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 新熵（ID:baoliaohui），作者：石榴，编辑：月见，创业邦经授权发布。
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正午阳光是精品的代名词。戏骨、流量、新人、童星，人们前仆后继地趟进这条河流，各取所需。
正午也的确足够大方，从不让途经它的人空手而归。就像是年初的白敬亭，幸运地在出道第五年遇上了正午这样的团队，而后顺理成章地从“四大墙头”一跃成为“流量新星”。
年初的《开端》，也被视为正午新纪元的开端。它和正午过去的所有作品都不同，就连制作团队，也是一水儿的新面孔。正午试图向外界证明，脱离了孔笙、李雪的正午阳光，在互联网内容行业的变化和流量的迁徙中，并没有被时代丢下。
但现实显然来得更残酷。在这之后一整年里，正午打出的牌够多，但真正戳中观众的寥寥无几。《相逢时节》《欢迎光临》《欢乐颂3》接连失利，走红和反噬都来得迅速而急迫。
牌桌之上，正午这个老玩家的优势，正在被一步步稀释。
最后的希望被寄托在《县委大院》身上。它也的确担当得起定海神针的作用：带着为党的二十大献礼的名头而来，爱奇艺、腾讯、咪咕三大视频平台，央视一套、浙江、北京、河北四大卫视，为它保驾护航；胡歌继《伪装者》后七年，终于与正午再合作；各路明星纷纷而来，完美满足观众“数星星”的愿望。
头上的光环足够闪耀，观众的体验阈值不断调高，但《县委大院》却并未如期沸腾。
赞誉和诘难相伴而来，对于一部作品再正常不过。但《县委大院》显然不能这样。它的成功与否，对于正午而言绝不是一城一池的得失，它关乎着，正午还能在牌桌上坐多久。
《县委大院》，不是烈酒
如果用一句话形容《县委大院》，那么大概可以说这是部非常“正午阳光”的作品。
在这部剧中，你可以看到中国基层政治生态的影子：县委书记张口闭口“我说几句关起门来的话”，基层干部是两面不讨好的，体制内的工作是避免不了“文山会海”的。甚至袁浩传授给小林的“为官之道”，都给人一种“无缝加班”的错觉，“常务副县长不叫县长，叫常务。县委副书记兼任副县长的不叫县长，叫书记。县长助理不叫助理，叫县长。都是副县长同时是常委的，得叫常委。”
一定有人喜欢这种熟悉感。它请了许多演技派，带来不少高光时刻；它也在努力讨喜，梅晓歌上任后的每一次表现都不是雷声大雨点小的嘴皮子功夫，他用实际行动不断地强化一个真真切切做实事的领导形象；它同样很重细节：猪肝色木头和磨砂结合的桌子、玻璃面茶几、蓝色文件夹、铁皮柜……甚至可以给观众制造一些感动和一些身临其境。
不是浮皮潦草地一带而过，不是虚构粉饰地悬浮人间，时代的巨轮下，这些细节具体而有力，冒着热切的烟火气，成了《县委大院》中的精密针脚。真实到每一个在体制内的人，都有一种“看鬼片”的错觉。
生活二字足够复杂，而正午对此驾轻就熟。
但《县委大院》的问题是，很真实，但好像又不够。在豆瓣，有人留下评论，“有意思又没意思，像是纪录片，没什么情节推进吸引我，全程都在认明星。”
改革派与守旧派力量的博弈，没有步步惊心的算计，也没有如履薄冰的腾挪，更没有戏剧化的矛盾冲突。胡歌饰演的梅晓歌春风化雨般地一步步解决光明县的症结，黄磊饰演的吕青山和蔼可亲得让人几乎瞬移回《向往的生活》。
观众期待看到的官场潜规则，被高高举起、轻轻放下。由于“命题作文”必要的叙事视角，剧集的核心矛盾就只能在干部和群众之间展开。
日常麻烦推动法，成了《县委大院》解题关键词。无论是榨油坊夫妻俩宁可做假账也要多“讹”一笔补偿金，还是动不动就要到市里上访的工厂工人，抑或是郝东风家坚决不同意迁坟的长辈亲戚……县委基层干部每天面临各种自下而上的麻烦事，根源却都是“与政府作对”的普通居民。
过去，正午尤其擅长在小人物身上寻找时代共鸣。在《开端》里，现实主义的光芒，取代无限流，成为光照全剧的主题。请全车人吃西瓜的老马、给女主送卫生巾的老焦，甚至是“卢·猫之使徒·哮喘征服者·被光选中的人·笛”，都在正午的镜头中，闪着现实的光芒。
但在《县委大院》中，小人物们站在时代的对立面，成了面目可憎的存在。而那些原本应该尖锐的部分，被避重就轻地掠过，没能释放更多故事感，并且几乎靠着情节惯性推动。面对“命题作文”，正午的难言之隐几乎摆在了台面上。
诚然，在拉高观众期待值后，《县委大院》即便是烈酒，也必然会面对是否回甘的苛责，但如今的“白开水”，还是远远低于预期。
更关键的问题是，在过去一整年，正午都没能从都市剧的陷阱里爬出，《县委大院》是年末压轴大戏，也是正午的自证之作。而如今，“拳头产品”的江山也不再稳固。
正午出品，精品对半？
在正午的内容基因里，现实占了很大一部分。
不论是《山海情》《大江大河》，还是《琅琊榜》《伪装者》，根植的都是循规蹈矩的价值观念、有的放矢的家国情怀。
即便是《知否知否应是绿肥红瘦》《开端》这一类架空、科幻网文，正午也让它落在实地。
张开宙和编剧们用正午的逻辑重构了《知否》：“我不擅长宅斗，也不懂，但是我在原著小说中看到了爱情、友情、家国情怀。”
《开端》中，对蝼蚁小民的善意，突破了科幻门槛，抵达观众的心里。老焦和老马出现的时候，《开端》弹幕上飘过最多的话是“麻绳专挑细处断，厄运专找苦命人”。
而在这些簇新的瓶里，盛的都是一杯叫做“现实”的老酒。
拥有这样的内容基因，正午在都市剧的创作上原本应该是得天独厚的。事实也的确如此。在过去，正午的都市剧，曾被观众奉为圭臬。
《欢乐颂》播出后，“樊胜美”成了一个重男轻女、一家子都把经济重担放在女儿身上的家庭的代名词；《都挺好》打破家和万事幸的表象，将一地鸡毛的原生家庭搬上荧屏，照出许多家庭的爱无能。正午在闹哄哄的争吵和大开大合的情绪中，放入了能够戳中了转型到一定阶段的、中国人民的痛点的佐料。
然而，如今横亘在正午都市剧与年轻观众面前的，却是难以弥合的天壑。
今年正午的三部作品，仅有《欢迎光临》豆瓣评分勉强达到及格线。《相逢时节》滑跪在狗血面前，《欢乐颂3》折戟在尴尬的女性友情之下。不必过多追溯，只把时间线拨回到六年前，就可以发现，新时代的女性群像剧模式，就是由2016年的《欢乐颂》所开创的。只不过短短六年，曾经天天钓起观众共鸣的鱼钩，就已经全面沦陷。
过去，手撕渣男的套路，还是爽剧的标准，如今高光早已为越来越多的新套路让路。不论是《欢乐颂3》还是《相逢时节》，抑或是《欢迎光临》，甚至是《开端》，它们越来越像一台生产热搜的剧本处理器，被输入了所有可能引爆热搜的元素，最终的故事是可以想见的爆红、出圈、上热搜。
很多人将正午的这种割裂，归结为主创团队的不同：平均分以上的作品大都有正午“定海神针”孔笙、李雪的参与；而在平均分以下的，大都有“二代导演”张开宙、简川訸导演的影子。
但若放在整个市场中来看，导演或许仅仅只是诱因。或者可以说，这不是正午一家公司所面临的问题。
过去，一部现实主义题材长剧集，从带着议程设置的创作，到播出时不断加码的营销，一起在这片新兴土壤上孕育出丰厚的流量，试图将创作方带往资本看得见的地方。
这样的诱惑，正午也抵挡不了。
第一季圆满收官后，《欢乐颂2》携带36个品牌在期待中开播，赚得钵满盆满，口碑输得一塌糊涂。饶是如此，《欢乐颂》系列，依旧是香饽饽，第四季未播，第五季便已蓄势待发。
正午当家人侯鸿亮看得清楚，“我觉得我们这个行业一方面政治上要正确，另一方面希望大家一定要在商业上成功，只有商业上成功了才有底气，才能往后做，否则的话大家拍一部赔一部，这个行业是没有奔头的。”
如今，降本增效的阴云笼罩在整个影视行业上空。长视频业态竞争已经来到下半场。内容行业的“二八效应”决定，掉队的选手处境将会更加艰难。头部内容成为必选题。
在新的市场环境下，需要做出改变的又何止视频平台。
从正午的历年片单来看，尽管口碑在一路下滑，但产能却在持续上升。从2018年的两部、2019年一部，到2020年的三部，再到今年，包括《县委大院》在内，正午已有五部作品上线——这是正午自成立以来，作品产量最集中爆发的一年。
影视寒冬对老玩家的宽容度更高，要求也更高。平台对头部公司内容需求进一步放大，产能增加是必然结果。
在内容品质和市场话题度之间的徘徊，是始终困扰正午的问题。如今，行业降本增效，正午不论是主动，还是被动，都必须加速。但加速的另一面，又不得不为此牺牲一定的品质。正午陷入两难境地。
留给正午的时间不多了
市场变动频繁，正午的负重也越来越多。适应新的生产周期迫在眉睫，正午也不得不对曾经的生产体系做出调整。
自2021年以来，正午内部有两个较为明显的变化。
其一，是侯鸿亮开始挂总制片人衔，不再亲自参与剧集的制作，制片人位置正在逐渐让渡给一批由正午培养的“二代制片人”。
比如《相逢时节》制片人房辉，《欢迎光临》《开端》制片人赵子煜，《乔家的儿女》制片人李纪山等——和导演一样，在正午，传帮带是从山影带出来的老规矩。如今正午每一个独当一面的制片人，都经历了漫长的成长过程。
正午是典型的导演中心制公司，但制片人之于他们而言，也绝不仅仅是管钱。经济实力、艺术创作、人脉资源、经营管理，行业对于制片人的要求越来越高，在以“内容创作”为核心定位的正午，对独立制片人综合素质的要求，只会高，不会低。
其次，则是正午的编剧团队中，一些陌生的名字开始出现。比如鲍京京、未夕、祈祷君，他们承担的是替正午实现理解年轻观众的重任。
正午需要快速从曾经的IP困境中跳出来，迎接市场更激烈的风暴。时至今日，正午精品的标签，仍然牢牢地与孔笙、李雪所绑定。如果连他们都失手，正午会遭受怎样的打击，可以想象。
《县委大院》的不温不火，已经释放了一个不算危险但值得警惕的信号：观众对正午招牌式的家国情怀、时代颂歌，已经不再感冒，《山海情》的奇迹没能再复制。
然而新生代力量出现的另一面意味着，曾经的招牌选手阿耐、海晏的IP库存被消耗殆尽，未来正午的IP资源池里，将鲜少再有《琅琊榜》《大江大河》这样的作品，多的是《开端》和《欢迎光临》。
事实也的确如此。在正午的如今IP中，最常被提起的两部作品分别是《樱桃琥珀》和《以子之名》。前者是正午从未尝试过的青春剧，后者则又是一部与家庭、教育、阶级老三板斧相关的都市剧——可以想象，在剧集播出时，又会在热搜榜上掀起怎样的腥风血雨。
快速迭代的内容市场，留给创作者们试错的机会大大减少。正午只能一面向前，抢夺着年轻一代碎片化、倍速化的时间，一面退后，据守着山影人曾经的理想主义和家国情怀——这种脆弱的、随时会被打破的平衡，让正午走得越来越艰难。
这未尝不是国剧的无奈。2015年以来，国剧一直在期待下一个“正午阳光”，但显然，即便是正午自己，要复刻曾经的辉煌，也不容易。
2019年上海电视节白玉兰奖，一共10个国内电视剧奖项，正午包揽下了7个。那一年，人们说得最多的话是，“正午阳光把白玉兰开成了年会”。
正午在电视剧行业的地位，是旗帜，是标杆。
如今，旗帜大有倾斜之意。即便对影视的深耕和敏感度，决定了这家公司并不会彻底倒下，人们也依旧对正午抱有期待，但市场环境和生存状态决定以正午为代表的传统影视制作公司，将面临更严苛的考验。
正午到了危机时刻，而留给它的机会将越来越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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