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深几度，作者吴俊宇，创业邦经授权转载。
身份转移
这次疫情之后，我们正在迎来一场全社会的“身份转移”。
所谓“身份转移”其实指的是当下职业和过去职业相比，从传统意义上看，似乎显得变得没那么“光鲜”了。
上到明星，下到包工头、毕业生，他们都在遭遇“身份转移”的挑战。
罗永浩可能是吹响“身份转移”号角的第一人。
他从一位企业家，在抖音上变成售货员，通过直播带货的方式偿还离开锤子科技的债务。
更多的案例是，演员无片可拍抢占综艺节目档期，电影小导演成为广告制片人，北影毕业生到密室逃脱成为NPC，一批媒体人、公关人转行卖保险。制造业技术员、搬家公司小老板、工地包工头最后成为滴滴司机。
最具代表性的群体则是，浙江横店当地最近新注册外卖骑手人数创造历史新高，其中超七成来自群演队伍。一群横漂，暂时闭上逐梦演艺圈的双眼，成为外卖小哥。甚至，都市白领、健身教练等其他行业从业者，也开始送外卖。
在刚刚结束的两会工作报告中，提到了两个关键数据：
今年要优先稳就业保民生，城镇新增就业900万人以上，城镇调查失业率6%左右，城镇登记失业率5.5%左右；
今年高校毕业生达874万人，要促进市场化社会化就业，高校和属地政府都要提供不断线就业服务；
2020年，全社会恐怕正在要面临最难就业季。
谁来结网
20世纪80年代，英国首相撒切尔夫人谈到福利国家制度时说：社会有一个梯子和一张安全网，梯子用来供人们自己努力改善生活，安全网则用来防止人们跌入深渊。
在我们当下这个社会发展状况之下，社会保障其实不仅仅是政府的职责，也成了企业的责任。在中国，一批平台级互联网企业承担起了安全网的责任。
这些平台级互联网企业体系内的产品，成为了吸纳就业的最佳蓄水池：阿里（饿了么、盒马），字节跳动、滴滴、快手都是如此。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2019年5月发布过一份名为《制造业岗位都去哪了》的研究报告。
这份报告显示，大批制造业人口减流。分流到了住宿和餐饮业，批发和零售业，文化体育和娱乐业，信息传输、计算机服务和软件业，居民服务和其他服务业，租赁和和商用服务业。
“计算机服务和软件业”、“ 居民服务和其他服务业”，这其实就是我们通常理解的饿了么、滴滴、抖音、快手这样的平台。
这段话如果深入理解会发现，新经济平台在政策制定者眼中，它更像是一个“就业蓄水池”。
当然，“就业蓄水池”并不是对这些新经济平台的贬低。事实上，这种定位并非疫情后才开始，早在2015年滴滴创业进入高潮期时，决策层就已经做出了这样的定位。这背后的考虑因素是多方面的：
当下我们所遭遇的“技术型失业”引发了一定的社会挑战，部分人群生活需要得到保障和兜底。
国内制造业就业比重过低，不到20%，德国、日本都走过了制造业就业比重高达30%-40%的阶段，中国过早脱实入虚不符合当下国情；
部分互联网企业为代表的新经济存在一定泡沫，如O2O、直播潮、共享单车，过多社会资源投入导致配置失衡。
种种考量之下，新经济平台成为了最好的就业蓄水池。新经济平台的特点是，不需要太多技术含量，也不需要再就业培训，劳动者可以“即插即拔即用”。
无论是送外卖还是开专车，都是如此。
你会发现，阿里为代表的平台级互联网企业很快适应了到了这一趋势。尤其是2018年阿里商业操作系统这个概念的提出，它同样也是阿里多方面思考的结果：
通过零售云、营销云、金融云、物流云等云化基础设施，帮助企业客户完成数字化转型；
这也是赋能中小企业到一定阶段的产物，也是阿里对国内就业问题思考的结果。
也正好是在2018年，阿里对饿了么完成收购，加强了按需即时配送网络，对本地生活两大业务饿了么和口碑的整合，设立了新的本地生活服务公司。
从这一系列举动就能看到，阿里其实结成了两张网。
一张网针对一批中小餐饮企业，毕竟民以食为天，这些餐厅企业其实是各地经济的毛细血管，也承载了无数就业。今年西贝员工进入盒马上班，其实就是在疫情就业危机下，阿里及时撒网餐饮企业。
一张网则是针对一批就业者，饿了么这样的送餐平台，可以承载起庞大的社会就业。像饿了么其实已经累计已为国家级贫困县提供30万骑手岗位。疫情以来,饿了么也已吸纳数十万新注册骑手。
这两张网，其实也构建起了一张庞大的零工经济社会协作网络。
零工经济
今年3月，《财新》在一篇名为《如何发展数字经济》的文章中有一段是说：
应当拓展就业渠道，用好共享经济、零工经济等新的经济形式，做好就业蓄水池的工作。
除了吸纳就业，成为社会失业缓冲阀的作用外，实际上互联网平台提供的临时就业岗位，也在形成面向未来的“零工经济”——这其实也是欧美发达国家同时在呈现的一种新经济现象。
这种现象在这次疫情之后同样在欧美市场进一步明显。
AppJobs Global在一篇数据报告中提到了今年3月疫情爆发之后各种“零工经济”的增长状况——其中快递员增幅惊人。
“就业蓄水”这四个字还是有些沉重，我们或许可以用另外一个视角去看待它的作用。
无论是送外卖还是开专车，其实都不丢人。这在很大程度上也是一种临时选择，它是一种Gap的方式。
饿了么发布的《2020饿了么蓝骑士调研报告》则是显示，超过一半的骑手拥有“多重身份”：
26%的骑手同时是小微创业者，4%为兼职自媒体博主，骑手们还有可能是司机、白领等。此外越来越多的大学生加入到饿了么骑手这个行业中，骑手学历呈现逐渐走高的趋势。
虽然我并不想用“上山下乡”这四个字来形容“零工经济”，因为我们当下的社会环境远未到当年知青“上山下乡”那种程度。
但实际上我想表达的是，“零工经济”，它在客观上可能会起到“上山下乡”的作用：
它会让一批面临生活选择、职业选择、未来选择的人在一个特殊环境中重新思考自我。
2019年，一篇名为《一个北大毕业生决定去送外卖》在朋友圈刷屏，文章其实讲的是北大毕业生成为高薪白领之后遭遇迷茫，通过送外卖的方式对工作生活进行反思。
后来还有90后设计师放弃4万月薪转行送外卖的事件出现，4万的月薪却拦不住他逃离甲方的摧残和向往自由的心。
当然，在开专车时，在车里体验生活，见识世间百态，也不失为一种退而结网的选择。
要确定的是，这其实仅仅只是一种暂时的“蛰伏”，它大概率意味着接下来的生活重归正轨。毕竟当年的知识青年“上山下乡”之后，依旧还是回到了社会各行各业中坚岗位，而且创造出了更大的社会价值。
给网织网
零工经济这张“网”，其实还需要法律保障的“网”才能真正生效。
“零工经济”的好处显而易见。
对于企业来说，可以有效开发人力资源，降低社会成本，获得更好的发展机会；
对于就业者来说，工作的灵活性和适应性，满足了自主安排生活的需要；
对于社会来说，可以有效地缓解全职人员的不足。
零工经济下的个体实际上在养老、医疗等社会保障方面缺乏支撑，而在进入零工之前，这些保障其实也是构成企业成本的重要组成部分。
对决策层而言，零工经济其实更需要得到规范。零工下的劳动者无论是个人安全还是合法权益都容易遭受侵害，作为社会原子化的就业个体，他们需要的法律保障往往更多。
只有这样，互联网平台提供的零工经济才能得到真正的社会保障。
美国劳工部前部长罗伯特·赖克（Robert Reich）和公共政策教授罗伯特·拉隆德（RobertLaLonde）在面对零工经济时都提出过他们的一些建设性主张：
比如建立某种收入保险，保障独立工作者的收入不会下跌。
其中每种提案的技术性细节不同，但是理念相同，都是为了减少零工经济中不稳定收入所带来的波动。收入保险既可以是失业保险的补充，也可以替代失业保险。
2015年12月，西雅图市议会投票赋予了Uber和Lyft司机集体谈判权。后来美国加州出台法案，涉及保护通过按需平台工作的独立临时工。
目的在于阻止雇主从全职员工和临时工的分类中套利来改善零工劳动力市场，并且支持工作者选择如何工作。
麻省理工学院教授泽伊内普·托恩（Zeynep Ton）在其著作《理想用人策略》中提到：
一份好工作会有“体面的工资、体面的福利和稳定的工作时间”，“员工能够良好表现，并在工作中找到意义和尊严”。
即使是身份下沉，零工其实也需要他们的尊严。这需要政府、企业共同把完整的网络编制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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