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本文来自智本社（ID：zhibenshe0-1），原标题：《大厂裁员》，作者：清和社长，创业邦经授权发布，封面图来自摄图网。
互联网大厂是中国经济的“金丝雀”。傲娇的金丝雀对风险敏感，而大厂裁员发出了一些信号。
近日，爱奇艺大裁员，比例达到20%至40%之间，为该公司史上最大规模的一轮裁撤。字节跳动的教育及游戏板块也有裁员动作。另一家巨头快手科技，传出年底将大裁员，“计划裁员30%”。除了互联网巨头，房地产、教育培训等“大厂”今年也出现了裁员、欠薪等现象。
大厂为何裁员？裁员是如何发生的？如何提高就业率？
大厂裁员
大疫之下，全球经济下行压力大，消费及投资预期降低，企业剥离部分业务板块，裁撤一些部门及岗位。这是如今劳动力市场的基本面。
哪些企业更可能裁员？
一类是小企业。五十人以内的小企业，技术、业务及运营的核心基本都是老板，员工独立拓展业务的能力有限。当市场规模下降，这类小企业容易减员，恢复到老板单打独斗的局面。如果老板个人无力支撑，这家企业就关闭了。
另一类是近些年大规模扩张的大型企业，如房地产、互联网等。这本文分析的主要对象。
裁员是如何发生的？
近年，字节跳动大规模扩张，几乎无所不包，如今主动裁撤非主营业务。本次裁员的对象主要是教育培训与网络游戏板块，这两个领域都遭遇了政策管控风险。字节跳动去年成立大力教育后开始密集布局教育市场，包括原新石实验室、瓜瓜龙启蒙、清北网校、开言英语等。但是，今年“双减”政策下来后，字节跳动迅速切割，教育板块大规模裁员，光大力教育压缩近3000人。游戏板块等情况类似，字节跳动从2017年开始发力网络游戏，已经形成了四大游戏平台。其中，Ohayoo的累计下载量超5亿，流水过亿的游戏有9款。但是，游戏板块依然是亏损的。随着游戏监管趋紧，审批风险增加，字节跳动主动控制成本压缩游戏板块，研发中心也在减员。
再看爱奇艺的情况。爱奇艺之前大规模扩张，打造“苹果园”生态，人员大规模扩张，2019年巅峰时期超过8000人。但是，爱奇艺去年亏损了60亿，今年亏损还在增加，三季度的财报显示，归母净利润为亏损17亿元，同比扩大41.6%。爱奇艺去年开始大规模地裁撤了非主营业务，包括直播、游戏、文学、金融、漫画等部门。这次大规模裁员，爱奇艺向主业开刀，内容部门裁员比例达到30%，市场、渠道、投放等预算大的部门的人员也被压缩。
快手是近些年快速发展的互联网企业，但其亏损也不断地扩大。今年前三季亏损高达219亿元，人员薪酬开支增加是亏损扩大的主要原因之一，雇员福利开支同比增长159%达到160亿元，其中包括61亿元的期权激励开支。如今，快手计划压缩摊子，取消部分业务线，在年底前调整北上广深四个城市的团队。
还有一些大型地产企业，风险正在威胁到主业安全，出现裁员、欠薪、停薪留职。西安、重庆、成都等地的恒大公司发布停工留职通告，时间长达一年。宝能近些年向新能源汽车、投资等领域扩张，如今这些非地产业务的债务规模巨大，宝能汽车裁员比例已达到70%左右。
这些大厂为何会大规模扩张？
在信贷宽松的时代，融资成本相对较低，扭曲了市场价格，市场出现“货币幻觉”呈现短期繁荣，企业被误导后盲目扩张，增加远期项目的投资。但是，好景不会太长，三重风险涌现：
一、货币幻觉的风险。消费者逐渐意识到信贷扩张引发的通胀削减了货币的真实购买力，家庭真实财富正在缩水，便停止需求扩张，甚至减少不必要的开支。这时，市场需求量下滑，企业面临因扩张引发的产能过剩危机。
二、信贷紧缩的风险。当杠杠逼近极限，信贷扩张停止，货币政策转向紧缩，利率上升，企业债务负担和融资成本增加，面临流动性枯竭的债务风险。
三、政策管控的风险。经济学家通常关注到了前面两重风险，但是容易忽视第三重风险。实际上，政策管控的风险可能更大、更直接。前面两重市场风险，企业家或许还可能有所“预期”，但是政策管控风险具有相当的不确定性。
政策管控的意志可能来自两个方面：
一是抑制泡沫。信贷扩张导致通胀高企、泡沫膨胀，地方政府、大型企业及家庭部门债务扩大，政府试图化解债务危机，采取紧急措施，提高银行利率，甚至管控信贷，限制流动性。如1990年日本泡沫危机，即日本央行迅速提高银行利率刺破了房价泡沫。今年以来，中国实施三道红线、五档信贷政策限制房地产企业融资，恒大等之前过度扩张的大型房企陷入债务违约危机。
二是社会治理。信贷扩张导致的资产泡沫和通货膨胀加剧贫富差距，容易掠夺穷人，增加社会矛盾。当经济增速下降，财富增量减少，内卷化焦虑上升，民众对保障、平等的诉求增加。这时，政府干预房地产、金融、互联网等大企业的倾向增加，限制融资渠道，发起反垄断调查，抑制道德风险高的行业，打击大企业的违法行为。
当上述三重风险出现，尤其是政策管控风险陡升，大型企业就会想办法保住流动性，剥离那些盲目扩张的非主营业务、巨额亏损的项目、还需要继续投入的远期投资项目，将资金抽回到成熟主业、盈利业务和投资周转率高的项目。裁撤行为本质上是市场清算，是对错误决策的一种纠正。
只是本轮房地产与互联网遇到的政策风险有所差异。房地产融资依赖于信贷，银行信贷政策调整降低房地产的流动性，大型房企被动“暴力”去杠杠遭遇了偿付风险，然后停工、裁员、欠薪。互联网及科技企业的融资更多来自资本市场，由于这类企业的投资周期长、风险大，企业快速扩张高度依赖于高频多轮的风险投资。所以，资本市场的融资政策改变对他们影响大，融资一旦遭遇困难，多年投资的项目戛然而止。比如，柔宇科技上市融资未果，三年亏损30多亿，如今薪水无法正常支付。又如，今年，中国强化了赴美上市的监管，尤其是对与数据相关的互联网企业，同时美国方面也出台了新的监管政策，中国企业赴美上市融资的难度增加、不确定性增加。“金丝雀”对这一融资环境的改变会更加敏感。
在宏大叙事下，即便身处大厂的个人也是“微弱”的。大厂分工较细，靠系统发展，个人更像小部件，难以扭转“乾坤”。处在非主业、且长期亏损的板块，被裁撤的风险更大。处在遇到政策风险的主业，也有被减员的风险。其中，高工资、高工龄的中层、中年职工是被裁撤的重点对象。
除了剥离业务、回撤投资、裁撤岗位，企业主动降低人员扩张，对青年人就业带来影响。今年10月，青年人失业率是14.2%，远高于全国城镇调查失业率4.9%。应届大学毕业生在选择互联网、房地产“大厂”时需要关注其业务板块，最好进入现金流及利润稳定的主业部门。
隐性失业
如何提高就业率？
传统经济学并不关注这个问题。经济学关注人的行为规律，研究经济规律，主张价值无涉，政府不干预经济。不过，凯恩斯主义将充分就业视为经济学的目标。这一点与政府目标不谋而合，得到后者的青睐。
1960年，经济学家萨缪尔森和索洛改进了菲利普斯曲线，该曲线表达了失业率与通胀率负相关关系。后来，经萨缪尔森与肯尼迪总统的关系，这一理论推导的就业政策成功打入白宫。接下来，不论是约翰逊总统还是尼克松总统，为了谋求连任，他们都设法让美联储扩张货币，帮助联邦财政部扩张财政，“牺牲”一些通胀，换取更高的就业率，以争取更多选民的支持。
通过财政政策提振就业的通常做法是扩张基建。比如，拜登政府签署的1.2万亿美元的“基础设施投资和就业法案”。其中，1100亿用于道路、桥梁项目，899亿用于公共交通，660亿用于铁路建设，650亿用于高速互联网，650亿用于清洁能源，420亿用于港口和机场，等等。
拜登试图通过基建扩张来提振就业，基建法案每年可以新增150万个就业岗位。标普全球（MHP）公司预测，到2030年，1万亿美元的基础设施投资将带来88万个新工作岗位。
但是，基建扩张对就业提振未必有效，需要关注两个方面：
一是基建需求是否真实存在。这次美国两党达成了基建共识，其中一个原因是美国基建停滞时间接近40年，存在一定的基建投资需求。2021年，美国土木工程师协会(American Society of Civil Engineers)对全国基础设施状况方面评价是c-，即“有重大缺陷的平庸水平”。他们指出，美国43%公路和高速公路，超过4.6万座桥梁，处于“糟糕或平庸”状态。
二是政府融资是否提高债务风险和通胀水平。2021财年，美国联邦财政赤字高达2.77万亿美元，如果基建法案实施，预算赤字还将增加2500-3500亿美元。考虑到大规模的纾困法案、基建法案以及正在提交的社会支出法案依赖于美联储融资，这无疑推高了债务风险和通胀水平。
反过来，基建过度投资导致了资源浪费，不会带来长期的就业增加，反而降低了经济效率。如果基建扩张推高了政府债务和通胀水平，那么这种提振就业的方式是适得其反的。扩张货币引发通货膨胀，削减了“打工人”的真实工资购买力，相当于掠夺了低收入者。今年，美国和美联储的扩张政策已将通胀率推至近31年最高水平，这削减了低收入者的财富。
再看中国的情况。中国的经济增长与短期就业依赖于基建投资，不过最近几年基建投资下降较快。今年上半年基础设施投资同比增长7.8%，两年平均增长2.4%。下半年，中国高层要求地方政府加快专项债发行，提出适当超前基建。按照目前来看，除了维持出口高增长外，明年经济增长还是依赖于基建投资。
同样，我们需要关注以上两点问题。实际上，中国基建投资边际效益已经降到较低水平，基建的真实投资需求不如之前。今年，中国地方政府的专项债发行意愿偏低，不少基建项目还在建设中，基建扩张的空间不大。不论从债务方面还是基建真实需求方面，中国通过基建扩张提升就业率的力度有限，过度基建会适得其反。
所以，我们需要明确的是，债务拉动、过度投资、重复建设、低效刺激，不仅不利于就业增长，反而会加剧失业。
我讲一个很著名的故事。经济学家弗里德曼曾经有一个勺子挖运河的故事。
上个世纪90年代，经济学家弗里德曼在亚洲考察时偶然来到一个工地。弗里德曼发现工人们在用铲子挖运河而没有使用重型机械，他感到很奇怪，便询问了当地的官员。官员回答说：“用铲子是为了创造更多的就业。”
“噢，原来是就业计划，我还以为你们是在修运河呢。” 弗里德曼说道，“既然是想创造就业，那别用铲子了，用勺子挖吧。”
隐性失业的概念，是经济学家琼·罗宾逊首先提出来的，主要指劳动生产率极为低下的就业或者半就业半失业。比如国有企业中的冗员，人浮于事、无所事事，其实属于隐性失业。根本上来说，这群人并没有就业，依然处于失业状态，只是用财政供养着。劳动供给的本质并不是指就业人数的增加，而是有效产出的增加。这就是表象与本质的区别。当然，我们很难确定央企、国有企业、事业单位及政府部门存在多少隐性失业。
通常认为，央企国企在经济弱势时额外增加雇佣是降低失业的有效办法。但是，经济学并不支持这种就业的措施。一方面，低效的就业本质上是失业，没有产出有效的劳动供给和财富增量，反而增加了财政负担；另一方面，央行国企额外增加雇佣，会引发挤出效应，私人企业难以与央企国企竞争九八五高校的毕业生，这也造成了人力资本的错配和浪费。资源错配和经济效率降低的结果是整体就业率和市场竞争公平度下降。一部分人低效就业了，另一部分人反而因此失业。经济学家以及政策决策者需要看到“看不见的”的那部分失业。
有人提出疑问，政府包括国企的职责之一就是在经济不稳定时稳经济、保就业，即便损失一些效率也无妨，扩张财政保民生是最重要的。
其实，这并不是说，政府不采取任何行动，而是要考虑如何正确采取行动。传统经济学的“高冷”，令很多人敬而远之，同时也让错误的经济学以及经济政策大行其道。经济学可以“入世”，可以帮助政府提高就业率，至少可以避免错误的政策破坏经济效率，增加失业率和负债率。
有效就业
如何提振就业才是有效的？
我们知道，政府投资基础设施，刺激消费拉动增长，国企增加雇佣人数，这种方式是低效的、无效的。赤字投资、过度基建、负债消费、低效就业，反而会带来债务危机、通胀危机，进一步加剧失业，甚至掉入滞涨陷阱。
这是凯恩斯的需求逻辑，但是需求端并不是经济增长的源泉，不可能推动就业增加。我们需要回到“萨伊时代”，正确的做法是，从供给端出发，提振就业，促进增长。
有效供给是经济增长的原动力。什么叫有效供给？企业创新技术、创新产品，创造新需求，开拓新市场，这就是有效供给。一个新产品有效投放会产经济效率，带动周边企业的发展，甚至形成产业集群，进而带动大规模就业。
看具体的例子爱奇艺。根据易观数据显示，长短视频平台对比中，今年10月月活最高为抖音的6.74亿，其次是爱奇艺的5.38亿。爱奇艺的活跃用户规模很大，但是为什么还出现大规模裁员？
爱奇艺的主要收入来自会员付费，而会员是否付费的关键是能否提供优质的内容。有份调查数据显示：48%的用户会因优质内容购买平台会员。在视频时代的早期，爱奇艺走得就是内容路线，购买了大量的影视版权。后来，爱奇艺直接进入内容创造领域，出品了一些优质的内容，如《奇葩说》。优质的内容推动着爱奇艺付费会员在2019年第二季度突破1亿大关。2019年12月，爱奇艺在热播剧《庆余年》中推出“超前点播”服务。该剧付费点播人数达520万人次，超前付费总金额达1.56亿元。
这就是有效供给创造市场需求。
2020年第一季度，受疫情限制性政策影响，网络视频用户大增，爱奇艺会员数量达到1.19亿。但是，这是爱奇艺的巅峰时刻。大疫之年，娱乐行业面临监管风险，一些明星偷税漏税被查处，影视内容管理更加严格，投资人、影视人及视频平台都趋于谨慎。爱奇艺投资的影视内容缺乏爆款，内容的有效供给不足，会员续费率明显下滑。从2020年第三季度开始，连续三个季度付费会员呈负增长。到2021年第三季度，爱奇艺付费会员数下降到1.036亿，一年半时间掉了1500万左右的付费会员。
但是，爱奇艺的内容成本居高不下。2021年第三季度，爱奇艺内容成本为53亿元，占总成本的比重为75.4%。与2020年相比，内容成本占比还有小幅度上涨。换言之，爱奇艺花费了更多的内容成本，但没能创造出更好内容留住付费用户。
明白了经济学的这个逻辑，我们就可以理解，政府如何提振就业才是有效的。
政府提振就业的出发点应该是供给端，而不是需求端，应该支持鼓励市场个体创造有效供给。政府明确产权，强化产权保护，在产权受到严格保护的市场中，企业、个人更愿意创新内容、技术和产品。这是有效供给的前提。政府强化法律监管，退出供给、需求与价格的干预，降低市场准入门槛，开放更多竞争性领域，促进资源要素更加自由流通与公平竞争。同时，政府降低税率，促进市场活力，扩大税基，增加失业救济和公共教育投入。
这里举一个例子。我们知道，美国在上个世纪70年代遭遇了滞涨危机。尼克松政府、福特政府、卡特政府扩大需求的政策都失败了。1980年里根总统上台，宣布放弃需求经济学，采用供给学派的主张。供给学派宣扬“回到萨伊时代”，他们成功进入联邦财政部预算部门，发起了“供给革命”。里根改革主要是疏通供给端，降低税率，减少管制，降低准入门槛，鼓励科技创新，释放市场活力。值得注意的是，过去中国的供给侧改革与里根的供给革命是不同的。
例如，里根上台后签署了《拜杜法案》，这个法案允许大学和其他非盈利组织获得政府资助项目的发明专利。这个法令促进了技术成果转化。谷歌公司最初的PageRank算法，就是来自国家科学基金会数字图书馆计划（DLI）资助的项目。还在斯坦福大学就读的拉里·佩奇用这一算法创立了谷歌公司。斯坦福和硅谷的有效技术建立了一个庞大的信息产业，无数工程师加入其中。
回到中国的互联网大厂。还以内容产业为例，政府主要职责应该是保护知识产权，建立公平的竞争规则，提供自由宽松的市场环境，提高政策预期的稳定性，降低内容投资的不确定性，鼓励影视内容的有效产出。影视内容的有效供给来自富有创造力的编导、导演、演员、主持人、经纪人、投资人、工程师、高级运营人才等等，来自内容市场的有效投资、经营和管理。在游戏领域，建立规范的分级制度，通过分级制度来审查游戏，降低游戏开发和投资的政策风险。
同时，我们需要减少对行业的歧视，技术福利源自充分的竞争和自由的选择。比如，上个世纪70年代日本电子产业繁荣，其中照相机的镜头促进了光学技术的发展，如今该项技术运用到芯片制造的光刻机上。游戏、短跑、潜水、赛车、翼装飞行及极限运动等产业往往是各自技术创新的前沿，这些领域的技术成果扩散给世人带来社会福利。
在金融市场，用市场的手段来配置资本，用利率来调节信贷的供给与需求，保持信贷监管的稳定性，以更好地化解债务风险。在资本市场中，建立稳定的管理规则，尤其是股权融资。互联网企业、科技企业依赖于股权融资，畅通稳定的融资预期是风险投资新技术、增进就业的基本前提。
所以，保护个人产权、自由价格、公平竞争及创新创造的制度，才能促进新技术、新产品的有效供给，创造更大的市场需求，最终扩大就业与消费福利。这就是有效就业的逻辑。
最重要的是，政府需要向市场释放更多的资源，因为有效供给的前提是普通家庭的有效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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