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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月2日，抖音告腾讯垄断事件闹得沸沸扬扬。
抖音大概憋了很久，主张是几年以来“腾讯通过微信和QQ限制用户分享来自抖音的内容，构成了反垄断法所禁止的‘滥用市场支配地位，排除、限制竞争的垄断行为’”。
从大众立场来看，抖音和腾讯都是新技术的赢家，普通人才是输家。
垄断的概念通常有两层意义，一层是对市场同业竞争者和潜在竞争者的垄断；另一层是对受众文化层面上的垄断。
抖音和腾讯之争，是第一层意义的垄断之争，是赢家和赢家之争，不过是利益之争。
所以我们大可嘲讽垄断者之间的纷争，是因为不管谁主导用户，都是文化垄断者。
01
50多年前电视出现在普通大众家庭时，观众和商家一起欢呼雀跃，然而他们的角色却不一样，普通人都是新技术的输家，因为是被适应、改造和消费的群体，而技术发明者则是赢家，之后涌现了电视主持人、电视制作人，他们和技术发明者一起捍卫自己在这场技术革新中的既得利益。它们一起形成了新的文化垄断，终结了很多教师的职业生涯。
和那时一样，今天短视频的输家——用户，和资本家赢家一起雀跃着，视频制作者在努力挤压文字表达的生存空间。学会视频表达的人，成为新技术文化中的精英，但这种精英常常是粗鄙、猥琐的，许多短视频网红，不过是生活中吃喝嫖赌的混球，但善于哗众取宠，而在流量为王的时代赢得技术带来的权力和声望。
现代传播学之父伊尼斯说，控制技术运行机制的人积累权力，必然要密谋防备那些无法获取专门技术知识的人。
这就是为什么Facebook社交网络的核心算法逻辑，只掌握在马克·扎克伯格等少数几个人手里；特朗普逼着抖音海外版，让它交出算法逻辑卖给美国企业。
这种密谋，一面防备其他人获得核心技术的垄断，就是常见的行业垄断——抖音和腾讯间的撕逼，就是这种纠纷。一面摧毁传统的知识垄断，今天唾骂或吹捧短视频的人，就是这种垄断下文化撕裂的现象。
美国学者尼克·波斯曼《技术垄断：文化向技术投降》里说，新技术的出现产生输家和赢家一起欢呼的局面，这种局面是荒谬的。比如互联网时代，个人信息更容易被盗取，个人踪迹被搜寻，个体更容易被控制，这是我们在从互联网上获取便利而付出的代价。
2016年美国大选，特朗普竞选团队曾雇佣“剑桥分析”公司，用盗取来的7000万Facebook用户数据分析建模，再去做政治理念营销。美国人成了政治广告的操弄的玩偶。
当群体更容易被信息控制时，所有人成为一个模糊的“数字客体”，个体的清醒变得无足轻重。这时，每一个普通人就是输家，而资本控制的新技术发明者就是赢家。
为了维持自己的权力，“赢家怂恿输家满腔热情地去拥抱计算机技术。”尼克·波斯曼说，他们会告诉我们，互联网让生活更高效、便捷。但不会告诉你要付出什么代价。他引用埃及法老塔姆斯的话说：
新技术发明只不是手段的改进，目的却并未改善。
如互联网让社交变得更容易，却不会告诉你社交网络是不是隔阂了人与人之间面对面交流，弱化了交流的能力？技术的赢家也不会告诉你，计算机可能导致你生活质量的降低。
弗洛伊德曾说，倘若铁路没有克服空间距离，我的孩子就不会离开故乡，我就不需要打电话才能听他说话。
02
技术垄断文化带来的恶果，在互联网时代带来了信息的嘈杂、泛滥和泡沫。
这种泛滥又带来了每个人自我主见的嘈杂化。14世纪，德国人谷登堡发明了机器活字印刷，并用机器印刷了《圣经》，自那之后，马丁·路德说，《圣经》进入了每个主妇的厨房后，每个基督徒就成了自己的神学家。
图：谷登堡发明的印刷机引发了信息爆炸
机器印刷发明后造就了大量的印刷书籍读者，按尼克·波斯曼的说法，这些人接受大量的信息，而不是老师的真传……他们自负张狂，自以为有智慧，而不是真有智慧。这和今天的互联网用户相似，每个人自以为从信息泛滥、泡沫处掌握了足够的信息，我们不足够智慧，却形成了诸多的意识形态偏见。
2020年美国新冠肺炎疫情期间，社交网络上的谣言经过算法对“偏好”的推波助澜，加剧了谣言传播，个体各自为政。人们在街上游行，有的喊“新冠疫苗是阴谋”，有的喊“人类基因不适合新冠疫苗”。每个人执着于自己看到的信息。一个政府官员将其称为：
新时期的部落主义。
这样的偏见造成了很多冲突，政治、宗教、消费的冲突，甚至沟通形式的冲突。
500多年前机器印刷发明后引发的书本读物兴起，改变了课堂上口语交流的形式，书写、文字表达逐渐成为主流，今天，用电脑书写、表达、思考首先在职场人群和大学生群体中代替了书写，中国只有中小学生还保留了传统书写的方式。
可是，电脑学习的方式比书写、口语交流更注重个人学习、独立解决问题，它改变了众人思想碰撞、思辨的沟通方式。所以，技术创新的提供者，如今用算法逻辑，给每个人推荐自己爱看的，无论谣言、暴力、煽动言论。它带来的一种负面影响是，容易让每个人更狭隘、自负、排他。
进一步，从技术统治时代到技术垄断时代，这种更迭带来了同样的问题：社会焦虑、混乱。
1480年欧洲机器印刷机引发的信息爆炸之前，英格兰只有34所学校，180年后，学校总数达到444所，引发学校暴增的原因，尼克波斯曼说，就是信息失控导致了焦虑和混乱引发的。
这和今天互联网时代焦虑引发的各种培训、网课、课外辅导一样，都是人们为了应对新技术垄断带来的文化危机，当代人称之为“内卷”的现象，实际上仍是技术垄断带来的。
03
中国的监管肯定有意识到技术对文化的垄断。抖音告腾讯，就像一个家庭里，孩子告孩子，家长最多警告一番，但孩子对外作妖，多半是要被揍。
家长揍不揍孩子，很大程度的原因是新技术有没有对旧技术制度发起攻击，旧技术制度有没有受到威胁。就像孩子学步时，不能跑太远，跑远了难免要挨揍。
技术垄断文化后，需要建立一种新的社会秩序，目的是防止信息失控、泛滥带来的文化防线崩溃。
尼克·波斯曼曾描述了信息扩张和信息控制机制的关系：
“技术垄断使可以利用的信息增加，让信息控制机制受到压力，为了对付新的信息，需要增补控制机制。但新的控制机制本身是技术，它们反过来又增加了信息供应量，它们就这样恶性循环。这造成了一个后果是信息的供应量无法控制，个人心神宁静生活的宗旨就会普遍崩溃而失去防卫，人们无法寻觅经验中的意义，失去记忆力。”
中国中小学教育仍杜绝学生的智能手机或其他智能电子产品进校园，就是一种信息控制机制，也可以视为一种教育制度对新技术造成的文化垄断的警惕。
美国传播学者詹姆斯·贝尼格1986年在其专著《控制革命：信息社会的技术与经济起源》中，阐述了电脑技术等信息传播新技术在当代社会中的重要地位的“控制革命”论，他教人们从信息传播新技术发展的视角，透视社会发展的信息化动向。
然而，他的理论大多被别人用来做社会舆论、政治制度、广告营销方面的控制。过去两届美国总统奥巴马和特朗普，在竞选期间都得心应手地运用了信息控制手段，为操弄舆论和民意给自己登上权力巅峰而铺路。
图：美国疫情期间的游行
特朗普用信息操控手段帮助自己上台后，因为一系列施政措施，导致在连任竞选中败下来，他为自己的所作所为付出了代价，可当初为特朗普上台的“信息控制技术”付出了什么代价呢？
尼克·波斯曼说，技术垄断只追求效率、利益和经济进步，它没有道德感，却追求无极限的增长，无责任的权力和无代价的技术。
特朗普下去了，但他运用的垄断技术仍然存在，并将被下一个掌权者运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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