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 砺石商业评论（ID：libusiness），作者：王剑，编辑：刘学辉，创业邦经授权转载。

粤港澳大湾区“9+2”城市群，被誉为“世界工厂”，其中拥有“篮球之城”“潮牌之城”等众多头衔的东莞有其十分独特的一面：

从区位上看，西北接广州，南面连深圳，与两大一线城市咫尺相隔；从城市结构看，东莞具有明显的“三外”特征，依靠外资起家、外贸依存度全国第一、外来人口占比全国第一。

很难想象，这座连续7年入选“新一线”城市、全国第15个双万城市（万亿GDP、千万人口）之一，2023年经济增速不仅在万亿城市中位居倒数，还是广东所有城市中跑得最慢的一个。

东莞，究竟为何失速？

东莞的名字由来

地处珠江口东岸，背靠珠江三角洲的广东东莞，是一座有着千年文化积淀的历史名城。

这个面积只有北京1/6、广州1/3的城市，却是中国近代史的开篇之地。

1839年，从6月3日起一连23天，林则徐在广东上演了震惊中外的“虎门销烟”。

虎门销烟，自此成为开启中华民族的觉醒之门。

一把火“烧”出了虎门的“虎威”，可很多人并不知道“虎门”正是东莞下属的虎门镇。

无论近代还是古代，东莞都是默默无闻，偏居一隅的岭南古邑。

秦朝建立时，东莞属南海郡番禺县地，还是人烟稀少的荒凉之地。

公元前204年，南越王赵佗在岭南建国后，东莞成为南越属地。

西汉时，东莞属南海郡，到了东汉，又归属到番禺分离出增城旗下。

直至东晋咸和六年（公元331年），东莞才正式立县，初名宝安，隶属东官郡；唐至德二载（公元757年），更名为东莞。

宋代，东莞从增城划归到香山县（今中山市）；明朝洪武初年，设南海卫于东莞县城（东莞所便是后来的新安县，即南头古城）；清代撤卫，但此地仍然是海防重地，虎门要塞就位于此。

民国时期，东莞先后属粤海道、粤中行政区、第一行政区、第四行政区。

新中国成立后，东莞又先后属珠江专区、粤中行政区、惠阳专区（58年11月短暂属广州市）、佛山专区、惠阳地区。

1985年6月，东莞被列入珠三角经济开发区；同年9月，东莞县改设为东莞市（县级）；1988年1月，东莞撤县建市，成为广东省直辖的地级市，下辖4个街道、33个镇，其不单独设立区县的“市管镇”的架构，一直延续至今。

不难看出，上千年时间，东莞一直随着历史颠簸不断变迁归属行政区域，但名称始终未变。

事实上，“东莞”这个名字的来源也映射出这座城市的历史和经济发展之路。

一直以来，东莞地名的争议不断：

一种说法是“莞草说”。

莞草，是东江下游冲积平原的一种柔韧水草，也称席子草。《诗经》中说，“上莞下簟，乃安斯寝”，其中的“莞”字就是指莞草编制成草席。

据说，东莞当地人多以莞席等草编制品为业，又在广州的东面，故名东莞。

这个说法基本由官方认可，清朝的屈大均所著的《广东新语》以及嘉庆年间的《东莞县志·产物卷》，还有当代历史地理学家徐俊鸣《广东各市县名称来源》都对此特产有记载。

另一种说法是“莞盐说”。

因为许多文献资料中，东莞很多描述是“东官”，而“东官”是盐官名称。

公元前119年，汉武帝在全国设立“均输盐铁官”，在广东设立东、西两处盐官，其中宝安盐业发达，南头一带就称为“东官盐场”。

作为盐业生产的重要基地，此后历朝历代，东莞辖地都有盐场、盐官设置，“东官盐场”在全国盐业地位举足轻重。

盐业之说，在明代吴中、王文凤著《广州志》、清康熙《东莞县志》中都有记载。

因此有人认为，“官”与“莞”读音相近，“东莞”是因盐业兴盛而得名；也有人认为是因当地莞草与盐业都很发达，同时让“东莞”得名。

不难看出，“东莞”得名均与其农业经济有关，始终是一座以农业文明为主的城市。甚至，直到改革开放前，东莞依然是一座农业城镇，农业总产值长期占据经济总产值的半壁江山。

东莞，究竟如何从农业城镇迅速转型为工业制造强市的呢？

东莞经济的发展初期

1978年7月，国务院颁发了《开展对外加工装配业务试行办法》，广东省委率先做出发展来料加工的决定。

东莞，有着邻近香港，水陆交通便捷的优势，又有近百万东莞籍香港侨胞，最先抓住了机遇。

当时，香港商人张子弥的手袋制品公司，正被不断上涨的成本逼到濒临倒闭的边缘，抱着试试看的想法，来到东莞考察。

张子弥试探地将一个黑包交给东莞太平服装厂，仅一个通宵，质量不逊于原品的女包便送到了张子弥面前。

惊喜不已的张子弥当即决定在东莞设厂，产品全部外销。

1978年9月，东莞创办全国第一家“三来一补”企业——东莞县太平手袋厂，东莞从此蹒跚起步，走上了招商引资的快车道。

其后二十几年间，各类港商、台商蜂拥而至，开启东莞以“三来一补”为切入点发展外向型经济，逐渐奠定了“世界工厂”的基础。

所谓“三来一补”的“三来”是指来料加工、来样加工、来件装配，而“一补”是指补偿贸易。这是改革开放初期，很多缺乏资金、技术和技术人员的地区十分流行的合作贸易形式，因起源正是东莞，故又称“东莞模式”。

对于东莞来说，依靠香港的投资和产业转移，正是最为便捷有效的致富之路。

不过，广东其他地区也一样盯上了香港，希望从中分一杯羹。

为了争夺香港“三来一补”的机会，东莞充分调动乡镇和村庄的积极性，采取了“人盯人”的战术。

当地干部背着挎包和水壶，拿着县里开的证明和招商引资的线索名单和电话号码，涌入香港，寻亲访友。他们来到香港后，到处打电话联系熟人，电话打不通，就蹲在人家公司门前几天几夜不肯走。

还有很多东莞大队干部组团在罗湖车站蹲守，只要看到香港方向来的火车到站，便抓着模样像“老板”的香港人，请他们去东莞考察投资。

这种“三不怕”的精神（不怕吃苦，不怕挨骂，不怕丢人）和执着韧劲，感动了不少香港老板，同意回来投资。

由于当时东莞各地没钱盖厂房，各村镇纷纷腾出厂里的食堂、村里的会堂，甚至家族祠堂开办工厂。对此，东莞人形象地将之称为“三堂经济”。

东莞各级政府专门设立了“三来一补加工办公室”，在全国首创了“办事一条龙服务”，一心一意为投资企业服务。

凭借这样的精神，各类“三来一补”的外贸轻工业加工厂，为东莞早期的产业发展立下汗马功劳。

也是从那时起，奠定了东莞如今工厂星罗棋布，各镇开花的散状格局。

东莞经济的高光时刻

1993年，东莞大规模地招商引资和全面铺开的外向型经济取得丰硕成果，不仅“三来一补”和“三资”企业达16000多家，累计利用外资四十多亿美元，东莞人均生产总值也已跃升到全国前20行列。

到1995年，东莞的外向依存度达到433.8%的历史最高值，当年全市生产总值总量为296.29亿元，进出口总额达到1285.31亿元。

这一时期，东莞顺利实现了农村工业化的发展目标，参与经济全球化的程度日益加深，跨国企业纷至沓来。

芬兰的诺基亚、日本的佳能、京瓷、柯尼卡美能达以及丰田的配套企业将生产基地安置在东莞。同时，韩国的三星、美国的可口可乐、瑞士的雀巢咖啡，以及亚洲最大的糖果糕点企业徐福记等也都将工厂建在东莞。

从1996年至2001年，东莞的外贸出口连续六年保持全国各大中城市前三，仅次于深圳和上海，为国家提供外汇顺差197.83亿美元，相当于国家新增外汇储备14.27%。

2000年之后，随着市场经济大潮的不断推动，东莞提出“第二次工业革命”发展战略，加快产业调整，走新型工业化的道路。

这时期的东莞经济主要是由劳动密集型工业向技术密集型工业转变，由数量型经济逐步向质量型经济转变，并与同时期崛起的广东中山、南海（今佛山市南海区）和顺德（今佛山市顺德区）并称广东“四小虎”。

随着以IT产业为代表的现代制造业和高新技术产业迅猛发展，特别是中国加入WTO之后，东莞各类外贸加工型企业如雨后春笋般冒了出来。

东南工厂轰鸣作响，东莞的民营经济在与外资企业的协作配套中逐步成长。当年东莞电脑机箱板产品已占全球市场40%，驱动器占30%，键盘和主板各占15%，更以一城之力包揽全球1/4的智能手机产量。

台湾接单，东莞生产，香港出货成为世界贸易体系的独特景象，IBM亚洲区总裁说，如果东莞到深圳的高速堵车，全球70%的电脑将缺货。

随着东莞大力促进经济从数量型向数量型与质量效益型相结合转变，城市产业也逐渐向劳动密集型与资金技术密集型相结合转变。

虽然这期间曾因世界金融危机冲击，经济增速从两位数放慢到个位数，甚至在2009年一季度出现负增长，但东莞整个产业链并未受到太多影响。

之后的十年间（2009年～2019年），东莞的GDP增速也保持在8%左右高位，其中最高值是2009年的10.3%。

放眼改革开放后的30年间，东莞经济以年平均增长18%，创造了比亚洲“四小龙”起飞时速度更快、周期更长的高增长奇迹。

值得一提的还有东莞的第三产业，因为最早引进家乐福、沃尔玛和麦德龙等国际商业巨头，配套的大批法律服务、会计服务、中介服务等世界级服务机构伴随而来，使得东莞综合服务业水平高居全国，与发达国家相当。

不仅如此，东莞还有着世人熟知的酒店业。

在中国酒店业，素有“北上莞”的说法，指的就是为了服务外企，东莞的酒店服务堪比世界级酒店，甚至一个厚街镇的五星级酒店数量就超过许多省会城市。

这是由于东莞市提出简政放权，让各个乡镇增权，与东莞市区平行发展。发达的乡镇有能力，也有动力支持豪华酒店的兴建。

2014年之前，东莞共有星级酒店63家，其中五星级酒店就有21家，平均每家酒店收入超过数千万，是各镇的利润大户。

因此相当长一段时间内，东莞各乡镇都将酒店服务业作为经济发展主导，导致“黄赌毒”等藏污纳垢之事屡见不鲜。

2014年，经过国家整治行动以后，东莞酒店业进入调整期，到2020年经旅游局评定的五星级酒店只剩下13家，星级酒店总量也已不足30家。

也是这时期起，东莞开始全面向电子信息制造业转型。

孕育“独角兽”企业的东莞松山湖

东莞的电子信息工业起步于手机产业链，其中，OPPO和vivo这两家是东莞自己培育起来的本土企业，而华为在2009年就在东莞设立了南方工厂，2018年更是将终端总部从深圳迁往东莞松山湖，最终带动东莞成为全国乃至全球最大的手机生产基地。

从最初的加工贸易、代工组装到自主研发，从手机到智能设备制造，东莞已形成万亿级电子信息产业集群，成为全市第一支柱产业，仅次于深圳和苏州。

2022年，东莞电子信息产业完成规上工业产值9470亿元，工业增加值1673亿元，占全市比重的17.7%。

东莞在电子信息、智能制造等领域积累的现代化产业体系，更成为机器人赛道竞争的热门城市。

其中就有不得不提的东莞松山湖高新产业园。

从深圳宝安机场出发，开车50多分钟就能到达东莞松山湖高新区。这是一个占地建筑面积11万平方米，正不断孵化“独角兽”企业的创业园区。

2010年之后，东莞开始重点发展先进制造业与高新技术结合的新兴产业。此时，早在10年前成立的松山湖高新区正式获批成为国家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

当时，香港科技大学的李泽湘教授为了实现“产学研”落地想法，以深圳科技园为圆心，开车1小时路程为半径，四处寻找合适的教学实践基地。

最后，他选择了位于东莞市松山湖畔的高新区。2011年，他的学生俞春华和石金博等人在园区内创办了东莞市李群自动化有限公司，开启工业机器人的研发之路。

在东莞市政府和李泽湘的帮助下，李群自动化先后获得红杉中国、明势资本、赛富投资基金等VC机构投资，吸引了更多港科大年轻人来到松山湖创业。

2014年，李泽湘联合香港科技大学工学院原院长高秉强、长江商学院副院长甘洁等，成立东莞松山湖国际机器人产业基地（XBOT PARK），依托松山湖机器人产业基地，开始布局物流、智能家居、消费类硬件、大健康等工业4.0创新企业。

从松山湖高新区走出的最有名的是“独角兽”企业——云鲸智能，创业者是上海交大的张峻彬，也是被李泽湘引入松山湖的首位机器人行业的人才。

从2016年创立以来，云鲸智能先后完成上亿元融资，并在2020年双十一中销售火爆，销售额突破两亿，估值随着猛涨15倍，成为从松山湖走出的第一家“独角兽”企业。

如今，东莞松山湖早已成为中国机器人企业的“创业江湖”，云集了各类投资机构，孵化的创业项目成功率接近80%。李泽湘教授的“3126”实验室，也成长为全国创业孵化示范基地之一。

围绕电子制造、通信设备、智能硬件等电子信息产业，东莞逐渐形成了松山湖、滨海湾新区、水乡片区等高科技产业园，相关从业人口超过300万。多家机器人“独角兽”企业，正从东莞松山湖机器人产业基地的实验室走向市场。

除了电子信息产业发达，东莞还有玩具、纺织品等劳动密集型优势产业，集聚了大量年轻劳动力群体，并由此成为广东“最年轻的城市”。

东莞的年轻人产业

东莞的“年轻”，直接体现在玩具产业。

早年的“三来一补”中，香港玩具厂绝大部分落户东莞。得益于东莞强大的玩具供应链体系，美、日玩具商等也纷纷来到东莞投资，寻求合作。

如今，包括高达、芭比娃娃、米奇、变形金刚、咸蛋超人、HelloKitty等全球知名IP玩具的贴牌代工均在东莞，令这里成为全球最大的玩具出口基地之一。

享尽开放红利二十年后，外贸局势风云变幻。2018年之后，由于成本及附加值等原因，很多玩具订单从东莞转移到了越南等海外国家，不少老牌玩具厂岌岌可危。

此时正值国内潮玩文化兴起，急需各类有创意又有设计生产能力的工厂承接。

在“世界工厂”时代攒下了玩具代工家底的东莞，很自然地盯上了附加值更高的潮玩产业，纷纷开始争夺这块年轻人市场。

多年的加工贸易基础，让东莞的玩具产业具备了快速反应、完整配套与快速交付能力，只需一套创意图纸，东莞便能完成建模到生产定型一系列工作，使得今日国内85%的潮玩产品和全球1/4的动漫衍生品均来自这座城市。

同样是2018年，受到全球产业链重组影响，东莞的经济也快速进行调整，以迎合更具消费力的时尚市场需求。

当地许多服装鞋帽企业在户外旅游兴起后，迅速转型做帐篷、地垫；各类生产电子产品的企业，则将生产线当即改装适配户外电源、户外音箱。

东莞企业的灵活转型，除了多年的产业链积累，离不开人口结构的年轻化，才能敏锐捕捉到市场商机。

20世纪80年代以后，东莞市崛起为中国“制造业之都”后，人口高速增长。

1990年，东莞市总人口还只有171.7万人，到2010年东莞市总人口达到670.4万人，20年时间增加了近500万人，还始终保持着高速增长的态势。

2022年，东莞总人口突破千万，增加到1043.7万人。不过，“七普”数据显示，东莞65岁以上人口占比仅3.54%，老龄化率在全国居末，全市16-35周岁的青年人数超过575万，占全市总人口的42.13%，人口平均年龄仅33.4岁。

更令很多城市羡慕的是，东莞的出生率在“新一线”城市中曾高居首位，达到16.69‰；同时在百度地图和自然资源部共同发布的《2022年度中国城市活力报告》中，东莞又以58.843的指数登上城市活力排行榜榜首。

或许正因年轻群体居多，并不大的东莞拥有三万多家的便利店，平均每千人就拥有一家，数量位居全国第一；此外，全市还有近两千家的咖啡店、一万多家的茶饮店，都是年轻人的最爱，更验证了东莞人口结构的年轻化和消费能力。

2022年，东莞的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达到6.5万元，位居广东第四，远超全国人均可支配收入的3.6万元。

这些数字不仅反映了东莞居民的经济水平和生活质量，也显示了东莞的经济发展水平。

2021年，东莞GDP达到10855亿元左右，经济增速也高达8.2%，成功跻身万亿城市阵营，东莞也迎来了高光时刻。

可惜，光鲜亮丽的数据下早已埋下危机的种子。这一年的经济高光，成为近三年东莞经济高增长的余晖。

东莞为何经济失速

从2022年上半年开始，东莞经济就已经显露疲态，同比增速1.6%，在粤港澳大湾区城市中仅高于广州、中山1.0%的增速。

到2022年全年结束，东莞GDP约11200亿元，同比增长仅约0.6%，仅稍稍高于中山的0.5%，增速在同类城市中倒数第一。

有人将东莞的经济失速称为“水逆”，可惜从2022年开始，东莞的“水逆”期就没有结束，反而延续至今。

2023年上半年，东莞的GDP增速只有1.5%，在24个万亿GDP城市与广东21个城市中，增速依然是倒数第一。

同时期的粤港澳大湾区其他城市除了广州（4.7%）和肇庆（2.9%），经济增速都在5.0%以上，深圳更是增长了6%。

而不久前发布的2023年东莞经济数据，虽然GDP达到11438.13亿元，同比增长2.6%，却仍是万亿城市中跑得最慢的一个，同时也是广东所有城市中跑得最慢的一个。

东莞到底发生了什么，以至于“水逆”不断？

从东莞经济结构来说，首先是工业和出口出现了问题。

作为国内主要制造业与出口贸易城市，东莞工业实力位居全国前十，出口实力位居全国前五。

东莞制造业虽然在机器人等先进制造业发展迅猛，但制造业主要是承接深圳制造业转移，准确说是深圳淘汰或分流的部分低端制造业，使得东莞制造业多年来“大而不强”。

由于近年来受到全球外贸环境变化影响，深圳的制造业最先受到波及，自然导致转移到东莞的制造业需求减少，直接影响到东莞的制造业和经济增长。

拿东莞最具代表的手机制造业来说，2019年最高峰时曾一年生产4亿台手机，可随后就逐渐下滑。到2022年，东莞手机产量只有1.96亿台，相比巅峰时期，下降一半多。

此外，东莞是外向型产业结构的城市，对外贸依赖度极高。2022年东莞的出口总额9240.1亿元，同期GDP为11438.13亿元，外贸依赖度高达82.5%。

但是，东莞的外贸和制造业息息相关，制造业出现问题，外贸也必然遭受牵连。

相比2021年15247亿元的进出口峰值，2022年东莞进出口总额下降8.7%，其中，出口9240亿元，下降3.34%；进口4686亿元，下降17.6%。

如果按美元计价，随着美元走高，东莞外贸的降幅更大，其中进出口总额下降11.2%，出口下降6%，进口下降19.9%。

2023年前三季度，东莞进出口额为9518.9亿元，同比下跌了12.8%。其中，出口6364.5亿元，下降了13%。

因此，工业与出口的失速，对东莞的影响不言而喻。

东莞的经济失速，既有看得见的压力，也来自看不见的历史背景。

东莞因其“市管镇”的架构被称为“直筒子市”，全市强镇林立，相互竞争，造成城市的“散装”格局十分严重。

这种“散装”面貌使得能够“制造整个世界”的东莞，却无法规划好自己的家园。城市中的生产功能区与居住功能区犬牙交错，整座城市宛如一座超大的“城中村”。

城市面貌不仅老旧，基建也不足，全市仅有一条37.8公里长的地铁，是特大城市与新一线城市中地铁长度最短线路，实在与“双万”城市不匹配。

其实，也不能完全怪东莞。

东莞每年上缴税收总额达1000多亿，排名全国前十。可由于城市级别低，使得税收留存比例就很少，缺乏足够资金进行城市基建，才使得城市老旧的面貌总被人吐槽。

关键还是东莞特殊的城市管理架构，虽然在野蛮生长时期起了重要作用，却成为今天制约城市工业与基建发展的“紧箍咒”。

全市各镇、街道多年来为了发展地区经济，长期无规划的土地开发，使得东莞土地开发强度逼近50%，远超30%的国际警戒线，是香港的两倍。400多平方公里的工业用地零散分布在两万多个地块上，70%的村级工业园在300亩以上。

这意味着任何需要连片土地的企业，都不可能选择在土地资源如此碎片化的东莞落地，包括大型基建也会受到不同程度影响。

许多“三高一低”企业（高投入，高耗能，高污染，低产出）至今还占据着大量土地，污染着环境。

可以说，长期依赖廉价劳动力、技术附加值偏低，以及特殊市镇两级管理体制造成的历史问题，才是令东莞经济突然失速的深层次原因。

面对不断垫底的增速，东莞正亟待破局之路。

“世界工厂”亟待再次出发

经过40年发展积累起来的完整产业链和工业体系，以及全国最年轻的劳动力人口结构与极具敏感的市场主体，都是东莞再出发的“王牌”。

此外，39个工业门类中，东莞就有34个，除了航空航天、军工产业，东莞制造的产品达到了6万多种，几乎覆盖了各行各业；算上国内和本土企业，东莞共有工业企业19万余家，其中，规模以上工业企业超过1万家，国家高新技术企业7387家，依然是响当当的制造业强市。

作为粤港澳大湾区的核心城市之一，东莞在科创产业研发投入也不遗余力。研发投入从2019年的2.75%提升到了2022年的4%；高新技术企业上，2020年东莞为6385家，2021年达到7374家，2022年突破9000家。

东莞还在政策上得到了国家的助力。

去年9月份国务院批复的《东莞深化两岸创新发展合作总体方案》，将东莞明确定位为大陆与台湾产业、文化、科技、金融对接的重要枢纽。

要知道，东莞的台资企业的数量、投资额均居全国前列，累计批准台资企业超1万家，约占全国十分之一，其中有5万多名台胞在东莞生活、工作。

这项政策的出台，将鼓励台企把自身在电子元器件、电子材料领域取得的技术优势，通过东莞这个制造业基地，与大湾区制造业基础雄厚、技术转化能力较强等优势结合，从而令东莞形成更具特色的电子信息、高端装备制造等产业集群，辐射到更多产业链条，加速转型。

另一方面，东莞也拿出了重磅筹码吸引全球资金、企业。

2023年12月6日，东莞以“万千东莞引链全球”为主题举行了2023东莞全球招商大会，拿出万亩土地和2000亿高质量发展基金，面向全球招引优质企业及产业项目，希望实现从“世界工厂”到“科创制造之城”的华丽转身。

对于并不缺乏发展基础的东莞来说，面对当下经济失速压力，或许正是嬗变的前夕，促使东莞加快由“制造”向“智造”迈进的步伐。

作为东莞的“娘家”，广东或许在粤港澳大湾区联动的基础上，考虑东莞现有城市管理体制的改革与转变，助力东莞摆脱各自为政的经济发展模式，实现制造业的升级换代。

对于东莞来说，更应加快通往深圳的轨道交通建设，借助其科创实力，提升转型升级速度，加大制造业的科技含量，尽快找到新的出发点。

从180多年前的民族觉醒，到后来的开眼看世界，进而融入全球化，历史选择了东莞，东莞也创造了历史。

未来，东莞的再出发之路如何，只能交由时间来检验。

本文为专栏作者授权创业邦发表，版权归原作者所有。文章系作者个人观点，不代表创业邦立场，转载请联系原作者。如有任何疑问，请联系editor@cyzone.c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