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光源资本（ID： lighthousecap），创业邦经授权转载。
观点速览
瑞·达利欧
我认为世界没有变化。世界，或者说历史总是有其规律的，而这些规律没有变化，这才是最重要的。
打造极度开放、极度透明的公司的一个行之有效的方法是利用创意择优（idea meritocracy）的思维模式：也就是选择最佳想法。
如果你和大家传递、发展一种求真、透明的文化，这种文化就会带来信任，这种信任和对关系的重视才会帮助公司安然度过发展中的起起伏伏，凝聚大家的使命感。
如果每个人都是以交易为基础的关系的话，这甚至会衍生出“工作是为了什么”、“仅仅是为了挣份工资吗”这样的问题，对我来说，这就太肤浅了。
郑烜乐
《原则》最让我觉得受启发的是达利欧先生的一个观点，即应该把公司做比作一部机器，让机器来实现运转和进化。
光源资本现在内部沟通的简洁高效和团队之间的互相信任，和刚创业的时候基本上是没有两样的。
投资就是这样，你要冒风险去赌一个完全不一样的人，你才能够大成。
我认为新一代的创业者，他们非常善于从未来思考现在，而不仅仅是去思考当下怎么去赚钱。
我觉得这一代年轻的投资者，他们可能会更有同理心。同理心可能是新一代的投资人非常好的一个优势。
以下为对话主要内容——
世事变迁，原则是否有变？
郑烜乐：达利欧先生，您好。我非常尊敬您，认真地读了两遍《原则》。我非常希望问您一个问题，从过去您写完这本书到现在有一段时间了，世界也在快速发生变化。如果您现在再来写这本书的话，有哪些会是您希望增加进去的、或者更新的原则？另外，有没有哪些原则是您过去一直坚持，但是在最近一段时间里，您觉得可能需要被调整或者是失效的？
瑞·达利欧：首先，我认为世界没有变化。世界，或者说历史总是有其规律的，而这些规律没有变化，这才是最重要的。人们所认为的在经历的变化，是因为这段时间所发生的事情可能是我们这辈子当中没怎么经历过的，所以我们认为这是罕见的。
我并非否认新科技、新事物，但它们出现的方式与过往并没有什么区别：在历史上不也有很多技术，以前没有，然后出现了，就成为新科技了吗？这样的事情一再出现。这么来说吧，我觉得历史的规律有三个要点，其中一个是债务金钱周期，不同的国家受到不同的影响。
我们现在的世界秩序是1945年二战结束之后建立起来的，那时候，美元成为国际储备货币，美国成为主导力量。如今75年过去，回首这段历史，你就能发现债务周期是始终存在的，我们现在不又开始了吗？很多国家又开始印钱了，所以要理解这个机制，这是现实。
我想提到的第二点是，当长期处于繁荣、经济发展非常好的时候，贫富不均的差距也会出现和变大；经济情况不好的时候，这在政治上会带来一些挑战，不同的社会阶层之间关系会比较紧张，这便是一个问题，美国就存在这样的问题。
另外，全球大流行疾病、瘟疫等在历史上也是发生过的。所有这些事情，包括教育，它告诉我们，教育可以让我们的民众更加文明，使我们的国家更加强大。中国就在提升教育水平、理解教育、素质教育方面做得非常棒，这会带来益处，而这些循环会一次又一次地出现，带来许多有意义的收获。
因此，当我面对不同的情况时，会去留意变化是如何发生的，去找到普适的原则，这些原则不仅是我试图传递的、我所习得的，还有伟大的思想家们总结的一些规律，你会发现它们同样具有普适性。
捕捉到历史长河中发生的变化，有助于正确看待事物，我们会发现一些主导原则其实并没有改变。在这个过程中我当然也在不断地学习，不断地微调我的原则。但是，我认为周期中最基本的原则，以及学习和理解不同历史阶段是如何运转的原则，我认为这些是最重要的原则，它们是普适性的规律，是不会变的。
企业扩张中保持极度开放和极度透明的秘诀
郑烜乐：谢谢达利欧先生。第二个问题是，我觉得做一家公司很像教育一个小孩，他可能在公司比较小的时候，面对变化相对来说比较容易，但是更大一些以后，他面对变化可能会变得缓慢。我一直希望打造一个极度开放、极度透明的公司。但是很可能公司到了一定规模以后，随着层级变多，公司里不同的业务部门、不同的人，他们的诉求或者利益可能会有变化，所以使得极度开放、极度透明变得越来越难。您过去把桥水从一个人发展到1600人以上的时候，是如何处理这个问题的？我想听一下您的经验。
瑞·达利欧：我想最重要的一点就是你和你的员工之间的这种关系。对于我来说，一个行之有效的方法是利用创意择优（idea meritocracy）的思维模式：也就是选择最佳想法。创意择优的目的是达成有意义的工作、有意义的关系，而这要通过极度透明、极度坦诚来实现。
如果我们是一种合作伙伴的关系，我也希望和我的同事是伙伴关系，我们会充分地了解彼此的想法。这跟任何关系一样，比如和家人的关系，或者任何好的关系，需要有共同的使命，彼此要开诚布公，这样的关系会使得你们互相信任，团结在一起，进而实现你们的共同使命。
随着公司不断发展壮大，人变多了，做到以上这点可能会有些困难。但这正如价值观一样，如果你向一群人传递这种价值观，发展成一种求真、透明的文化，那么这种文化就会带来信任，这种信任和对关系的重视才会帮助公司安然度过发展中的起起伏伏，凝聚大家的使命感。
换而言之，如果你和同事没有这样一个关系，只是以交易为基础的关系的话，就得不到这样的好处：那就会失去团结一心、以共同使命的精神来度过公司发展的起伏，你就会发现有些人在公司只是来来往往而已。
伟大的公司和关系并非以交易为基础建立起来的，因此你要考虑到如何建立起这种伙伴关系。透明度则可以确保真实性。当然，公司里并不是所有的人都会做出这样的投入，或者说一个组织中并不是所有人都是好人，但是当你拥有一个好的企业文化，你会吸引许多热爱企业的人，就会知道其他人的品格是什么样的，并据此来采取行动。我认为这才是最重要的。
为了同样的梦想和使命，从很少的人发展到一家大公司，对我来说确实是个挑战。我在书中阐述了我是如何做到的，但这将会是一个长久的挑战，因为如果每个人都是以交易为基础的关系的话，这甚至会衍生出“工作是为了什么”、“仅仅是为了挣份工资吗”这样的问题，对我来说，这就太肤浅了。所以做到以上所言很重要，事实证明我们做到了，并且是行之有效的。
践行《原则》：极度开放与极度透明，打造光源有生命的“机器”
李斯璇：作为一名特别年轻的创业者和投资人，您担负了一个比较不同的身份和角度。我知道您之前读过达利欧先生的好几本书了，尤其是关于《原则》这一本书，您认为最能够感同身受的，或者说您最认同的是哪一条原则？
郑烜乐：好问题。达利欧先生这本书确实太有含金量了，我觉得他特别慷慨，因为这里面很多原则都是可以单独写成一本书的。我们的公司是一家帮助中国科技领域的创业者做投融资的机构，我们帮助他们融资、帮助他们并购，我们也投资于他们。到目前为止，我们所有的客户市值加起来在1100亿美元左右。我们过去可以说是国内精品投行领域成长最快的公司之一，其实背后有很多深入的思考，我认为是借鉴了达里欧先生《原则》里面的一些理念的，不管是从极度开放、极度透明，还是从希望整个团队都可以从“痛苦+反思”取得“进步”的层面。
最让我觉得受启发的，其实是他的一个观点，即应该把公司做比作一部机器，让机器来实现运转和进化。中国有句古话叫做“治大国若烹小鲜”，它的意思有很多人去解读，比如说治理大国可能在某些层面跟把一条小鱼煮熟、做成一道菜很像。我的理解，就是治理一个公司很多时候要像烹饪一条小鱼、或者说像是在打造一个机器那样，应该让机器去运转，让机器去实现进化，而不是去替代机器，进而干预。所以这是对我最有启发的一条原则。
李斯璇：我也读过这本书，其中把公司比作机器，以及极度的透明化。这件事情听起来非常地棒，但您觉得实施起来有没有一些难度？因为好像特别直接的表达似乎不是我们自古以来的表达方式和习惯?
郑烜乐：确实，这种文化需要在公司一开始的时候，可能在只有几个人的时候，从创始人开始、从合伙人开始身体力行，不停地贯彻，直到公司的体量往上涨了一到两个数量级，这个文化才有可能去维持。我们公司现在差不多有60多人，公司现在内部沟通的简洁高效和团队之间的互相信任，和刚创业的时候基本上是没有两样的。
李斯璇：这是不是和公司整个的年龄层，我猜测，可能是比较年轻的一个团队，也有关系？
郑烜乐：确实很有关系的。我本身是1985年出生，我们公司主要的执行团队差不多是从1985年一直到1995年。我们确实是个很年轻的团队，所以从这个角度来看，我们觉得这正是中国新一代的年轻人，他们可能更开放，更愿意分享，也更愿意去从长期的角度去思考，这也是这种开放透明的文化能够在中国、在将来的创业公司不断地生根发芽的原因。
投资慧眼：捕捉到创业者与众不同的思考
李斯璇：您除了作为FA之外，也投资了很多年轻的创业者，他们在今天都已经是如雷贯耳的名字，比如哔哩哔哩 B站、快手等。但是当年来讲，其实很多人当时觉得都不太看得懂B站、快手，那时候是一个什么样的业态？基于您自己投资的判断，或者您对这些新时代的创业者的判断，像达利欧先生，他代表着已经非常成功的投资者；您代表着新生代，有没有一些原则，可能他的书里还没有提到的，但是被您发现了？
郑烜乐：不敢说达利欧先生还没有发现，但是我过去能够发现快手、发现B站，背后确实有一些我思考的原则。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则就是，我当时看了所有的做短视频的公司，后来又看了所有做弹幕的网站、做视频社区的公司，我发现在这个行业里面，快手和其他所有的短视频公司是与众不同的，B站也是跟当时所在行业的其他公司是与众不同的。
快手是当时它所在行业里唯一去思考要用算法、用技术来解决短视频分发问题的公司，其他人可能都在想要怎么去把产品做得更好看，要怎么去做运营活动，或者说要怎么去通过边际去运营内容。
B站也是一样。B站是当时唯一思考，整个二次元也好，年轻人的潮流文化也好，内容生态要怎么去构建的公司，而其他人可能也都还在老老实实地做产品。
所以我觉得当你投资一个行业，如果你去投一个和其他人都差不多的创业者，那么他的能力可能比别人稍微强一点，你只能赚到所谓量变的钱；但是如果你能投一个与众不同的创业者，那么你就能赚到质变的钱。这种情况也可能会赌输——比如说，这个人可能与众不同，但他与众不同的方向错了，他输了，对吧？但投资就是这样，你要冒风险去赌一个完全不一样的人，你才能够大成。
新一代创业者善于从未来思考现在
李斯璇：在您看来，这一代的创业者和上一代的创业者有些什么样的不同？能不能给我们经验地总结一下？
郑烜乐：我认为这一代创业者的成长的环境和之前老一辈创业者会有比较大的区别。这是因为他们成长于中国经济快速发展时期，教育水平快速提高，中国加入WTO后也快速地参与到整个全球化的过程。这一代创业者会有很多不一样的特质，比如说他会更愿意去分享，他也会更加开放，他会具有全球视野。
但是我认为最重要的是什么呢？比如说，我当时和快手的创始人宿华见面交流，第一次见面的时候，他就跟我说，他认为五年以后，一定是10亿用户去看10亿个短视频，那么只有人工智能才能解决10亿用户看10亿短视频的效率问题，所以他要去做一个用算法、用AI(人工智能)来驱动的短视频公司。而陈睿，B站董事长，当时跟我说的观点是，他认为中国将来会有无数的互联网公司，但是中国没有一个互联网文化公司，他认为他应该有机会成为那个互联网文化公司。所以总结起来，我认为新一代的创业者，他们非常善于从未来思考现在，而不仅仅是去思考当下怎么去赚钱。
新一代投资人更具同理心
李斯璇：我们刚才说了创业者，但您觉得成功的投资者呢？对于这一辈成功的年轻投资者，相同点就不说了，您觉得他们和上一辈的投资者有什么不同点呢？
郑烜乐：我觉得这一代年轻的投资者，他们可能会更有同理心。因为他们跟新一代企业家的成长环境其实是一模一样的，他们本身又是各种各样的互联网产品、或者文化类产品的用户，所以他们能够非常好地去理解年轻人群，去理解企业家的痛点和需求，去理解企业家是怎么思考未来的。同理心可能是新一代的投资人非常好的一个优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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