是否真正得到缓解，恐怕只有每一个打工人自己清楚。
四
现代社会的过劳问题其实是一个非常反常的现象。
理论上，随着社会整体生产力和生产效率的提升，工人的劳动时长应该是缩短的。
1930年，经济学家凯恩斯做过一个预言：100年后，人类每周的劳动时间只需要10-15小时，人们会因为闲得无聊而烦恼。
无独有偶，1967年，几位美国议员还规划过一张蓝图。按照他们的设想，到20世纪90年代，人们每天只需要工作4小时，或者继续工作8小时，但是把退休时间提前到38岁。
据统计，从20世纪40年代到80年代，发达国家的劳动生产力，普遍提高了两倍以上。
20世纪中期，世界各地纷纷掀起要求缩短劳动时间的工人运动，于是有了8小时工作制和一周双休。人们的劳动时间确实缩短了。
这基本符合凯恩斯等人的预测。
然而20世纪80年代以后，劳动时间缩短的趋势突然扭转。
据国际劳工组织的统计：英国劳动时间增加的拐点出现在1982年；美国和加拿大都是1983年；意大利是1985年；挪威和瑞典是1988年。
也就是说，不止中日韩，在1980年到1990年的十年间，几乎所有的发达国家，工人的劳动时间都突然开始增加。
是人们突然变得更拼了？还是企业剥削突然加剧了？
只要稍加思考，就会发现这些理由根本站不住脚。
对于过劳社会背后的深层次原因，日本“过劳死问题研究第一人”森冈孝二在《过劳死》一书中，分享了他的研究和思考。
森冈孝二认为，过劳时代，其实是全球化、信息化和消费主义盛行的结果。这些趋势改变了现代人工作的时空秩序，让整个社会进入过劳时代。
全球化打破了分工协作的空间壁垒，也打破了雇佣关系的国界，把全世界的劳动力，拉到了同一个竞争界面。
出于盈利考量，企业主都会选择性价比更高的员工。比如一份工作雇佣一个日本人，需要1万元，而在中国或者印度，一个同等学历和能力的员工可能只需要5000元；你只接受8小时工作制，而别的国家工人可以干12个小时。
出于竞争压力，人们开始普遍接受更高的工作强度。
在劳动时间问题上，国家和国家之间、全世界的员工之间都在进行艰难的博弈。
这是一个没有选择的选择。
正如森冈孝二在《过劳时代》中文版序言中说的：日本的长时间劳动，是阻碍中国缩短劳动时间的重要原因。反过来，中国的长时间劳动又进一步加剧了日本的过劳问题。
信息化消除了工作和生活之间的时间界限，并且模糊了人们对时间的感知。
互联网、手机和笔记本电脑的出现，提供了24小时随时随地办公的可能性。同时，信息技术让人们对时间的感知力钝化，无形中延长了人们的工作时长。
你是否意识到，当你使用电子产品时，时间过得特别快？
而消费主义的盛行，加剧了人与人之间的攀比心理，把越来越多的人卷入到了过度劳动的循环里。
消费即通过货币换取商品。消费资本主义加剧了人们的攀比和虚荣心。为了买更多、更好的商品，就必须努力工作去赚更多的钱，最后进入到“工作与消费的死循环”。
当你通过购物解压时，有没有想过，正是过度消费导致了过度劳动？
如果拉长时间线来看，会发现劳动时间延长，其实是整个人类社会的大趋势。
在狩猎时代，人们大多是“三天打鱼两天晒网”，够吃就行；到农耕时代，农忙时节几乎要从早干到晚，劳动时间明显增加；到工业时代，人们几乎每天都要工作，一周工作40个小时就开心得不行。
随着社会进步，人们劳动所获得的反馈机制越来越健全和细化。人们甘愿选择那些工作时长更长的工作，往往是因为同等条件下可以获得更多的报酬。
试想一下，如果未来某一天，你的工资不是按月、按天计算，而是按分、按秒计算，每工作一秒账上马上多一笔钱，你能抵挡住诱惑么？
这些年，世界各国也涌现出对抗过劳的三大流派：劳动制度改革派，即像日本这样通过法律强行干预劳动与分配制度；生活方式改良派，即主张个人回归田园，选择慢节奏的生活；个人能力提升派，即通过提升个人能力的方式来缓解过度劳动。
这些方式从一个地区或者一个人的微观层面或多或少地缓解了过劳问题，但终究无法从根本上扭转人类共同面对的劳动时间延长的大趋势。
不得不承认，劳动时间延长，是生产技术和社会进步，所必须承受的代价和副作用。
可悲的是，一辈子对抗过劳问题的学者森冈孝二，最后同样死于过劳。
除了学术研究，他还支援工伤申请和诉讼的活动，担任大阪过劳死防止协会会长，积极推动日本《过劳死防止对策推进法》的颁布与实施。
他一生为解决过劳问题而奔波，明知自己有心脏病，还常常工作到深夜两三点。
2018年8月1日，74岁高龄的森冈孝二，因慢性心力衰竭急性恶化倒在家中，送医院抢救无效去世。这一天，离他完成《过劳时代》的中文版序，不到一个月。
终其一生，他也没能找到答案。但至少，他为日本对抗过劳问题，带来过一些改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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