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财经十一人，作者刘以秦 韩舒淋 顾翎羽 柳书琪 陈伊凡，编辑谢丽容，创业邦经授权转载。
2022年6月6日，星期一，李自远走出家门搭乘地铁去上班。对于很多在上海工作的人们来说，这一天是疫情后第一天正式上班，上海市宣布6月1日开始全面复工复产，大部分公司在6月1日和2日都在做复工的准备工作，包括打扫、消杀等，随后是3天的端午节假期。
6月1日之后，李自远就可以正常出门，但是直到上班这天，他才真正感觉到“上海恢复了”。地铁车厢里人很多，百度地图显示，当天上午8点至9点，上海市中心不少路段都出现了拥堵。
时隔两个多月回到公司，李自远并没有具体的工作要做。他在一家知名生鲜电商平台上班，封控期间暂停了上海的线上零售业务，开工第一天他看到了销售部同事在过去2个月的业绩，第一名销售额超过4000万元，前十名的销售业绩加起来约2亿元，“原来有很多同事一直都在工作。”
杨泓泽是汽车零部件供应商车联天下的董事长。在去往宁波杭州湾的路上接受了采访，此时，他的无锡工厂里生产和物流已经基本恢复了正常，但困难还在。他此行的目的，是和客户讨论如何处理因疫情延迟的交付进度。
车联天下的研发部门在上海，因为疫情，杨泓泽在上海被困了77天。3月底，他看到情况越来越失控，为了卡住交付节点，他和40多名上海的员工入住隔离酒店集中办公，同时，安排了一部分同事在此时离开上海，到客户处驻场开发。
“但是谁也没想到要这样持续将近三个月。”杨泓泽说，封控期间，他比平时更忙碌，从早到晚不停开会，协调各种资源，“要管生产、研发、协调供应链，还要抢菜、管后勤”。仅仅是为了解决样机生产，由于供应商所在地处于封控管理状态，他们需要协调十几方资源，花了日常6倍费用调用专车，最终在高速路口，双方完成了交货。
上海封控的2个多月里，尽管正常出行变得困难，物流交通阻力重重，出不了差，见不到客户，这座城市依然保持着工作状态。
有人通过过去积累的资源，在2个月里完成了以往1年都做不到的营业额；
有的企业想尽一切办法“能复工一个人就送进去一个人”；
货车司机们把自己锁在驾驶舱里，日夜兼程，赶在被隔离前，再多送一趟货。
浦东一家制造业公司复工后，司机正在送货（照片采访对象提供）
长三角是中国经济发展重要一极，以汽车、芯片、高端装备等战略新兴产业为主，同时也是消费市场主力。产业链呈现错综复杂的网状结构。突如而来的疫情和防控，几乎一夜之间，产业链中断流动。不同企业之间如同一个庞大机器里互相咬合的齿轮，从停滞到重新带动整个机器运转，要有一个逐步启动的过程。
目前，长三角这个对全球而言都举足轻重的巨大生产基地还在恢复之中。过去的两个月里，在上海的企业为了不“躺平”，努力克服了各种想象不到的困难。
提前把人留在公司
3月27日上海发布封控消息之后，上海热处理厂有限公司就紧急动员了40名员工进入工厂，原本预计到4月1日可以解封，只做了5天的预案。但没想到封控一直持续，到4月中旬，工厂产能需求不足，生活物资也出现困难。总裁左孝顺表示，通过与政府沟通，将大部分员工送回了家，只留下自己在内的14名员工在工厂闭环生产，这14名员工，一直守到6月1日才出工厂，维持了工厂的间歇性生产。
封控来得突然，又比预计的时间要长。上海热处理厂没能来得及提前解决住宿，员工不能出工厂，只能把厂区里的公司办公室开辟出来解决睡觉的问题。左孝顺说，有三个驻厂的资深工程师都已58周岁左右，每人睡一个办公室的大桌子，下面垫着被褥，一个工程师跟他开玩笑说，每天睡觉都害怕一个翻身就摔下来。
“确实谈不上任何保障质量，好在这期间上海的天气不是很冷，这要谢天谢地。”左孝顺说。
数字化服务商旷通科技的总部在上海，工厂在昆山，昆山的防疫要求几乎与上海一致，为了保障生产不停工，CEO刘曙新提前留了4名员工在工厂里，1名员工在上海办公室里，闭环管理。他以为员工们最多要在办公室里住一个星期，没想到住了两个多月。
在办公室的这位员工，1个人对接公司130多个居家办公同事的需求，搭建远程测试环境，调试设备，调整样机，整栋办公楼里只有他一个人，“我觉得他当时已经到极限了。”刘曙新说，“本来挺帅的小伙子，现在胡子、头发长到看不清脸。”
直到5月，他听说有一项政策是可以申请“点式复工”，刘曙新立刻向街道和园区不断申请，经历了一系列的麻烦，要证明公司确实有非常紧急的需求，同时获得园区、街道和居委的全部同意，还要解决点式复工的员工去公司的通勤问题，防护问题。
刘曙新花了3天时间，申请到了两个点式复工的名额，他觉得这已经很顺利了。两名员工穿着防护服，几公里的路费花了2000元，只被允许在公司待半天。好在他们提前打包了许多新鲜水果、蔬菜、方便速食，带给了一直在公司留守的那位同事。
德国工业巨头西门子在上海有25家运营企业和分支机构，1万多名员工，业务涉及发电、轨道交通、医疗、高端装备、汽车、芯片等多个重要的产业领域，西门子是在上海实体投资和解决本地就业最多的跨国企业之一。
4月下旬，西门子维持了20%的产能，在大范围封控之前，西门子就提前开始闭环管理。西门子（中国）有限公司副总裁兼华东区总经理何巍说，闵行的西门子开关公司，提前在工厂附近租用了移动集装箱公寓，为闭环生产的员工提供住宿。
总部设在瑞士苏黎世的工业巨头ABB在上海康桥、闵行、临港有三个制造基地，其中就包括其全球最先进的机器人工厂。ABB（中国）有限公司总经理康亮表示，3月底封控后，其三个生产基地共有约300名员工驻守工厂，全封闭管理，保障核心工序运行。随着疫情逐渐得到控制，到5月底有约1400名员工返岗进入闭环运营。6月初以来，三个生产基地和市中心的两个销售办事处和分公司都已顺利复工，正努力争取早日恢复满负荷运转。
ABB运动控制事业部上海基地员工闭环生产，坚守一线（照片由采访对象提供）
能够做到提前预判，把员工提前留在公司的企业并不多。更多的企业把希望寄托在自4月11日开始的复工复产“白名单”上。
白名单
5月初，芯片设计公司雪湖科技联合创始人王韵听到消息，想复工复产的企业可以申请进入“白名单”。早在4月11日时，上海就公布了第一批复工复产白名单企业，共666家，主要是半导体相关企业和汽车供应链相关企业。
4月中旬开始，上海市就多次强调要逐步推动“复工复产”。5月2日，上海市疫情防控工作发布会上提到，企业可以申请“复工证”。王韵询问了他所在的园区，相关负责人告诉他，他申请下来的可能性极低，因为他不属于芯片生产制造和汽车供应链领域。
王韵很着急，所有员工都远程居家办公，办公室环境不稳定，4月的时候就有一台服务器宕机了。在平时只要重启，1分钟就能解决的问题，现在却什么都做不了。
他还是填了申请表，区里的科委也联系了他，让他填问卷，包括有什么困难，有什么需求，但他的复工申请一直未被批准。直到6月1日，上海市取消了复工复产白名单，宣布全面复工复产。
6月1日全面复工复产后，写字楼前的人明显变多了（摄像：刘以秦）
位于浦东的一家上海芯片配套企业，是上海第一批666家白名单中的一家。该公司CEO表示，能上第一批白名单有两个原因，一是公司本身的性质，二是“市政府对我们的工作很支持”。
在上白名单之前，这家公司也没有停工。上海疫情出现后，他安排员工轮流上班，所以封控后，公司里还留了部分员工。但还有不少员工被封闭在小区里，无法出门上班，复工比例并不高。
他想办法拉来了消杀业务订单，让员工以“出去做消杀防疫工作”为由，向居委会申请出小区，并承诺在小区解封前不回来。
通过这样的方式，他把部分员工安置到了工厂里，进行闭环管理。闭环管理的要求是，每个员工都有独立的住宿环境，工厂里住不开，他把自己在工厂附近的房子也拿出来，给员工住。
他所在的园区里，一共有4家企业提前复工，包括2家电子制造公司，1家医疗器械公司，都是知名大企业。
公司需要保障这些员工的日常生活问题，他陆续找了7-8家外包企业来提供餐食。封控期间，许多居民通过社区团购来买菜，不少上海人都经历过“买菜难”和“买菜贵”的问题。对于他所在的园区来说，买菜不难也不贵，“几乎每天半夜都有大货车拉菜到这里来卖，价格很便宜，有些货车送不进去市区，菜很容易烂，就会拉到这边来卖，还有直接从高架上卸货往下扔的。”
该CEO说，他们属于非常“幸运”的公司，没有停工过，在此期间还拿到了很多新的政府订单，收入比往常还要高。对于这段时间去公司复工的员工，除了包吃包住，公司还额外提供每人每天500元—1000元的补贴。
还有一些公司也幸运地申请到了白名单。
5月2日，3D视觉相机公司图漾科技创始人费浙平和张江管委会“软磨硬泡”，以处理紧急安全事项的理由，送了2个员工进公司。他把这称为“非正式复工”。
直到5月18日，图漾科技终于拿到了正式的复工名额，可以复工8个人，这次是属于“局部复工”。他们得到了浦东区科经委的审批同意，每一个复工的员工都要提前上报个人信息及所在小区，并向小区承诺在社会面解封前不能回家，这样才能从小区里出来。
费浙平申请复工的过程并不容易。最早申请的时候，相关负责人告诉他，他们公司被归类在软件企业里，而软件企业不符合复工标准。他不能理解，因为图漾科技是一家硬件公司，产品出货环节都要在公司完成，他必须要送人进去，不然所有业务都要停摆。
图漾科技的复工员工睡在办公室的帐篷里（照片由采访对象提供）
他给每一个相关部门都反复打电话，最后终于成功被认定为“硬件企业”。图漾是“上海人工智能Top50”企业，还承担了好几项科委、经信委的政府资助项目，相关部门工作人员对公司有所了解，在沟通和争取政策支持的时候得到了不少支持。
费浙平说，他所在的园区大约有二三百家企业，到5月底，能够“局部复工”的大概不到10%。
想要进入白名单，除了公司性质，还需要公司有硬性条件。以图漾为例，复工8名员工，就需要公司能提供10几个有独立通风条件的房间，用作静默区、隔离区、生活区、餐饮区，都有工作人员提前做现场检查。“对于很多在写字楼里的企业来说，是拿不出这么多房间的。”
即使有足够多的独立房间，费浙平还是让员工们带了帐篷去公司，因为如果有人检测异常，不能及时接走，要能实现“闭环里的闭环”。
他说，当得知公司申请到8个复工名额时，很多员工抢这个名额，“他们不想在家闷着，也不想自己做饭了。”
西门子的工厂纳入白名单之后，开始努力恢复供应链。何巍表示，4月份的时候还可以依靠库存来生产，进入5月，工作重点就转移到了如何支持供应商复工复产，让供应商进入后面批次的白名单，同时尽量寻找替代，到5月中旬，有一半左右的供应商进入白名单，到下旬，随着更多供应商进入白名单，以及物流的逐步打通，情况就好转很多，产能可以恢复到80%左右。
通行证
对于这些疫情期间还保持运转的公司们来说，上白名单只是第一步，更关键的是如何解决物流问题。
封控期间，供应链物流受阻给企业带来的困难最为明显。为了打通物流，拿到上游供应商的原材料，给下游企业交付产品，企业想尽各种办法。
通行证的数量有限，分为市内和跨省的两种，市内的通行证又分为区内和跨区，市内的通行证比跨省要容易申请，跨省的通行证还需与对方省市协调办理。拿到货车的通行证来保障物流通畅，是封控期间许多企业绞尽脑汁的问题。
左孝顺说，对外的物流上海发放的通行证都是点对点，去无锡的，就不能去常州；其次，提前一天要上报车辆、司机的所有信息，并同步给客户，当地客户要申请收货码，24小时内有效，比如一般前一天下午5点前申请，那么车辆一定要在第二天下午5点前离开当地才能回来；第三，要指定高速下口，比如如果申请去昆山，就必须在昆山指定的高速路口下高速，然后当地防疫部门、客户各派一个人去高速口接物流车，在车辆上安装GPS，进行消杀，然后才能定点转运至客户公司。
而一个城市的客户很可能在不同的区，就只能提前沟通，先把货送到一个客户，然后再二次转运或者找当地物流区解决，如果沟通没有结果，就只能分三次来运送。整个过程十分曲折，也需要大量的沟通，虽然很累，但至少可以维持基本的物流运输。
通行证一般通过两种正规渠道来获得。一种是纳入首批666家的“白名单”企业，他们可以帮助给供应商企业向上海市经信委直接申请通行证，而这种通行证，一般也只能用以给“白名单”企业点对点供货用。这已经是比较快捷的办法。
第二种是常见流程，这就要繁琐的多。在首批666家“白名单”企业后，上海市未再发布新的市一级白名单，但各区、镇一级可以审核企业的复工复产申请。
企业首先要在属地政府申请确认自己是复工复产企业，这需要安全监管部门来进行防疫的考核，认定具备复工复产条件之后，可以通过镇经发办、园区企业服务中心递交审核资料申请，由区经信委确认之后向市政府申报。
龙头企业也可能拿到长周期的通行证。有企业介绍，其服务的一个客户是上海首批纳入666家白名单的企业，可以申请到两周有效的通行证，但也是点对点。这家公司的供应商遍布江苏多地，为了提高效率，它在常州建立了一个备用仓库，让江苏的供应商都将货物运送到备用库，然后用货车每天往返上海和常州的备用库来保障供应。
6月1日后，上海市内不再实行通行证制度，但与周边跨省的物流仍然需要通行证。
物流疏通
有了通行证，只是打通物流的第一步。疫情期间，通行证的短缺，以及周边省市疫情防控政策的不统一，即便有通行证，在涉及跨省的物流时，需要付出极大的努力。总的来看，市内的物流和外省进入上海的物流受限相对较少，而如果涉及上海运往其他省份，就要困难得多。
运力紧张期间，运费水涨船高。左孝顺介绍，封控期间，有一种生产必备的工业气体只有江苏常熟的供应商能供，并且需要具备危化品运输资质的车辆，最后多方联络，花了平时十倍的运费终于解决了问题。
周边省市在防疫政策下的实施严格控制，也使得企业另辟其他路径来打通物流。原本通过上海港进出的货物，就借道宁波、昆山等周边港口转运。
旷通的很多产品都要经过上海港口发往海外，有不少零部件是从香港运到深圳再运到上海，今年上半年，香港、深圳、上海陆续出现疫情，刘曙新算了算，今年上班时间加起来也没超过2个月。
今年1季度，旷通手里的订单有1.3亿元，直到5月底，只发出了6000万元的货，不到一半。正常情况下至少能交付80%。4月—5月，上海港发不了货，他只能选择转去深圳发，“路费贵很多。”
因为交付受阻，刘曙新大部分的时间都用来安抚客户，试图解决客户的焦虑。
我们了解到，在疫情期间，为了保供，企业们愿意花费日常数倍甚至十几倍的价格使用“黑物流”。一位不愿具名的企业人士表示，如果是跨多座城市运输，通常还需要“分段”，也就是在不同区域使用不同第三方物流承运，尽管如此，黑物流仍旧是有价无市。他认为，这是一种正常的行为，“如果企业们的需求都满足了，又哪里会有黑物流的市场呢？”
供应链是柔性的，总有人能想到办法跑通路径。4月，旷通的一批货要从昆山工厂运到上海，刘曙新说，“只等了两天，价格是8000元”，平时这段物流的价格大约是1000元，耗时2个小时。
上海市内的物流同样有办法解决。上海一位餐馆老板在疫情期间转做食品团购，5月中旬之前，他申请了通行证，自己开车送货。5月中旬之后，上海的私家车通行证全部作废，他只好通过货拉拉来送货，5公里左右的路程，要600元，“差不多的货，平时是50元左右。”
5月下旬之后，这些“天价”物流费明显降了下来，刘曙新说，昆山到上海的物流费降到了2000元，当天能送到。
综合接受采访的上海制造企业的情况来看，4月底前后是最困难的时候，封闭生产的库存接近见底，而受疫情封控影响，供应链中断，产能将至低点。5月开始，物流逐渐开始恢复，产能开始爬坡，员工也能更多进入工厂，情况开始好转。进入6月，解封之后，企业还未立刻恢复到疫情前水平，物流情况已经有大幅好转。
供应链恢复
疫情影响最大的是物流，导致各行各业的供应链都受到或多或少的影响。供应链是一环套一环的链条，一个环节受阻，整个链条放缓。
在汽车行业，一个整车开发需要历时2年—3年，涉及数百家供应商，一旦其中一家延期，意味着整条供应链将可能宕机。此时，身处其中的企业们需要齐心应对。
佛吉亚（FAURECIA）是全球十大汽车零部件供应商之一，佛吉亚汽车座椅业务中国区战略与合作总监黄震表示，此前，他们已经做了充足的库存准备，也一直在积极和供应商沟通确保供应链稳定，但他仍旧时常感到焦虑。
这种焦虑很大程度上来自外界激增的不确定性与制造业所追求的确定性之间的矛盾越来越大。长久以来，汽车业以主机厂为核心，供应商层层嵌套。丰田的“及时生产”（just in time）理念被行业奉为圭臬，这种基于成本考虑的生产模式要求厂商们既要保持低库存、又要保证供应链快速响应。但是，该模式在去年“缺芯”危机愈演愈烈，及至今年疫情反复的冲击之下，已经逐渐变得脆弱，甚至面临重构。
每个月，黄震所在的战略和市场团队需要对下个月产量做出预测，通俗理解，厂商们基于历史数据和行业参考，根据一套固有测算方式预测下个月产量。他说，在2020年之前，这种预测往往一个月只需要执行一次，就可以得出较为可靠的数字。但是，在上海疫情中，他所在的团队每隔2天-3天，到了后期，甚至是每天都要更新产量预测，而预测准确性如何，他自己也感到怀疑。
因为公式无法预测黑天鹅事件的发生。
在封闭的汽车产业链上，任何一个环节出问题，都可能催生蝴蝶效应。厂商们主要采取两种方式应对：提高库存储备和周期，增加备选的供应商。
一位不愿具名的行业人士说，在上海静态管理之前，当时行业里曾出现过一波“疯狂扫货”高潮。“我们派车到供应商厂里，有多少库存，我们就拉多少。”“当然也不是只有我们在抢，所以比的是谁比谁更快。”他表示，在接下来两个月的时间里，但凡只要有管理松动的可能，他们就会不遗余力想办法囤货。“已经没有人在乎库存高位对资金的占用，供应链完全在朝一个未知的状况狂奔。”
上述种种不仅意味着成本的增加，由于大环境不确定性的长期存在，这些并不符合成本最优化考量的过渡措施正在逐渐固化。黄震认为，应该用更智能的手段做预测和管理库存，行业需要新的配套措施和工具，以及产业共识来应对这种长期趋势。
供应链有韧性。除了有关部门为复工打开口子，主机厂直接推动供应链维系运转也成为新的变化。一位行业人士透露，在此次上海疫情变得严重之前，一些强势的主机厂不仅已经在要求供应商提高库存、派人来供应商厂房查看库存，还会亲自为供应商打点关系、提供支持，“不管是拜访、催货，还是后来争取进入白名单，这些管理层都是在第一线，跟着各级供应商一层一层往下走，为了维系生产东奔西跑。”
江苏省太仓市距上海仅60公里，和上海同一时间封控，太仓市部分重要生产企业在政府指导下实行封闭生产。封控期间，物流受阻，外部物资进不去，很难保障工业生产经营必要物资的及时供给，只能找本地现货库存。
京东工业品智采优选店太仓店门店长期留守2名员工，驻店服务工业企业的紧急采购需求。为了打通本地现货库存资源，门店员工和当地综合五金市场的其他门店建立沟通机制，互通库存有无，灵活调配。
疫情期间，玖龙纸业太仓有限公司、苏州贝斯特装饰新材料有限公司、苏州天顺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等多家当地知名工业企业，通过京东工业品智采优选店太仓店完成了本地现货库存的寻源，保障了复产节奏的稳步推进。
数字化技术也在为一些企业疏通供应链。上海及周边有不少重要的仓储物流中心。鞋服品牌新百伦（New Balance）在中国最重要的仓储中心位于紧邻上海的太仓市浏河镇，这个大仓负责多个电商平台以及线下经销商门店的配送。太仓市在4月进入静默状态。每年5月，各大品牌都开始准备一年一度的“618购物节”，供应链如果跟不上，会直接影响到全年的销量。
4月底，新百伦启用应急方案，在外地建立临时仓库。第一个临时仓选在了广州番禺，第二个临时仓再广州佛山。新百伦的供应链服务商是上海通天晓软件公司，通天晓CEO吴熠说，新开临时仓需要解决很多问题，包括新的作业流程，如何整合设备，系统配置，还要将仓库的数据导入，做到入库出库的数字化，实现远程监控。
原有的大仓已经是高度自动化，但是临时仓没有，只能通过增加人手，用人工作业的方式将订单、ERP、财务等数据做对接。此外，进口物流原来的渠道是从上海港到货后送往太仓的中心仓，现在也临时改成了从广州港进口，再从佛山仓发往全国。
即时是在疫情最严重的时期，车联天下无锡工厂里的生产也从未间断过，杨泓泽表示，这离不开当地政府给予的支持，他曾帮助客户协调无锡市的供应商资源，在他将情况向有关部门反映后，当天就接到了市、区、镇三级主管部门反馈。随后，四家供应商、客户、物流公司和有关部门，一个约有50人的微信群被拉了起来，“每天在群里反映当天要拿几个厂的货、要出多少辆车、车牌多少、从哪个路线进在哪个口下车等。”
如何进一步恢复？
随着上海逐步恢复经济秩序，疫情之后能否快速恢复，各方反馈不尽相同。
一位江苏汽车供应商人士表示，其某一车型客户的订单过往一般月均在3000到4000辆左右，过去两个月几乎归零，而5月底客户的需求预测又激增到8000辆，显示出强劲的反弹势头。也有外企表示，从下游客户恢复的情况来看，市场需求可能面临萎缩风险。
企业家的信心，尤其是中小企业的信心尤其值得关注。机工智库研究员陈琛曾在4月底调研了一系列受影响的上海制造企业，他5月初发表的一篇文章中警示，大企业对未来仍有信心，但调研的一些中小微企业因为疫情供应链被不时打断，看不清形势，大部分精力用于保障生产稳定，因而改变了对未来的预期，调整了投资决策，犹豫是否扩张。
亦有受访的上海企业家在采访中表达了类似的担忧，在他看来，目前还没有感受到政府拿出实质性的措施来有效推动复工复产，疫情和防疫政策的影响，依然面临很大的不确定性。出于这种不确定性的担忧，一些投资、技改计划目前都暂时暂停了，以稳为主。
在2020年初的疫情之后，中国得益于迅速控制疫情，经济很快恢复正轨。而今年上海的疫情后面临的外部环境有所不同，有全球布局的外企就表示，2020年全球都受疫情影响，而中国恢复较快，许多海外工厂的订单都转移到中国来做，但今年海外生产受影响较小，上海疫情后，一些中国工厂的订单转移到了欧洲和东南亚的工厂生产。
商务部对外贸易司司长李兴乾在6月8日的国新办发布会上回应订单外流和产业外迁现象时给出了三点判断：
第一，回流订单流出的影响整体可控，今年以来，随着周边国家生产端的逐步恢复，去年回流到国内的部分外贸订单再次流出。总体看，这些订单流出的规模可控，影响有限。
第二，部分产业的外迁符合经济规律。中国已经连续13年位居全球货物贸易出口第一大国。随着国内产业的持续升级，要素结构在发生变化，一些企业主动进行了全球布局，将他们一部分的制造环节转移到国外，这是贸易投资分工合作的正常现象。
第三，中国在全球产业链供应链格局当中的地位依然巩固。中国拥有完整产业体系，有基础设施、产业配套能力以及专业人才方面的明显优势，营商环境也在持续优化，超大规模市场的吸引力在不断增强。今年前四个月，全国实际使用外资同比增长了26%，其中制造业使用外资增长了65%。
此外，也有例子表明，贸易冲突和疫情，客观上加强了中国供应链薄弱环节的韧性。
上海疫情让原本就紧张的半导体供应链雪上加霜。受到冲击最直接的，是半导体的零部件企业。一位半导体零部件企业副总经理表示，由于供应商的原材料滞留无锡港，迟迟无法到货，考虑换别的颜色，库存也不多，同时也需要客户批准。而一些进口芯片和元器件，交期从一个月内延长至2-3个月，甚至更长。
冲击波继续传导，由于零部件厂商的交期拉长，影响了半导体设备企业的生产，交期甚至比原来延长了四倍之多。一位从事国产半导体检测设备研发工作的专家表示，疫情导致供货周期拉长，项目进度也不好预测。他们将总部设在亚洲其他地区，能够为他们找到其他的供应链，解决当下上海疫情所带来的供应困难。
上游的供应紧张，传导至晶圆制造厂。一位长期从事晶圆制造的研发人员表示，零部件缺料、设备交期拉长，导致他们的生产线开发面临诸多挑战。原本，他们需要增购二十几台新机台，以完成生产线的开发和生产，但如今，普通机台交期甚至达到两年之久，价格飙升。
“疫情和贸易摩擦，使得中国高端机台引进受限颇多，或许加速国产化将是不得不做的选择。”他说。
好在情况已经开始好转。6月8日，这几家半导体相关企业都表示，发货情况已经在逐步恢复，有货的都已经发出来了。
前述汽车供应商也表示，在疫情前的贸易冲突背景下，国产汽车主机厂商就开始梳理供应链风险，加强国产化，来应对不确定性风险，而两年前的疫情又加速了这一进程，有主机厂商开始下决心扶持国内供应链企业加强国产替代，到今年，其新研发的产品已经拿到订单将替代欧洲的供应商，不仅如此，也有海外车企来问询。而这一现象并不罕见，也有其他国内同行受益。
在他看来，对于疫情和贸易冲突反而助推了有实力有梦想的国内供应商的突破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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