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城市进化论（ID：urban_evolution），作者：杨弃非，创业邦经授权转载，图源：摄图网。
亚马逊“封店”风波尚未平息，深圳政府层面已及时出手。
几天前，深圳商务局召开了一次跨境电商企业座谈会，就近期深圳亚马逊卖家“封店”事件听取企业意见，为进一步制定解决措施提供决策参考。据媒体报道，此次会议主要是收集企业信息，既包括企业店铺被封情况、受此波及遇到的困难，也包括需要政府提供何种帮助。
自今年4月以来，特别是近一两月间，亚马逊掀起大规模“封店”潮，理由是“不当使用评论”“向消费者索取虚假评论”“通过礼品卡操纵评论”等。数据显示，截至目前，已有超5万家中国卖家“店铺”被封。其中，深圳企业受影响格外严重。
深圳跨境电商的跌宕故事也由此被揭开。
一片哀嚎中，“坂田五虎”中“四虎”被波及、“华南城四少”中3家受影响的说法，却让深圳跨境电商两大聚集地迅速“出圈”；时尚电商SheIn、电子配件企业Anker、手机品牌传音等“墙内开花墙外香”的故事，也一再被谈起。
事实上，自去年疫情开始，深圳跨境电商进入新一轮爆发式增长期，迎来发展的“第二春”。最新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深圳跨境电商货值过千亿，已超过去年全年，并助推深圳上半年进出口总额同比增长高达19.3%。
然而，“去年有多风光，今年就有多惨”。面对眼下的冲击，一个问题随之而来：跨境电商在特殊情况下的快速增长，能否成为深圳的又一长期增长点？
第三次转型
一种说法是，自特区成立以来，深圳进出口经历了三次转型——往前30年，关键词是做工厂；往前20年，关键词是做外贸；而过去10年，则属于跨境电商。
过去十年间，在平台经济席卷全国，并造就繁荣的电商市场时，以外贸为特色的广深两市的平台化转型，几乎是在“无声”中进行的。外界报道中，每当言及电商新经济，广深总被冠以“缺位”之名。
但业内另一种声音，透露出广深的新可能：
“ 如果跨境电商像今天的电商一样火爆，广深地区一定会出现头部公司的，甚至可以说头部公司只会在广深两地出现。”
聚集效应早已在深圳产生。据2019年数据，全国70%的跨境电商均聚集在华南，而华南80%的跨境电商又聚集在深圳。深圳超过15万家的跨境电商中小卖家，在阿里巴巴国际站、速卖通、Lazada、亚马逊、eBay等平台开店，几乎占据了中国跨境电商的“半壁江山”。
深圳跨境电商等待一阵风。如今，风来了。
去年初，疫情冲击传统外贸，倒逼更多企业“上线”。数据显示，去年1～5月，即便在疫情影响最严重的时期，深圳纳入海关监管代码项下的跨境电商进出口额也达到52.67亿元，同比增长50.15%。
深圳一达通公司联合创始人、《APEC跨境电商创新发展研究中心》粤港澳大湾区分中心主任肖锋在深圳从事跨境电商相关工作超过20年。据他观察，疫情确实在某种程度上促进了在线订单增长，这尤其突出体现在，大量进入行业的跨境电商企业，正在稀释过去部分行业中少数头部商家所拥有的高利润。
为何跨境电商会出现逆势增长？
有分析指出，疫情一方面导致海外线下商超卖场闭店、另一方面造成消费者倾向于高性价比产品的“口红效应”。通过跨境电商触达海外消费者的中国商品，不仅能满足疫情下的生活所需，而且国内商家灵敏的嗅觉能在第一时间满足最新的市场需求，大大提升了中国商品的竞争力。
而反过来，对于深圳而言，这更是一次对跨境电商行业的检验。如国家外汇管理局深圳市分局局长邢毓静所说，“如果说突如其来的疫情是一次压力测试，那么跨境电商的测试结果显然是‘非常好’。”跨境电商展现出对生产、消费和服务方式的重塑能力，迅速成为促进消费升级、提高服务质量、创新生产模式的重要力量。
对比“后非典”时期电商的迅速崛起，有业内人士开始憧憬，机遇即将轮到跨境电商产业，而在经历前期积累的深圳，亦即将迎来跨境电商发展的“第二春”。
平台“饥渴症”
然而，亚马逊的封禁措施，犹如一记“闷棍”。
中国（深圳）综合开发研究院新经济研究所执行所长曹钟雄认为，亚马逊上突飞猛涨的中国卖家，造成了“鱼龙混杂”的局面，部分卖家确实存在把国内互联网平台上的做法延伸到国际平台上的行为。
另一种反思则直指亚马逊——对于平台的过度依赖，让企业陷于被动，平台的风吹草动都牵动着企业神经。
对于平台的“渴求”，也愈加出现在深圳跨境电商的发展语境当中。
事实上，去年，深圳跨境电商处于一种“冰火两重天”的状态。大量传统外贸企业“被迫触网”后，带来的是一个个棘手的问题。一个例子是，有从业者指出，跨境电商企业由于规模小、组织管理不健全等原因，难以从传统金融机构获得融资。
当时，邢毓静就曾呼吁，深圳跨境电商要有“亚马逊的今天，就是我的明天”的雄心。
政府层面也注意到缺乏龙头的问题。
去年7月公布的《深圳市商务发展“十四五”规划（征求意见稿）》曾指出，深圳“大型综合电商平台缺乏，总部经济集聚效应偏低”；
同年9月，《深圳市关于推动电子商务加快发展的若干措施》迅速响应，将“加速发展大型电子商务平台、大力推进电子商务应用、强化跨境电子商务发展优势、搭建成熟完善的电子商务支撑服务体系”；
而今年出炉的“实施细则”进一步明确，被深圳认定为总部企业、并在深圳建设线上平台的电商平台企业，按其获得总部企业认定至申报年度之间落户项目实际发生投资额的10%给予资助，累计最高不超过1000万元。
坊间认为，对于深圳而言，跨境电商平台正是其主要的着力点。
但要打造下一个“亚马逊”，面临的是多个层面的问题——无论是触达全球供应链架构、还是数十年建立的消费习惯。
肖锋提出一种从卖家入手的解决方式：事实上，在亚马逊所代表的B2C电商模式之外，还存在大量未能完全激活的B2B交易需求。跨境大品牌卖家背后往往是数十甚至上百个中小型经销商，由于流通成本和采购安全等因素无法实现直接交易，而在深圳，已经出现了外贸综合服务大型平台企业。这有可能是深圳打造跨境电商平台的突破点。
走向“新外贸”
而这背后对应的一个问题是，如何真正实现数字化对深圳整个外贸系统的赋能？
中山大学岭南经济学院教授林江复盘此次事件时指出，由于跨境电商从业者通常属于中小企业，不太了解跨境电商行业的法律相关规则，也缺少专业团队给予及时的意见，如何维护这些企业的合法权益也很重要。借此机会，深圳政府一方面可以加强与企业、平台的合作，维护企业合法权益；另一方面，更需要给他们提供咨询和引导扶持。
缺乏政府的有效参与，跨境电商企业的热度也可能是“昙花一现”。肖锋的担忧是，在疫情下“催熟”的跨境电商企业，并没有形成足够的信誉度，又呈现出同质化发展的倾向。经此一役，跨境电商企业的损失可能会进一步传导至上游制造商，使跨境电商产业错失难得的发展机遇。
深圳出手后，如何更进一步精准引导跨境电商行业发展？
在肖锋看来，比起打造一个足够大的平台，更重要的是能否提供有效运行的系统。一种做法是，通过政企结合推动贸易数字化转型，推动政府性服务和监管层面的制度创新。具体到跨境电商领域，就是对无论2B还是2C业务，进行数字化整合，政府则参与提供贸易综合服务。
放眼全球，这种“系统先行”的策略已有先例。以新加坡港务局为例，其不仅能通过数字化手段整合东南亚等地区港口网络，甚至对跨国文件进行有效匹配、转换和翻译，最大化降低贸易行政壁垒。
据肖锋了解，从深圳市到广东省层面，均在设立外贸综合服务公共平台，通过建立数据底层，并由相关综合服务平台企业作为外层嵌入，通过提升系统数据的价值，推动自主贸易的发生，并进一步实现自主品牌的建立。
在数字化赋能基础上，深圳也有望真正建立全球供应链管理中心。
林江指出，除了发挥自身在港口、码头、机场等基础设施方面的优势，深圳还需要联合香港、东莞、广州等大湾区城市，共同打造全球供应链管理中心。“香港是国际物流中心和基地，东莞是内地的物流配送中心，同时也是制造业基地；广州也拥有立体的交通枢纽体系，物流供应链优势也很明显。如果上述大湾区城市能够携起手来，全球供应链管理中心的建设也就水到渠成”。
广东体制改革研究会执行会长彭澎认为，跨境电商成为外贸和经济转型的支撑点，这是由疫情推动的，也说明跨境电商是有发展前景的。不过，跟芯片一样，如果跨境电商的平台被控制在别人手上，自己就可能随时被“卡脖子”。而与芯片需要从基础研究抓起不同，跨境电商平台的打造，更要有“世界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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