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全天候科技，作者姚心璐，创业邦经授权转载。
有些困难并不是突然发生的。
对于程维来说，致命的打击来自于2018年。先后两起命案直接导致滴滴顺风车业务下线，公司陷入巨大的舆论漩涡。
而作为滴滴创始人兼CEO的程维，形象也从此前的互联网青年领袖逐渐光环退散，甚至备受质疑。
延续到2019年初，一张照片里，程维看起来瘦了；在一些公开发言时，他变得更加温和而谨慎。在今年3月一起滴滴司机遇害事故发生后，程维第一时间在微博道歉。
也有些困难是从2019年才开始的。年初，即将50岁的小米创始人兼CEO雷军为公司规划了种种蓝图，但在严峻的市场竞争下，小米的2019仍然是手机销量下滑、股价低迷的一年。
软银孙正义则在下半年经历了“鸡飞狗跳”的一段时光，愿景基金的被投公司WeWork估值缩水、创始人丑闻和IPO失败接连爆出，将“投资之王”孙正义几乎拉下神坛，业界对他的质疑声四起。在2019年即将结束时，人们观察到，孙正义不再像过去那样激进了。
对于程维、雷军和孙正义来说，2019年都不太顺利。当然，比起那些遭遇滑铁卢，甚至倾家荡产、锒铛入狱的企业家，他们的经历也并不致命；用“不如意”来形容他们在这一年的际遇或许更为恰当。
种种意外和挫折，也使这些企业家们对过往的策略进行反思，不断解决那些已被暴露和潜在的问题。
如果站在2020年或更远的未来回头看2019，这些“不如意”也许不一定是坏事。
1. 程维如履薄冰
“安全”变成程维在2019年频繁提及的关键词。在这一年，他发布了28条提到“安全”的微博，常用话题是“安全带打卡”和“前后排都要系安全带”。此前的8年中，他的微博中只有三次提到过这个词，其中一条还是关于恋爱的“安全感”。
回到2年前，程维可能并不会料想到他和滴滴在2018年及之后的遭遇。据当时的媒体报道，他对未来的设想是，“2017年滴滴的重点是修炼内功，2018年会全面出击”。而他可能更想到的是，两场顺风车事故的余波将持续震荡，在2019年仍然笼罩着滴滴。
早在2019年春节时，便有传言称滴滴顺风车即将回归。毕竟，春节是顺风车的“大日子”，各家企业的必争时节。但滴滴最终还是选择了安静，反而哈啰出行在节前上线了顺风车，与嘀嗒出行一起争夺顺风车蛋糕。
2019春节归来，未至元宵，程维就召开月度全员会，宣布滴滴要做好“过冬准备”，将安全和合规确立为2019年的核心目标；同时，对非主业“关停并转”，对岗位重叠和业绩不达标的员工进行裁撤，裁员规模在2000人左右。
“冬天”比许多人预想的更加漫长。从2019年初便传言上线的滴滴顺风车业务，直到年底时才初步试运营，且仅有哈尔滨、太原、北京等7个试行城市。
滴滴内部持续整改客服工作，包括程维、柳青在内的每一位高管都被要求完成8小时的客服体验，而程维的感受是，“问题种类太多了”。
事故冲击下，程维原本计划的国际化战略也放慢了脚步。他解释说，滴滴过去更关注份额，而现在的新追求是“提供更安全、更便捷、更超值、更多选择的出行服务”——安全看起来被他放在首位。
2019年这场资本寒冬里，滴滴也迟迟没有宣布新一轮融资。甚至有传言称，一些老股东在转让滴滴股份，估值大幅缩水。
这一年，留给外界的印象里，程维变了。
这首先体现在外形上。创业以来，程维在无数场合演讲或接受采访，他微胖的80后创始人形象已经深入人心。
但在滴滴总裁柳青3月时发布的一张照片中，程维“瘦成了一道闪电”，尽管他自嘲这只是“角度问题”，但在他微博上频频发布的自拍中，圆脸CEO已经变成了长脸。
更深刻的变化体现在言辞上。
过去，程维是公认的“野心家”，讲话虽温文尔雅，内容却往往狼性十足，意气风发。
美团创始人兼CEO王兴是程维的老友，程维创业之初，也曾与王兴有过频繁交流。但在2018年初、顺风车事故之前，当美团决意进军打车领域，在滴滴大本营的北京开放司机端注册时，王兴喊出了“满20万人就开战”的口号，而程维对老朋友的回应只有5个字：尔要战，便战。
他喜欢将军事词语描述滴滴的发展。在多年前与Uber竞争时，他将其命名为“闪电战”，内部成立了“狼图腾”项目组。在他的办公室墙上挂着“日拱一卒”几个大字。他曾公然表示：我心中无敌。
如今，一切变得温和得多。在宣布“过冬”的当天，程维在朋友圈分享了一篇关于西游记的文章，并配文称，要历经八十一难，才能求取真“经”，“不忘初心、，接受挑战，承担责任”。有未经证实的传言称，在某一日向政府汇报工作时，“程维哭了”。
从3月起，程维开始复更从2014年起就停更的微博，内容亦不像当年那样条条事关滴滴的成就，更多的变成“安全出行”、“为司机点赞”、“科技服务于人”等。
3月25日，当滴滴遭遇了一起司机遇害的意外事故时，程维一改此前事故发生后迟迟不道歉的态度，在第一时间发布微博称，“陈师傅遇害的事让我万分悲愤……一定会为保护司机和乘客的声明财产安全不断努力。”
程维和滴滴这一年都变得更加谨小慎微、如履薄冰。在顺风车重新试运营后，滴滴在运营方案中写道，在5:00到23:00为乘客提供服务，但女性乘客仅在5:00到20:00之间可以使用，一时引起轩然大波，诸多声音指责滴滴可以制造性别不平等。第二天，滴滴便宣布修改规则，将所有顺风车的服务时间均调整为晚上八点之前。
在滴滴7周年纪念日之际，一条滴滴“内部吐槽大会”的视频被广泛传播。其中，程维和柳青出席了在听完员工们对滴滴“打不到车”、“整日开会”等各种或真或假的吐槽后，程维称，“感恩那些一直在关注我们、鼓励我们和一直在批评我们的所有的声音，这些声音就像阳光一样照进来，让我们变成越来越好的自己”。
2. 雷军被挤压到压抑
比起程维，雷军要幸运一些，至少在2018年结束时，小米尚未遭遇太多困难。
当时，唯一被人质疑的是小米在2018年四季度的销量，在国内突然同比下滑35.2%，出货量沦为第五名。不过，雷军和小米对此可能并不意外，由于红米Redmi拆分在即，这个小米旗下最能“走货”的品牌并未在该季度发布任何一款新机，小米品牌也仅在季度内发布一款Mix 3。
发力的时间被放在2019年第一季度。
在这个时间，雷军一口气宣布了多件“大事”：小米与Redmi拆分，前者上探高端机，后者负责“性价比”；同时，小米宣布了未来的“手机+AIoT”双引擎战略，正式将手机之外的业务提升至战略高度；雷军还调任小米电视负责人王川至中国区总裁。
在宣布Redmi独立与Note 7的产品发布会上，被友商逼急了的雷军强势地喊话，说出了那句著名的“生死看淡，不服就干”。
那时的雷军对未来很有信心，在采访时，他就小米高管的安排解释称，“中国区的竞争是最激烈的，川总（王川）带队，我有足够的信心。”
可惜形势不随人愿。在小米密集发布了小米9、Redmi Note 7、Redmi 7等主力机型后，今年Q1的销量几乎未见任何起色，不仅在国内仅有环比30万台的回升，在全球甚至继续下跌了80万台。
2019年是雷军和小米都有些尴尬甚至压抑的一年：不断被友商挤压市场空间，小米股价也不断被看空。
雷军今年满50岁了。他在40岁时创立的小米经过10年积累，终于在2019年7月跻身世界500强，成为世界上最年轻的500强企业。这令他得意万分，榜单公布当日，他接连发布了三条微博庆祝。
然而，也是在这个月，小米上市满一周年时，股价下滑至9.5港元上下，相比IPO时的价格，市值几近腰斩。
对于雷军来说，他或许并没有做错什么。无论是将小米从性价比的桎梏中解脱，追求“极致体验”，上探高端机，还是将小米主营业务从手机拓展至IoT，看上去都是合理且有前景的战略方向。
但市场环境却难以给小米喘息之机。在2019年，手机市场进入整体疲软的第三年，而在国际压力下，华为回攻国内，迅速抢占国内市场份额。
2019年前三季度，除了华为，小米、OPPO、vivo三家头部手机厂商份额均出现显著下滑，手机行业一片惨淡。
在激烈的竞争中，“OV”两家更是直面与小米贴身肉搏。原本，这两家手机厂商以非性价比产品、主打线下渠道著称，但在2019年，OPPO系realme从印度“杀”回国内市场，在2000元以下的低端机中对标Redmi；vivo则推出主打性价比的iQOO，价格配置直接对标小米，形成“小米有我有、小米无我也有”的竞争格局，他们从四面八方抢食小米的份额。
此时此刻，雷军提出的小米“放弃速胜论、准备持久战”的观点已难以分清是主动选择，还是被动回应。
5月，雷军一改此前的放心态度，亲自接任中国区总裁，王川转而负责大家电事业部。在雷军接手中国区后，对外显得很安静，但内部信息透露，在此期间内，雷军面谈了上百名员工，从中国区核心主管到各省、市线下主要业务负责人。
一个月后，雷军在内部召开了闭门干部动员会，强调了小米中国区未来三年的策略概要，包括抓紧5G机遇、强化新零售建设，计划在渠道方面追加50亿元投入，喊出“小米铁军，三年决胜”的口号。
但值得注意的是，在2年前，雷军曾提出过手机业务“10个月重回中国区第一”的目标，在这次闭门会议中，雷军修改了这一目标，主动改成了“稳三（第三名）望一”。
小米把希望押注在5G上。2019年Q2、Q3手机销量的不如意，在官方的解释中，成为5G手机来临前的主动策略，目的是减少4G手机库存。雷军更是化身5G布道者，在参加10月底的乌镇互联网大会时，他直言“最关心的就是5G”，期间更是连发两条微博，展示自己手机的5G测速结果。
“在2020年，小米会发布10款以上5G手机”，雷军在多个场合这样强调。
在这一年即将结束时，5G的确为小米带来了不错的“红利”。在发布起售价为1999元的5G手机次日，小米股价暴涨8.47%，为一年来最大涨幅；连涨数日后，股价稳定在10.5港元左右。
5G和IOT概念能支撑小米股价涨多久尚难判断。商战永不停歇，迈入天命之年的雷军又将面临一轮新的竞争。
3. 孙正义为疯狂埋单
孙正义的“不顺心”来得相对晚一些。
这位以激进甚至疯狂著称的“投资之王”，在5月时还对外宣布准备发行第二支愿景基金，与第一支规模一样，同为1000亿美元。
那时，他对外晒出了第一支愿景基金的成绩单：回报率高达29%，在2018年全球累计负回报资产占比93%的背景之下，这一表现颇为亮眼。
在互联网的世界里，孙正义被“封神”多年。他投资阿里巴巴获得2900倍回报的故事，更是在业界被反复传颂。
2016年，孙正义成立了首期规模高达930亿美元的愿景基金，这也是全球规模最大的科技基金，当时体量相当于“15个红杉资本”。
愿景基金投资风格彪悍。在市场空间足够大的赛道中，他给予企业远超其自身需求的资金，强迫企业和创始人快速扩张，形成“闪电式扩张”风格，在行业中形成一定的垄断地位，从而获得超额利润和回报。在愿景基金过往的投资中，多笔额度超过10亿美元，这个规模已经相当于一个“独角兽企业”。愿景基金的出现一定程度上也重塑了投资界的游戏规则。
被孙正义看中的创业者甚至无法拒绝他的投资。当他们试图拒绝时，孙正义往往会威胁称，将会把这笔钱投资给公司的竞争对手。在滴滴、Uber身上，他被曝均使用过这种伎俩。
那是孙正义式的霸道。野心勃勃的他曾说，“人生只有一次，我希望高瞻远瞩，我不想小赌怡情。”
在过去很多年里，似乎无人能阻挡孙正义的脚步，直到2019年。
作为愿景基金成立后投资额最大的一个项目，Uber曾被寄予厚望。它IPO前，估值最高时一度达到1200亿美元，但到5月份IPO时，估值降到了840亿美元。
今年7月以来，Uber股价持续跳水。截至目前，已较45美元的发行价下跌超33%，市值不足520亿美元。
被孙正义寄予厚望的共享空间企业WeWork遭遇滑铁卢，连续经历了估值缩水、CEO下台和IPO失败。
自2017年起，孙正义已经先后在WeWork上投入上百亿美元，而今年则本应是他和软银愿景基金的“收割季”。
然而，8月15日，当WeWork披露招股书后，其2018年超过18亿美元的巨额亏损引发了二级市场与投资者的强烈质疑。
更糟糕的是，同一时期，WeWork创始人、超级投票权拥有者诺依曼被曝在飞机上吸食大麻、在公司任人唯亲，以及其个人与公司存在着可疑的关联交易。
没有人愿意再给予这样一家企业高达470亿美元的估值。从那时起，WeWork的估值以闪电般的速度缩水，几个月之内便跌至250亿美元、170亿美金，再至70亿美金，比它此前疯狂的扩张速度还要快上许多。10月6日，WeWork撤回IPO计划。
WeWork的失利不是一场意外。在这场IPO风波中，无数分析将症结指向孙正义本人。两年前，孙正义首次与诺依曼会面时，他开出了一张44亿美元的投资支票，告诉对方，“要将WeWork扩张至原本目标的10倍”。孙正义以一贯的激进态度告诉诺依曼，“在战斗中，疯狂比聪明更正确”。
疯狂使WeWork的资金需求越来越大，在IPO之前，累计融资额已达到160亿美元。最终，当一切被披露时，盛极转衰。
在IPO申请撤回半个月后，软银宣布接手WeWork，向诺依曼支付17亿美元遣散费，后者离开WeWork。同时，软银向WeWork再次注入100亿美元，避免其陷入资金困境，并获得其控制权。
两项打击之下，孙正义的软银集团经历了1981年以来最糟糕的一个财报季。在11月公布2020年财报中报时，软银出现了1.4亿美元的营业赤字，其中，在7到9月份，愿景基金出现了约为89亿美元亏损，这也是该基金成立以来首次出现赤字。
孙正义在财报会议上安抚投资者称，对于WeWork，“即使不能获得较大的收益，我们依然认为，有能力收回投资。我们在内部回报率方面依然有收获。”
尽管孙正义在表面上依然是乐观的，但经历了2019年的种种不如意后，这位激进的投资人开始变得稳健。
以往，疯狂强调扩张的孙正义在近期的一次活动中称，许多增长指标都难以被证明是正确的估值方法，“没有所谓的GMV、营收或用户数量的倍数一说”。
在他的观点里，企业的资金健康终于变成更重要的指标。“最终还是现金流的倍数，再无别的衡量标准。不要炒作，这点我从最近的事情中（指WeWork）学到很多。公司的估值是多少？就是稳定状态下的现金流倍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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