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溯元育新（ID： EnvolveGroup），创业邦经授权转载。
在美国的感染人数已经是全球第一的情况下，新冠疫情可能令美国在西方世界中损失最为惨重。接下来，我们将呈现这背后的原因和机理。
三个月前，在美国本土几乎没人知道新冠病毒的存在。而如今，病毒已经传播到几乎每个国家，据统计感染了至少78万人，此外还有人，无法统计。它已经使经济崩溃、医疗体系崩溃、医院满员，公共场所无人问津。它使人们无法工作，亦不能与亲友相会。它以大多数人从未见过的规模破坏着现代社会。很快，大多数美国人的身边都会出现感染者。像二战或911事件一样，肆虐的疫情已经在美国人民心中留下烙印。
目前看来，疫情大流行已不可避免。近年来，成百上千的医学专家透过书籍、报告、报纸专栏警示全球疫情爆发的可能。比尔·盖茨更不断将这种可能告诉愿意听的人，包括他TED演讲的1800万观众。2018年，我为《大西洋月刊》撰文，称美国还没有为疫情大流行做好准备。在2019的十月份，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健康安全中心（Johns Hopkins Center for Health Security）对新的冠状病毒席卷全球的可能性进行了辩论，紧接着，这件事就成为现实[1] 。“如果？（what if）” 变成了“咋整？（now what）”。
所以，现在究竟要怎么办？上星期三的傍晚，现在看来就像是遥远的过去，我还和一个预产期没几天的朋友谈论这场流行病。我们意识到，她的孩子将会出生在一个被疫情彻底改变的社会，成为被疫情彻底改变的一代人。我们决定将这代人称为新冠一代（Generation C）。
各位读者，我们将见证一段历史。我们的选择，与因此造成的损失，将影响整整一代人。但是首先，我们来做个简单的估算。在全球健康安全指数的报告，对每个国家针对大流行病的防备等级进行评级，美国的得分为83.5，自然是世界上最高的。富有，强大，发达（这里原文作者加了粗，意味深长，我们予以保留 - 译者注）的美国被认为是世界上面对疫情准备最充分的国家。很显然，这种幻想已经破灭了。尽管病毒在其他国家/地区传播了数月之久，美国应该做足充分的准备，但当美国最终面对新冠病毒的考验时，四个字，一塌糊涂。
波士顿大学医学院传染病医师（infectious-diseases physician at the Boston University School of Medicine）Nahid Bhadelia表示：“无论如何，像SARS、新冠这样的病毒就是一场严苛的测验，哪怕是设备最完善的卫生系统，也不一定能轻易通过。”这种病毒相比于季节性流感，更容易传播，更致命，也更隐蔽，在明显症状显露之前，病毒就会从一宿主传播到另一宿主。为了遏制这种病原体，各国必须迅速使用检测试剂盒，识别感染者，隔离他们和任何密切接触者。这就是新加坡、韩国和香港所做的，对新冠病毒取得了很好的遏制作用，然而美国并没有这样做。
正如我的同事Alexis Madrigal和Robinson Meyer所报道的那样，疾控中心（CDC）在2月份研制并分发了一种无效的检测试剂盒。尽管独立实验室开发除了替代方案，但受困于FDA的官僚主义无法投入使用。在最为关键的2月，当美国的疑似病例增至数万人时，只有几百人接受了测试。像美国这样的生物医学强国在这件事上的失败是难以想象且无法原谅的。乔治敦大学的从事与传染病有关的法律和政策问题的Alexandra Phelan说：“我都不知道我和其他人做的检测结果是不是正确的。”
检测的失能，是美国面对大流行迄今为止一败涂地的根本原因，是坏了其他一揽子应对政策的一颗老鼠屎。如果美国可以准确地跟踪病毒传播路径，那么医院就可以执行他们相应的疫情应对措施，通过分流诊室，订购额外医药用品，给每个人加上电子标签，或安排特定场所，来应对新冠患者。但这些都没做到，取而代之的是，一个已经接近满负荷运转的医疗系统。美国的医疗系统本身正在经受严峻流感季节的挑战，突然遭遇这种不受大家重视，肆意传播，却极其严重的病毒，过度紧张的医院变得不堪重负。基本的防护设备，如口罩，防护服和手套，逐渐用尽。医院病床将被占满，为患者肺部供氧的呼吸机也供不应求。
危机期间，美国的医疗体系几乎没有回旋的余地。整套系统运作的前提是未受影响的州可以在紧急情况下帮助处于困境的州。这项行事准则可能适用于飓风或森林火灾等局部灾害，但不适用于目前在所有50个州肆虐的大流行病。本应发挥效用的合作已让位给竞争；惊慌失措的医院开始疯狂囤积物资，就像不知所措的普通人开始疯狂购买卫生纸一样。
回过头想，其实部分原因是因为白宫是本就是一个科学知识的低洼之地。国家安全委员会下属的大流行病防范办公室竟于2018年解散。今年1月28日，该办公室前成员Luciana Borio敦促政府“立即采取行动预防可能在美国传播的大流行病”，并专门开展工作。与私营部门一起开发快速，简便的检测方法。但是随着大流行病防范办公室关闭，这些警告发布在《华尔街日报》上[2]，而不是对着总统的耳朵里说出来。美国并没有针对疫情采取行动，整个计划都被搁置了。
但现状差过与我接触过的每个卫生专家的预计，美国针对新冠危机的处理方式是无情、盲目的，整个系统都极不协调。负责2014年美国对西非埃博拉疫情救援行动的Ron Klain和Johns Hopkins Medicine防灾工作的Lauren Sauer都认为现在的情况已经比任何预期更加棘手。疫苗联盟Gavi负责人Seth Berkley说：“作为一个美国人，我感到恐慌。”美国可能将会面临西方世界中最严重的疫情。
在疫情控制方面远落他国之后的美国，望尘追迹确实困难，但并非毫无可能。某种程度上来说，由于新冠肺炎是一种长久而延绵的疾病，所以短期内不会陡然生变。即便被感染的病患已经在潜伏期自我隔离，也要等到几天之后症状才逐渐显现。其中一些被感染者将在4月初进入重症监护室。截至三月中旬，美国已确诊病例17,000例，但实际数量可能在60,000到245,000之间。目前，这个数字开始呈指数级增长：截至周三早上，官方确诊人数为54,000，实际患病人数未知。医护人员已经看到了令人担忧的迹象：设备不断减少，但患者和被感染的医护人员数量却有增无减。
意大利和西班牙对未来的疫情形势发出了严峻警告。目前医院紧缺床位、医疗资源和医护人员。由于无法挽救所有感染者的生命，医生被迫陷入到常人难以想象的残酷境地：只救助最有希望存活的患者，把剩下的病人留给死神。而美国的人均床位数量甚至少于意大利。一个伦敦帝国理工学院的小组研究得出结论，如果疫情仍未得到控制，到四月下旬，美国所有医疗床位将无一空缺[3]。6月底时，约每15名新冠患者中就有一名性命垂危，需要一张可用的ICU病床。夏天结束时，疫情将造成220万美国人直接死亡，还有那些间接死亡于心脏病发作、中风和车祸的人。这是最坏的情况。要避免这种情况，必须马上完成以下四个任务。
其一，首要任务是迅速生产口罩、手套和其他个人防护设备。
如果医护人员无法保证自身健康，再好的配套措施也将溃败。某些地区的库存已经很低，以致于医生在抗疫期间只能重复使用口罩，呼吁公众捐款或自己缝制口罩替代品。这种短缺之所以会发生，是因为医疗用品是按早前落下的订单生产的，并依赖于当前复杂冗长又不堪重负的国际供应链。中国的疫情中心湖北省，也是医用口罩的制造中心。
国已经部署了战略性国家储存（国家级医疗设备），尤其在疫情最严重的州。不过储备并非取之不尽，用之不竭。Trump可以利用这段时间援引《国防生产法》，努力控制疫情，督促美国制造商生产医疗设备。但是据报道，由于美国商会和大型公司负责人的游说，Trump在上周三宣布该法案后，并未真正执行。
制造商们已经开始应对疫情的挑战，但他们星罗棋布，缺乏集中而紧密的组织。内布拉斯加州大学公共卫生学院院长Ali Khan说：“有一天，我们会听到一个故事，X城的医生正裹着毛巾进行手术，Y城人们衣柜里的口罩却堆叠如山。”。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彭博公共卫生学院（Johns Hopkins Bloomberg School of Public Health）的Thomas Inglesby说：“现在全美各地都需要整合大规模的物流和供应链。” 在白宫里经验不足的小团队无法完成这一任务。Inglesby说，解决方案是让国防后勤局（Defense Logistics Agency）协助控制疫情，该机构有26,000人，平时为美国军队的海外行动做准备，并协同解决了曾经的公共健康危机，包括2014年埃博拉疫情。
其二，需要国防后勤局的积极协调：大规模推出病毒检测试剂盒。
病毒检测由于五个方面的欠缺而迟迟无法进行：
1.保护测试人员的口罩
2.收集病毒样本的鼻咽拭子
3.用于从样本中提取病毒遗传物质的试剂盒
4.试剂盒中包含的化学试剂
5.懂得做病毒检测的人
以上一众短缺中再一次由于紧张的供应链。美国依靠三家制造商生产提取试剂，以防任何一种试剂出现差错，但这三家制造商远远无法满足当下全球前所未有的需求。同时，意大利伦巴第（Lombardy）有最大的鼻咽拭子制造商之一，却是欧洲受灾最严重的地方。
令人欣喜的是，物资缺口正在缩小。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正在批准那些由私人实验室开发的测试，进度飞快。成果是，至少有一名医护人员能在一小时内提供检测结果，这将使医生知道面前的患者是否患有新冠肺炎。公共卫生实验室协会的Kelly Wroblewski说，美国“生产能力与日俱增”。
Trump在3月6日说：“任何想做检测的人都有做检测的机会。” 现在看来，仍然言过其实，他的幕僚很快就纠正了他。无论如何，焦虑的人们仍然涌入医院，寻求不必要的检测。乔治·梅森大学（George Mason University）的Saskia Popescu说：“人们即使没有症状，也想让坐在旁边咳出声的人统统被检查。” 有些人只得了感冒，但医生仍然不得不戴着口罩检查他们，浪费本就寥寥无几的医疗资源。“这确实给医疗保健体系带来了压力，” Popescu说。即使现在试剂盒的数量有所增加，检测与否仍需谨慎。哈佛大学的Marc Lipsitch表示，当务之急是检测医护人员和住院患者，让医院先解决首要矛盾。一旦眼前的危机有所缓解，就应该撒更广的检测网去排查。“而不是简单地说：‘咱们做个检测吧！’” Inglesby说。
第三，在此期间，如果不采取有效的社会隔离（social distancing）以控制住新冠病毒，非常有可能让美国的公共卫生系统崩溃。现在，整个国家的命运，都取决于此。
不妨这样想：现在只有两类美国人。A组包括参与疫情响应的每个人，无论是治疗患者，进行测试的人，还是设备供应商。B组包括其他所有人，他们的工作是为A组争取更多的时间。B组现在必须通过将自己与他人物理隔离来切断传播链，从而“使传播曲线变平”。鉴于新冠病毒的发展态势，为了防止未来医疗系统的崩溃，必须立即采取这些看似激进的措施。
Source: 哈佛大学全球健康研究所
如果没有来自白宫的明确指导方针，说服一个国家的人民自愿在家隔离是不容易的，市长、州长和企业主被迫先行自我隔离[4]。一些州已经禁止大型集会或关闭学校和餐馆。至少有21个国家已经实行了某种形式的强制隔离，迫使人们呆在家里。然而，在美国，仍有许多市民继续涌入公共场所。
第四个需要做到的事是，当所有的利益都取决于许多人的牺牲时，明确的协调至关重要。必须一而再、再而三地声明自我隔离的重要性。相反，Trump一再淡化这个问题，他告诉美国，“我们已经很好地控制住了”，当感染数量上升时，“将下降到接近零”。在某些情况下，就像他声称的无所不在的检测一样，他误导性的话语再次加深了危机。他甚至吹捧未经证实有效的药物。
白宫新闻发布厅外，Trump显然一直在听国家过敏和传染病研究所所长Anthony Fauci（美国版钟南山）的发言。自里根以来， Fauci一直为每位总统提供最新的流行病意见，他现在坐镇新冠病毒工作组，该工作组几乎每隔一天就与Trump会面一次。“他有他自己的风格，让我们就此打住吧，”Fauci告诉我，“但到目前为止，我所提出的任何建议，其实质内容，他都听过了。”
但Trump似乎已经动摇了。最近几天，他已经表示，为了保护经济，他准备放弃社会隔离的政策。专家和商界领袖也使用了类似的措辞，他们认为，老年人等高风险人群可以得到保护，而低风险人群则可以重返工作岗位。这种想法很诱人，但是很危险。它高估我们将“高风险”的人与社会隔离的能力，低估了这种病毒对“低风险”群体的打击程度，而且，即使是年轻人患病，医院也会不堪重负。
宾夕法尼亚大学最近的一项分析估计，即使社会隔离措施能将感染率降低95%，仍有96万美国人需要重症监护。美国只有大约18万个呼吸机，更确切地说，我们的呼吸内科医师和重症监护护士只能安全地照顾10万个呼吸衰竭病人。放弃社会隔离是非常愚蠢的。在检测和防护设备仍然稀缺的当下，放弃它将会是一场灾难。
即使有一个完美的应对措施，也不会迅速结束此次冠状病毒大流行。只要病毒存在于世界上的一个角落，一个受感染的旅行者就有可能在那些已经扑灭战火的国家点燃新的火花。这种情况已经发生在中国、新加坡和其他亚洲国家，这些国家似乎暂时控制了疫情。
在这种情况下，三种可能的结局其实已经很清楚了（one that’s very unlikely, one that’s very dangerous, and one that’s very long）：
1.要么奇迹发生，病毒突然从这个世界上消失（几乎不可能）；
2.要么病毒肆虐，造成人员的重大伤亡和经济的重大损失；
3.要么就是艰苦奋斗、长期斗争，最终战胜病毒，走向正常的秩序与繁荣。
第一种情况是，每个国家都设法同时控制住病毒，就像2003年SARS的情况一样。考虑到冠状病毒流行的广泛性，以及许多国家的糟糕现状，全球同步控制的可能性似乎微乎其微。
第二种情况是，今次疫情同过去流感大流行看齐：它在世界各地肆虐，留下了足够多的免疫幸存者，最终使其难以找到可行的宿主。这种“群体免疫”的情况会很快发生，因此看上去十分美好。但它也会付出可怕的代价：新冠病毒比流感更具有传染性和致命性，可能杀死数十万人并摧毁卫生系统。起初，英国似乎考虑过这种群体免疫策略，但当模型显示出可怕的后果时，英国又改变了主意。美国现在似乎在左右摇摆。
Source: 大西洋月刊
第三种情况是，全世界都在和病毒玩一场旷日持久的“打地鼠”游戏，到处扑灭疫情，直到生产出疫苗。这是最好的选择，但也是最漫长、最复杂的选择。
首先，我们来谈谈疫苗生产。如果这是流感病毒，那会简单一些。全世界都有制造流感疫苗的经验，而且每年都会生产。但是，目前尚没有冠状病毒的疫苗-到目前为止，这些病毒导致的病病征，都是相对轻微且十分罕见的，因此研究人员必须从头开始。但新冠疫苗研发的初期速度极快。上周一，由Moderna和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National Institutes of Health）研发的一种可能疫苗已进入早期临床测试。这意味着，从科学家第一次对病毒基因进行测序，到注入人体，只隔了63天[6]。Fauc说：“这绝对是世界纪录。”
但这也是随后许多漫长流程中最快的一步。最初的试验只会让研究人员明白疫苗是否安全，以及是否激活了免疫系统。然后，研究人员将需要检查它是否真正阻止了新冠病毒的感染。他们需要进行动物测试和大规模人体试验，以确保疫苗不会引起严重的副作用。他们需要确定以下几个方面：
1.人们需要以什么剂量注射疫苗
2.疫苗是否适用于老年人
3.疫苗注射是否需要配合其他化学物质以达到效果
Gavi的Seth Berkley（GAVI，全球疫苗免疫联盟，比尔梅琳达盖茨基金会创立，译者注 - chien）说：“即使能用，人们也没有简便的方法来大规模制造它。”这是因为Moderna正在使用一种新的疫苗接种方法。现有的疫苗通过向人体提供灭活或破碎的病毒来起作用，从而使免疫系统能够提前做好防御工作，而Moderna的疫苗则包含一小部分SARS-CoV-2的遗传物质-RNA。这个想法是，人体可以利用这些链条来构建自己的病毒识别片段，然后这些片段将构成免疫系统准备工作的基础。这种方法适用于动物，但未经人体实验证实。
相比之下，法国科学家正在尝试使用新的冠状病毒片段，改良嫁接现有的麻疹疫苗。Seth Berkley说：“这样做的好处是，如果明天我们需要大量的疫苗，那么世界上许多工厂就会知道如何生产。”伯克利和其他人估计，不管哪种策略更快，开发一种经过验证的疫苗都将花费12到18个月的时间，经过生产，并且注射进人体，则需要更长的时间。
如此，新冠病毒很可能在美国人的生活中阴魂不散至少一年，甚至更长时间。如果当前这一轮社会隔离措施奏效，传染病可能会消散，让社会重回正轨。办公室里或许会人满为患，酒吧里也再次人群熙攘。学校可以重新开放，朋友能够重聚一堂。但随着日常生活的恢复，病毒也将复苏。这并不意味着社会必须在2022年之前持续封锁。但是，“我们需要准备好经历多轮社会隔离，” 哈佛大学的Stephen Kissler说。
未来几年的大部分时间内，社会动荡的频率、持续时间和时机，都取决于目前病毒未知的两个特性。
第一：季节性。人们往往在冬季易感染冠状病毒，夏季时病毒减弱或消失。新冠病毒可能也是如此，但当社会上对病毒缺乏免疫的人如此之多，季节性变化可能不足以减缓该病毒传播的速度。哈佛医学院和波士顿儿童医院的Maia Majumder说：“许多国家都在焦急地等待夏天去消弭北半球的病毒传播。”
第二：免疫力的持续时间。当人们被较轻的冠状病毒感染时，会引起类似感冒的症状，这些人的免疫力不足一年。相比之下，少数受杀伤力更大的SARS病毒感染的人免疫时间更长。假设新冠病毒处于二者之间，康复的病人或将具有几年的免疫力。为了证实这一点，科学家需要开发准确的血清检测，以寻找赋予人体免疫力的抗体。他们还需要确认此类抗体确实阻止了人们感染或传播病毒。若确实如此，免疫人群能够终结社会隔离，重返工作，照顾弱势群体并恢复经济稳定发展。
科学家可以利用两次发病之间的时间来开发抗病毒药物，尽管它不太可能是万能药，且会产生副作用和耐药性。医院可以储存必要的医疗物资，分发检测套装，以尽快控制有复苏苗头的疫情。美国没有理由让新冠病毒在不知不觉中卷土重来，因此未来也没有理由像现在这样大范围而严厉地执行社会隔离。正如Aaron E. Carroll 和Ashish Jha最近所写：“学校和企业尽可能保持开放，在疫情控制失败时再迅速关闭，一旦查出并隔离了感染者，就重开学校和企业。除了防守，我们还可以有更多主动的方式。”
全力抑制疫情传播所带来的经济代价，将会是巨大的。在美国，大约已经有五分之一的人因此失业。酒店空空如也，停飞飞机泊满机场，餐馆和其他小型企业面临倒闭。低收入人群受到社会隔离措施的重创，更可能染上慢性疾病，在面对新冠肺炎时更为脆弱。加州伯克利大学的医学史学家埃琳娜·康尼斯（Elena Conis）说，“尽管疾病在历史上使美国的城市和社会发生了许多次动荡，但这在过去很长一段时间都没有以这么大规模的形式爆发出来。我们的城市化程度、大城市规模已经远远超出了原先的水平，我们有更多的人长途旅行，远离家庭进行工作，这将会对生活稳定造成无法想象的巨大影响。”
随着传染病本身开始被控制住后，其带来的精神健康问题将继续流行。在面对令人恐惧又充满不确定性的传染病面前，人们被迫中断他人的日常社交接触。拥抱，握手和其他社交仪式现在是危险和被传染的象征，而患有焦虑症或强迫症的人正在挣扎。已经被排除在公共生活之外的老年人，被社会要求与其他人进一步拉开距离，这将极大加深他们的孤独感。由于人们被迫住在并不安全的环境当中，家庭暴力和虐待儿童的事件有可能激增。
大流行之后，从新冠病毒中康复的人们可能会受到进一步的羞辱和污名化；这跟埃博拉病毒（Ebola），SARS和艾滋病毒的幸存者所处的境地一模一样。站在抗击疫情第一线的医护人员将需要时间来休息和恢复：SARS侵袭多伦多后的一到两年内，那些直面疫情的医护人员的生产力仍然较低，更有可能出现情感倦怠（burnout）和创伤后压力（post-traumatic stress）。这段长时间隔离+检疫的经历，将给人们的心理带来绝大的震荡。《大流行病中的心理学》作者，不列颠哥伦比亚大学（University of British Columbia）的史蒂芬·泰勒（Steven Taylor）说：“我在武汉的同事们注意到，现在那里的一部分人拒绝离开家门，并患上了广场恐惧症。
“在我们度过这种创伤之后，世界还有变得更好的潜力，”新美国安全中心（the Center for a New American Security）的Richard Danzig说。各个社群（communities）已经在寻找新的团结方式，即便他们必须保持物理上的距离。大家对公共卫生、个人健康的态度和严肃程度也可能得到提升。康尼斯说，艾滋病毒的出现，“大范围改变了年轻人对不安全性行为的看法和行为习惯。现在，使用安全套已成为常态，对性病的检测，也已成为主流。”同样，洗手保证洗够20秒钟，这一即使在医院里也难以养成的习惯，也有可能在本次大流行病之后变成一种人人遵守的习惯”。
大流行还能促进社会变革。民众、企业和机构很快采取了一些他们早就应该深度采纳并迭代的做法，包括在家办公、为残疾人提供电话会议，适当的病假以及灵活的育儿安排 。西北大学人类学家Adia Benton说：“这是我人生中第一次听到有人说，‘哦，如果您生病了，请待在家里。” 也许国家会意识到，对抗疫情不仅涉及口罩、疫苗和检测，还涉及公平的劳工政策和稳定平等的医疗体系。也许国家会意识到，医护人员和公共卫生专家构成了美国的社会免疫系统，而这一系统却在过去缺乏资金、受到打压。
在本次新冠病毒流行病结束之后，美国可能需要重新考虑某些个体核心价值观。在疫情期间，美国的许多主流价值观似乎都在给控制疫情帮倒忙。当人们需要留在室内保证健康时，一些人仍旧大摇大摆地走进酒吧和俱乐部，用经典美国式的个人主义、例外主义和“我爱干啥就干啥“的所作所为给自己辩护。
当然，这大可以用以下的观点来解释和合理化：经历了911多年的反恐创伤之后，美国人决定不再在恐惧中生活。但我们要清楚的认识到，新冠病毒并不是来让他们生活在爆炸和袭击的恐惧当中的，病毒只会对侵占他们身体里的最后一个细胞感兴趣。
多年的孤立主义言论也产生了严重的后果。一些美国民众视中国为遥远而迥异的国度，那儿的人会吃蝙蝠，活在不可思议的威权主义环境中，而病毒永远不会传到美国本土。但这些人根本没有想到的是，他们自己将是下一个被感染的患者。
“大部分人，在疫情初期相信主流媒体宣传的那一套“封闭政策”是行得通的，” 东北大学（Northeastern University）研究法律和公共卫生学的Wendy Parmet说， “大家盲目相信以下事实：只要“我们“把”他们“拒之于国门之外，就会没事的。当你身处在一个全民认同孤立主义和民族主义是合理的大环境下，大型传染病到来时，正常人群就特别容易受到伤害。”
历过过往流行病的专家们长期以来一直警告说，美国社会陷入了“先恐慌，再忽视”的恶性循环中。在每次危机（炭疽热，SARS，流感，埃博拉病毒）发生后，都会引起大范围的社会关注，随之而来的就是各种对防疫的投资。但在短暂的时间之后，公众对于流行病的记忆消失了，预算也减少了。这种趋势在美国各个州都很常见。当新常态（流行病消退）出现时，异常情况（流行病）好像就离我们十万八千里了。但我们有理由认为新冠病毒可能是一场灾难，而且会带来更彻底、更持久的变化。
近几十年来的其他主要流行病或仅对美国造成轻微影响（如SARS，MERS，埃博拉）的病毒，要么是比预期要轻（如2009年H1N1流感），要么是主要针对特定人群（如Zika寨卡病毒，HIV艾滋病毒）。相比之下，新冠病毒直接影响着每个人，改变了人们生活的常态。
这不仅将其与其他疾病区分开，而且与这个时代的其他系统性挑战大相径庭。当一个政府在气候变化问题上含糊其辞时，人们在数年内无法感受到其影响；即便是真的有影响，也难以分辨清楚。而这跟Trump今天说“每个人都可以被检测”，后天又说“没法保证每个人都能被检测”，是完全不同的。大流行病的背景下，人人平等。特权和权力通常能庇护它的主人免于危祸，比如被隔离、感染病毒或者失去亲人。不过病倒的人里的确又包括参议员。解散公共卫生机构、轻视专业知识、让医院超负荷运作的后果，不再仅仅是愤怒的民众，而是一对对发白的双肺。
911之后，世界开始聚焦于反恐。而新冠病毒之后，人们的关注点可能转移到公共卫生上。流向病毒学和疫苗学的资金将大幅攀升，申请公共卫生项目的学生数量将激增，国内医疗用品的生产也会增加，大流行病将成为联合国大会的首要议程。Anthony Fauci（安东尼福西，前一阵子传得比较广的“美国钟南山”，译者注）现在是家喻户晓的名字。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健康安全中心的医学人类学家Monica Schoch-Spana说：“人们本以为是警察或消防员的所作所为，最终会变成流行病学家的工作。”
这一转变能保护我们不被下一种不可避免的疾病侵害。曾带领美国人民抗击埃博拉病毒的Ron Klain表示：“经历过SARS的国家对此次疫情具有公众意识，因此可以采取行动。” “目前美国人最常说的一句话是，'我从没见过这种事。’ 但香港人绝对不会这么说。对于美国乃至整个世界来说，大家都心知肚明这次疫情将起到什么作用。”
但当社交媒体算法，和政党立场偏颇的媒体只提供受众想要的新闻时，美国会从疫情中总结出什么，实在难料。新美国安全中心的外交政策专家伊兰·戈登伯格认为接下来几个月（社情）动态将至关重要。他说：二战或911事件后的（民心）转变非因一个观念忽然冒起，这些想法已经存在。但当下动荡的情势，及美国人寻求彻底变革的意愿，将令两股可能思潮的碰撞更为尖锐。
译者注:
二次大战和9-11事件后，反共及反恐分别成为美国“全民共识”，亦演变出麦卡锡主义和反穆斯林的极端意识形态。
想象一个大部分国民都认为美国击败了新冠病毒的世界。纵使犯下众多错误，特朗普的支持率依然上升。想象一下，他成功地将责任归咎于中国，将其塑造成反派，而美国则是经历危机依然坚韧的英雄。到他的第二个总统任期，美国超级自我孤立政策再行一步，退出北约和其他国际联盟，建起了真实且颇具象征意义的边境隔离墙，并撤回对外国投资。随着新冠一代人的成长，“外国人瘟疫” 取代了共产主义者和恐怖分子，成为新一代的“威胁”。
但若美国汲取教训，我们可预想另一种未来。略讽刺的是，"保持社交距离“蕴藏的公民精神，可能令我们无分国籍，团结彼此，而2020年11月的大选将是对 “美国优先” 政策当头棒喝。就像二次大战后，各国从孤立主义转向国际合作一样。稳健投资和优秀人才涌入美国，医护人员激增，新冠一代孩子们在作文中立志成为流行病学家。公共卫生成为外交政策的支柱。
当同非典、新冠同样的疫情在十年后从天而降时，不出一月便会被我们剿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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