柳传志的19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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眼前的大难,事后的小弯。

编者按: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 华商韬略(ID:hstl8888),作者:陈斯文,创业邦经授权转载。

1984年的一天,柳传志掏出一包“香山”烟递给同事张祖祥,激动地说要聊一聊。

张祖祥立刻觉得要有大事。柳传志从来不抽好烟,两毛七一包的“八达岭”就算奢侈品,但这烟一包三毛四,他这是怎么了?

张祖祥上一次见柳传志这样激动,还是在八年前中科院计算所的大会上。

那天柳传志跑上主席台,掏出一份演讲稿,揭批“四人帮”,畅想新时代,讲得声情并茂,让人几十年之后都还忘不掉。

打那以后,张祖祥就对柳传志产生了一个印象:

有魅力,有才能,能成大事。

柳、张所在的计算所,是中国最权威的计算机研究机构,在1500名研究人员中,柳传志的职务是磁记录工程师。

但在同事看来,柳传志的心思似乎不在科研上,干了十多年,业务从不拔尖,倒是对“林彪的飞机是怎么掉下来的”这类话题充满兴趣,计算所里有个空房间,柳传志常拉几个人躲在里面,讨论得满脸通红。

除了这类大事,柳传志对如何改变生活的小事也很有兴趣和想法。

1976年唐山地震后,北京遍地都是抗震棚,两年后,房屋紧缺的居民又把它扩大加固,改善居住环境,于是有一天大家看到:

柳传志叫上同事李勤,两个工程师推着一辆平板车,到工地装了沙子运回来,砌起一座新灶台,还扩建了一个8平米的厨房。

1978年的一天,柳传志在《人民日报》看到一篇报道:《群众创造了加快养猪事业的经验》,突然激动起来。多年后他回忆说:

“那时的报纸全是革命、斗争,养鸡种菜全被看成是资本主义尾巴,是要被割掉的,而《人民日报》竟然登载这样的文章,气候真是要变了!”

但身为科研人员,柳传志显然不能抛下工作去种菜养鸡。他每天照旧上班,去传达室取报纸、拎暖瓶打水,然后在读报喝茶中度过整个上午。时间一晃,就是六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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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1984年,柳传志已经40岁了,他发现自己一事无成,只是从工程师“提拔”成了人事处的副处级干部,更让人忧心的是,整个单位的发展也是前途茫茫。

这一年,计算所举全所之力、用8年时间研制的“757”大型计算机宣告成功,还拿下了中科院“重大科技成果一等奖”,但这机器一出世就落后了,每秒千万次的运算速度,比国际水平相差了两个数量级。

从“757工程”完成那天起,就再也没有任何研究资金下拨了。

而外面的世界,已是改革开放春风吹,个体户、万元户,下海办公司的新故事,新生活越来越多,整个社会气象一新。

计算所人心浮动,不少职工都跑出去赚外快,最常干的活是帮忙验收调试机器,一天三四十元,顶得上大半个月工资。

除了个人的小打小闹,在当时的中关村,京海、科海、四通这些脱胎于中科院的公司,都办得风风火火。

这些景象,柳传志看在眼里,急在心里。多年后他回忆说:“当年憋得太久,特别想干事。”

不久,干事的机会,终于等来了。

眼看经费江河日下,实在憋不住的计算所所长曾茂朝去找上级,领导却说:钱已经放在客户的口袋里了,有本事就去拿吧。

受此启发,计算所转身打了成立公司的报告。曾茂朝找来一直郁郁不得志、又憋着一股劲的柳传志,给他交了个底:

“不如我们埋伏下一支奇兵,不行我再把你们接回来,万一这条路能走通,我们将来也不至于没饭吃。”

柳传志心里的火,一下子被点了起来。

尽管“由计算所科技处处长王叔和、人事处干部柳传志分别担任新公司正副经理”的任命文件,要到12月份才正式下发,但根据事实来看,他们早在10月份,就以公司筹备者的身份开始活动了。

俩人的第一个共同决定,是先在熟悉的同事中,寻找志同道合者,技术专家张祖祥,就是被他盯上的人。

在“香山”烟的团团烟雾中,柳传志带来了他的全部计划:所里许诺的20万元开办费、可以免费使用办公室,以及一连串不太切实际,又听上去很美好的设想。

早就被柳传志“吸引”的张祖祥,当场决定加入。三人又分头游说,新公司很快就拉起了一支11人的队伍。

这些人在日后被称为创业元老,但在当时,他们只是一群对现状不满、又苦无出路的工程师,以及对未来的困难一无所知。

1984年10月17日,新公司正式成立,没有剪彩,没有官员致辞,甚至没有成立仪式,这时大家才发现,所谓免费使用的“办公室”,原来是所里的传达室。三张长条板凳,坐下了全体员工,屋子里空空荡荡满是灰尘,第一次全体会议只有一项议程:

打扫卫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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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科院计算所传达室,联想从这里诞生

在给公司起了一个“中国科学院计算技术研究所新技术发展公司”的冗长名字后,他们在街上竖起了一块广告牌,留下公司电话:283131,但还要转一个“479”。

283131是计算所的电话,479是分机。如果不转分机,单拉一条电话专线要5000元,谁也舍不得。

广告的主题词是“技术先进、质量可靠、价格合理、信守合同”,但所有员工都知道,技术、质量、价格和合同都是口号,公司一无产品,二无业务,连跑推销都不知道卖什么。

经营部经理刘赤峰每天在“479电话机”边上苦守,偶尔也有人顺着广告找上门,却发现公司面积还没广告牌大,门口连块招牌也没有。

公司创办的头一个月,从柳传志身上看不到任何关于经营的运筹帷幄。他只是每天骑着一辆破自行车,在北京的大街小巷里转来转去,脸色凝重,若有所思,有时连车喇叭也听不见。

王、柳、张的“三人核心”被“养活自己”这个课题逼得没辙,只好把员工撒出去打听商机。

有人传回话说倒卖钢材可以赚钱,但谁也没有首钢的门路;也有人提议倒卖化肥,仔细一盘算,发现没本事把化肥运到农村,也绕不开供销社的体系。

最后大家统一了认识:倒卖小商品,既不需要门路,也不占用资金。

那段时间,计算所的人总能看见,柳传志和同事们守着一辆平板车,站在单位门口。车上有时摆着旱冰鞋,有时是电子表,还有一次是一车运动裤衩,但那时已近冬天,裤衩的命运可想而知。

整个秋天,公司都像没头苍蝇一样乱撞,摆摊的工程师们更是狼狈。

唯一做成的事,是深秋时,公司的开创者们集体戒了烟——因为他们买不起好烟,又不能把劣质香烟递给潜在的客户。

在东游西逛和狼狈不堪中,公司终于抓住了一个像样的生意机会。

根据可靠消息,江西妇联的一个女人,手里有大批彩电。那时彩电是紧俏商品,人人想要,就算在出厂价上再加1000,也能转瞬脱手。

柳传志知道这里有风险,于是嘱咐同事一定要亲眼看到彩电才能汇款。

探路的同事兴致勃勃告诉他绝无虚假,不料还是上了当——彩电确实在,但却是别人的,骗子只等汇款一到,立刻逃之夭夭。

20万开办费就这样被骗走了14万。

那几天,“三人核心”天天在一起商量补救,始终毫无头绪。有一天天色已晚,王树和推着自行车想要回家,柳传志说要送一送,走到王家楼下,王又说:

“我再送一送你吧。”

两人在这条路上,不知走了几个来回。后来大家拿他们打趣,说这是“梁祝十八相送”,但只有他俩才清楚,那一刻实在是难兄难弟,彷徨无计。

多年后,柳传志对自己有个总结:

“有的人不是珍珠,不能闪闪发光,但他是一条线,能把珍珠串起来,做出一条光彩夺目的项链,我想我就是那条线。”

在1984年底,他心中最亮的那颗珍珠,叫作倪光南,计算所里公认的技术佼佼者。

柳对倪的印象,始于一次农场劳动。大家闲谈时提到麦克斯韦方程,毕业多年谁也想不起来,只有倪光南一挥而就,惊得柳传志眼睛都瞪圆了。

这年年底,碰了一鼻子灰的柳传志终于想起了倪光南,因为他听说老倪搞出了一个神奇的东西。

1984的中国,已经有11万台个人计算机,一台比286还落后的“PC/XT”机型,进口要两万元,到了中关村就变成四万,但这些昂贵的机器只能在英文环境运行,开发适合中国市场的“汉字系统”,是整个计算机行业的当务之急,也是巨大商机。

倪光南的发明叫作汉卡,后来被称为LX-80联想式汉字系统。

它包括三块由集成电路芯片组成的电路板和一套软件系统,系统字库中永久储存着所有标准汉字,在键盘上敲几下,就能把汉字录入系统。

那时国内的汉字系统已有十几种,但汉卡的过人之处在于“联想功能”,它利用了中文里词组和同音字的特性,建立了一套汉字输入体系,只要打出一个字,就能联想出一连串相关词组。

依靠倪光南的汉卡,两字词组的重复率降低50%、三字词组降低98%,四字以上的词组几乎没有重复。汉字录入速度因此提高了至少两倍。

在柳传志听说汉卡时,倪光南已经和两家公司谈好了合作,但柳传志不以为意,他下决心要把这项有意思、有潜力的发明“抢”过来。

柳传志的把握,在于他清楚倪光南的心思——与谁合作并不重要,重要的是谁能以他的发明为模版,大规模地生产和销售。

几年后,倪光南写了一篇文章,里面记录了他的想法:

“大型计算机的研制,我洒过汗水;国家级科研成果,我取得过;中科院重大科技成果奖,我也拿过数次。但遗憾的是,这些成果至今还躺在奖状上,一直没有成为产品。”

12月底,“三人核心”一起敲开了计算所第六研究室的门。对着倪光南,柳传志说了一句让人无法拒绝的话:

“我保证把你的一切研究都变成产品。”

“三人核心”本以为倪光南会开出高价,也做好了有求必应的准备。但倪光南只列了三个条件:不做官、不开会、不理睬记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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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倪光南

带着“联想汉卡”,倪光南成了这家公司的总工程师,也为公司带来了未来的名字:

联想。

联想的历史与柳传志的1984年,就这样发生了戏剧性的转变。

随后的1985年,好消息接踵而至。

当年夏天,中国科学院进口了500台IBM电脑,准备配给各研究所。

听到这个消息,柳传志带着同事李勤直奔科学院设备司,磨破了嘴皮子,终于拿到了这500台电脑的验收、培训、维修业务。

多年后,计算所的胡锡兰还忘不了,她那天从楼上看到的场景:

一辆辆三轮车穿梭而至,二十多人把2000个箱子从三轮车上搬进院子,王树和、柳传志、张祖祥身先士卒,蹬着装满电脑的三轮车,女员工在后面推。

男同志的衣服湿透了,就光着膀子,和天桥的板儿爷一模一样。

由于服务干得出色,科学院把原定的服务费从1%涨到7%,只此一单,公司赚了70万元。

在KT8920大型计算机项目中,计算所又将其中存储器、扩存、应用软件的部分转交公司,又以公司名义对外签订25个合同,又获得利润60万元。

更大的喜讯是,联想汉卡进入公司不到6个月,就已售出超过100套,为公司带来40万元利润。

在这些辛苦与喜讯中,柳传志和公司度过了艰难的一年。1985年,柳传志升任公司总经理,并由此开启了一代企业家传奇。

在此后40年里,联想历经了更多的难关:被客户拐走300万、大规模退货、孙宏斌事件、倪柳之争、全球电脑业的黑色风暴、一直到对IBM业务的并购与吸收、关于“联想不是家”的社会争论……

这些大大小小的难关,联想都走了过来,如今,它成为了一家营收超过4000亿元、员工数近7万人的超大型公司;它占据了全球23.9%的PC市场份额,连续十年位列全球第一;凭借对IBM服务器业务的并购,成为全球第三大的服务器厂商;并正在云计算与人工智能浪潮中,成为全球化科技巨头。

但站在1984年,应该没人相信这一切会发生。

柳传志还记得,公司筹备之初,时任中国科学院副院长周光召找他谈话,问他对公司有什么打算,他说自己鼓足勇气,报告周院长:

“将来我们要成为一家年产值200万元的大公司。”

参考资料

[1]《联想风云》凌志军

[2]《联想为什么》 陈惠湘

[3]《联想局》 迟宇宙

[4] 联想集团财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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