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全媒派，作者腾讯传媒，创业邦经授权转载。
大洋彼岸，正在刮一股“记者弃用Twitter”的风。
K.Austin Collins曾是体育媒体The Ringer的员工，自今年年初以来，他就没有再发过Twitter，并删除了过去的推文。不过他仍在使用Twitter的搜索功能，并保留了一个匿名的私人帐号，以保持对Twitter上热点信息的知悉，但他查看Twitter的频率已经显著降低。
起初，像Collins这样弃用或减少Twitter使用频率的记者数量并不多，但过去两年不断增加，在今年引起了比较大的业内关注和讨论。他们中的一些人已经删除了过去的推文，并不再发布新的推文；一些人则注销了自己的帐号，清除了自己在这一网站上的所有足迹；还有一些人甚至直接卸载了APP。
然而必须承认的是，Twitter对新闻工作者来说，的确能成为一个辅助工具。许多记者通过Twitter联系到他们原本可能无法接触到的信源、争取更高流量和关注度等等。过去几个月里，在接连遭遇大流行病和种族歧视抗议活动的美国，Twitter成为了记者们评估事态发展、呼吁大家关注议题的宝贵平台。
但是，尽管有种种益处，记者们也可能成为Twitter“阴暗面”的受害者。他们可能会被卷入复杂议题的混沌争议中，可能会面临来自匿名用户的恶意攻击，可能会被持续不断的话题扰乱而导致无法专注于更紧迫的问题……现在的Collins是《名利场》（Vanity Fair）的影评人，他决定逐渐弃用Twitter的原因是，长期以来，他都感觉到Twitter并不能给他带来情感和理智上的健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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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如果说新闻工作者正在集体迁出Twitter，那就有点夸张了。The Poynter最近采访了一批实践了“逃离Twitter”行为的记者，在与他们的交谈中，没有一位记者说过他认为“所有的记者都该离开Twitter”，也没有哪个人说他“完全不喜欢Twitter”，或者“Twitter这个平台没有任何优点”。
不过，这些记者的行为的确引起了新的思考，例如构建另一种媒体生态的可能性——在这个生态中，我们需要更加批判地看待Twitter这种作为分享、讨论甚至生产新闻的中台媒介的角色。
本期全媒派（ID：quanmeipai）精编The Poynter的这篇报道，带你探究一批批记者弃用Twitter背后，他们所期冀的是一个怎样的媒体生态？新闻工作者与社交媒体之间，又该保持怎样的健康关系？
Twitter之于记者：流量是把双刃剑
信源、知名度、职业机会……
许多记者将他们的职业成就归功于他们在Twitter上建立起来的人际关系。
本世纪刚刚进入第二个十年时，Collins还是一名研究生，他从那时起开始使用Twitter。在《洛杉矶书评》上发表了一篇针对斯派克·李的《芝拉克》（Chi-Raq）的影评后，他获得了第一批粉丝。而The Ringer的一位编辑看中了那篇文章并在Twitter上关注了他，一个月后，Collins成为这家媒体的特约撰稿人。
Collins认为，如果没有Twitter帮助他们这些人吸引编辑们的注意力，他们可能永远都没有机会让自己的观点被看见。
而对于那些没有全职工作的作家来说，Twitter的作用更加明显。Rawiya Kameir是一家媒体的特约编辑，她从2008年开始使用Twitter。几年后，由于脚踝受伤，她赋闲在家，开始在Twitter上发表自己对音乐的看法。没过多久，她就有了可观的粉丝数，编辑们开始联系她，向她约稿。
在《连线》杂志负责社交媒体和用户参与业务的Kam Burns从2017年大学毕业开始就通过Twitter来寻找工作机会。在Burns看来，那些生活在小城镇的、属于边缘化群体的记者们无法与其他边缘群体进行面对面的交流，但通过Twitter，他们可以互相联系，建立起有价值的社区。“我认为这是这个平台值得加入的原因。”Burns说。
曲解、网络暴力、思维定式……
然而另一方面，Twitter也在传递、放大一些不和谐、不健康的声音。
2011年，在加州州立大学北岭分校教授本科生新闻课程的自由撰稿人兼编辑Julie Bien为一家犹太刊物撰写了一篇评论。在Bien把评论链接发在Twitter上之后，一个她不认识的人以宗教信仰为由猛烈抨击她的文章，甚至开始联系她的亲朋好友。
“这真的让我很吃惊，只是一篇评论推文而已，甚至不是正式的专栏文章，”Bien说，“居然有人因为一篇推文对我说，‘你下地狱去吧，你去死吧’。”
从2013年开始，Bien就不再使用她的私人帐号了。
2018年，国际组织Amnesty International发布的一份研究报告显示，作为研究对象的共750名Twitter使用者（来自美国、英国的女性记者和政治家）收到的推文中，有7.1%是“有问题的”（problematic）或“辱骂性的”（abusive），并且，黑人和拉丁裔女性收到此类推文的比例比白人女性高得多。
前段时间，几名跨性别记者在Twitter上批评了一封谴责“抵制文化”（cancel culture）的公开信，随即在网上早到了暴力威胁。这封公开信是由几名曾发表过反跨性别言论的名人联合签署的。
“对于在跨性别光谱上的人来说，Twitter从来都不是一个好地方，只是现在，它变得越来越具煽动性、越来越危险。”Rininsland在《金融时报》从事互动数据新闻工作，在看到这封公开信之后的几周内，他主动减少了Twitter的使用。
Bien也认为，如果女性、有色人种和性少数群体知道他们将在Twitter遭遇仇恨言论和生命威胁，很可能会被“劝退”。
“这说明新闻业存在很多固有的偏见——我们要求最弱势的群体让自己变得更加弱势，还要求他们谨小慎微地去表达。”Bien在一封电子邮件中写道。
Corey Atad是一位住在多伦多的文化作家，他在今年早些时候注销了自己的Twitter帐号。他认为，在Twitter上待得太久会让作家们产生一种思维定式，以为自己的主要读者群就是同样也在玩Twitter的那些人。同理，如果一个记者的粉丝中有很大一部分是其他媒体人，这就很成问题了。
另外，像Twitter这样的社交媒体平台可能会削弱记者区分事实和虚假信息的能力。疫情暴发初期，几位知名记者转发了一个虚假帐号的内容，该推文谎称一位电影明星感染了新冠。未来研究所的一项研究也表明，80%的记者表示他们曾在网上错信过虚假信息或者虚假报道。
使用社交媒体，是记者的必要任务吗？
很长一段时间里，多数记者都感受到一种必须使用Twitter的迫切任务。Jarvis认为，记者使用Twitter，的确能够增加媒体与公众之间的信息透明度。
而已经弃用Twitter的Burns表示，他在《连线》杂志的老板从未要求他在下班后也继续维护个人的Twitter帐号或监控该平台。但他发现，有时在刷Twitter时看到的梗的确能够帮助他更好地运营《连线》的Twitter帐号。
基于相似的原因，仍有编辑和其他管理人员坚持让记者使用Twitter。
早在2012年，The Cut的编辑部主任Stella Bugbee就曾在一次会议上被主管要求加入Twitter，以分享自己的工作，培养粉丝，从而转化为自己的读者。
有一段时间，Bugbee的确感觉到，在Twitter与人们分享自己的想法很有趣。近些年来，作为一个新闻工作者，Bugbee觉得自己有义务参与那些有争议的、甚至有煽动性的评论的对话。
但令人感到意外的是，Bugbee在某一天突然删除了她所有的推文。尽管目前她已经是The Cut的主编，仍然时不时关注着她的Twitter信息流，但她已经想明白，“Twitter仅仅是反馈来源中的其中之一。”
今时今日，也有许多年轻记者在领导或导师的鼓励下，保持着社交媒体的运营，以获得编辑和HR的注意。
“编辑们通常会根据Twitter上的热门话题和竞争对手或信源的言论来约稿。对于记者们来说，编辑们的期待会是，他们希望记者能够时时了解竞争对手和信源在Twitter上的一切动向。”
一些记者的确认为自己有“使用Twitter、观察动向”的必要性，但Charity却对此表示出担忧。在他上大学的时候，新闻业的无薪实习开始成为禁忌。“现在，实习生们有了更好的条件，不再需要牺牲薪酬，但是，他们需要付出自己的身份和个性，在Twitter上建立起一个‘新闻品牌’。对我来说，这像一种倒退。”
Charity说，“新闻工作者在平台上投入了很多自己的东西，但Jack Dorsey（Twitter的CEO）并不会为此支付报酬。我认为，这就像一个骗局。”
远离不是彻底否定，弃用不是永久停用
与Twitter保持距离并不意味着完全忽视这类社交平台在现代社会信息传播中的重要性。
在接受采访的记者中，Charity精心挑选了一些个人帐号，他可以通过这些帐号来了解Twitter上某个问题的讨论热度；Bugbee现在主要关注的是出版物的制作过程；Rininsland则回到了开源平台Mastodon，该平台自称是Twitter的一个更友好的替代品；而在过去的几个月里，Quartz的记者Karen K. Ho每天都会在Twitter上提醒她的粉丝，让他们打破“悲剧搜索”（doomscrolling）的坏习惯。
（*doomscrolling，也称doomsurfing，是指在互联网上搜索有关悲剧或灾难性时刻的行为。）
离开Twitter也不一定是永久性的。Atad几周前重新激活了他的帐号，帮助一位离开新闻行业后正在找工作的朋友。而且，他发现这个平台对于追踪一些社会活动很有用，仅仅依赖新闻中的描述可能是不准确的，毕竟这些描述可能会遗漏重要的背景。
他说，长期停用Twitter帮助他与这个平台建立了更健康的关系。他可能会在不久之后再次停用。“人们必须有意识地把Twitter作为一种工具，而不是让它接管我们的生活。”
Collins则认为，Instagram较慢的节奏和更强的视觉吸引力是比Twitter更好的选择。他打算在Instagram Stories上分享他的文章和他推荐的电影片段。
弃用Twitter后，那些曾让Collins很恼火的事情他都看不到了。他知道不是每个人都有能力完全放弃Twitter，但他认为，如果能够控制使用频率或者有意识地降低自己的社交媒体依赖度，对记者来说会是一件好事。
“我不认为我在知悉任何大事件方面很迟钝，例如新冠疫情、名人死亡等。当然，我也想第一时间了解诺兰新电影的定档时间，”Collins说，“但我并不觉得我会因为弃用Twitter而错过这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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