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 中欧商业评论（ID：ceibs-cbr），作者：孙行之，创业邦经授权转载。
中国企业家创办的美术馆，其命运经济周期起伏。对企业家个人来说，这些美术馆是他们心境的倒影，映照出潜藏在审美趣味背后，本真的精神世界：也是表示他们命运的浮标——崛起于如日中天之际，消逝于事业暗淡之时。
01经线和纬线
当企业家们不约而同地进入低调模式，微妙地居于个人性与公共性之间的美术馆，成了观察他们与时代关系的窗口。
这一年，两件围绕着美术馆的事情发生了。一个是，泰康美术馆在位于北京市中心的泰康大厦开幕。另一个是：中国最具知名度的收藏家、龙美术馆创始人刘益谦夫妇通过苏富比释出39件艺术品。这也是30年来，这对收藏家夫妇第一次公开、成规模地出售艺术品。作为苏富比亚洲50周年秋拍的重中之重，拍卖公司精心策划了这个专场，将其命名为“龙途”，高管亲自出面为之摇旗呐喊。
被国内外媒体称为“中国最大、最知名收藏家”的刘益谦，是始终活跃在艺术品市场的人物。多年来，他的一举一动已经成了外界观察中国艺术市场的风向标。即便在圈内，一些人对市场的预期，也维系在他出手的豪阔程度上。
“龙途”专场总成交额约合7000万美元，低于苏富比拍前9440万美元的预估。39件作品中有10件流拍。专场遇冷，市场进一步出现了负面预期。《华尔街日报》当日刊发报道，写道：“这次拍卖或许提示中国的艺术品购买潮已经结束”。
30多年，始终在场的另一位人物，是泰康保险集团董事长陈东升。陈东升的另一个身份，是中国艺术品拍卖业的开拓者、嘉德拍卖公司的创始人。嘉德是陈东升从零开始，打造的第一部商业代表作。在他的著作和历年公开讲话中，很容易看到，他对嘉德抱着尤其深厚的情感。而他之所以愿意投入20年时间打造一座美术馆，也与这份创业经历紧密相关。
在中国的拍卖公司里，嘉德历史长，信誉好。很多知名收藏家都与嘉德打过交道。陈东升和他的公司见证了很多企业家的起起落落。
就此而言，创办了交易平台的陈东升，和刘益谦等资深藏家们，分别像是经线和纬线，共同框出经济周期之下，艺术品收藏和美术馆的起落。
021994年，一个轰鸣的时代，两个成功的模版
公开资料中，“经线”与“纬线”第一次交集，发生在1994年。
这是一个十分重要的年份。我们现在所看到的许多好的、或者不好的因素，都能追溯到那一年。朱镕基主导的国企、金融体制、汇率等一揽子经济改革计划开始加速推进，“分税制”改革正式实行。市场的大门进一步洞开。很多之前被视为“公共品”的东西，迅速涌入市场领域。
艺术品只是其中的一小股支流。即便如此，它演绎的故事，也足够跌宕起伏。
当年3月27日，嘉德拍卖公司举办了开业后的第一次拍卖。当时开始做艺术品拍卖的，不止陈东升一人，但嘉德是第一家全国性的股份制艺术品拍卖公司。在此之前，文物都是国家专营，只有文物局管辖下的艺术品商店能够买卖，私人买卖文物处于灰色地带。直到1996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拍卖法》颁布，文物艺术品拍卖行业才得到了合法“身份”。
嘉德的成立，是陈东升冲破各方阻力之后的结果。而他之所以能够突破这层阻碍，除了自己咬紧牙关坚持，人脉关系也起到了重要的作用。他是武汉大学经济学博士，曾任国务院发展中心《管理世界》杂志副总编。不少与他交好的校友、同事、领导都在体制内有一定的影响力，且属于支持市场化改革的“开明派”。
在申请执照和成立“中字头”公司这两个节骨眼上，这群人给了他很多支持。在2014年出版的自传《一槌定音》中，陈东升坦率而详细地讲述了初次创业的艰难过程，并说道：“对我来说校友圈、老乡圈和工作关系建立的同事圈是我最大的资源，这一步（拿牌照）我是靠他们才成功的”。
而在公司开始运行后，嘉德的成功，又很大程度上有赖于他的合伙人们，王雁南、甘学军、寇勤，的能量和才干。
嘉德的第一次拍卖大获成功，高朋满座，成交额惊人，引来央视等媒体报道。新公司的名号一炮打响。
陈东升清晰记得当时受邀来为嘉德捧场的人，并在《一槌定音》中做了详细记录：包括一些高级干部，如田纪云、王丙乾、王光英等等；还有文化界名人；以及他的武大校友和朋友；此外，还有几位被嘉德创始团队拉来购买艺术品的大富豪。
进入拍场的人里，也有刘益谦。只不过，在那个嘉宾云集的场合，彼时的他并不起眼。
直到多年以后，这位上海滩“草根富豪”成了一个传奇人物，被中外媒体广泛视为“中国最大的收藏家”。包括《纽约时报》、《华尔街日报》在内的西方媒体，每次提及他时，都会不厌其烦地复述他的如下事迹：箱包摊摊主、出租车司机、法人股大王。
让外界津津乐道的不仅是他的“草根”经历和购买艺术品时的大手笔。他不拘一格的行事风格，更让他的影响力溢出艺术界和金融界，成了一个不折不扣的公众人物。比如，他和朋友们与质疑《功甫帖》真伪的上海博物馆学者展开长时间的公开争论，多家媒体卷入其中。还有那场接近于行为艺术的“鸡缸杯事件”：在刷了24次运通黑金卡后，刘益谦从拍卖行那里取得价值2.8亿元的鸡缸杯。接着，他当着媒体的面，用这件明代文物盛水喝。
外界于是称他是“土豪”。他回应:“我就是‘土豪’，我不认同‘土豪’是贬义词，听到‘土豪’我有一种亲切感，人要活得真实一点。”
也有人评价他重义气。在早年与他接触过的圈子里，很多人习惯于称他为“毛毛”。这是从前上海家庭常给孩子起的小名，随意而亲昵。几年前，他资助一位前雇员换肝的事迹曾经广为流传，让一些原本对他持负面看法的人也颇为动容。
嘉德首拍的成交总额是1400万元，这个数字在当时已经引起轰动。前中关村信用社可能贡献最大，一举拍下两件创价格记录的作品，齐白石《松鹰》和张大千《石梁飞瀑》，共计成交价376万。
刘益谦则以18万买下两件作品，一件郭沫若的字，一张李可染的画。
此后，在追溯其收藏经历时，刘益谦把自己收藏的起点，放在嘉德的这次首拍卖。他还把当年踏足艺术品市场，归结为巧合：“在北京出差，凑巧看到嘉德首拍的广告，一时好奇，就跑到长城饭店观战”。
但或许巧合只是表面。他是先一步跨入市场中的人。早年做生意以及投资证券市场的经历，已经练就了他敏锐的嗅觉——财富机会就藏在刚刚敲开缺口的新市场里。在这一点上，当时的证券市场与艺术品市场是共通的。
至于为什么会选择李可染和郭沫若的作品？刘益谦后来颇为坦率地解释，他只知道这两个名字。“当时胆子大”，“花了100元买了一本图录，翻开一看，只有两个名字认识：郭沫若和李可染”。2017年，刘益谦在接受《中国艺术品投资》杂志采访时说。
刘益谦的故事提供了当时的一种成功类型——出身普通，早早踏入社会，一路走到财富金字塔顶端。
陈东升则代表了另一种——受过优良教育，由体制内精英转变为市场精英。外界将陈东升视为“92派”企业家的代表人物。“92派”指1992年后受邓小平南方谈话鼓舞，从体制内下海的企业家。那次规模巨大的下海潮里，诞生了一批知名人物。“92派”一词后来流传很广，成了中国企业家“断代史”中无法抹去的一笔。
在那个一切如新的年代，陈东升和刘益谦都不是特例，而是各自代表了一批“先富起来的人”。他们在1994年的交汇，本身就说明了彼时社会的显著特征——英雄不问来处。
本质上，艺术品市场此后的狂飙突进，也恰恰就是基于这个特征。
03崛起：艺术品市场热和美术馆兴建潮相继到来
艺术品不仅象征着财富和品位，也象征着来自历史的权力。它是财富人士头顶的桂冠。在那个正在经历大规模重新分层的社会，人们必然要求艺术品完成一次重新匹配。
这种广泛存在的换手冲动，造就了之后那个沸腾的市场。
我们后来耳熟能详的、活跃的美术馆创始人们，如王中军、戴志康、刘益谦等等，在1994年前就已经完成了人生第一或第二次阶层跃升。
如果从上世纪90年代初算起，与新富崛起同时到来的艺术品大换手，也至少洋洋洒洒持续了20多年。在此之后是漫长的滑坡阶段。中国经济增速放缓到了2014年才开始被广泛讨论，但艺术品市场更敏锐地感知了经济气候的变化。
转折点发生在2011年。当年春拍市场规模史无前例地站上了世界第一后，紧接着的2011年秋拍，市场断崖式地下降。到了2012年，国内四大拍卖公司成交额平均下调了近一半。
虽然此后的市场上，依然屡屡有创纪录的拍卖价传出，但这些强心针已经无法挽回逐渐向下的大趋势。
宏观数字下滑的背后，其大背景，还是阶层分化的格局初步定型。参与到市场里的人群发生了变化。新进场的大买家越来越少，炒作的热钱越来越多。艺术品被抛到市场上轮番换手，有的甚至每隔一、两年就出现一次。市场慢慢演化一个小圈子里的游戏。
身处拍场的很多从业者，都能感受到气氛的转换。上海一位有20年经验的拍卖师这样回忆：“2010年前后变化很大，之前来买东西的都是藏家，你可以看到他们彬彬有礼，举止得体，拍下就不反悔，这些人是真正喜欢艺术品，也很懂行的人；后来这个市场的炒家越来越多，都是急吼吼的中间商，拍下东西不付钱的情况越来越多，价格也越炒越高，以前那些真正的老藏家们都买不起了，被边缘化了。”
马未都曾对2010年前后发生的这个现象做过一个比喻：“就像是鲨鱼和鲸鱼们在海面上把猎物分了,海鸥盘旋着下来拣点剩下的。”马未都形容，像他这样的老藏家就像是海鸥。
资本海洋里新生的鲨鱼和鲸鱼最终把“猎物”瓜分干净了。而当他们满钵满盆地将最昂贵的艺术品捧了回去，也就意味着艺术品拍卖市场完成了它第一阶段的使命。
一轮大换手落幕了。拍卖市场的第一条抛物线趋于闭合。
04周期里的“易碎品”：地产、金融和影视大佬们的美术馆
美术馆兴建潮，是活跃市场的伴生物。与一代代“老钱”一样，“新贵”们完成藏品积累以后，需要一个地方去保存、展示他们的宝贝。
如同前后相接的两条抛物线，艺术品市场自顶点向下，民营美术馆建设潮才算是真正开启了。根据雅昌艺术市场监测中心发布的《私人美术馆调研报告》，中国65%的私人美术馆创建于2011年之后。
当然，保存、展示艺术品可以有多种形式。而中国民营美术馆之所以如此发展，之所以呈现如今的样貌，是因为它们还迎面撞上的另一股力量——中国房地产行业的爆发。这一轮房地产井喷，又可以回溯到1994年。当年，“分税制”改革在全国正式施行。改革为此后地方政府的卖地冲动埋下了线索，影响至为深远。
2010年前后的快速上行阶段，地产公司拿地冲动强烈。对政府而言， “文化及相关产业增加值占GDP比重”逐渐被纳入地方官员的政绩考核。各地纷纷转入文化资源的竞争。建设一座美术馆，这对于开发商的拿地和后续经营，都能带来益处。在这个时候，美术馆或多或少能够为地产商的主业起到一定带动作用。
地产及金融大佬成为营造美术馆的绝对主力。其中包括由刘益谦于2012年以后相继建立的3座龙美术馆；2017年由宝龙集团建立的宝龙美术馆；以及，同年，德基集团在南京建立德基美术馆等等。
但大佬们的美术馆是也是脆弱的“易碎品”。目前中国的民营美术馆，绝大部分没有自我造血功能，经济上依赖创始人的主业生存。而经营一座美术馆，耗资巨大，有的每年需要投入上千万。主业一有风吹草动，美术馆的预算往往是最先被砍掉的。
营造美术馆，事实上是一件颇为“壮烈”的事情。它意味着创始人需要长时间付出时间和金钱，而不可能获得直接经济回报。
自1998年中国有了第一批地产商营造的美术馆以后，企业家前赴后继营造美术馆，也不断被经济浪潮无情淹没。但只要财富潮流还在涌动，这股热情就不会消失不见。
目前被认为成立最早的三家民营美术馆，成都上河、沈阳东宇、天津泰达都是典型，它们均成立于1998年，由地产商建造，也在策展、收藏和造势上投入很多，建立了各自的影响力。但三家美术馆均在2、3年后，就因创始人资金问题而关闭或歇业。
21世纪初，影响力较大、由地产商建立的私人美术馆有“一南一北”两座：2002年，地产公司今典集团董事长张宝全建立的今日美术馆。以及，2005年，从事地产和金融的企业家戴志康创办的证大喜马拉雅美术馆。
证大集团董事长戴志康在上海商界一度很有影响力。这位人民大学研究生热爱文化，穿戴也像是一位古典文人。他曾对美术馆寄予厚望，亲自参与了其中的许多活动，与艺术家也有很多交集。随着戴志康3年前遭遇变故，美术馆虽然尚在运营，却已经十分冷清。
周期的转换以更猛烈、明确的势头到来。美术馆的崛起与衰败也在加速。
在王中军那里，华谊兄弟股价和他在拍场上的表现几乎是“零时差”对接。2014年，王中军尽享资本盛宴，迎来阿里、腾讯、平安和中信建投的巨额投资。第二年，华谊兄弟市值即达顶点，接近900亿元。在资本市场春风得意的两年，王中军以约合5.6亿元人民币在海外拍下梵高、毕加索的油画，创下了中国藏家海外竞拍的价格记录。2016年，他又在嘉德以2.07亿元购得北宋书法《局事贴》。
收入3件镇馆之宝后，2017年，他便将一座旧马场改建为松美术馆。但低谷紧随而至。两年后的2019年，华谊本身的经营策略失误加之 “查税门”、《八佰》未能如期上映等“黑天鹅”，公司当年巨亏近40亿元。
2022年，松美术馆有了新馆长——现年25岁的丁泽华。丁泽华的名字经常出现在与“德龙钢铁集团”有关的事迹中。该公司法人为现年54岁的丁立国。
也是在2022年，运营20年，由地产公司时代中国创办的广东时代美术馆宣布闭馆。还有大量早已处于停摆状态的民营美术馆，不会发布公告，就在悄无声息中暗淡收场了。
05湮灭与滋长
2023年9月，许家印被采取强制措施。这位房地产行业狂飙时代的代表人物自此谢幕。房地产的可投资性减弱，加之“疾病”和“老龄化”议题逐渐被广泛关注。近3年，保险在中国人家庭资产配置比例的有了提升。
保险、医疗、养老社区以及资管，是泰康保险集团的主要业务。对此时开幕的泰康美术馆来说，相关产业的利好为它提供了更大的生存空间。
但泰康美术馆不能完全被视为周期的产物。
事实上，在成为美术馆之前，其机构内核已经平稳运行了20年，在收藏界和当代艺术领域积攒了很大影响力。只是之前，它一直作为专业机构 “泰康空间”而存在。自2004年起，泰康就有了明确的美术馆计划，泰康空间的目标就是为未来的这座美术馆做各方面的准备。
中国一部分民营美术馆存在的问题是：相比藏品，其研究积累远远逊色。这会导致，步入美术馆，像是参观历年拍卖会封面集锦，馆内充斥着市场热点，但欠缺独立的叙事语言。单看都是名家大作，聚合起来是一盘散沙。造成这个现象的原因是，美术馆的研究积累跟不上创始人砸钱买艺术品的速度。
让泰康在企业收藏中独树一帜的，正是它的“体系化收藏”。泰康空间对艺术史有独立判断，注重研究，以学术指导收藏，并借以形成了明晰的收藏脉络。
从时间上划分，其收藏主要分为两部分，一部分是“1942-1976年”的中国绘画，以红色艺术为主；另一部分则是“1976年至今”，以中国当代艺术为主。之所以起点定在1942年，是因为在那一年，毛泽东发表了《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
如其理念“追溯与激励”所显示的：一方面，泰康的收藏体系包含着浓厚的档案意识，留下艺术史进程中的标志性片段；另一方面，他们也支持年轻艺术家的先锋实验，并收藏当代作品，这使得他们能够伸出一根触角，介入当下的艺术生产。
泰康美术馆如今的状态，与陈东升对美术馆的两个态度有关。
第一是细水长流。陈东升曾经在公开场合提到：“美术馆同意每年拿出1-2%的利润支持收藏”。他尤其警惕艺术收藏影响主业。10年前出版的《从泰康空间说起》里，他写道：“当然泰康人寿一定要越来越强大，才能源源不断地支持泰康空间的发展，还有我们是要着眼于长远，不着眼于意识，所以十年来一直在坚持做这件事”。在出版于2013年的《一槌定音》中，他也谈到，自己关注艺术收藏，但还是要把绝大部分精力放在主业上，收藏和展览就交给专业团队去做。
第二，陈东升信奉专业主义，对美术馆的专业度要求很高。同样是在《从泰康空间说起》一书中，他这样写到:“我们的目标是能过做成中国的MoMA或者古根海姆，所以必须不断提升我们的学术和价值自信，要继续保持我们的社会公益性……”
在今天这个时间点上，从空间变成美术馆，构成了泰康艺术收藏进程的一个转折点。这意味着泰康空间要从一家专业机构，变成了一个公共平台，担负公共展示的责任。这会扩大这批收藏的辐射力。
这种辐射力本身也能够与泰康的人寿保险、高端养老社区业务构成协同。据悉，目前泰康养老社区的入住人数已经突破一万人。对于这部分高净值人群来说，艺术鉴赏和收藏，也可能会成为他们的生活方式。
06超越周期的意义
从经济变化周期入手审视民营美术馆，只是观察企业家与时代关系的线索之一。这里所作美术馆与周期的联系，并不构成对美术馆本身存在意义的评价。
当我们转换视角，把美术馆作为主体来看，就不得不用另一根评价标尺：民营美术馆依靠商业生存，但商业本身并不是它的目的，实现文化价值才是。对它们的评价应该基于其在艺术史中达到的高度。在一个时间点上集合、保存、传递艺术作品和其代表的精神气质，是美术馆存在最重要的目的。这个使命的实现，有赖于有品位的收藏、清晰的历史判断和完整的收藏脉络。
说到底，对艺术品而言，所有收藏家、美术馆都只是过客。美术馆作为一个机构的寿命是重要的，但不是决定性因素。只要收藏或研究曾经来到过一个高度，它就值得被尊重和记录。
对于企业家来说，能够逼近永恒的艺术品，也是他们抵御无常世界的精神栖息地。正是这一点，让艺术品超越了门类繁多的“炫耀品”，使很多人醉心不已。
参考资料：
《一槌定音——我与嘉德二十年》，陈东升 著，三联书店出版社，2013年3月版
《从泰康空间谈起》，唐昕 主编，三川出版，2013年12月版
《改革历史：朱镕基的改革年》，2008年9月25日，东方网
《“十年一觉”——从“东宇美术馆”到“静和艺术馆”》，栗宪庭，2017年11月，ARTLINKART
《王中军卖画，华谊过冬》，2019年8月24日，首席人物观
《艺拍市场遇冷 刘益谦39件藏品香港拍卖10件流拍》，2023年10月9日，财新
《藏家刘益谦：我是“土豪” 最大优势是“有钱”》，2014年6月1日，中新社
《从泰康空间到泰康美术馆，学术如何成为生产力？》，2023年8月22日，艺术栗子
《唐昕访谈：由探索开始的收藏》，2011年9月22日，《艺术与投资》
Are Chinese Buyers Bowing Out of the Art Market? 2023，10，05，The Wall Street Journ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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