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 半熟财经（ID：Banshu-Caijing），作者：柳书琪，编辑：马克，创业邦经授权转载。
我们正处于剧烈变革的历史时期。1992年到2015年是全球化1.0时代，资本和技术全球分工、效率至上，跨国公司在全球范围内编织供应链，美国的信息高地与中国的制造洼地紧密结合，中国成为具有超强供应链连结力的世界工厂。
2016年开始，全球化进入2.0时代。2018年中美贸易战打响，美国针对中国的高科技禁运步步升级。在不断的去风险提示下，安全考虑超越了效率考虑，跨国公司开始“中国+1”的供应链大调整，越南、印度、墨西哥等国成为受益者，中国制造陷入供应链保卫战和攻防战。
这是林雪萍在他的新书《供应链攻防战》中描绘的图景。他是北京联讯动力咨询公司总经理、上海交通大学中国质量发展研究院客座研究员、天津大学兼职教授，长期从事全球产业观察与企业技术战略研究，跟踪先进制造与企业创新。
2023年12月20日，林雪萍对话《财经》杂志执行主编、《财经十一人》主编马克，拆解了地缘政治变局下的供应链变局，以及中国制造的应对之道。
对话历时两个多小时，其中谈到五个对中国制造的普遍误解，和五个关于中国制造的未来悬念，现整理成文，以飨读者。
误解1：中国制造位于价值链底端
马克：宏碁集团创始人施振荣先生发明过一个概念——“微笑曲线”，说制造业的价值链像一张微笑的嘴，设计和研发、品牌和营销在价值高的两端，组装制造环节的价值在最底端。之前很多年，中国制造总被认为是在微笑曲线的底端。现在还能这么讲吗？
林雪萍：制造环节的价值及其所需要能力，一直是被低估的。人们总觉得造东西是容易的，实际上要大规模、高效率地生产，非常不简单。
一个人在家组装一台电脑不难，但是联想的合肥工厂一天要造20万台电脑，搭载操作系统和其他软件，再进行测试，确保每台电脑都没有质量问题。一天下来，可能就要调用两三亿件物料，由几千家供应商提供，这是一个庞大的社会系统。我常说，供应链是折叠的社会学，许多组织能力、协调能力都在表象的背后。
再比如特斯拉，大家都觉得它在品牌、研发上有诸多创新，但它真正大放异彩的时候，是在它具备了制造能力以后，此时之前的创意才能实现、商业模式才能成立。所以马斯克说，汽车行业的竞争，本质上是制造能力的竞争。所以微笑曲线里把组装、制造认为是价值链最低的环节，我认为是不够准确的。
马克：特斯拉和苹果一样是软硬件一体的。那你怎么看社会上流行的代工等于低端的说法？
林雪萍：2023年上半年全球市值前十的企业里面就有一家代工厂——台积电。它生产的芯片是别人的产品，抱的是别人的孩子，这就是代工。德国发动机制造商MTU也会为GE、罗罗、普惠这些航空发动机公司代工。
代工并不简单，代工代表的是工程集成化的能力。比如判断一家代工厂能力的高低，简单到做一件衣服，两家代工厂都收到5米的面料，一家把每一点面料都用到了，另一家浪费了4米，利用率就有很大的差距。代工也好，制造也好，都是在挑战极限、精益求精。
马克 ：富士康也是全球最大的代工厂之一，它也常被人当成低端。
林雪萍：苹果应该说是全球最牛的公司，富士康承担了它90%的制造，如果富士康没有两把刷子，怎么能当苹果最大的供应商。富士康其实代表了工业化制造的巅峰，它克服了大量的工程化技术难题，如何精细装配等等，它还代表了企业组织能力的巅峰，能让上百万人井井有条地生产高质量工业品。
从苹果价值链的角度看，富士康的百分比可能只有个位数，但从供应链的角度，它的贡献远超于此。苹果90%的产能在中国，这意味着供应链的能力锚定在中国的土地上，意味着富士康这样的公司是苹果技术与中国制造的耦合器。果链上的其他诸多上市公司也是如此，它们是代工厂，但也为中国制造带来了非常大的价值和能力提升。
误解2：服装、鞋帽、玩具等传统产业是低端制造
马克：在中国制造业中，早期的强项是服装、鞋帽、玩具这些所谓的低端制造业，很多地方搞“腾笼换鸟”想换的也是这些产业。这是不是一个误解？
林雪萍：前些年说“腾笼换鸟”的，现在都在反思这个政策。服装、鞋帽、玩具是不是低端制造，首先低端这个词在中文语境里是暗含贬义的，但在联合国工业发展组织的定义里没有低端制造，只有低技术制造。也就是说研发比例不到销售额的3%，这也只是制造业中的一种分类。但如果用低端制造这个词，就有情感色彩，一些地方政府会说，那我不想要了。
马克：其实谈到服装，耐克也是服装，如果算研发占营收比重的话，耐克的研发比例比一些公认的科技公司还要高。
林雪萍：所以耐克有时候也被划到材料行业去，它花了大量时间研究先进的服装面料。日本东丽也是这样的公司，它生产的服装面料是高性能的，轻薄、保暖，采用的是碳纤维。碳纤维可以用作高尔夫球杆，也可以用于飞机机身，是绝对的高技术产品，现在用在服装上。服装行业不能简单归为低端，甚至都不能说是低技术。
从供应链组织的角度，我们会发现这些看似简单的产品会有非常强的分工属性。打火机简单吗？太简单了。湖南有个韶东县，它的打火机产业是从别的地方“腾笼换鸟”换过来的，到韶东十多年后它扎根了，想搬到越南也搬不了。为什么？打火机有30多个零部件，分工非常细，几十家、几百家供应商高效连接在一起，才能让打火机数20年如一日的就卖一块钱。这种所谓的低技术制造，我觉得它真是不简单。
再比如压铸行业，就是把金属压铸成型。这个行业过去的形象是“傻大黑粗”，又脏又累、高耗能，中国有一段时间严格限制压铸行业的产能。但是特斯拉来了以后，它要求把汽车原先焊接的工艺改为一体化压铸，这需要6000吨以上的压力。谁能做到？只有在中国才能找到这样的制造能力。过去主流车企还观望，现在一体化压铸已经是主流技术了。你说压铸行业是一个落后的、需要被淘汰的产业吗？
马克：这个例子很好。无论是服装、箱包，还是压铸，但凡一直存在的行业（对立面就是被淘汰的马车、煤油灯、寻呼机、胶卷等行业），就不能说它是低端的、低技术的，它里面的研发是无止境的。我建议地方政府别着急把一些所谓的低端产业给“腾笼换鸟”出去，应该多琢磨怎么帮助这些传统行业升级换代。如果内心有一个定论，服装、鞋帽、玩具这些传统产业就是低端产业，那就会影响到产业政策，影响到就业。
林雪萍：我记得前几年苹果想在美国一个地方投资10亿美元建立数据中心，当地的州政府很高兴，也像中国一样要招商引资。但是最后这个数据中心用了多少人呢？50个人，对当地就业几乎没有帮助。而很多劳动密集型产业，一是本身有升级通道，二是会创造大量就业。
马克：应当把创造多少就业机会当作第一考量，而不是创造多少产值、多少GDP（国内生产总值）。因为有时候两个工厂，甲创造的GDP比乙高10倍，但创造的就业机会却可能只有乙的十分之一。
误解3：中国制造只有光刻机等极少产品造不出来
马克：还有一个流行说法：中国制造已经很强大了，除了少数卡脖子的产品，比如光刻机、航空发动机，其他都不在话下。
林雪萍：大家现在经常听到的是芯片，其实美国主导的关于出口管制的瓦森纳协定里，有40多页是传感器出口管制，芯片是30多页，这个限制完全在我们的视野之外，但它所影响的范围大得多。传感器数量太多了，三四万种，这里面很多都是我们现在造不出来的。
芯片按制程分级别，美国对28纳米以上的成熟制程没有限制，但在这些不受影响的领域，中国制造依然做得不够好。
马克：甚至在纺织、箱包这些很传统的产业里，我们都还有很大差距。
林雪萍：对，扬州有个杭集镇，是牙刷产业集群，全世界三分之一的牙刷都是那里生产的。但有家叫贝医生的创业公司找它们生产牙刷时，它们却被难倒了。
牙刷柄是注塑的，收尾是个抽口环节，最后牙刷柄上会有一个小小的口子。但这家公司的设计师把抽口设计在牙刷柄中段，而且非常小，几乎看不到。杭集镇做不了，因为需要特别精密的仪器。最后找来找去，在河北找了一家给欧乐B和飞利浦做牙刷的厂才实现。制造能力博大精深，但这不一定是技术问题，而是市场没有诉求。
马克：对，许多技术能力都是市场需求倒逼出来的，同时这也是一种工业文化，追求牙刷柄的手感和追求光刻机的精度之间其实是有微妙的联系。光刻机是世界上最精密的仪器，如果在造牙刷的时候没有精益制造的意识，那制造能力就很难升级到光刻机层面。
林雪萍：造牙刷也好，光刻机也好，都是满足不同的需要。一个社会如同千层饼，不需要所有人都去造光刻机。大家不必总为光刻机操心，牙刷、服装、鞋帽、箱包，同样值得制造业从业者去精益求精。
中国制造需要回到自己的节奏上，既有攻坚的供应链，也有民生的供应链。民生的供应链是非常广阔的市场，产值占比近80%，很多新技术蕴藏在里面。
我举个例子，印刷机械是不是落后产业？但它有非常强的技术创新点。制造光伏组件要用到涂布机，用它来连续、均匀的印刷。从传统场景下的间断式印刷到光伏制造场景中的涂抹式印刷，底层技术都是一样的。这种印刷技术在光伏板、动力电池、半导体显示屏都大量用到。
马克：那么您觉得中国能造出生产高制程芯片所需的光刻机吗？
林雪萍：终极拷问。我觉得我们需要在时间轴下来回答这个问题，肯定能造出来，但什么时候能造出来？同时，当我们觉得1纳米是世界尽头时，也许技术路线又变了，又一扇窗户打开了。回答你这个问题，第一不要急于求成，不要太焦虑；第二保持节奏，全面地看待这个问题，当中涉及的数学、技术、工程等能力非常复杂。卡脖子不是一个节点，而是一个系统性工程。
马克：芯片领域也会发生汽车领域那样的技术方向上的根本性变革，电动车取代燃油车。这种可能性确实也不能排除。
误解4：人口红利衰减，中国制造的竞争力也跟着衰减
马克：中国制造的竞争力来自低成本，低成本来自人口红利，这也是一个很流行的看法。
林雪萍：很多人对低成本制造有一种误解，好像低成本制造就是偷工减料加低工资。日本气动元件公司SMC是一家非常传奇、受尊敬的公司。它收入不到三四百亿元，但现金储备是400亿元，比营收还多。它的经营策略就是拿下订单后进行高价值创造、低成本制造，中间就是利润。低成本制造是非常高级的能力，中国需要继续学习和强化这个能力。
至于说廉价劳动力，我觉得西方可能有意无意地用一种叙事，把中国制造的竞争力归结为劳动力廉价。实际上，全球除了中国你找不到这么庞大的、有组织、有纪律、整体教育程度良好的劳动力群体。早期凭借廉价劳动力，中国确实吸引了很多外资企业。但中国制造后期的崛起，劳动力的因素大大下降。比如越南劳动力更便宜，但当把1000人、1万人放在一起统一行动时，车间的战斗力就完全不一样。所以有去了越南后来也有回来的企业主。
马克：廉价劳动力已经不是中国制造的核心优势，供应链红利或者高质量的组织能力才是。
林雪萍：中国制造有强大的供应链网络的连接力，还有一支训练有素的劳动力大军。虽然中国劳动力成本有所提升，但竞争力依然很强。像墨西哥近来虽然是制造业热土，但那里的工人整体而言受教育程度不高，在一些工厂，标准化作业无法用文字传达，只能用图片。
误解5：外资和国际市场没那么重要了
马克：有一种说法，苹果、富士康离开了也没关系，我们还有华为和比亚迪。
林雪萍：我也常看到这种说法，但它们还是不太一样。这种语境下，华为对应的是苹果，比亚迪对应的是富士康这样的消费电子代工厂。但苹果的多数订单在富士康，而不是比亚迪。富士康的移动不是它本身想动，而是苹果在移动。富士康走了，它的制造能力也许比亚迪也有，但订单去哪儿了？
中国在全球化1.0时代获得的财富，很多来自进出口贸易，这些贸易谁来完成？比较重要的部分就是外企。外企在中国虽然只占市场主体的2%，但完成了中国进出口贸易的40%、研发的16%。外企对中国供应链有巨大的锚定效应。当企业发生移动，中国的产业链一定会随之移动，就业机会也会受影响。
马克：苹果营收4000亿美元，华为1000亿美元，其中消费电子占一半左右，从体量上来说也很难做到替代。
林雪萍：而且苹果在这里，对供应链的渗透和升华作用非常重要。苹果手机向全球销售，中国的能力也参与到全球循环中。
马克：换个角度，中国制造占全球制造的30%，但国内市场只能消化一半左右，另一半的中国制造必须去海外找市场。这时又发生了全球化供应链大重组，中国的出口增长率从2021年的21.4%、2022年的10.5%，到2023年前11个月出口下降了5.2%。这一时期我们提出要打造国内统一大市场，以国内大循环带动国内国际双循环。
那么国际市场对中国制造到底有多重要？从您调研的中国企业来看，它们觉得国内市场的增量能弥补国际市场的减量吗？
林雪萍：中国产能是为全球储备的，这是全球化1.0时代的结果，这导致中国制造必须“走出去”，这不是你能选择的，而是不得不这么做，否则订单就没有了。但反过来看，能不能化被动为主动？
供应链分流的事实已经存在，会成为一种趋势。我们不能坐在家里，等着那些新工厂建起来，我们要主动“走出去”，我把这叫做“中国制造的再出海”。过去我们是产品出海，现在是供应链能力出海。
我们看日本，它在海外的资产总值常年保持在0.8个GDP，也就是说日本GNP（国民生产总值）远远大于它的GDP。
美国是全球最大的电视机进口国，2019年中国电视机出口占美国进口的60%，墨西哥占30%；到了2022年，墨西哥上升到了60%，越南占10%，中国下降到了20%，三年间掉了40个百分点。乍一看会特别慌张，但细看，墨西哥和越南都有海信和TCL，虽说是在墨西哥制造，但还是“再次中国造”。
所以在全球化2.0时代，中国制造要从世界工厂变成全球化制造，中国企业需要再次出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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