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华商韬略,作者杨凯,创业邦经授权转载。
一个A股行业之王,一个H股行业之王,合计超过4000亿市值,但除了上市公司必须的公告以及各大富豪榜,你几乎很难在大众传媒看到他们的名字。
他们是中国民企最强夫妻档。
最强夫妻档
6月14日,翰森制药在香港联交所上市。发行当天,公司股价暴涨37%,一跃成为港股市值最高的医药股。翰森制药的运营实体是江苏豪森药业集团,实控人钟慧娟正是孙飘扬的妻子。
恒瑞医药的名头不必多说,长期霸占着A股市值最高的医药股,最新市值约为3105亿元。也就是说,孙飘扬夫妻二人同时控制着A股和港股市值最高的医药公司,总市值超4000亿元。
医药界最强夫妻档,二人当之无愧。
此前,豪森药业一直被认为是恒瑞医药的影子公司,大概率会被并入到恒瑞医药。
在公司年会上,孙飘扬总是将两家公司的销售额相加作为公司的年度销售业绩。两家公司多次出现药品批文、产品研发、销售渠道“不分彼此”的情况。
一个典型例证是:2012年11月,孙飘扬宣布,恒瑞医药旗下西帕替尼和海那替尼两款新药由于客观原因中止开发。可国家药品审评中心网站信息显示,两项药品的申报企业均为豪森药业。
豪森药业的招股书显示,恒瑞医药还是豪森药业的关联交易方。尽管数额几乎可以忽略不计,2016年-2018年,豪森药业对恒瑞医药的销售额和采购额分别共计467.3万元和1550.6万元。
不过,豪森药业的上市彻底打破了合并的传言。
一向隐于恒瑞医药光环下的豪森药业总算“翻身农奴把歌唱”了。
1995年7月,江苏豪森医药成立,注册资本70万美元。次年,钟慧娟辞去连云港市延安中学化学老师的工作,以创始人的身份加入了豪森药业,从执行副总经理做起,一步步爬到总裁的位置。
这一年,连云港制药厂已经在孙飘扬的带领下成为医药界的一匹黑马,年销售收入过亿。可是,无论孙飘扬的功劳多大,能力多强,也只不过是这家国企的厂长而已。一旦厂长的位置不保,孙飘扬多年的努力将一夜间付诸东流。
他必须给自己留条后路。
也正因如此,豪森药业一直被外界视作孙飘扬家族自立门户的备胎。
1997年,在孙飘扬的推动下,连云港制药厂改组为恒瑞医药。孙飘扬这才有了控股恒瑞医药的机会。
另一边,妻子钟慧娟巾帼不让须眉,很快展示出非凡的领导力。
1997年4月,豪森药业第一个拳头产品抗生素“美丰”投入市场,被定为“国家级新产品”,当年实现销售收入3000万元,不久便成为年销售额过亿的支柱产品。到2003年,豪森药业已经进入全国医药百强企业。
现实的发展远超孙飘扬的预期。
2006年,孙飘扬顺利通过曲线MBO(管理层收购)控制了恒瑞医药。而豪森药业非但无须扮演备胎的角色,还大有赶超恒瑞医药之势,迅速成长为孙氏家族旗下的第二家医药巨头。
孙飘扬“撒豆成兵”,棋局越下越大。
招股书显示,翰森制药2016年-2018年的营收分别为54.33亿、61.86亿和77.22亿,复合增长率达到19.2%;同期净利润分别为14.76亿元、15.95亿元及19.03亿元,复合增长率13.5%。豪森药业三年间毛利率分别为92.7%、92.6%及92.2%,同期毛利率甚至超过了有A股现金奶牛之称的“贵州茅台”
Froster&Sullivan数据显示,翰森制药是国内第一大精神疾病类制药公司,市场占有率为9.1%。翰森制药同时还是中国第五大抗肿瘤制药公司,市场占有率为2.5%。2018年,翰森制药抗肿瘤产品收入占比高达45.6%,接近半壁江山。
值得一提的是,豪森药业首仿药比例接近97%。首仿药通常是指新药专利保护到期后的首款仿制药。首仿药拥有定价优势,利润可观,无须承担过高的研发风险又可以提升企业的技术储备,因而受到国内药企的热烈追捧。
在电影《我不是药神》中,瑞士进口药格列宁售价高达3.7万元一瓶,而印度仿制药格列卫只需2000元一盒,价格悬殊。有趣的是,翰森生产的昕维正是格列宁的首仿药,经医保报销后,每盒售价约为624元,比电影中的印度仿制药还便宜不少。
“2017胡润女企业家榜”中,56岁的钟慧娟以200亿的财富值首次上榜,并一跃成为医药类女首富。
豪森上市后,钟慧娟的个人财富再度井喷。以最新市值计算,钟慧娟的身家约为825亿元,已经超过了孙飘扬的669亿元。而孙氏家族的总身家超过千亿,成功跻身中国十大富豪之列。
机遇
中国药科大学素有“药界黄埔”之称,培养了圣和药业董事长王勇、浙江医药董事长李春波等一大批医药企业家。
1982年,24岁的孙飘扬从中国药科大学药物化学专业毕业。彼时他还是毛头小子一个,没见过什么世面,完全不敢想象有一天自己也会成为知名校友中的一员。
现实往往比小说更离奇。
34年后,在2016年中国药科大学80年校庆上,孙飘扬作为知名校友与圣和药业董事长王勇等人在求真楼前合影。站在最前排的孙飘扬戴着墨镜,宛若江湖大哥。
此时的孙飘扬也确实有张扬的资本。他掌控的恒瑞医药市值已超2000亿元,贵为A股药企市值之王。孙飘扬所到之处无不受到明星般的追捧。
别看孙飘扬如今“人生得意须尽欢”的样子,当初也并非一帆风顺。
大学毕业后,孙飘扬被分配到连云港制药厂做技术员。说起来,连云港也算是一块风水宝地,恒瑞、豪森、康缘和正大天晴等医药巨头都发迹于此。
当时,连云港制药厂主要生产红药水、紫药水和片剂,既没有品牌,也没有技术,主要收入来源是帮大厂加工原料药。技术出身的孙飘扬毫无用武之地,只是一名普通的技术员,一直得不到升迁。
几年后,一个偶然的机会,主管连云港制药厂的医药工业公司(后来的医药局)把他调到了医药工业公司做科研处副科长。在那里,科班出身的孙飘扬表现出了产品研发方面的突出能力,受到了当时工业公司总经理徐维钰和副总经理魏思忠的赏识。
与此同时,连云港制药厂经营状况每况愈下,连续换了两任厂长都没能改变局面。
徐维钰看中孙飘扬,将他调回连云港制药厂工做副厂长,扮演救火队长的角色。可是,孙飘扬虽然能力突出,但毕竟是副职,受到老厂长的排挤,改革频遭阻挠。甚至,连他的入党申请,都被压下了。
到1990年,厂里有300多名职工,账面利润却只有8万元,几乎处于破产边缘。徐维钰只好死马当作活马医,换掉老厂长,扶正孙飘扬。
孙飘扬终于等到了人生中的第一个机会。
新官上任三把火。上任后,孙飘扬随即决定把开发新药作为突破口。在他看来,做低附加值、低技术门槛的代加工是没有出路的。
这个决定遭到了一众干部的反对。药品代加工的生意做了20年,他们早已习惯了。他们不相信一个从没做过“新、特”药的小厂子可以在短期内掌握这样的技术。他们不敢、也不愿冒这个险。
在动员大会上,孙飘扬绞尽脑汁说服大家:
“你没有技术,你的命运就在别人手里。我们要把命运抓在自己手里。”
尽管困难重重,但计划总算是推行了下去。孙飘扬开始寻找可供仿制的新药。
他看中了当时市面上大火的抗癌针剂VP16。可是,连云港制药厂没有生产针剂的能力。孙飘扬灵机一动,带领工人将针剂做成胶囊。VP16软胶囊一炮而红,连云港制药厂当年营业额增长了34%,盈利接近百万元。
这场翻身仗让新厂长孙飘扬站稳了脚跟。
不过,孙飘扬并不满足。1992年,他决定斥资120万元,收购中国医科院药研所开发的抗癌新药——异环磷酰胺的专利权。
这是一场豪赌。120万元几乎相当于厂子一年的营收,是药厂的大半条命,并且买的只是专利,还要自主生产、临床测试,离上市还远得很。一旦失败,刚刚救活的厂子随时有倒闭的风险。
孙飘扬孤注一掷。抢到专利后,他花了三年时间进行试生产和临床试验,最终于1995年推出新产品。
当时,癌症的发病率并不算高,大药厂不愿意做这种小生意,而小药厂又没有相应的研发能力,市场几乎处于空白状态。该药一上市便成为明星产品,连云港制药厂也藉此确立了抗癌药领域的地位。
有钱之后,孙飘扬又开始着手研发手术用药等新品类。1991年~1996年间,他主导研发了20多个新药,其中有5个被评为“国家级重点产品”。而药厂的销售额也在1996年突破亿元大关。
攻克抗癌药的这两仗打得相当漂亮。孙飘扬和连云港制药厂成功“逆天改命”。
与我国经济进入快车道相伴而生的,是癌症的发病率的激增。美国癌症学会官方期刊发表的《2018年全球癌症统计数据》报告显示:2018年,中国癌症发病率、死亡率均为全球第一;在1810万新增癌症病例中,我国占380.4万例;在960万癌症死亡病例中,我国占229.6万例。
这意味着,全球每新增的100个癌症患者中,就有21个是中国人。我国平均每分钟有7个人确诊癌症,将近5人死于癌症。
而恒瑞医药堪称抗癌先锋,抗肿瘤药销售连续十多年在国内排名第一,市场份额超过12%。
看似生不逢时,但迟早脱颖而出。
神秘贵人
每一个白手起家的创富故事都离不开贵人相助,孙飘扬也不例外。
在孙飘扬夫妇的财富盛宴中,神秘人岑均达扮演着重要角色。
1995年,两手空空的孙飘扬为给自己留条后路筹备了江苏豪森药业,出资人正是岑均达。
起初,孙飘扬一直对外宣称豪森药业成立初期引进了港资。2007年在接受《华夏时报》专访时,他提及豪森药业成立初期引进了港资股东“陈俊达”。这一说法被多次引用,广为流传。直到2015年,恒瑞医药股权转让时,外界才发现,“陈俊达”实为岑均达。
恒瑞医药披露的权益变动报告书显示,岑均达为中国国籍,并非所谓的港资股东。
华商韬略查询发现,岑均达毕业于浙江大学药学院,系上海医工院化学制药部课题组长、博士,主要从事抗肿瘤药、抗糖尿病药及神经类药物等方面研究,与豪森药业的业务方向高度重合。岑均达在医药研究上颇有建树,曾获得20多项新药证书、30多项专利。
他的另一重身份是投资人。
翰森制药招股书显示,岑均达为“长期财务投资者”,从事学术研究和个人投资业务。在相当长一段时间里,岑均达都担任着豪森药业的董事长和法人代表。
招股书显示,江苏豪森1996年曾发生一系列股权转让,到2001年12月,East Pearl Holdings Limited、江苏明泰投资集团有限公司、连云港明泰医药科技投资有限公司、无锡宏大投资有限公司及四川圣奥医药有限公司,分别持有公司40%、39%、15%、5.5%和0.5%的股份。
第一大股东East Pearl的控制人正是岑均达。而钟慧娟同时把控着明泰集团和明泰医药两家公司,也是公司真正的实际控制人。
有趣的是,East Pearl的前身Manswick成立于1995年4月,是一家私人股份有限公司,历史上只投资过一例,显然是为投资江苏豪森而专门设立的。
2015年12月,上交所曾就恒瑞医药和豪森药业间的暧昧关系发出问询函,要求其说明两家公司是否存在“药界夫妻店”“影子公司”“不分彼此”等情况。
对此,恒瑞医药矢口否认。
也是从这个时候开始,豪森药业有了明确的上市计划,开始着手清理股权。
2015年12月25日,经过一系列重组,江苏豪森成为翰森制药间接全资附属公司,岑均达持有公司股份从47.2%降至19%;而钟慧娟及女儿孙远通过Sunrise信托持股翰森制药81%的股权。
过桥结束。2018年5月,岑均达辞任江苏豪森法定代表人;同年7月,岑均达以将更多精力用于个人事务和投资事务为由,辞任董事。
孙氏家族彻底控制了公司,而岑均达也获得了不菲的收益。
在孙飘扬通过曲线MBO控制恒瑞医药的大戏中,同样不乏岑均达的身影。
上世纪90年代,“国进民退”之风兴起,大批国企通过MBO的方式完成私有化。海天味业董事长庞康、如意集团董事长邱亚夫等人都是在那一时期实现了财富飞跃。
不过,MBO的争议不小。不少人将其等同于“贱卖国有资产”,骂声一片。
为保险起见,孙飘扬决定先将药厂转为民企,然后上市,最后在资本市场上完成控股。
2003年,恒瑞医药启动股改。2005年7月,恒瑞医药第二股东中泰信托将19%股权转让给连云港达远投资有限公司,作价1.87亿元。当时,连云港达远的三大自然人股东吴羽岚、潘国洲、伏彩云分别是豪森药业的质量总监、和两名副总经理。而岑均达正是豪森药业的董事长和法人代表。
2014年,西藏达远投资有限公司取代连云港达远,成为恒瑞医药第二大股东。巧的是,连云港达远和西藏达远成立于同一天。启信宝显示,连云港达远现经营状态为迁出,岑均达持股比例为16.67%。
岑均达是西藏达远的执行董事和法定代表人,持股比例同样是16.67%。也就是说,两者很有可能是同一实体,岑均达在孙飘扬控制恒瑞医药过程中扮演的角色可想而知。
至2006年6月,孙飘扬在短短3年时间里增持75%,最终成为恒瑞医药的实控人。
2006年,恒瑞医药市值不过30亿元,孙飘扬成功抄底。彻底掌权后,恒瑞医药的市值也坐上了直升机,在短短10几年时间里翻了近百倍。恒瑞医药是出了名的大白马,长期持有的投资者大都赚得盆满钵满。
就这样,岑均达助力孙飘扬夫妻完成了财富蝶变。
“千里马常有,而伯乐不常有”。
以财务投资的角度来看,岑均达的眼光着实不错。在2018年福布斯富豪榜上,岑均达以100.7亿元的身价上榜。随着翰森制药成功上市,岑均达的财富势必将迎来再次暴涨。
创新痴汉
在孙飘扬的创业过程中,有机遇,也有贵人相助,但最重要的还是他对创新的痴迷。
创业初期的两场翻身仗,靠的也都是创新。
孙飘扬对于创新的投入从不吝啬。早在1992年,他就在连云港建起了建筑面积2900平米的研究大楼。1998年,他开始把目光投向自主创新体系构建上。公司上市带来的资本加持使得孙飘扬的创新构想得以落地。2000年,孙飘扬又投资近两亿元在上海建立新的研究中心。
目前,恒瑞医药在连云港、上海、成都和美国设立了研发中心和临床医学部,打造了一支拥有3000多人的研发团队,其中2000多名博士、硕士及100多名外籍雇员。这些技术积累是恒瑞医药走下去的资本。
而孙飘扬本人更是公司的绝对技术核心。他参与了4项国家“863计划”项目的研究,个人拥有86项国家发明专利和35项世界专利。
恒瑞医药在医药圈有“研发一哥”之称。
2018年,公司投入研发资金26.70亿元,比上年增长51.81%,研发投入占营业收入的比重达到15.33%。相比之下,国内药企的研发投入占营收比重鲜有超过10%的。同为一线药企的复星医药,研发投入占营收比也不过8.25%。
在孙飘扬的影响下,豪森药业的研发投入占营收比重也常年维持在10%以上。
事实上,我国一直是一个仿制药大国,仿制药比例在9成以上。这也导致了医药市场对进口药依赖度极高,跨国制药巨头一度占据中国医药市场60%以上的的产品供应和产业利润。
关系国计民生的医药产业却被跨国企业所主宰。国内企业既没有议价权,也没有竞争力。
国内药企为什么这么不争气呢?
新药利润虽高,但成本同样高昂。德勤数据显示,前些年,研发一款新药的平均成本为12亿美元,耗时10年;2017年,这组数字已攀升至15.4亿美元和14年。
一旦研发失败,高昂的研发经费很可能把公司拖垮。巨大风险令国内药企望而却步。
可孙飘扬偏偏不信这个邪。他下决心要研发属于自己的新药。
几经调研,他决定将抗胃癌药作为突破口。胃癌是中国特色的高发癌症。全球有近一半的胃癌患者在中国,在我国恶性肿瘤中,胃癌的发病率位居第二,死亡率位居第三,每年有超过35万人死于胃癌。
由于胃镜检查尚未普及,60%~80%的胃癌患者被确诊时已到晚期,5年生存率不超过20%。一经确诊,只能等死。
孙飘扬决定开发这样一种救命药。
2005年,恒瑞医药确立胃癌靶向药项目,历经10年研发,终于在2014年获批上市,产品被命名为“艾坦”。
艾坦是全球第一款用于胃癌治疗的靶向药,也是唯一一款被证实有效的小分子靶向药,可以显著延长患者的生存时间。艾坦的研究成果被发表在全球顶级医学期刊《柳叶刀》和《新英格兰医学杂志》上。恒瑞医药的研发团队还赴美国肿瘤年会向全球各国专家做报告,在中国肿瘤界,这还是第一次。
2015年9月,恒瑞医药的另一个新药项目——pd-1单克隆抗体项目,取得重大突破。其海外权益被恒瑞以8亿美元的价格转让给美国incyte公司,这也是中国药企第一次向美国输出创新药技术。
2014年,恒瑞医药创新药艾瑞昔布和阿帕替尼(抗癌药)获批上市,1个创新药已申报生产,另有11个创新药处于不同的临床阶段。
目前,恒瑞医药在创新药开发方面已基本形成了每年多个创新药申请临床、每年有1-2个创新药上市的良性发展态势。
在中国制药行业,恒瑞医药是极少数可以在技术上挑战跨国制药巨头的公司之一。作为中国药企出海的榜样,恒瑞医药也一度被跨国制药巨头视作眼中钉。自2006年起,安万特、礼来等跨国制药巨头就开始合力围剿恒瑞医药,却仍没能挡住它前进的脚步。
2018年,是我国医药界剧变的一年。“4+7带量采购”政策的推出,宣告了国内仿制药高利润时代的结束。作为国内首仿药的“大佬”,豪森药业或将面临不小的挑战。而对于创新痴汉孙飘扬而言,恒瑞制药无异于以逸待劳。
很多时候,老板的人品、格局往往决定了一家公司的走向和未来。
同为医药界的超级富豪,技术出身的孙飘扬专注抗癌特效药领域,以创新驱动企业发展,恒瑞医药稳居龙头;而业务出身的马兴田却把重心放在了商业模式上,一边大搞中药直销,拿地盖房,一边展示酷炫财技快速做大市值。
一边是拯救千万生命;一边是收割万千股民。也难怪康美药业会走到如今这亩田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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