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本文系专栏作者投稿，作者周天财经。
四十年前，在还没有启动大规模工业化和城市化的中国，绝大多数年轻人都是「小镇青年」，或者说「乡村青年」。
而现在，小镇青年是一个被频繁提及的圈层画像——他们往往和「都市白领」相对，要么生活在小镇，要么从小镇出来到大城市打工，由于学历不高，大多从事着技能门槛较低的工作；他们人数众多，多份数据显示中国的小镇青年人数近 2.5 亿人，是一二线城市青年的三倍以上；这一群体的消费、娱乐需求在过去几年造就了拼多多、快手等互联网企业，也让下沉市场成为了新的商业富矿。
观察小镇青年，与其背后的县域经济，是洞悉中国经济未来发展的题中之意。
在脱贫攻坚目标如期完成的当下，我们也注意到了新的动向。到大城市打工可能不再是小镇青年与贫困劳动力的唯一选项。在星罗棋布的中国县城，充满活力的新经济循环正在建立，踏实肯干的奋斗者们，在家门口也可以改变人生。
01
张国铭今年 22 岁，老家在四川阿坝州小金县，地处青藏高原的东部边缘，全国闻名的四姑娘山风景区就在小金县境内。
在 2019 年回到小金县之前，张国铭曾在杭州打工，也在成都的旅游景区经营过流动摊位，卖特色小吃，他向周天财经表示，回到老家之后他经过朋友推荐，听说做外卖骑手的收入很好，就做了美团骑手工作。
是的，在此前的贫困县也一样有外卖骑手。
张国铭说，在外面打工时一个月的收入大概在四千块，而在做骑手之后月收入能够达到五六千块，而且不但是赚得更多，在老家的生活开销也要比大城市少。现在张国铭自己在县城与人合租，每个月房租开销只需要 200 块钱。
在做骑手一年多后，张国铭成为了一名站长，最多时管理着十几名骑手，他告诉我们，能感觉到最近两年的单量要比之前「好得多」。在 2020 年时站点一天一般是 200 多单，现在基本上平均一天能达到 400 多单，周末能到 500 单以上。
最忙的时候常常「爆单」，骑手根本忙不过来，他也要一起帮忙跑单才行，而且在品类上也开始出现奶茶、特色炒饭等新鲜品类。张国铭观察到，当地年轻人对点外卖的接受程度越来越高，也有年轻人回到当地开办特色餐饮。
因为离家近了，张国铭可以时常回家照顾身体不好的父亲。他说自己原本不善言谈，但站长工作对他是很好的锻炼，因为要去学着和骑手沟通、做好管理，同时也因为骑手工作接触到了许多商家，让他也了解不少商家的运营和管理流程。
事实上，生活服务业的数字化，给底层的老百姓带来了新的机会，就拿外卖骑手这份工作来说，学历门槛不高，同时又有相对可观的工时收入，和大量的用工需求，对于吸纳县域就业起到了明显的缓冲作用。
以美团披露的数据为例，仅 2020 年一年，在全国脱贫县获得收入的骑手就达到 10.3 万人，同比增长 42%。与此同时，从脱贫县走出去实现就业的外卖骑手也数量不菲，八年来累计约 60 万建档立卡贫困骑手在美团实现就业增收。在 2 月 25 日的全国脱贫攻坚总结表彰大会上，美团也因就业扶贫、培训扶贫、推动县域生活服务业数字化等贡献，获「全国脱贫攻坚先进集体」表彰。
当新经济下沉到县域，小镇青年们，只要踏实肯干，在家门口也能有不错的收入，不必一直漂泊在外。
02
外卖进县，给了贫困劳动力一个新的落脚点，而当小镇青年的生活有了着落，工作能攒下钱，他们便也不再需要像过去那样走一步看一步，而是开始谋划长远。
陈江鑫今年 23 岁，老家在贵州毕节织金县，织金原来也是国家级贫困县之一。2013 年，陈江鑫初中毕业后就来到贵阳读中专和大专，和许多年轻、迷茫的小镇青年一样，陈江鑫在餐厅做过服务员，也干过销售，对未来没有太多规划。
2018 年，听朋友介绍，陈江鑫成为了一名美团外卖骑手，他告诉我们，做骑手的一年多是他「到目前为止最开心的一段时间」。
我问他原因，他说，之前的许多工作，每个月三千出头的工资，而且还很不自由要被人管着，但是做骑手，每天想开工就可以开工，有时身体不舒服也可以选择休息，没有人管着。薪水上，只要肯干，一天也能跑出来两三百的收入，而且因为工资日结，不会拖欠，这些都让他感到快乐。
更重要的是，因为做骑手每天奔走，陈江鑫注意到有一些外卖商户生意很好，这些商户大多是夫妻店的形式，因为只做线上外卖，不做堂食，所以不用租昂贵的门市。
陈江鑫讲得很实在，当时就想着自己开店还能够有个遮阳避雨的地方，加上评估了一下成本，想着自己这么年轻，大不了再想别的办法，逐渐萌生了自己干的想法。
2019 年 11 月，靠着自己攒下的一点积蓄和从朋友那里筹措来的六万多块钱，陈江鑫在贵阳开了一家烧烤夜宵外卖店。
因为刚开始没经验，在开店的头两个月并不赚钱，陈江鑫也没有气馁，他一方面在网上学习外卖店铺的经营要点，同时还每天抽空去找做骑手时认识的餐饮老板请教经验，从菜品设计、图片拍摄再到学着使用美团外卖的推广工具，一点点给生意做优化。
为了尽快让店面扭亏为盈，陈江鑫过年也没回家，打算抓住其他店面打烊的窗口期。「那时都想好了，过年没骑手我就自己骑车送。」陈江鑫说到。
年初疫情不期而至，没回家过年的陈江鑫也趁着这段时间打点铺面，把单量逐渐做了上来。陈江鑫告诉我们，每天都会在美团后台关注各类数据，除了最基础的单量和营业额，他还会关注老客和新客的点单情况，并据此调整菜单。
换言之，和过去许多餐饮小店的粗犷经营不同，像陈江鑫这一代的餐饮创业者，因为一开始就立足于美团这样的数字化平台，因此各类数据都自然得到沉淀，进而，这些草根老板也必须学着用数据思维来指导经营。
这固然对经营能力提出了更高要求，但却也让有闯劲、肯思考的创业者，能够更快突破单店经济的桎梏，把生意越做越好。
随着生意步入正轨，2020 年 11 月，陈江鑫连续新开两家分店，并且依靠着在选址、获客、运营上的一整套经验，新店很快就做到了每日百单左右，「在当地属于中上水平」。陈江鑫雇佣的员工，也从最开始的 1 个人，到了现在的 7 人规模。
最近陈江鑫忙着给发小开办新店，发小直接来做第四家店的老板，共用一个品牌。23 岁的他已经在思考得更多，经营的压力、工人的房租也让他不敢懈怠，但现在他对未来充满了信心。他告诉我，想要开一家有堂食业务的大店，但现在还需要学习和沉淀知识。
实际上，陈江鑫的快速成长，反映出的是数字化带来的新服务业态，不但创造出了大量的骑手就业岗位，同时还重构了当地生活服务业的面貌，像是纯外卖门店有着更低的开店成本，数据导向的运营则贴合年轻人的使用方式。
进一步，当小镇青年们发现踮一踮脚就能开启一段新的商业冒险，他们也更有动力去改善生活。赚到的钱用于扩大生产，创造更多的就业岗位。当年轻人都能在家乡扎根，当地的餐饮、休闲娱乐、教育医疗也都将得到带动，一个崭新的经济飞轮也建立起来。
生意有搞头，生活有奔头，大抵如此。
03
巴菲特最亲密的伙伴芒格，也在最近 Daily Journal 的股东大会上谈到中国话题，芒格坦言中国调控经济的方法「非常高明」，面对严峻的处境，中国走出了和西方国家不同的道路，并且正在保持这种发展态势。
我们了解到，2020 年，已有 819 个脱贫县接入美团实现了数字化，占比 98.4%，脱贫县活跃商户逐年增加，2020 年已达 48 万，覆盖餐饮、酒店、民宿、农家乐、景区等多种品类。在 2020 年，脱贫县最受欢迎的品类 Top5 中，奶茶排名第三，便利店进入到前五。
这说明什么？说明此前常被认为是勒紧裤腰带过日子，对价格敏感的下沉市场，同样对新品类、高品质有着巨大的需求，全新面貌的县域经济，正在浮出水面。
改变还不止如此。
上面提到的外卖骑手和餐饮业态仅仅是县城新经济的小小切口，当高速公路和铁路覆盖一座座县城，当地的消费业态愈发多样完善，这些地区的自然风光和民族风情，便也不再山高水远。
商家们可以用短视频，在快手、抖音上拍摄家乡，可以在各类平台上展开线上营销，推广宣传，游客们能够更方便地发掘新的目的地，同时又能便捷地预订交通住宿，黄金周爆满的核心景区，也将逐渐变成去中心化的特色旅游。
比如贵州晴隆县，2019 年全年，晴隆最有代表性的景点「二十四道拐」旅游人数只有 12.8 万人次，而在晴隆县相隔一个多小时车程的黄果树瀑布，2019 年仅十一黄金周就接待了近 200 万人次的游客。
2020 年 8 月，晴隆县人民政府与美团签订了「新起点在县」县域扶贫战略合作框架协议，未来，美团将会通过流量扶持、职业培训、智慧景区等手段，让当地的生活服务商家实现数字化经营，也让更多游客知晓、喜爱晴隆的风景与民情。
消除绝对贫困，依靠的是提振消费和发展现代服务业，依靠的是把数量庞大的蓝领人口转变为中产工薪群体，相比传统的送棉被送粮油式的兜底式扶贫，实现更多人群的脱贫致富，更重要的是依靠「授人以渔」式的扶贫。
那么，给予蓝领和乡村人口接近现代社会的钥匙，就成为最重要的抓手。
实际上，除了技术，中国互联网也在享受其自身的巨大管理红利，其运营方法和管理的手法，都突出于世界，也很容易通过传帮带的过程传授给其他行业和人群。
比如目前有的国产饮料品牌，完全应用了互联网领域的 AB test 方法论，通过给不同区域投放不同口味饮料来测试不同区域口味偏好，最终完善产品线，从而实现了国产品牌的弯道超车。
同样的，以外卖为例，本质是数字化技术在餐饮行业的应用，帮助餐厅放大了半径，这种技术杠杆，同样也是一种商家的数字化生存杠杆，能够帮助店家掌握了互联网的运营能力。互联网的能力，给了大城市历练过的年轻回乡创业的有力杠杆。
这些年轻人学会了互联网领域的会员管理，学会了通过数据反馈来及时调整自己的服务，扩大自己的品牌，也通过互联网进入新的工种和业态，比如快递代收点，不仅仅是便民，也成为了小区和社区的物流集散地，创造出了一种新的公共空间，弥补了基础设施的不足。
过去，回乡创业只有开餐馆，开理发店这少数的几种业态。解决的就业非常有限。而今天，在互联网技术的助推下，年轻人可以返乡开专车、做新式茶饮、开自习室、以及密室逃脱游戏等，他们的获客营销到门店管理都在全面学习互联网经验，借助移动终端设备。
这些在外闯荡过的年轻人，他们从北上广深依靠互联网赚到第一桶金。如今，家乡又在互联网助推下，诞生了诸多新的服务业种类。这些第一桶金恰恰成为他们回乡创业的初始资金。钱有了，事业也有了，还不够发达的故土，对于年轻人来说越来越有吸引力。
他们带着互联网经验，回到三四线城市，回到偏远乡镇里开枝散叶，最终是把种类繁多的现代服务业，带到中国大地的每一个角落，也帮助了越来越多的青年在家乡成为现代服务业的带头人。
日韩的崛起经验告诉我们，东亚文明成为发达国家是高概率事件，不同的是，日韩缺乏大陆腹地和数量庞大的乡村人口，因此，靠城市和少数财团，日韩就能驱动自身在上世纪 60 年代和 90 年代分别实现腾飞，互联网在日韩的发展历程里并未扮演推动角色。而今天，中国拥有广袤腹地和庞大人口，老办法不一定能行，而中国多了一样互联网，我们能够看到的是，恰恰是这一波技术浪潮，有着更强劲的推动力。
技术下乡和互联网思维下乡以及游子归乡，都是实现中国人均 GDP 在突破 1 万元标准向发达国家序列进发路上的必要历程，只不过，今天，有了互联网的加持，先发带动后发，就变得异常迅猛。
当然，脱贫地区的发展升级，将会是一段道阻且长的历程，各方面的健全完善，也必将会是极其复杂的系统工程。但也正因如此，可以说，脱贫攻坚背后的产业数字化机遇，将会是未来 20 年，中国县域经济发展最大的确定性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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