阅读本文，你将知道：
1.中国垃圾生意盘子有多大？
2.垃圾分类风口，有新投资机会？
3.乘风而上需要注意什么坑
2019年7月1日开始，上海市民 “一门心思扑在垃圾上。”
垃圾分类自然而然引起股票市场骚动。在垃圾分类立法还没正式落地之前，A股已经诞生一大批垃圾分类概念股，龙马环卫、绿色动力、一拖股份等多只个股连续涨停，成了A股盘面一道耀眼的风景。
但很快，这些公司相继发布风险提示，表明自己并没有垃圾分类业务，或占总营收比重较少——并不是所有人都当之无愧地接受这一份突如其来的幸福。
“你今天丢的是一个干垃圾呀？还是一个湿垃圾呀？”灵魂追问之下，痛点会催生出产品。
支付宝、微信以及华为等大厂商动作最快，在7月1日立法实施之前相继推出各自的“垃圾分类”小程序，抢占这一风口的第一波流量。支付宝还开辟了“垃圾分类回收”专栏——易代扔，提供付费上门回收等服务；拼多多在销售上做功夫：对分类垃圾桶进行补贴销售；饿了么反应非常迅速，推出了“代扔垃圾服务”。
但是，这些商业先手针对的都是如何分类、丢弃垃圾的表层问题，没有真的在城市垃圾处理这件事本身上动刀。对于人民生活垃圾的处理，源头应当是减少生产量；过程的重点应当是，提高处理效率，降低处理成本。
互联网新经济形态成熟以来，人人都知道“科技改变世界。”今天我们简单说说我国垃圾分类历史，探探目前有哪类科技公司（或者说技术）可以帮我们打赢这次“垃圾战役”。
实现垃圾分类：德国40年，日本27年，中国已经花70年了？
深究起来，我国从成立之初就有对垃圾进行分类的要求，至今整整70年了。略带寒酸的是，这漫长的发展中，我们似乎是“只打雷不下雨”：
（一）以资源回收利用为导向的垃圾分类（1949年-1978年）。新中国成立之初，将垃圾分为“能回收利用”的一类和“不能利用”的一类。在当时以供销社体系为主导的回收系统中，环境污染问题不需首要考虑。
（二）以市场自由调节为主的垃圾分类（1979年开始）。各类小商贩和“拾荒者”作为“中转站”和“人工分拣单位”，成为废旧资源再回收利用的主力军，至今仍在发挥着重要作用。
（三）以方便末端处理为导向的垃圾分类（至今）。生活水平提升，垃圾的种类和产生量急速增长，末端垃圾处理能力越来越跟不上垃圾增长的速度，“垃圾围城”出现了。倒逼前端垃圾收集工作开始进行分类收集和分类处理，减少环境污染。
由此可见，在我们的垃圾分类历史中，“分类”这个动作，在流程上并没有一个针对分类结果进行处理的机构来接续，产业链的下一个环节就已经是治污。而治污工序显然是一个跳脱主动链的被动行为。
那么，主动链上缺少的环节，就会牵动下一步发展。
经济学有一个规律：当经济发展到达一个量级的时候，才有能力花更多精力与物力去控制环境。虽然这等于先污染后治理，但这是以有代表性的国家为样本总结出的客观规律，并不以主观意志为转移。
依靠工业化跻身发达国家行列的德国，花了40年时间，依靠“对居民免费、对消费者教育、对违反者处罚”的方式，建立了被认为是世界上最成功的垃圾分类回收体系。
丹麦的绿色能源利用率是全球最高的，各类大大小小的焚烧发电厂在丹麦随处可见。他们的处理意识基本上可以归纳为：回收大于其他处理办法。从1981年对饮料瓶类垃圾颁布法令，到1986年的城市生活垃圾处理收费法令，至今也有38年历史了。
瑞典很有趣，被填埋的非可再生垃圾只占1%，因为国产垃圾被处理得太干净了，每年要进口垃圾来供热。他们花了一代人的时间做环保教育，并且要求生产者（如轮胎企业）和经销商（如超市）层层扛起回收责任。
做得好的还有我国台湾和邻国日本。虽然从目前的情形来看，中国在垃圾处理上比做得好的国家慢了半拍，但大量的商业案例验证了中国人的一个优势：只要能够狠心做事，往往能够后发先制。
那么，要想将垃圾处理做好，我们需要做到什么？
“垃圾战役”：敌人有多少，盘子就有多大？
1.垃圾总量迅猛增加
根据国家统计局公开数据，近15年来，我国的垃圾量可谓迅猛增加。2017年全国城市生活垃圾清运量2.15亿吨，2010-2017的年复合增长率5%。
数据来源：中国统计年鉴
2.已有处理方式势微，倒逼落实末端处理
目前，我国垃圾处理方式主要有填埋、焚烧、堆肥或其他处理方式，主要以填埋和焚烧为主。经过填埋和焚烧两个流程以后，生活垃圾就算是经过了“无害化”处理。
截止2017年，我国共有无害化垃圾处理厂1013座，它们在中国版图的各个地方日复一日地完成着填埋和焚烧等工作。但是，近15年来生活垃圾的处理趋势已经颇为明显：
（1）填埋：一个一次性塑料餐盒（pvc）少说也要50年时间才能分解，那么能填埋的空间一定是越来越少，这种省钱、省事，也最不负责任、最对不起子孙的做法基本到头了；
（2）焚烧：虽然国家层面表示焚烧处理能力将持续增长，但是我们都知道焚烧并非一个废弃物真正的终结，污染正由此诞生。
（3）真正的趋势是什么？
真正的趋势应该是提高可回收利用率。提高到多少？先覆盖垃圾处理的成本。
3.垃圾处理，盘子有多大？
“垃圾围城”不仅会为人们的生活环境带来疫情隐患，还会为国家财政带来不能回流的支出。
2017年12月的一项公开数据表示，2012-2017年间，我国对垃圾处理补贴的费用，最低价格为2016年的54.85元/吨。2017年回升至65.44元/吨。
在日前的讨论中，舆论普遍认为这个单价是不够高的，但如果数据准确有效，整体计算下来，国家2017年在垃圾清运上付出的直接资金已经达到140.71亿。
如果我们能真正做到提高回收利用效率、降低处理流程成本，真的用资源的眼光看垃圾存量，这将是一个怎样的市场？
哪类科技企业将伴随垃圾处理风口起势？
广义的垃圾处理产业包括垃圾收集、分拣、储运中转、回收利用、处理加工，以及对垃圾进行最终消纳处置等一系列服务环节及其周边市场。因此我们正在履行的是一个讲究整体性、系统性和全覆盖式的大工程。
有句调侃说：“人们把分门别类的垃圾摆在路边，一辆垃圾运输车驶来，把四种垃圾混一起带走了……”在整个垃圾分类的链条里起决定作用的，还是垃圾分类之后的处理能力。
1.市政领域/垃圾运输设备
以上海垃圾分类之战为例，上海市制定的三年行动计划，要重构上海城市垃圾处理系统：到2020年，建成8000个回收网点和210个中转站，要求配足、配齐分类运输车辆。
具体如何做呢？目前上海湿垃圾每天产生量为7000吨，按每车可运5到10吨湿垃圾，每天运两次计算，至少要增加300-400辆湿垃圾车——湿垃圾运输车辆的设计、生产、和供应方面的成熟企业将分得红利。
垃圾运输车属于市政领域特种车辆，相关的特种装备企业及其供应链企业是第一波直接受益方。
2.大数据领域
在日本的垃圾清运经验中，为了降低成本，产量较少、积累速度较慢的垃圾，如瓷器类，在产量不密集的区域（如住宅区），基本上一周甚至更长时间才会清运一次，但是在产量聚集区（如餐馆集中区），清运频率就会高一些。
推行垃圾分类之后，中国不同种类垃圾的生成量也会不同。这个具体的数字需要在开展分类回收工作之前进行预测，便于设置垃圾桶；在开展工作之后不断统计，优化清运安排。
也就是说，只有了解敌人在哪，才能更好地部署兵力。在安排清运这件事儿，需要根据餐馆、商区、住宅区等分布，不停地收集整理数据，重点地区甚至需要根据季节和节日来统筹清运频率。同时，车辆行驶还要避开部分城市的早晚高峰以及假日出行高峰的重点路段，运输路线也需要花心思去设计。
想要如此精益地提高效率，只有大数据公司才能做到。或者说，想要真正在垃圾事业上少花点钱，多出点效果，大数据的支持必不可少。
不过在这个风口上，公司不仅仅需要有数据处理能力，还需要有城市数据基础，真正需要的可能是：有2G落地业务的大数据公司。目前我国已经有一些本土大数据公司与地方政府达成合作，例如优化交通系统。
正如阿里巴巴集团前副总裁、首任阿里数据委员会会长车品觉先生在最新译作《数据驱动的智能城市》中赞同的观点，未来城市一定是数据驱动的城市。看来，书中所说的外国人用大数据提升城市舒适度的操作，我们也可以预期一下了。
另外，这本书给出了许多城市的建设框架，有兴趣的朋友可以看看书，说不定会找到新的商机。
3.宣传/服务领域
说回上海，市民个人应该全面了解垃圾分类的意义，并且被普及垃圾分类详情。除了官方手册和文首提到的帮助分类的小程序，以及便民生活App之外，有视频业务的广告公司应该可以趁机制作一些教育宣传片。
虽然环境保护有一定的公益性，但只要有商业的地方就会有附生价值。想做一家成功的公司，长远目光和社会责任自然都不能少。
4.与垃圾中转设施有关
另外，上海市三年计划中，还要重点进行垃圾运输车辆和中转设施的改造。有关车辆的增长点，我们已经说过了，而中转设施基本可以规划为不动产，科技含量一般，且在上海完成“点、站、场”的布局后，它所带来的增长是阶段性和不会持续的，此处不予深究。
5.在终端，处理细分类目垃圾的技术型公司
这部分增长点将面向能够帮助我们提高垃圾终端处理效率，并且降低污染排放的公司。
目前已经有很多科技型企业在污水、废气等环节上积累了多年的经验。作为环境保护产业的重要环节，这些公司在资本市场上将随国家政策导向迎来可期的发展。
但最具竞争力的应当还属真正针对细分后的垃圾进行回收利用的公司，例如，对电子产品废弃物进行无害化回收利用、对玻璃进行回收和利用、对塑料进行回收和利用……
那么，这样的企业需要做到一个基础和一个回归技术本质的初级壁垒：
基础：真正的无害化回收，第一，不能是有害拆解；第二，不能是生产出有致病可能的再生产品。如，细菌指标不合规的再生纸，以及致癌再生塑料餐盒。
在南部一些地区的村庄里，仍然有人做“洋垃圾”生意，全村老小都在院子里，徒手拆解电脑等产品，随后焚烧或贩卖金属。很多人患上皮肤病，或者因焚烧废气而患病。这样的“生意”必然是不理性的。
壁垒：低成本、高效率。
“互联网+垃圾分类处理”可行吗？
近几年，中国的互联网化进展迅速，互联网的创业模式也越来越被多方接受。在垃圾分类的风口下，一些新创公司想博取一个新的机会，诞生了“互联网+垃圾分类处理”—— 在前端，通过APP积分兑换等有效手段，激励居民主动参与垃圾分类；在中端，废品品类、数量、地点分布被实时监控；在后端，垃圾流向及资源化利用等信息一目了然……
思考：这个“互联网+”真的能帮我们建设垃圾分类回收治理体系吗？
其实，通过上文的链条拆解，我们不难发现，城市垃圾分类和垃圾处理与其说是环保问题，不如说是产业链和利益链的问题。只要处理好，会有各种方式和手段促成各类目标的实现。同时，在这场垃圾分类之战中，我们一定要明白，政府是真正的主角，企业与居民只是配角。
文首提到过一些“互联网+”的便民垃圾处理产品，如“易丢丢”、“易代扔”，此外还有“小黄狗”、“虎哥回收”等等。主要提供可回收物的上门回收服务，兼做一些“垃圾换商品”的生意。但“近水”解不了“远渴”，它们解决不了中国高效环保地处置垃圾存量的问题，更不能像瑞典一样，教育人民达成环保共识。
而且，为什么最先发展的“互联网+”垃圾分类的回收平台仅限于回收有二次利用价值的东西？因为这件事的收益路径是清晰可见的。
如果将全部生活垃圾都纳入网络回收系统，而干垃圾、湿垃圾的回收加工方法正是需要技术流来攻克的部分，那这个分支就不明朗，给整个模式带来短时间内难以安抚的不确定性。同时，如果有人把传统的“拾荒者”规范到了网络上，其成本一定会高于目前运营了几十年的“拾荒者”业态。
高成本是逆互联网创业逻辑的，而高不稳定性，是推动垃圾分类这个长远事业的大忌。
万科集团前董事长王石先生因为业主投诉，在90年代末开始关心垃圾问题。他曾说，北欧、日本的做法好，但没办法学，因为他们在垃圾分类上付出的成本太高了。
日本本土也有反对声音，比如日本有一家专门搞垃圾回收的公司，其社长白井澈是个坚定的日本垃圾分类无用论者。他认为垃圾分类没有提高效率，很多人反倒被错误认识支配着，降低了垃圾回收效率。
我们可以这样理解：日本面面具细的垃圾分类并没有直接作用于减少垃圾，但这些切实的动作从思想层面加强了国民的环保意识。对环保这件事来说，可以说是殊途同源。
因此，想借助互联网促进垃圾战役胜利不是不可，只是还需要我们继续脑洞，迭代出最佳姿势。
如何看待中国垃圾处理市场增长点？环境保护高于赚点快钱。
《WALL·E》的世界并非是一个机器人之间纯美的爱情故事，它发生在一个被垃圾掩盖只剩机器的寂静的星球；《垃圾围城》的背后，每一个中国人都不是无辜的。
期待科技改变世界是对的，但是，如同AI不能无中生有一样；现在仍没有一个科技、没有一个企业能将各种垃圾从堆成山直接变没。
对于想借环保风口买支牛股赚些钱的伙伴，笔者认为，给你和你的下一代造出一个美好生存环境的意义，远大于留下很多的钱。
认真给你的垃圾做个分类吧。我也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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