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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城市进化论（ID：urban_evolution），作者杨弃非，创业邦经授权转载。
2020年，泉州终于跻身“万亿俱乐部”。
1月19日，根据泉州市委机关报《泉州晚报》报道，经初步核算，去年泉州市完成地区生产总值10158.66亿元，增长2.9%。
作为连续22年位居福建经济首位的最强地级市，泉州使福建完成了万亿城市零的突破，然而这份“优越感”并没有维持太久——
眼下，中国“万亿俱乐部”正迎来最大扩容潮，今日福州市统计局通报，经初步核算，2020年全市地区生产总值达10020.02亿元，同比增长5.1%，首次突破万亿元大关。
611、555、139亿元，这是过去三年泉州与福州之间的GDP差值。作为省内“万年老二”的福州， 在“强省会”战略的影响下，如何实现经济逆袭，是今年不少人预设的剧情。
不可否认，泉州慢下来了。这种慢不仅是经济增速，更体现在转型升级的速度。外界有声音认为，作为制造业大市的泉州，工业经济是其立身之本，但较慢的转型升级速度不足以支撑泉州经济更进一步。
如何突破瓶颈？泉州瞄向“跨江结盟”。
在最近发布的十四五规划相关建议中提出，泉州提出将推动“跨江发展、跨域融合”战略落地见效，在具体措施中，位于晋江南侧的“厦门”更被提及9次之多。
厦漳泉同城化走向下一个十年，这次泉州似乎更主动了点。
“带头大哥”之争
位于曾一度与长三角、珠三角齐名的“闽三角”，又与厦门、漳州同属沿海经济开放区范畴，泉州的发展一直与区域的协调发展紧密相连。
2002年，福建定下“比全国提前三年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目标，位于闽东南的福州、厦门、泉州和漳州地区被列入第一层面，赋予更高更快发展的重任。
在“抱团合力发展”的思路下，福建制定“开展城市联盟工作总体框架”，厦门、漳州、泉州三市的城市联盟试点工作于2003年正式启动。
国家统计局官网的一则分析报告曾详细分析了该联盟的基础。据其比较，三座城市各有优势、各具特色：
泉州民营经济发达，经济总量居全省之首；厦门是国家经济特区，已构建了拥有国际性港口的海湾型风景城市框架，跻身全国城市综合实力十强；而漳州则依托“国家级外向型农业示范区”和“海峡两岸农业合作实验区”两个载体，农业经济发达。
但作为“经济上的金三角”，竞争态势却愈发明显。2002年，泉州市GDP达1223亿元，是厦门、漳州的总和。在此基础上，泉州提出“淡出闽东南，发展大泉州”的发展思路。
该分析报告也指出，三座城市缺乏协调发展机制，制约其进一步发展，特别是在漳州期望参与分享发展红利的同时，泉州与厦门受行政区划的影响，面临产业外移的危机。
福建一直有意拉拢三市，效果却并不尽如人意。
2011年，三市签署《厦漳泉大都市区同城化合作框架协议》，并于第二年正式启动同城化相关措施。2014年，《福建日报》刊登报道称，由于三城诉求不同，导致同城化进展举步维艰。
时任省政协常委叶顺煌曾举例说，《厦漳泉大都市区同城化发展总体规划》的编制历时两年，却迟迟不见公布；三市党政联席会议只开两次，第三次因分歧大于共识，想开而开不成。
泉州是三方合作中矛盾较为突出的一方。外界普遍讨论，一方面，其与厦门之间“谁来牵头”的问题争论不休，另一方面，泉州自身“一体化”的问题仍然待解。
十三五期间，泉州曾定下“环湾、向湾、同城化”的发展策略。据更早前当地媒体报道，所谓“环泉州湾城乡一体化”，更具体是从过去“一核集中”向“多心多极”的方向转变，在泉州主城的基础上同步发展晋江主城。
换句话说，由此，“小马拉大车”的泉州开始谋划跨越晋江、向南发展之路，而厦门、漳州正位于晋江的南侧。
“工业城市”的瓶颈
泉州开始转向，一方面源自其自身产业的发展需求。
十余年前，在讨论三市合作时，一种观点一度占据上风：厦漳泉之间的关系，厦门和漳州的关联度更强，而泉州和厦门有太多相似的地方，比如泉州“海湾型港口工贸城市”的定位就与厦门的“海湾型”城市雷同。因此，在招商引资上，区域竞争“残酷”。
但在十年的发展过程中，来自市场的分工关系渐明。
厦门大学经济学院副教授丁长发回顾去年两市的发展历程指出，随着厦门土地资源面临瓶颈、土地成本不断抬升，当地产业已经形成向泉州、漳州两市外溢的趋势，并使两方比较优势愈加明显。
比如，2017年厦门的三安光电与福建泉州及其下辖的县级市南安签署333亿的投资合作协议，并同步在当地开工“泉州芯谷”项目。
“
与厦门相比，泉州市域面积达11000多平方公里，面积较大，土地资源、劳动力资源都更便宜，包括三安光电、乾照光电等多家知名光电企业均已在泉州的南安、安溪等地大规模投资，发展‘飞地经济’。
”
丁长发指出。
制造业加速再布局，进一步扩大了泉州的制造业在量与质两方面的优势。
据泉州2019年的统计公报显示，在三次产业投资中，第二产业投资以8.1%的增速位居首位。
其中，在基础设施投资下降的同时，其工业投资增长9.1%，占固定资产投资的比重为32.4%；先进制造业投资增长12.8%，占比也达到了14.1%的水平。
在此情形下，泉州第一、二、三产业对GDP增长的贡献率分别为0.7%、63.0％和36.3％，二产的优势地位格外突出。
工业经济的“独大”，也让泉州不得不面对“工业城市”的瓶颈。
一个例子是，泉州人口增长一直较为缓慢。观察过去10年人口变化，泉州常住人口每年增量基本维持在4万到8万之间，且近年来有下降趋势；若排除自然增长人口，泉州人口机械增长量则一直维持在低增长水平。
泉州2010-2019年人口增量变化（单位：万人） 数据来源：地方统计局
丁长发认为，受限于城市的整体产业结构、环境和品牌等因素，近年来泉州对人口的吸引力趋于弱化，在城市提档升级的关键时期，难以提供与之相匹配的人力资源。相较之下，厦门的人才吸引力占优势，因此，要加速完成“智造”的转型，加强与厦门的合作已不容忽视。
具体而言，他建议，一方面，在教育、医疗等厦门优势领域，泉州加快与之合作，并由此提升自身城市软环境条件；另一方面，当地在进一步提升制造能力的同时，可考虑将更多涉及研发、商务等上下游部门迁至厦门，既借智借脑，又合作共赢。
强强合作的向心力
城市间的竞争与合作、辐射与靠拢、前沿与腹地，随各种因素不断变化。
历史上，作为马可•波罗的“同侪”，意大利人雅各•德安科远渡重洋来到泉州，将游记手稿写成《光明之书》。
当时的晋江俨然显示出国际大港的姿态——来自阿拉伯、印度、锡兰、爪哇甚至意大利的商船飘荡在晋江江面，无数油灯与火把在江面反射下映照出一座当时的“不夜城”。
而随着时代变迁，曾经作为泉州府南安县最南境一座小岛的厦门，逐渐站上高位。特别是在成为计划单列市、获批建立经济特区后，厦门在闽南地区的中心地位愈加凸显。
对于两市的定位，省内也曾进行过一系列调整。
据丁长发介绍，早在1993年，福建就曾提出“以厦门为龙头”的发展战略。2003年，福建出台《关于发展壮大中心城市的若干意见》，福州、厦门和泉州三市被定位为福建的三个中心城市，并形成以三市为核心的城市圈，带动全省其他城市发展。
但2018年，情况又有变化。福建将原来三个城市群进一步合并为两个，其中闽东北经济协作区以福州为核心，闽东南经济协作区以厦门为核心；其中，重点建设福州、厦漳泉两大都市圈。
在不久前出炉的十四五规划建议中，福州与厦门成为福建省内的两个“龙头”，曾经的“中心城市”泉州基本仅出现在厦漳泉同城化的范畴内。
在此情形下，找准定位，对于泉州就显得尤为重要。
厦门已率先有所行动。去年10月，厦门召开总部经济发展大会，安踏等泉州企业出现在大会现场。坊间讨论称，在对总部经济“讳莫如深”十余年后，厦门开始高调布局新一轮总部经济发展。
而“把厦门打造成东南沿海重要的总部经济聚集地”的谋划，需要泉州、漳州等城市的共同参与。
而在迈过“万亿”台阶之后，“守擂”的泉州应作何选择？
在丁长发看来，两市均应该找出合作的向心力。在市场的合作需求下，两地政府有必要扩大合作的基础。
比如，考虑到泉州五大千亿产业集群之一的石油化工产业，厦门的石化企业能否进一步投资泉州？而对于厦门，能否改变发展思路，进一步提升经济滴漏和辐射效应？
他举例说，漳州角美镇此前计划开通到厦门岛内的公交，但曾遭遇障碍。“厦门土地财政依赖度较高，2019年房价居全国前列，基础设施通了，大家就可能不来买高价的房子。”
数据显示，2019年厦门土地财政依赖度超过50%。丁长发认为，厦门需要学习深圳，找到摆脱土地财政、以技术带动经济发展的出路，而这也需要更多来自泉州等地企业在产业再布局上的帮助。
短时间的阵痛或许不可避免。但正如丁长发所言，城市的目光应该放长远，从单个城市的区域内竞争向与更发达区域竞争转变，因为只有整个区域向好，区域中的城市才有更大的发展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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