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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本文来自衣公子都剑，作者衣公子，创业邦经授权转载。
01
天下没有免费的午餐。
几乎所有人都听过这句话。
最早说出这句名言的人名叫弥尔顿•弗里德曼（Milton Friedman），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新自由主义学派的大佬。
弗里德曼的父母是在美国血汗工厂的打工的第一代移民，而他自己学成之后，却成了自由放任资本主义的信徒。
在他的主张中，政府和社会不应该对企业有任何一点点干预。最低薪资保障？不需要的。环境污染？只要不违法，随便企业。哪怕像他父母经历的血汗工厂，弗里德曼觉得打工人和资本家你情我愿的事，去管它干什么呢？
1970年，弥尔顿•弗里德曼在《纽约时报》发表了那篇著名文章«企业的社会责任是增加盈利»（The Social Responsibility of Business is to Increase its Profits）。看了标题你就猜到了核心论点，企业的社会责任就是在遵守法律的情况下，最大限度地赚取利润。
这在今天听来颇为不可思议的观点，在当年却占据了舆论的高地。
“企业只管盈利”这个观点深入人心，有一个大背景。70年代，由于美元贬值、石油涨价，美国经济陷入“滞涨”——既生产停滞，又通货膨胀。略有经济学常识的人会知道，生产停滞和通货膨胀一般不会共存，但是在70年代却真真切切地发生了。曾经无往不利的货币政策、财政政策通通失效。
怎么走出这场独特的经济危机？整个西方世界陷入迷茫。
乱世用重典，沉疴用猛药。
里根和撒切尔分别在美国和欧洲施展起弗里德曼为代表的新自由主义学派的观点——给市场绝对的自由，给企业最大程度的松绑。就这样，成功激发市场活力，实现经济复苏。弗里德曼一战成名，登堂入室，奉为大师。
但是，和经济周期一样，人类的思维也循环在一个周期里。
经历四十年的复苏、发展、繁荣，再新的一场经济危机中，弗里德曼的观点破产了。
四十年里，“自由放任”是主流，监管者在市场面前一退再退。被人为放松的金融管制，让一味逐利的华尔街和地产商勾结起来，在美国编织了巨大的房地产泡沫。
最终，次贷危机爆发，一场席卷全球的经济危机汹涌而至。
然而，银行家们上亿美元的年终奖早已落袋为安，华尔街不仅没有一个大佬为危机负责，而且“大而不倒”，享受到了美国政府巨额的救助。但美国民众显然就没有那么幸运，也没有那么多议价的筹码，纷纷失去了房屋和养老金储蓄。
一场经济危机，终结了美国楼市延续60年的大牛市，也完成了人类在公司治理、资产管理上的重要一跃。
显然，现代商业的特点，尤其是互联网和新经济的发展，催生了众多超级企业。他们的成功得益于大量的社会资源，他们的兴盛绑定了整个社会。企业要有社会责任，这个理念逐渐深入人心，并且在长久的讨论中浓缩为三个方面，一个单词——ESG（Environmental,Social, and Corporate Governance，环境、社会和公司治理）。
02
人类对于ESG的认知，大约可以分成三个递进的阶段。
首先，ESG是企业的道义责任。
毋庸置疑。
老一代企业家张瑞敏就说过，没有成功的企业，只有时代的企业。
成就一家企业最大的因素，往往是其所处的时代。城镇化，成就了一众地产商。3G/4G/5G成就了华为、苹果。互联网和物流的发展，成就了电商。电动汽车的趋势成就了特斯拉蔚来这些造车新势力。
能力越大，责任越大。作为时代红利的承接者，当然更应该维护好时代的可持续发展。
第二步，社会资源逐渐认识到，ESG是一种长期主义。
次贷危机之后，企业要讲社会责任，成为共识。紧接着就爆发了一场最著名的企业社会责任危机——苹果的血色供应链。
又是《纽约时报》。
多期多个版面，披露苹果供应链的问题——有因为iPhone样机丢失最终跳楼的工人，有用正己烷替代酒精导致工人中毒的小供应商，还有成都工厂长期的安全隐患最终在一声爆炸中吞噬了四名工人的生命。
这些问题，苹果都没有法律责任。甚至，如果不是媒体报道，苹果可能自己压根都不知道。毕竟，苹果只是采购供应商的产品和服务，对于工厂里发生了什么，不能掌握。
但是苹果的应对，不是辩解和搪塞。而是主动道歉，承担责任，重新考核和筛选供应商，从这一年开始以ESG为标准，每年发布有关供应商的可持续发展报告。
事实上，这并没有拖垮业绩，反而重塑了品牌形象，成了苹果宝贵的资产。今天智能手机群雄并起，在功能性上百家争鸣，但是隐私、环保依旧是苹果独一无二的品牌标签。
另一个可堪对比的例子是沃尔玛。
沃尔玛常年售枪（这在美国合法），而且坚持不对购枪者做背景调查（成本高）。这是典型的违背ESG原则的行为。有时舆论压力太汹涌，沃尔玛会暂停这项争议业务。但是每当业绩下滑，或者，像今年，因为疫情失控美国民间不安全感大增，购枪需求暴增，沃尔玛都会恢复售枪。
沃尔玛是上一代零售之王，连续7年《财富》杂志世界500强第一，创始人沃尔顿是前美国首富。其实，沃尔玛2000年就做起了电商（几乎和中国的阿里巴巴同时），但是还是错失了互联网时代，把零售之王的位置让给了后来的亚马逊。在很多商业分析中，售枪问题中暴露的战略短视，就是症结之一。
第三步，正因为前两者的存在，ESG可以被运用到资产管理中，成为评价投资标的的重要指标。
这也很好理解，忽视社会责任，为短期利润铤而走险，往往意味着标的公司已经有重大隐患。
康美药业300亿元财务造假是2019年A股的大雷。其实，在2018年底，明晟（MSCI）就已经下调了康美的“ESG评级”，从B调降至CCC。
此时距离暴雷还有半年时间，如果投资人、资产管理者学会运用ESG指标，这本是可以规避的损失。
而反过来看，重视ESG的公司往往意味着更好的公司治理，具备长期持有的投资价值。西北大学凯洛格学院的在2018年的一项研究显示，注重公司的可持续发展（以ESG为标准），事实上能够提升股票价格——绿色、可持续的公司也许眼下不会带来利润，但它们可以安稳度过突如其来的行业变化，例如新出台的污染规定，或者是由消费者驱动而产生的环保产品需求。
ESG投资已经不是曲高和寡的道德原则。截至2019年底，美国ESG类ETF产品共有56只，总规模159.7亿美元，相比2018年增长173%，连续四年强劲增长。
来源：中证指数 ESG投资发展报告（2019）
两年前，MSCI将A股纳入ESG评级，专业机构的ESG投资正在中国飞速发展。
不妨提纲挈领地说，ESG为资产管理行业提供了一条新的金科玉律：负面排雷，正面淘金。
03
中国平安是ESG在中国推广最早的一批拓荒人，第一家签署联合国的‘负责任投资原则’（UN Supported Principles for Responsible Investment，简称 UNPRI ）的中国资产所有者。截至目前，平安还是中国内地唯一入选道琼斯可持续发展指数系列(Dow Jones Sustainability Indices)成分股的金融企业。
用ESG指标在中国资本市场负面排雷，正面淘金，这招灵不灵？
灵。
针对中国市场的研究显示，ESG表现优异的公司，在ROE、分红方面也表现得更好，未来系统性风险与过去滚动尾部风险则更低。
如果说，ESG在中国前期还是“随风潜入夜，润物细无声”，那么当下，中国对ESG的认知正在由第二步迈向第三步，从龙头企业的责任意识过渡到整个金融行业的普遍准则。
目前来看，ESG在中国的普及遇到一个大槛——需要一个有效的ESG评价体系。
做一个自身重视ESG的公司不难，但是要全面评价整个市场各个主体的ESG水平，却是一件技术活。
目前，全球针对ESG的评级标准由600多家，比较著名的有MSCI、Sustainalytics、Vigeo-EIRIS、富时罗素等。评级组织虽多，评级结果的相关性却很低。麻省理工学院的博格教授，以全球六大ESG评级公司为对象的一个研究发现，其平均相关性只有0.54。日内瓦大学的吉卜森教授计算另六家评级机构的评级相关性，只有0.46，而公司治理维度的相关性竟然低到只有0.19。[1]
这些专业的词汇，翻译过来其实是这个意思：目前ESG标准太混乱，针对同一家公司，评分时高时低，让人摸不着头脑。
这样的分歧在中国尤其明显。以贵州茅台为例，华证指数评为“AA”，而商道融绿评为“C+”。换言之，一家觉得茅台ESG表现好，另一家觉得茅台ESG表现差。
原因何在？
第一个，当然是技术面因素，比如评级项目归类、度量方法与项目权重等方面的不同。以环境维度为例，MSCI的ESG评级关注气候变化、自然资源、污染及废弃物、环境机会；而富时罗素关注气候变化、污染及自然资源、生物多样性、水资源安全、供应链；CDP则关注气候变化、森林资源、水资源安全。
但是，在技术面因素之外，更重要的是第二个原因，社会面因素——
归根到底，ESG评价，是一个有关环境、社会、公司治理的评判的社会科学问题。
比如，“有担当的企业”的评价，大陆法系下评级机构的看法就和英美法系下评级机构的看法不同。前者倾向于多方利益相关者，后者倾向于独尊股东。
再举一个例子，在劳工关系的评价中，996、35岁程序员等现象怎么评分？这涉及到所在国家发展阶段、传统文化、社会环境，因此，宽容度和评分标准，在不同国家应该是不一样的。
讲得更直白一点，在美国是公然违法，企业有巨大的诉讼赔偿风险；而在另一些国家是发展阶段使然，普遍存在，没必要一棍子打死。ESG评级需要机构必须对中国市场、法律、商业、社会、文化有足够深刻的认知和实践，才能熟识中国市场的复杂性和独特性，才能给出公允的、能够指导投资实践的ESG评级。
杜克大学伽特奇教授的观点，当评级机构源于相同的机构背景，有共享的法律法规、社会常规及文化认知模式时，则会通过共同的理论框架来理解ESG，也才能塑造出相近的产品。
换一个更通俗的说法，只有真的既植根中国，懂中国，又具备充分ESG经验的企业，才能胜任中国市场ESG的评价体系。
近期的2020中国企业家博鳌论坛·中国财富峰会，新华社和中国平安推出新华CN-ESG评价体系。
中国平安是国际突出的科技型金融集团，作为连续两年《财资 The Asset 》“年度中国最佳ESG投资机构-保险类”的获奖者，ESG投资实践已有多年。要理解这套ESG投资管理体系，需要提炼并抓住四个关键字——“道、控、器、事”——分别对应着理念、风险管理、工具、实践。
平安做ESG，最大的特点就是“懂中国”。上个月平安搞了一场火热的“妈妈针线活”直播。先是收集大量的旧衣服，再由彝族妈妈们按照民族风格做成包包。包包最终以直播的形式出售，所得是彝族妈妈的收入。在这里，环保、扶贫、保护非遗，都是ESG中的重要话题，再用今年最热的电商直播作工具。看来，总归是土生土长的中国企业更懂中国。
投资界有一个颠扑不破的真理——顺势而为。小米创始人、著名天使投资人雷军，为此还把自己的投资平台取名顺为资本。
今天ESG的方向上，蕴含了两个大势。一者是中国由传统模式向高质量发展转型的决心。全球五成的碳排量来自能源行业与运输行业。放眼世界，在新能源上最积极的国家就是中国。新能源和电动汽车在中国的脱颖而出，就是这种决心最好的佐证。
第二个大势，是金融对科技赋能的逐渐释放。利用科技来做风控是金融行业的大趋势，海量数据处理、人工打分主观性干扰是ESG评价体系的难题。CN-ESG运用了人工智能、NLP、遥感卫星等技术手段，这些是平安多年以来用科技赋能金融的技术积累。
从工业化开始，一个伟大的时代，往往以诞生伟大的企业为注脚。
一起注视一下你我所处的时代，有骄傲，也有困惑。
外卖小哥被困在算法里，蛋壳公寓让租客流离失所，社区团购挤占小摊贩的生计，每一件都牵动社会深切的关注。经济行为不再是冷冰冰的数字，金融，作为资源配置的工具，也应该在手里握一根测量ESG的温度计。
什么是伟大的企业？瑞星咖啡和星巴克，是中美之间一对有趣的比较。类似的分析、复盘、挖苦已经无数，但是最近我看到上海交大高级金融学院邱慈观教授从ESG的角度提出的一个很耐人寻味的观点。
众所周知，瑞星咖啡一诞生就将自己对标星巴克，一路冲刺，短短三年，已经在很多方面超越星巴克，比如开店速度更快、商业模式新、勇于补贴、擅长营销。
但是邱老师说，她打开星巴克的官网看了看，星巴克关注的压根不是这些，而是与咖啡相关的环境及社会关切，是面对社会问题，星巴克和合作伙伴共同寻求解决之道。这些关切涉及星巴克的核心业务，包括提高门店的能源效率、开发可重复使用的包装材料、加强咖啡种植的水资源保护、优化咖啡小农的技术培训、改善咖啡种植户的居住条件。
咖啡产地多在埃塞俄比亚这类发展中国家，星巴克在关注除虫剂、污染土壤、破坏水资源等农业问题，在关注雇用童工、强制性劳役、工作环境不安全、工资低于法定标准等社会问题。
在这样一个对比中，你会更深刻的明白，今天我们谈ESG，绝不是企业的作秀，而已经事关一家企业的核心竞争力。长时间，我在思考星巴克核心竞争力究竟是什么？通过ESG的视角，星巴克的核心竞争力是它围绕供应链、围绕用户、围绕环境构筑了一个丰富的、可持续的生态。在这个生态里，不是互相榨取，而是一起发展，不是短期的零和博弈，而是长期共同创造价值。
这个生态，一旦农户、供应商、用户进入，就会因为长期利益被吸引，再也离不开。对比一下，星巴克的生态比一些新经济鼓吹的“生态”更有价值和生命力。这，才是面对烧掉那么多钱的对手，星巴克始终在竞争中立于不败之地的原因。
这才是ESG背后，更大的深意。
这才是中国，要去的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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