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讲述者

编者按：本文来源创业邦专栏三声，作者张友发。

国庆前夕上映、讲述1949年建国历史的电影《决胜时刻》里，导演黄建新重拍了部分以往影视剧出现过的桥段，毛主席去小摊吃夜宵，付账时发现自己忘记了带钱，他和身边的警卫说：我什么时候带过钱啊！

黄建新拍这部片的时候，能感到建国前夕毛主席放松自信的状态，他在专访时告诉三声(ID:tosansheng)：“因为这一句我重拍这个桥段一遍，我觉得这句话特别真实。”这也反映出他重述历史时的工作态度，用细节真实地呈现革命领袖，让历史更感性地触达观众。

除了《决胜时刻》，黄建新还担任了今年国庆献礼片《我和我的祖国》的总监制，从这两部作品回溯到2009年的《建国大业》，黄建新已经是过去十年来中国大银幕上最重要的重大历史题材讲述者。

这些历史叙述和当下的政治文化产生共振，前来北京参加国庆观礼的香港警察刘泽基观看电影《我和我的祖国》后，在微博感叹：“我们香港需要一个李伯伯！”李伯伯正是电影香港回归故事中的来港钟表匠。

这些实践也在主旋律和商业电影的合流中起着重要作用。以《建国大业》为开端，主旋律电影开始接受票房检验，在内容中寻求艺术、政治和商业的平衡。到2019年，不仅是主旋律电影在商业化，商业电影依靠主流价值观来吸引观众也已经十分普遍。

文化研究者戴锦华曾将90年代的中国文化格局称为一处文化的“共享空间”：中央、地方、企业、个人等主体，在不同或共同的利益驱动下彼此冲突或者合作。而这十年黄建新的实践显示出，在重大历史题材电影的意义空间里，国家、企业和大众的需求正变得日趋一致。

01 | 主旋律电影的转身

2009年，原本在香港筹备《十月围城》的黄建新，被时任中国电影集团公司董事长韩三平一个急电叫回北京。刚下飞机，黄建新就被韩三平拉到办公室，并被告知自己将负责拍摄建国60周年的献礼电影《建国大业》。他有些惊讶地问韩三平：“你真想好了让我来？”

在那个时候，黄建新看上去不是拍摄这部重大革命历史题材电影的最佳人选。重大革命历史题材电影属于主旋律范畴，讲述党和国家以及解放军历史上的重要事件和人物，从选题到审查都有一套专门程序。而黄建新此前主要拍摄反映现实问题的作者电影，《南方人物周刊》评价他“像一只电影猎豹一样，在创作过程中‘捕捉’着人生与社会的荒诞”。

但这个选择又有迹可寻。黄建新已经开始进入主流电影市场，监制了《投名状》和《墨攻》等电影。他正在参与的《十月围城》则被称为“民营主旋律”，借孙中山之口谈到对革命的理解：“欲求文明之幸福，不得不经文明之痛苦，这痛苦，就叫做革命。”

此时距离《泰囧》将国产票房记录提高到十亿至上还有三年，而主旋律电影仍由行政力量推进，难以在市场上获得突破。著名演员李雪健主演《杨善洲》2002年上映后上座率非常低。看到美国超级英雄电影在国内的火爆后，他十分困惑：“‘杨善洲’也是中华民族贫困山区的英雄主义，为什么就被冷落了呢？”

大众对重大历史的认知更多来自民间舆论场。到2013年，大V“作业本”竟然还在微博用段子调侃邱少云，杂志《炎黄春秋》则发表《“狼牙山五壮士”的细节分歧》，质疑狼牙山五壮士事迹的真实性。

按戴锦华的说法，几十年的改革开放实际发生的是“政治权力结构的延续，与社会经济体制的巨变”。国家的合法性论述不仅建立在经济增长和共同富裕上，也建立在社会主义遗产之上。这一矛盾状态，成为中国社会建构新主流意识形态的最大困境。

历史讲述权的旁落也许是困境的最佳注脚。时任中国电影艺术研究中心副主任饶曙光曾感叹，《建国大业》前包括重大革命历史题材电影在内的献礼片创作“夸张一点说，甚至到了生死存亡的境地”。

在60周年的节点上，《建国大业》需要改变。电影首先采用了更加市场化的宣发方式，并且聚集了172娱乐明星演出，制造出不小的媒体噱头。

讲述历史的方式也随之发生变化。黄建新在之后和中国艺术研究院院长助理贾磊磊对谈时提到，《建国大业》一开始的思路就和传统的主旋律不一样。过去主旋律电影往往把主旋律当某种需要完成的任务，而《建国大业》注重的是如何将丰富的历史内容生动地介绍出去。

黄建新的落点在人，“领袖的常人化”成为切入点。以往在电影中被仰望的革命领袖，现在以更平易近人的方式出现在故事中。黄建新追求大场面下人物瞬间的感觉，比如淮海战役胜利的消息后，周恩来随着三拍子节奏扭着秧歌，毛主席则是喝醉酒，靠在墙上微笑。

这些细节塑造并非一蹴而就。因为对尺度拿捏不准，黄建新在紧张的拍摄时间里，常常一个桥段拍两三个方案，从而让剪接有更多转圜余地。但最终黄建新获得了支持：“制作团队后来获得的空间比较大，大家后来才可以看到我们看到领袖常人化的段落。”

公映前，《建国大业》剧组在广州给赞助商放了一次片花，结束后现场500人起立鼓掌，黄建新听说后也感到惊讶：“怎么人们就激动到站起来鼓掌呢？”电影最终收获4.3亿人民币票房，是当年国产电影票房冠军，媒体则将这部电影命名为“主旋律商业电影”。

对领袖的常人化表达得以在之后的电影延续。黄建新监制的《建军大业》拍摄时，刘烨扮演的毛泽东有一场跟妻子杨开慧起义前的分别戏，导演刘伟强告诉他这段可以流泪，刘烨懵了:毛主席不会那么脆弱吧？刘伟强告诉他，按真实反应去演就行。

黄建新认为这些电影在往真实更加靠近。比如毛泽东原本就是一名伟大的诗人，而不仅仅只是以往电影表现的政治领袖，他有着无限丰富的情感。《决胜时刻》中塑造了一个据理力争，轻易不让步的周恩来：“这一面周恩来身上是有的，以前全都是温文尔雅，其实是不真实的。”

但不像一些媒体所惯用的措辞，黄建新认为这些努力还远算不上突破：“看那世界优秀的传记片就知道，空间大了去了。只是我们看我们能力够不够，会不会那么恰如其分的拍的好。”

02 | 感性的历史

和大部分人一样，在制作这些重大历史题材电影之前，黄建新对近代史的认识大多来自教育系统。筹备《建国大业》时，韩三平、黄建新被批准查阅了不少未公开资料，并发现自己对历史认知的肤浅：”我们对历史人物了解得太少，很多都是概念。”

拍摄一部重大历史题材电影，意味着6到7个月的史料阅读，黄建新将这个过程称作“学习”，这个过程将概念还原为历史本身的丰富性，也让历史离电影更近。拍摄《建党伟业》时，黄建新阅读那个时代的人物记载，越来越觉得这段历史像一部电影，并感到每个人都可以成为电影主角。

对历史曲折性的还原，也意味着更好地认知历史。在专访中，黄建新谈到了对开国领袖的崇拜之情。这种感情来源于对历史的认知，在民国初年2800多个政党中（数据来自黄建新采访，另据张玉法《民国初年的政党》统计，民国初年政党类型的团体有312个），中共从50多个党员的小党，发展成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建立者：“我就是看历史，就看到现在，从13个人到今天（的国际地位），几千年来有谁做到了。”

对于现当代史，民间舆论场的争论一直存在，而黄建新认为这源于对历史了解的不充分：“我没觉得有什么争论，因为都没读完，不知全貌。你真的是把这些历史都读完，看历史上国力的强盛变化，就会客观的去对待这个事情。”

在互联网时代，大众对历史的认知更加碎片化。对于没有充分接触史料的观众，黄建新的逻辑是讲感情故事，而不是单纯的历史故事。黄建新的电影寻求更通俗的方式，让观众在细节和情境里看到历史。

黄建新希望观众看到的是精神气质，而不是逻辑。拍摄《决胜时刻》时，黄建新看1949年开国大典的纪录片中，毛主席登上天安门的神情，感觉到向上、深邃、阳光的领袖气质：“我看完纪录片后让他们赶紧修复，最好让观众有穿越的感觉。”而蒋介石在电影里则十分阴郁，气质跟情感连在一起，胜败已经十分明显。

黄建新将自己的电影看作历史的“进门钥匙”：“你看完了有兴趣，自己看书去。”但他亦否认带着过强的科普目的来拍摄此类电影：“我自己感兴趣就拍了，你感兴趣就感兴趣了。”

但这些电影显然有更大的社会意义。根据《想象的共同体》中的著名观点，民族应是一个想象出来的政治意义上的共同体，而历史叙事显然对激发共同体想象十分重要。

北京大学教授张颐武在《建国大业》研讨会谈到过《建国大业》和以往主旋律电影区别，在于它不仅讲述党的军事成功，也在国家合法性的命题上展开叙事，通过民主党派的视角，呈示国共两党围绕新旧政协的两种建国路线的交锋。

之后的几部电影中，可以看到这种合法性的追溯。《建党伟业》展示的是早期共产党对于救亡路线的探索，《决胜时刻》中，土改对中国农民的意义通过小战士田二桥回乡得以展示。

黄建新在这个过程看到中国共产党一路奋进的原因，他的落点在于人：“领袖一定有魅力，党才能聚合全国老百姓，所以淮海战役450万老百姓拿着小车（支援前方），国民党抓壮丁抓不着，连14岁小孩都抓。”

黄建新也试图表现历史进程中的普通人。《决胜时刻》中，黄建新拍摄了小战士田二桥在渡江战役的牺牲，像很多普通战士一样，他没有等到全中国的胜利，但黄建新将这些无名战士视为”构成我们共和国的基础的灵魂”。

这些努力和时代形成对话。《决胜时刻》上映后，对电影评价最高的是95后。2013年还存在于民间舆论的质疑烈士的声音，到今天渐趋消失。黄建新认为激发年轻人的爱国情绪的根本是国家强大：“民国晚期跑的人太多了。现在跑去很多国家连网络都没有，我们中国的小孩没网络活不下去。”

《我和我的祖国》则将视角完全转向普通人，黄建新在上映前告诉观众：“您不妨去验证一下是不是有心灵的共振，是否可以和70年峥嵘岁月来一记深情的拥抱。”平视大众的历史视角和国庆晚上“人民万岁”的烟花表演一样引发网络社区的热烈讨论，年轻人聚集的豆瓣鹅组有一条被点赞上千次的回帖：“我真实地感受到我们是被这个国家爱护着的。”

03 | 市场的主流价值

做拍摄《决胜时刻》前的制作计划时，黄建新发现自己只有三天的纠错时间，而通常这个环节会预留半个月。为了保证电影质量，黄建新组建了能找到的最好团队。拍摄过程中，工业化的制作技术用来规避风险。

这些努力得益于以往的经验的沉淀，黄建新对重大历史题材电影的生产，正建立在中国电影日益工业化的流程和技术底座之上。

黄建新经历了中国电影衰落的90年代，当时年度总票房一度不足十亿，电影院被改造成咖啡厅和录像厅。新片上映，好朋友询问他为什么拍黑白片：“我说这是彩色片啊！电影加工技术差到我的电影放出来没颜色。”

市场的开放让电影人学到新的电影语法。黄建新2001年前后在中影第四公司负责合拍片，逐渐发现“形成一个规律，对生产电影比较有好处”。监制《木乃伊3》时，他看到美国的电影制作管理的文本系统，所有人都遵照这个系统行事：“这个系统根据中国实际情况调整后，我们一些人已经推行了十几年，现在正在慢慢形成。”

黄建新代表性的贡献是推动监制职位的落地。黄建新将监制的角色比作“CEO”，在过去十多年来担任这职位时努力让拍摄成本不超过预算的百分之三，并充当资方和导演的缓冲地带，避免资本直接干预导演创作，这些努力带来了改变：“监制这个位置一开始大家都不理解，现在好的都要抢。”

工业体系帮助了主旋律电影商业上的成功，而主旋律电影也在另一个层面重构着中国电影市场。

几年前，黄建新谈到市场电影是“为人民服务”，中国人正在建立个人的自信，可以在市场环境中选择去看哪部电影：“这是天赋人权里最重要的选择权。

《建国大业》的成功，让电影人注意到主旋律电影和观众的选择权的契合。韩三平就告诉媒体，主流意识形态影片对历史的正面表现符合观众需求：“我发现年轻观众还是喜欢看那些正面表现人生的作品，你说你大量表现吸毒、同性恋，未必他们喜欢。”

黄建新将自己的作品命名为主流价值电影。所谓主流价值观是有希望的价值观，这里面包括了人类对美好的幻想：“可能人类有很多矛盾解决不了，但是电影要完成。”主流价值电影因此具备了消费价值：“普通的人工作一天很劳累了，要看一部满足心理希望的电影。”

当市场选择多样化时，表达最主流的价值观是稳妥的商业化思路。2016年，由真实案件改编的《湄公河行动》创下了国内警匪片的票房记录，出品方博纳影业总裁于冬总结电影成功的原因是“电影所表达的家国情怀，是以往警匪片里所没有的。”

《湄公河行动》等电影的成功，让市场在喜剧和爱情题材之外，从主旋律的爱国情怀中寻找到了中国民意的最大公约数。《湄公河行动》等电影被称作新主流电影，清华大学影视传播研究中心主任尹鸿认为这类电影采用类型化叙事，既能够被大众认知，又表达了主流价值。

主旋律电影内部的市场竞争逐渐变得激烈，2017年，《建军大业》和主旋律化的商业电影《战狼2》狭路相逢，最终《战狼2》收获了破历史记录的票房。《战狼2》电影突出爱国主题，并且表现手法更接近类型片，其中包括徒手接坦克导弹的好莱坞桥段。

到2019年，电影对主流化的追求达到新的高点。国庆档的三部电影都取材于建国以来具有主流价值的新闻事件，对于历史的主旋律书写，变成如今电影寻求市场成功的重要凭借。

在这十年间，黄建新也真正进入了主流。当第五代导演们用光怪陆离的古装故事制造中国大片时，黄建新被电影杂志视为坚守的作者导演。如今黄氏电影对重大历史题材感性真实的叙述，显然比同辈更接近新十年的社会精神和文化市场的动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