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氏一家人/图源：刘永好:“赤脚首富”的苦乐人生，《青岛画报》2011年 第6期
编者按：本文来自何加盐，创业邦经授权转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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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9年，陪都重庆，一对年轻人相爱了。
男的叫刘大墉（亦作“刘大镛”，本文采用刘永好官方传记的用法），四川巴县人，是一位中共地下党员。女的叫郑康致，四川新津人，黄埔军校战地救护班学生。
刘大墉出生于1914年，祖上曾经阔过，不过在祖父这辈败落。小时候，他在亲戚资助下，到璧山县读书，原本只是给亲戚的孩子做个“伴读书童”，没想到学业特别优异，毕业时考了全县第一名，进入璧山公立中学读书。
进入中学，刘大墉就没了资助，差点辍学。好在校长惜才，提供了勤工俭学的机会，让他用打扫卫生、帮厨、上下课敲钟等方式来抵学费。
初中毕业，刘大墉再次夺魁，被重庆最好的高中录取，但由于家中实在无力供养，被迫退学，重新考入一家免费的工业学校，学习测绘。
在这所学校，刘大墉迸发出高涨的革命热情，积极参加各种抗日救亡运动，被发展为中共党员。
正是在运动中，他认识了来自新津县大户人家的郑康致，并很快相恋，结婚。
彼时的重庆，政治动荡，谍影重重。刘大墉不幸暴露，面临追捕危险。在组织安排下，他转移到成都，考入四川省地震测绘大队，成为国民政府的公职人员。其党内工作完全转入地下，由时任中共四川省工委书记邹风平单向联系。郑康致也追随到成都，当了小学教师。
不久，因邹风平出事，刘大墉与党组织联系中断。几年后，他加入了当时亲近共产党的民主党派——民盟。
新中国成立后，刘大墉以民盟干部身份，成为新设立的新津县人民法院第一任院长，后又成为新津县第一任农业局长；郑康致在城郊的平岗小学当老师。
到1951年，这对革命夫妇，已经生育了四个孩子，分别命名为刘永言、刘永行、刘永美、刘永好，合起来是“言行美好”四个字。
几个孩子的出生年份相隔很近，最大的才6岁。而建国初期百废待兴，他们实在没有时间管孩子。加上作为“在国家机关中留用的旧政府职员”，刘大墉的待遇是“供给制”，每月领到的粮食有限，无法养活全家。夫妻俩只好商量，把其中一个孩子送给他人抚养。
3岁的老二刘永行，成为这个不幸的孩子。他被过继给一个卖布的商人。可是没半年，刘永行从高凳上掉下，把腿摔断了。布贩子怕治不好，便把刘永行退回了刘家。可怜的刘永行，从此成为半个“瘸子”。
刘大墉夫妇本来就已经忙得不可开交，这下又要照顾摔伤的刘永行，完全一筹莫展。好在城郊古家村一位姓陈的农会主席，愿意抱养2岁的老三刘永美。于是刘永美被过继到陈家，先是改名陈顺民，上小学时改名陈育新，日后就以此名行于世间。
1955年，政府对公职人员全面实行了工资制，刘家的生活才好起来。作为县团级干部，刘大墉的月工资是76元，在新津县已经属于最顶级的少数家庭。
由于夫妻俩都是知识分子出身，家里从来不缺各种书籍和报纸。例如县团级领导才可以订阅的《参考消息》，孩子们爱看的《青少年报》、《十万个为什么》等。刘大墉情愿把饭钱省下来，也要给孩子们买书，所以几个孩子从小养成了热爱阅读、热爱科学的好习惯。
不过，这样的好日子没过几年，“三年自然灾害”来了。
对于四川人来说，这三年是不可触碰的悲惨记忆。当时，四川是全国外调粮食最多的省份，为了保住北京、上海等大城市，四川人民付出了极其沉痛的代价。
刘家也未能逃过此劫。他们家除了三个男孩以外，又增加了一个小妹妹，粮食根本不够吃。刘永好饿得嘴里直冒酸水，而进入了青春期、正需要大量营养的刘永言，更是饿到浑身水肿，奄奄一息。后来不知道郑康致从哪里弄来了一点米糠，才把孩子们的命给吊回来。
但可想而知，作为母亲，把舍不得吃的都给了孩子后，自己却依然要忍饥挨饿，日夜操劳。郑康致的身体从此垮下来，最后病得无法工作，只能退职回家。
当灾难终于过去，一家人才过上几年安稳日子，“十年浩劫”又来了。
运动初期，动乱的破坏力尚未显现，老四刘永好还兴高采烈地参加大串联，跑到北京去见毛主席。
那是刘永好早年生命中最阔绰的一次：哥哥把一件名贵大衣传给了他——这件大衣还是刘大墉十多年前土改时，从地主家抄出来的，从他传给老大，老大又传老二，老二传老三，到刘永好手里时，大衣已经年高德劭，缩水得不成样子。
为了去北京，郑康致特地挤出贰角伍分钱，从旧货摊上给儿子买了一双破旧的解放鞋——这是刘永好人生中第一双正式的鞋子。以前绝大部分时候，他都是打赤脚，偶尔能穿上鞋，也是破烂的草鞋。
不幸的是，刘永好在北京练习接受毛主席检阅的队列时，被后面的同学踩到了脚后跟，随着“刺啦”一声，刚捂热没多久的解放鞋，光荣牺牲。
不管怎样，北京之行，是刘永好、也是刘家在那个年代最后的高光记忆。
1966年，15岁的刘永好在清华留影/图源：刘永好:“赤脚首富”的苦乐人生，《青岛画报》2011年 第6期
随着运动的深入，刘大墉不久就被打倒，戴上了“叛徒、特务、走资派”的纸帽子，关进了牛棚，工资先是扣掉一半，后来干脆停发。
又不久，郑康致也由于地主家庭出身被揪了出来，背上“地主阶级的孝子贤孙”牌子，进了牛棚。
一家人的生活彻底陷入困顿。除了老大刘永言在文革前就招工进了工厂以外，其他几个孩子由于家庭出身拖累，失去了参军、升学、招工、招干等一切机会。
老二刘永行拖着残腿，在街上摆摊修收音机；老三陈育新在村里种地；老四刘永好作为知青，下乡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
那段时间，一个“苦”字，是全家人最深刻的记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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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1971年起，刘家的命运，开始走上坡路。
先是刘大墉被平反。压在全家人身上沉重的政治包袱，终于被放下。更令人欣喜的是，刘大墉几年来停发的工资，一次性补发下来，多达几千块，一家人一下子进入幸福的富裕时光。
家里不仅买了自行车、缝纫机，甚至还有余钱买苏联进口的卓尔基照相机！
图源：《藏锋：刘永好传》，周桦，北京大学出版社
接着，刘永言和刘永好两兄弟，都参加了1973年临时举办的那次高考。刘永言考了新津县第一名，被成都电讯工程学院（现电子科技大学）计算机系录取。
刘永好考得也不错，但不知为何，他报的第一志愿却因“政审不通过”被刷下。好在二哥刘永行的女朋友郑燕初在教育局工作，听到消息后，赶紧通风报信。刘大墉找了统战部门帮忙做工作，虽然没能录取刘永好心仪的学校，但是补录了第二志愿。于是，刘永好进入四川省德阳机器制造学校（现四川工程职业技术学院），就读机器制造专业。
到1977年正式恢复高考时，剩下的两个兄弟，也都绽放了光芒。
常年务农的陈育新，在农活一点没少干、一个工分也没有拉下的情况下，以晚上熬夜看书、第二天一边挑粪一边在脑子里复习的方式，用8个月时间，考上了四川农学院（现四川农业大学）。
在街道小厂做维修工作的刘永行，更是考出了新津县理科第一名的好成绩。他信心满满地报考了清华大学，但可惜，由于父亲的历史遗留问题，他被刷了下来。
后来，刘永行等到的通知书，是来自四川彭县的成都师范专科学校（现西华大学），他本来心灰意冷，不想去上，但是在家人的劝导下，最终还是去了。
于是，到1978年，刘家四兄弟，三个上了大学，一个上了中专（后来也通过电大拿了大学文凭），在新津县，几乎成为家喻户晓的传奇。
这一年底，当中国开启了改革开放步伐，刘氏兄弟即将开始人生新征途的时候，他们的父亲刘大墉，却被诊断出了肺癌。
1979年，65岁的刘大墉，怀着些许欣慰，又怀着些许不甘，离开了人世。弥留之际，他对四兄弟说：“我一生想为国家多做点事，却没能如愿，但你们大有希望。”
此时的他和四个儿子都不会想到，“希望”二字，日后会相伴他们一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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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体而言，此时的刘氏兄弟，虽然在政治上、学业上、工作上都得到天翻地覆的改变，但是与当时的全国人民一样，在经济上，他们依然是穷困的。
父亲去世后的那个春节，刘永行的小家庭遇到了一点小小的麻烦。
当时，他年过而立，还在成都师专念书，完全没有收入来源。妻子郑燕初当年和他恋爱时，为四弟上学的事情，走漏了教育局的消息，被穿了小鞋，从局机关下调到幼儿园当老师，收入也紧巴巴。
快过年了，4岁的儿子刘相宇提出一个合情合理的要求：爸爸妈妈，我想吃肉。
刘永行和郑燕初面面相觑。他们手里只剩下两块钱，全家的生活、刘永行上大学的生活费、刘相宇上幼儿园的学费，都等着从这里面出。
但看着儿子可怜巴巴的眼神，刘永行还是心软了。他跑到市场上，用一块多钱买了一只鹅抱回家。
由于天色还早，见儿子对鹅爱不释手，刘永行便把鹅绑好，绳子交给儿子，让他牵着玩。
等刘永行再出来看时，鹅已经不见踪影。夫妻俩找遍整个县城，都没能找到。
垂头丧气地回到家，看着儿子满脸的泪水，刘永行满心酸楚，他恨自己一个三十多岁的大男人，连孩子想吃块肉的心愿，都满足不了。
当晚，隔壁邻居过来串门，见到刘永行的沮丧，就说，“刘二哥，你修无线电这么厉害，干嘛不摆个摊，帮人修无线电呢？”
刘永行听了眼前一亮：修无线电是他的老本行，现在重拾本业有何不可？虽然说作为大学生去摆摊，面子上有点抹不开，但话说回来，身为一个男子汉，连孩子都养不好，还奢谈什么面子呢？
当晚，他就找来大白纸，写了广告：修理无线电——又快又好。第二天就在幼儿园门口摆起了摊。
由于正值腊月，家家户户都希望把家里的电器修好，过个好年，而原来修理电器的摊点，却都回家过年了，刘永行的摊子一摆出来，生意就非常火爆。7天下来，他竟然挣了三百多块钱，等于妻子大半年的工资。
这三百多块钱，让刘永行看到了生活的另一种可能。过年全家团聚时，他迫不及待地和几兄弟讲了这件事。大哥刘永言提出，现在改革开放，国家已经提倡发家致富了，我们干嘛不一起创业做点事呢？
几兄弟说干就干，开始商量起要做什么。最后决定发挥所长，成立一个电子厂。
四兄弟的父亲本身就是工业学校出身，对他们的教育，也很注重培养科学意识和动手能力，所以他们从小就会拆装家里的各种电器。长大后，大哥是成都电机厂工人和电讯工程学院大学生，二哥曾经以修半导体为业，四弟是机器制造专家。组装机器，对他们来说，是小菜一碟。
于是，他们自己找材料、画设计图，组装出一台音响。那是新津县历史上第一台自制音响，几兄弟把它拉到县城的百货商场，接上音乐，很快就引起了众人围观和询价。
简单的验证表明，他们办电子厂，技术和市场都没有问题，缺的只是资本和厂房。
由于陈育新一直住在乡下，和大队书记关系非常熟，他去找了书记，说想和集体合办一个电子厂，队里出钱、出场地，他们兄弟负责技术、管理、生产、销售，利润由生产队占大头，刘氏兄弟占小头。
书记很开明，也很有眼光，看了他们做出来的音响后，马上表示：全力支持。
刘氏四兄弟喜出望外，他们开始憧憬未来。当时世界上最成功的电子企业是GE（美国通用），四兄弟下定决心：我们要成为中国的GE！于是就把计划中的厂子，起名为“新异”。
四兄弟兴冲冲地抬着音响，跟着大队书记去公社，请示公社书记的意见。
话刚出口，公社书记一拍桌子：你们反了？这是走资本主义道路，绝对不允许！
四兄弟的第一次创业，就这么胎死腹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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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匆匆过了两年。
到1982年，刘永行和陈育新都已经大学毕业，一个进了县教育局，一个进了县农业局，都成了国家干部。加上在成都电机厂当技术员的刘永言，毕业后留校任教的刘永好，刘氏四兄弟都拥有了令人羡慕的铁饭碗。
但创业的念头，在四兄弟的脑海里，依然挥之不去。
这年8月，他们聚在陈育新家里开会，商量未来之路。
此时，中华大地早已从沉睡中醒来，处处展现出勃勃生机，做生意已成为正当的路子，万元户是人人羡慕的对象。
几兄弟还是谨小慎微地探讨哪个能做，哪个不能做。他们心想，在城市里做不了，干工厂干不了，那我们在农村办一个农场总可以吧？
于是商定，利用陈育新在古家村的老屋和土地，办一个“育新良种场”。
办良种场需要钱，但是当时大家都没什么钱。去信用社贷款，信用社根本就不理他们。最后只好各自变卖家产凑钱。
大哥刘永言卖掉自己的手表，二哥刘永行卖掉了自行车（他的腿脚不好，此前一直用自行车代步），四弟刘永好没有手表，但妻子有一块，也卖掉了，大家一起凑了一千元钱。
10月1日，育新良种场正式开张，先是种蔬菜，后来见蔬菜占地太大，又改为养鸡。
养鸡的主要模式，是购买种蛋，孵化成小鸡再卖掉，赚取其中的差价。由于几兄弟都有技术、有动手能力，很快就自己研发了孵化机，建造了孵化房，成为当地技术最先进、设施最完善的养鸡场。
主要难题出在收种蛋和卖小鸡两个环节。
由于当时没有专业的种蛋市场，他们都得到农户家挨家挨户去买。所以几兄弟一有空就往农村跑，听说哪里有种蛋就跑过去收。
有一回，刘永好跑得太远，直到晚上10点多才往回走。天又黑又冷，但他心里非常高兴，因为这一天收到了200多个种蛋。
正当他快活地沿着田埂路往家骑的时候，突然窜出来一条黑狗，咬了他一口，自行车摔在泥里，一筐种蛋全洒了。
刘永好顾不得自己一身水一身泥，赶紧查看鸡蛋的情况，发现大半都已经摔烂，完好的没剩几个。他气得追着黑狗就打，追出了几百米，等黑狗跑没了身影，他无助地站在田里，哭了起来。
男儿有泪不轻弹。这是刘永好人生记忆中，印象最深刻的落泪场景之一。
比收蛋更难的是卖小鸡。那时候不像现在信息这么发达，对农户来说，去哪里买小鸡，都是口耳相传。而对刘家兄弟来说，小鸡孵出来，就得赶紧卖出去，不然光养着都是巨大的负担。
刘永好开始展现天才般的营销才能，他想出了两个绝好的办法：
一是利用自己当老师的便利，油印了一堆门神纸，上面写着育新良种场的广告，每次下乡收鸡蛋时，挨家挨户送。农民对免费的门神非常欢迎，根本不在乎上面有没有广告。
二是到农民家里帮他们刷墙，在墙上写上育新良种场的标语。由于那时乡下的房子大部分都是泥房和土房，农民们对墙上刷涂料这种方式非常欢迎，争着请他们去家里刷，甚至还给刷墙的师傅管饭。日后遍布全国的农村墙体广告，就是从刘永好开始。
就这样，育新良种场的广告，不久就铺满了周围所有的乡村，生意很快就红火起来。
1983年，陈育新给单位打了停薪留职的报告，开始全职投入良种场的工作。在那个年代放弃公职做农民，是极其罕见的事情，这引起了全城轰动。陈育新是整个新津第一个办理停薪留职的公职人员。
1984年春，育新良种场迎来了一个超级大单：邻村一个农民一次性预定了两万只小鸡，并预付了一千元的信用社信汇单。
四兄弟高兴地接下了这个大单子，让对方先拿走了现有的两千只小鸡，然后到处借钱收种蛋，准备把剩余的18000只小鸡赶紧孵出来。
没想到，当他们到信用社取那一千块钱时，发现信汇单是假的；跑到邻村去找人时，又发现买主根本就不是他们以为的养殖大户，而只是想通过做中间商倒卖赚一笔。
本来倒卖也没什么，问题是这人没有任何经验，两千只小鸡在路上就闷死了一半，到家后，发生火灾又烧死了另一半，整个家已经一贫如洗。别说剩下的一万八千只小鸡他根本就无力收购，就连已经给他的两千只小鸡，钱都要不回来了。
四兄弟陷入有生以来最大的险境之中。
他们欠了农民们大笔钱，换来了孵化棚中的18000只小鸡。按照正常的销售速度，这些小鸡无论如何都卖不掉，更何况当时已经进入农忙季，农民没日没夜泡在田里，根本就没有人来买鸡。
几兄弟愁眉苦脸地凑在一起商量该怎么办。由于大家都不抽烟，也不喝酒，只会一杯一杯地把水往肚子里灌。水灌了一肚子，办法却想不出一个来。
也不知道是哪一个兄弟悲凉地叹息一声，说：实在不行，大家一起跳岷江算了。又说，要不然就带着老母亲跑路逃到新疆，隐姓埋名过一辈子。
当然说归说，他们谁也不会真的想走这一步，最后还是刘永言下了决心，说：出事了躲也没用，只能面对；欠农民的钱，一定要还；我们自己到城里去走家串户卖小鸡吧。
于是，四兄弟连夜砍毛竹、编竹框。第二天，各挑一担小鸡，就到成都去了。有的跑到农贸市场去抢摊位，有的走街串户，沿街叫卖。
虽然四兄弟都是知识分子、大学生、国家干部，但是到了此刻，谁也顾不上面子。他们甩开了嗓子，大声吆喝，厚着脸皮讨价还价。
这可能是几兄弟生命中最艰难的时光。每天早上四点多钟装上小鸡，骑40公里的土路往成都赶，卖完小鸡骑回农场，时间已是半夜。稍微眯一会儿，又是一天的重复。
最惨的是刘永行，他还拖着一条跛腿。一个多月的折磨，让他旧伤复发，而且再度加剧，留下了永久的损伤。
地狱般的一个半月过去后，小鸡终于都卖完了。他们把欠的钱还上，一盘账，还剩下了720块，四兄弟一人分了180。
这180块钱对他们来说，真的是用命换来的。
养鸡的噩梦经历让他们心有余悸，休整一段时间之后，他们把主要精力放在了养鹌鹑上面。
当时人们认为鹌鹑蛋的营养价值比鸡蛋更高，所以一个鹌鹑蛋的售价是鸡蛋的两三倍，但鹌鹑的饲养成本却更低，成熟周期也更短，也就意味着经济效益更高。
刘永言在北京出差时听说了鹌鹑这回事，回来就张罗着去买了50只鹌鹑和200个种蛋，最后孵化下来，总共存活了80多只，四兄弟各分了一些，在家里分头饲养。
分头养的主要目的是做实验，看什么样的饲养条件和饲料，会让鹌鹑活下来、长得快、产蛋量高。
四兄弟的知识和技能在这里派上了用场，他们很快研究出非常好的鹌鹑饲养技术和饲料，开始了大规模的养殖。
刘永好则发挥他擅长和人打交道、擅长推销的特长，到各农贸市场、国营商场、饭店酒楼等地方去开拓市场，很快就打开了销路。不久又把重庆市场也拿了下来。
不到一年时间，育新良种场孵化的鹌鹑，超过了百万只，成为全国的鹌鹑大王。这些小鸟给四兄弟带来了巨量的财富，已经远超了“万元户”能涵盖的范围。
随着四兄弟的钱包迅速鼓起，周围的邻居也都纷纷效仿，养起了鹌鹑。四兄弟没有任何藏私，把他们所掌握的技术倾囊相授。到后来，整个新津县几乎到了家家户户养鹌鹑的地步，成为了全世界的鹌鹑之都。
育新良种场仅靠卖鹌鹑饲料，就赚个盆满钵满。
1986年，育新良种场年产值已经高达40多万元。四兄弟盖起了漂亮的小洋楼，院子里有小桥流水，还有游泳池、网球场、羽毛球场，即使用今天的眼光看，都堪称奢华。
他们也引起了各级媒体和政府的高度关注。新华社把他们作为致富的典型，写成内参报送给中央；县长、市长、省长们纷纷前来考察。
1986年11月，国务委员、国家科委主任宋健，专程来到育新良种场参观，并留下题词：
“中国的经济振兴寄希望于社会主义企业家”。
由于这句题词，后来，四兄弟新成立了一家公司，名字就叫做：希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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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6年秋，刘永好在深圳出差，有一次闲逛，看到一个厂子外边排满了来自全国各地的大货车。
他好奇地问一个司机，这些货车在拉什么。司机说：猪饲料。
刘永好大为兴奋，找了一辆挂四川牌的车，和司机攀上老乡，跟着货车混进了厂。
这座由国际饲料巨头正大集团设在深圳的工厂，与其说是一个饲料厂，不如说是一个印钞厂——正大生产的乳猪饲料，由于催肥效果远高于市面上其他饲料，被市场疯抢。外面那些拉饲料的货车，要排队三五天才能拿到货。
刘永好意识到，一个比做鹌鹑饲料更好的机会摆在自己四兄弟面前。他暗暗把正大饲料用的生产原料记下来，并把厂房和机器画下来，准备回去仿造。
用今天的标准看，刘永好等于充当了一把“商业间谍”。但当时人们还没有这种概念。他回到新津，把自己所见和哥哥们一讲，三个哥哥没有任何犹豫，一致同意上猪饲料。
于是，刘永言和刘永好负责研发机器，刘永行和陈育新负责研究饲料配方。一年时间过去，机器全部装配妥当，“希望一号”乳猪饲料也被研发出来，经测验，效果不亚于正大饲料。
“刘氏印钞机”，开始轰隆轰隆响起。
刘永好的营销天才，再次发挥了巨大作用。他把“养猪希望富，希望来帮助”和“吃一斤长一斤，希望牌奶猪饲料就是精”这两句标语刷遍了四川农村的每一个角落，并承包了四川电视台大部分的广告时间，以至于四川台很长一段时间都被人称为“猪台”。
除此外，刘永好还建立了一个庞大的推销员队伍，把地推深入到每一个养猪户。这些推销员不仅做宣传推广，还充当技术员，帮助养猪户解决饲养过程中的疑难问题，甚至还举办养猪讲座，传授养猪的专业知识。
当时的农民还没怎么经过广告轰炸，这些别开生面的宣传效果奇佳，希望饲料很快火遍整个四川。
图源：《藏锋：刘永好传》，周桦，北京大学出版社
对于正大而言，四川的猪饲料市场本来是它一家独大，现在希望饲料厂进来分一杯羹，其自然不会坐视不理。于是，一场国际巨头对中国地方小厂的绞杀战开始了。
正大一方面在广告上和希望对攻，另一方面开启了猛烈的价格战：每吨饲料的价格直降20元。
为了保住市场，希望不得不跟着降价，而且降得比正大更猛：每吨比正大还要再便宜20元。
正大一看，立马再降20元，而希望也再跟着下调，保持比正大便宜20元的格局。
最后，正大决定毕其功于一役，一次性疯狂地降了100块。刘氏兄弟一算账，觉得自己还能承受得起，干脆直接降140块。
这一轮降价之后，大家都知道，成败就在此一举。当时正值春节，四兄弟下达完降价命令后，直接飞到国外去度假，反正该做的都做了，其他就是安天命。
等回来后，正大找上门来要求谈判，刘氏兄弟也见好就收，双方体面地结束了价格战。而此时，希望饲料已经从1989年的产销5000吨增长到了1991年的10万吨，成为四川市场的饲料之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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希望饲料正在飞速发展的时候，一股暗潮正在中华大地奔涌。1990年前后，社会思潮激荡，舆论上开始讨论民营企业的剥削性，关于“姓社姓资”的争论，愈趋激烈。
刘氏四兄弟发现了一个奇怪的现象，原来络绎不绝地来参观、考察的官员们，不再来了。因业务需要打交道的一些部门和公司，不再好说话。甚至，还有领导要求税务部门查希望饲料厂的账。
作为曾经在运动中多次受到冲击的“惊弓之鸟”，四兄弟陷入了高度的紧张之中。为了试探政府的口风，他们跑去找地方领导，说要把公司无偿交给政府，只是希望政府还能愿意雇用他们当厂长，避免工厂业务停滞。领导安慰说，政府不会没收你们的财产，你们该怎么搞还是怎么搞。但同时也委婉地警示：做事低姿态一些没错。
那段时间，心情压抑和忐忑之下，陈育新大病一场，其他几兄弟的心理压力也非常大。刘永好跑去美国考察市场，几个月都没回来。
直到1991年底，政策形势才逐渐明朗。新华社趁希望饲料在四川市场超过正大的时机，写了一篇名为《四兄弟创立希望，敢竞争超过正大》。这可以看作是相当级别的部门为希望公司做的一次背书，让四兄弟承受的社会压力和心理压力立马减轻。
到1992年小平同志南巡后，随着中央的定调，关于“姓社姓资”的争论烟消云散。四兄弟终于完全放下心来，开始谋求更大的发展。
不过，就在1992年前后，希望公司的四位创始人，发生了一次重要的变化。
此时，希望已经积累了雄厚的资金。刘永言想投身电子行业，追求科技梦想；陈育新想开拓房地产；刘永行和刘永好则一门心思想把饲料业务做得更大。
于是，四兄弟把这些年赚的钱一算，也不管谁的贡献大、功劳多，直接均分为四份，四兄弟每人拿一份。
这次分家，没有争吵，没有矛盾，是兄弟创业分家的一次完美典范。
随后，刘永言和陈育新开始埋头追求自己喜欢的事业，并低调地避开社会目光，从此成为不显山不露水的隐形富豪。
而刘永行和刘永好，则从新津搬到成都，开始了全国扩张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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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邓公讲话解除了民营企业在政治上的后顾之忧，刘永行和刘永好把目光投向了全国，刘永行提出：“我们要把希望的种子洒遍祖国大江南北”。
为了拓展全国市场，显然“新津县希望饲料厂”这个名字就不大合适了，刘永好提议，干脆组建一个集团公司。
申请注册的时候，集团名字前面不冠地名，而是直接叫做“希望集团”，这种没有先例的命名法，在省里和国家工商总局都得到批准了，于是希望集团成为全国第一家不冠地名的全国性集团公司。
集团建立后，四兄弟职位不分高下，都是最高领导：刘永言担任董事局主席，刘永行出任董事长，陈育新当总经理，刘永好是总裁。不过，集团的实际事务，主要还是由刘永行和刘永好在运作。而对外代表集团的，由原来的陈育新，变为了刘永好。各种全国性的表彰，政治上的待遇，抛头露面的机会，基本上都给了刘永好。
在刘永行和刘永好的主持下，希望开始了狂飙式的扩张。而正好，当时中国有两个背景，让希望公司搭上了东风。
第一个背景，是全国开始了轰轰烈烈的招商引资。各地为了发展经济，以无比的热情和极大的优惠，到处招揽企业。希望公司作为一家涉农的优质企业，尤为受到地方政府的青睐。
第二个背景，是90年代中国企业的发展呈现出“两重天”，一方面，私营企业蓬勃发展；另一方面，大量国企、乡镇企业纷纷陷入困难，甚至破产。如何拯救这些企业，成为地方政府头疼不已的重点大事。
随着希望集团生意越来越红火，在全国名气越来越大，从92年开始，登门拜访刘氏兄弟，邀请他们去建厂或者并购当地企业的官员们络绎不绝。有些地方官甚至会打听刘氏兄弟的行程，到机场去“截胡”。
这期间有一个经典的“中南七日行”，是说刘永行和刘永好，用一周的时间，跑了湖南、湖北、江西三个省，收购了四家地方工厂。这个速度创造了当时的历史。
在地方的争抢下，希望集团得到了很好的优惠。一般是地方政府出土地、给与税收减免，希望集团出一部分资金，同时也以技术和品牌占股。再加上刘式精细管理和团队超强战斗力，希望集团的建厂成本，比其他企业要低得多。一个同样的厂，外企需要投入5000万，国企需要投入2000万，而希望只需要投入1000万就能建成。
不过，公允地讲，在希望集团收购地方工厂的过程中，地方政府和希望集团虽然各有获益，但原来的国企职工，却有很多承受了沉重的代价。因为每一次希望收购后，除了少部分职工可以通过公开招聘变成希望集团的员工外，其他大部分职工，都是无情淘汰。
当然，这也不仅是希望集团一家存在的问题。在那个年代的国企改制大潮中，作为收购方的民营企业，往往是拿到了最优质的资产，却毫不客气地把很多原来的职工当做包袱甩掉，创造了无数“下岗职工”。今天的我们回顾90年代的那段历史，不能忘却这场饕餮盛宴中，被牺牲掉的千千万万国企职工。
在刘永行和刘永好的大步扩张之下，到1994年底，希望集团在全国已经有了38家企业，产值达到17亿元；也就是这一年，刘永好被选为全国工商联副主席，成为出任这个职位的第一位民营企业家。
到1995年，希望集团被确定为中国500家最大私营企业第一位，刘永行、刘永好兄弟也以6亿元的身家，被美国《福布斯》杂志评为中国内地首富。
图源：《藏锋：刘永好传》，周桦，北京大学出版社
不管从政治上、事业上还是财富上，刘氏兄弟都走上了新中国企业家从未达到过的巅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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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不容假设。后来的人们已经无法想象，如果希望集团就以这样的节奏发展下去，今天会是什么样子。
但在真实的历史上，巅峰之后，希望集团如同一辆行进中的列车，在半路上被扳道工切换了道路，脱离原有轨道，走向另一个方向。
充当历史的扳道工的，是刘永行。
第一次分家之后，大哥和三弟各有一摊，不大管集团的事，二哥刘永行和四弟刘永好带着希望集团飞速前进。兄弟俩各有所长，精诚合作，绝对称得上是黄金搭档。虽然公司做得这么大，但俩人都没有独立办公室，一直都是在同一间房里，面对面坐着办公。
但在这样的亲密无间中，裂痕已经悄悄形成。
此前，刘永行在美国匹兹堡考察，看到美国的重工业正在向国外转移。他认为，中国也将迎来一波承接国际重工业转移的浪潮。
又正好饲料行业的竞争进入白热化，利润率不断降低。刘永行决定在饲料之外，大力拓展重工业。但是，他的这个思路，并没有得到其他几兄弟的认同。
如果他要搞重工业，就只能和刘永好分家，自己另起一摊。
而还有一个很难说出口的隐蔽原因是，刘永好的光芒太强了，刘永行被完全掩盖。
在希望集团全力拓展的那几年，很难说刘永行和刘永好谁的功劳更大。但是由于分工的不同，外界看到的，都是刘永好；代表希望集团接受各种荣誉和享受各种待遇的，也都是刘永好。
我们很难揣测刘永行本人内心是什么滋味，但是日后刘永好讲起这段历史时，曾说：我当时确实忽略了二哥的感受。（见《藏锋：刘永好传》，北京大学出版社，周桦著）
1995年4月，在例行办公的一天，刘永行对坐在对面的弟弟提出了“调整一下”的想法，实质上是要求分家。
他说出口的理由是：我们都很能干，凑在一起太浪费资源了。
刘永好感到极其突然，下意识地表示反对，但是刘永行早已经不知道深思熟虑多少遍，非常坚持。
问题被提交到其他兄弟和妹妹那里一起讨论，大哥、三弟和小妹全都反对分家，刘永行成为孤单一人。
但是“分开”这种事情，往往无法按少数服从多数决定。当一个人去意已决时，别人再怎么反对，都无法将其挽回。大哥、三弟和小妹劝不回刘永行，只好表示不干预，由刘永行和刘永好二人自行决定。
以希望集团此时的地位，刘氏兄弟再分家，可能会造成很大的社会影响。所以国家工商总局和省领导都来做刘永行的工作。省委书记特地把四兄弟交到一起吃饭，好言相劝，让他们不要分家。
饭桌上，由于刘永行坚持要分，刘永好坚持不愿分，气氛弄得非常尴尬。
此次失败的宴席后，刘永好意识到，如果他再坚持想要挽回，结果可能是兄弟之间闹僵。最终，他放弃了劝说，同意分家。
于是，刘家兄妹五人找了一个晚上，商量分家方案。由于兄弟们只是发展理念之争，而不是财产之争，所以分配也很简单。原来属于兄弟四人的产业，按照每人四分之一均分；属于刘永行和刘永好两人的产业，按照每人一半均分。四兄弟又各自从自己的产业里拿出一些股份，一起交给妹妹，让妹妹拥有全部产业的十分之一。
对于全国各地工厂的划分，刘永行和刘永好采用了“犹太人分饼”的办法，你分就我先选，我分就你先选。最后决定，由刘永行出“分饼方案”，由刘永好先选。
刘永行提出以长江为界，划江而治；刘永好选择了长江以南；原有的管理人员可以自由选择是跟刘永行和刘永好；双方约定，10年之内，互不过江。
此后，希望集团保留母体身份不变，但下设大陆希望、东方希望、华西希望和南方希望（日后裂变出新希望）四个二级集团，四兄弟各管一个，分头发展。
为了避免社会和舆论影响，这次分家不对外透露，所以外界并不知晓。一直到1997年，为了新希望上市，才不得不正式向外界披露，此时已经过去了两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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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家后，四兄弟不同的性格特点，很快就发展出了不同的事业方向。
刘永言埋头于科技，不问世事，把大陆希望打造成中国变频器行业的隐形冠军。
陈育新负责守护新津基地，将其发展为西南地区的农牧业领军企业；并涉足零售和商业地产，成为这两个领域的巨头。
更值得一提的是刘永行和刘永好。
刘永行性格谨慎，踏实肯干，用了很长时间考察汽车、钢铁、石油、轮胎、造纸、化工等各个重工业领域，一度还想去给台塑创始人王永庆当助手，学习重工业的知识。
1999年，为了更方便对接国际产业转移，刘永行把东方希望的总部从成都迁移到了上海陆家嘴。
最终，经过长达7年的调研和准备，刘永行于2002年开始切入制铝行业。
不幸的是，他刚刚进入这个行业，就遇到经济过热之下的国家宏观调控，投资的项目被叫停，银行贷款被收回，差点就“出师未捷身先死”。好在饲料板块还在源源不断产生现金流，输血维持着制铝产业。
最终在熬过此关时，刘永行的公司活了下来，而很多没熬过的公司死掉了。东方希望成为中国制铝行业的一大巨头，至今仍是这个领域的重要玩家。
与刘永行相比，刘永好点子更多，更善于搞关系，玩法就截然不同。他玩的都是高端人脉、资本和金融。
在泰山会和中国工商联，刘永好都是重要成员，在中国商界拥有举足轻重的作用。
1996年，新中国第一家民营银行——民生银行挂牌成立。刘永好是该行重要的倡议者、发起人，并且出任副董事长。此后经过刘永好和哥哥们的不断增资，“希望系”成为民生银行最大股东。
同年底，刘永好得到了中国民营企业第一个上市机会。他本人非常兴奋，不料却遭到了哥哥们的反对。
刘永言和陈育新认为，你又不缺钱，为什么要上市？刘永行认为，过于宽松的资金，会让人头脑膨胀，还是不上市为好。
但刘永好的玩法和想法与哥哥们都不同，他还是按照自己的节奏走。况且现在都分家了，要上市的主体是他自己控制的南方希望下属公司“新希望集团”，而不是他们几兄弟共有的“希望集团”，所以哥哥们只有建议权，没有决定权。
1997年，新希望集团即将上市的消息引起了市场震荡。尤其是“新希望”这个名字，让人们议论纷纷，不知道希望集团出了什么事情。三个哥哥在接受采访时，明确指出新希望只是希望集团下属的二级公司南方希望的下属三级公司，并不是希望集团，请大众不要以讹传讹。
用刘永好官方传记作者周桦的话来说：“明眼人都很容易就看得出来，三个哥哥不高兴了。”
11月，出乎刘永好意料的是：希望集团通过《中国证券报》和《经济日报》发布公告，正式公开了几兄弟已经分家的消息，并表明刘永行担任董事长和法人代表，陈育新主持集团日常工作，刘永好不再担任集团的法人代表。
这被公众广泛理解为“刘永好已经出局希望集团董事会”。
面对社会各界的询问，刘永好始终未发一言，以极大的耐心等待风暴过去。
1998年2月，新希望成功上市，成为中国民营企业第一股。在前十大股东名单上，刘永言和陈育新都在列（以公司持股），但刘永行未在其中。
除了玩转金融和资本市场外，刘永好还涉足房地产。1999年，他开发了成都著名的楼盘“锦官新城”（楼盘门口的路被直接命名为“新希望路”），开盘仅3天，就卖了1.4个亿，创造了成都房地产市场的销售奇迹。此后，新希望又进军大连、上海等城市，成为全国知名的房地产商。
1999和2000年，刘永行和刘永好兄弟连续被《福布斯》杂志评选为大陆最成功商人，2001年则再度成为大陆首富。
自从1995年福布斯杂志开始评中国大陆富豪榜以来，这个榜后来被称为“杀猪榜”，因为上榜者很多后来都出了事，尤其是首富这个位置，似乎被施了魔咒。
而刘永行和刘永好，却是大陆富豪榜的罕见的“钉子户”，自从上榜后，就没有下去过，甚至大部分时候，都名列前茅。
尤为值得一提的是，2001年，刘永行被评为CCTV年度经济人物；2006年，刘永好也获此殊荣，在台上给他颁奖的，正是哥哥刘永行。
兄弟俩先后登上这个榜，由哥哥向弟弟颁奖的，全国独此一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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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1982年到现在，已经过了39个年头。
刘氏兄弟四人，从育新良种场起步，到新津希望饲料厂，到希望集团，到四兄弟分家后各自的发展，每一步，都走得非常稳健，最终各自都取得了非凡的成功。
刘永行和刘永好的自不待言，即使在富豪榜上不常露面的刘永言和陈育新，也各有自己的辉煌事业，只不过是他俩非常低调，相对不为人所知。
在中国乃至全球的商业史上，家族创业、兄弟创业的例子不少。但是像刘永言兄弟这样，四个人一起创业，一起变得这么成功，没有一个人出事，也没有产生家族内部争权夺利的，极其罕见。也许是全球前无古人的孤例。
正大集团的谢氏四兄弟，主要是传承父辈的事业，并非自己起家；国美的黄氏兄弟，事业做得很大，但是不管是企业发展还是个人命运，都经历了大波折，称不上持久的成功；苏宁的张氏兄弟，从事业发展上可以说与刘氏兄弟略有相似，但张桂平和张近东的其他兄弟，就泯然众人。
作为单个的个体，刘氏四兄弟任何一个人的财富，比起互联网时代新崛起的富豪如马云、马化腾等，也许在某些年份会有所差距，但是作为一个整体，从长期持续性来看，刘氏家族绝对称得上是当代中国最成功的一个商业家族。
这既和他们的智商、能力和机会密切相关，更是和四人的格局和感情分不开。
创业初期，他们各自发挥所长，配合得天衣无缝，一起打下了事业的坚实基础。等到羽翼丰满，又友好作别，各自飞向自己属意的那片天空。
他们的两次分家，并不涉及利益的冲突和纠纷，而只是兄弟们之间不同志趣和不同发展理念的区别。也许他们合在一起，能创造更辉煌的事业，但究竟比不上每个人都能按照自己的理念做事，追求自己最想要的东西来得更畅快。
随着中国进入“少子化”社会，有四个孩子的大家庭，会越来越稀有；而拥有四个孩子的家庭，也很难每个孩子都拥有那么高的智商、能力，形成如此互补的局面；四个孩子都很牛的家庭，也很难形成那么好的亲情氛围和每个人的格局与度量；即使所有这些条件都具备，也很难再遇到80年代初那样风云际会的创业大好时机……
也许，刘氏四兄弟的创业故事，已是这世间的绝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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