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源：图虫
编者按：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全媒派（ID：quanmeipai），作者Lilyann，创业邦经授权转载
你是否喜欢把所有的照片、视频、文档、表格、作业、课件全都分门别类地归档好，然后从手机复制到电脑，从电脑备份到网盘，再折腾到移动硬盘，就算平时不会特意翻看，也舍不得删掉。如果是这样的话，你可能是一只典型的“数字仓鼠”。
网络时代，我们通过各类技术储存信息和记忆，将它们数字化，当生活的瞬间定格成为一个一个按照时间、地点、人物命名的文件夹，这背后反映出怎样的媒介心理？
为什么要选择做数字仓鼠？
数字仓鼠有哪些魅力？笔者在社交平台上共收集了14位网友的想法，分别进行线上对话后发现，大家的目的与表现不尽相同。概括而言，分为情绪性与功能性两大类别：
数字记忆能使人获得一定的情绪代偿
有12位网友反映，及时归纳资料，上传到本机或云端，能够迎合他们的心理诉求。例如，“舍不得扔，所以保存”带来的怀旧感；“买了不止一个大容量硬盘存与自己有关的各种文件，每次看都会勾起意外之喜”的惊喜感；“分门别类收纳照片和视频，将回忆的拼图在数字世界拼凑完整”，获得集邮式的成就感；“将文件备份到网盘，怕有朝一日会用到”的安全感；
以及，较为有趣的是，“由于自己比较难记住对方的脸，所以才想把生活中的细节都记录下来”，通过数字技术来帮助人脑记住更多维度的回忆，也增添了一份真实感。
更加特别的是，还有一位受访对象提到，建立待办收藏夹的行为也是数字仓鼠症的体现，虽然并非收藏回忆，而是记录未来希望完成的计划，心愿越积越多，不会刻意删除，“这也是一种希望自己未来变得更好的期许感”。
数字记忆能够提供功能性支持
有3位网友也提到了数字记忆在实际生活中能够给予的真实帮助。例如，将照片排序上传备份，易于后续翻看查找；留着每一期的论文与文献积累，这是之后做类似选题时的前置基础材料；受“工作留痕”的思维影响，定期会对已有的材料重新梳理，进行阶段性复盘与总结。
通过采访，不仅能够基本总结出以上“数字仓鼠症”的具体表现，而且也反映出这种行为的本质与类别划分：其本质上是一种对数字资料的堆砌，按照时间分类，可分为对已有具象记忆（如照片、文件、录音等）的收藏，以及对未发生的抽象计划（如计划表、心愿单等）的陈列；按照公开/私密性分类，也有个人电脑、云端、公共网络等媒介载体之分。
不过，数字仓鼠也并不是全盘上传、存储自己的记忆到云端。这其中，个人能够充分发挥主观能动性，对数字记忆进行再加工。具体表现为筛选（比如有位采访对象会根据文件蕴含的情感价值来判断是否存储）、删除（当遇到信息非常无用、内存不够、更换手机时）、重新梳理等。
媒介如何影响了数字仓鼠的记忆存储？
如上所述，数字仓鼠可以上传资料至本机、云端与公共网络等载体，受当今的媒介互动方式影响，下文主要讨论后两种选项，这也是影响数字媒介记忆最为显著的场域类型。
在讨论之前，首先需要了解下“媒介记忆”的概念。
天普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教授卡罗琳·基奇(Carolyn Kitch)提出了“媒介记忆”(media memory）的说法，以此探讨媒介是怎样通过扮演“记忆代理人”的角色，与社会其他领域互动 [1] 。
但在后续的研究之中，“媒介”的概念不断泛化。例如，既有对于以影视作品、漫画、小说等以文化为主的信息载体的样本分析，也有对报纸、广播、电视等新闻媒体的样本分析，当下还有对社交媒体、公共社区等网络舆论场的样本分析。由此而辐射出的记忆类型大有不同。
有研究者指出，“媒介记忆的边界需要适当收缩”、辩识“媒介”与“媒体”的细微差别。在此基础上，相比“媒体记忆”更多强调机构化的新闻媒体进行的记忆实践活动，“媒介”指的则是传递信息的中介，具备作为平台与工具的物理功能而非社会功能，而“媒介记忆”对应的是“非机构化、一般媒介的记忆活动”。社会上的草根式个体将生活经历整理上传至网络，这也意味着，在媒介的载体之下，自我的数字记忆随之被生成。
而在其中，平台的助推力量不可忽视。复旦大学教授邵鹏是国内最早一批进入“媒介记忆”研究的传播学者之一，他指出，在人们将需要记忆与保存的内容上传到媒介空间的过程中，“媒介的功能正在发生蜕变，由原先的信息生产中心正逐步演变为信息记忆中心”。[2]
特别是社交媒体，正在使用各类策略提高与扩大媒介记忆效率与成果：云网盘帮助智能整理“图片故事”、微信支持通过选择日期快速查找某一天发布的社群内容、QQ空间相册自动生成回忆功能......
全媒派往期文章为什么现在的社交App特别喜欢提醒我们回忆过去？曾提到：“随着时间的流逝，帮助用户追溯过去的记忆也成了许多媒体、平台与智能设备的彩蛋型功能。”[3]概括而言，平台通过优化储存与传播记忆的方式引导你成为数字仓鼠，这主要体现在以下两个方向：
凝炼与内化
如同联网版的“日记本”与“文件夹”，鼓励个人在其中进行私密性的记录，并通过特定的产品功能帮助用户提升记录效率。例如印象笔记，用户能够在其中记录日常笔记，并通过添加到固定的笔记本、标签等方式将其整理分类；再如百度云盘，用户设置自动备份，则会将手机端的资料上传至云端，并按照时间、地点、人物等维度智能生成故事相册，便于对回忆快速回溯。
以及各类社交媒体上线的一系列“私密收藏夹”“私密豆列”“仅自己可见”等功能，使其成为用户的记忆存储器，在公开的社交场域中保有一方私密净土，亦或再通过智能储存技术呈上回忆合集，引导用户将对个人往事的共鸣与共情，转变成为对App的亲切感，提升使用好感度。
在这个程度上，产品本身无疑也具备了“铭刻媒介”的属性，与人脑一同，对个人的记忆留下痕迹。
引导个体进行表达
无论是“记录美好生活”的抖音，还是“记录世界记录你”的快手，“记录”的功能被反复强调，成为许多内容产品倡导的理念与用户行为。
正如麦克卢汉所说：“一个媒介成为另一个媒介的内容”。互联网时代，这种观念更突出地表现在，无论是传统媒体，还是个人用户，都通通成为了网络媒介的内容。因为记忆一旦被诉诸表达，它就脱离了“单机”模式，具备了社会属性，成为集体或者社会记忆的组成部分，而我们作为媒介本身，连同回忆一并成为了平台媒介的内容。
无论是我们收集生活碎片，在微博上发布vlog，还是每月固定梳理做过的事情，将月度回顾文章上传到豆瓣，都或多或少体现了“数字仓鼠症”的特质——对数字资料进行收集堆砌与再加工。
而平台方通过引导用户将本可以内化的记忆进行外在表达，也是希望我们的数字记忆能够成为产品的算法土壤，从而更加细致地勾勒用户画像，为我们推送更加精准的内容。
按照邵鹏教授所言，“各方通过数字化、大数据、云计算等媒介技术记忆人类的全部生活、所作所为、所思所想，这标志人类记忆正在进入媒介记忆4.0时代，从争夺记忆控制权到更加智能的争夺记忆主导权。”
人们真的需要这种“数字记忆”吗？
毫无疑问，定期对个人资料进行保存是良好的收纳习惯，有序整理更是“数字极简主义”的另一种体现，然而，将这种记忆的“保管权”备份或者交由数字空间保管还存在哪些更深远的影响甚至风险？
主动收纳数字记忆体现了“记忆权”的需要
自2014年出现“数字遗忘权”的呼声以来，在网络环境下如何平衡与保护个人隐私一直是讨论的核心。其中，以以色列学者Noam Tirosh为代表的学界知识分子们提出了“记忆权”的重要性：“社会对遗忘的抗拒比对‘难以遗忘’的恐慌来得更早”[5]
而随着数字收纳理念的日益流行以及上文提到的平台助推，如今我们不断地创造着关于自己人生故事的“数字档案”，特别是将其分享到社交媒体后，也相应激发了“被记住”的需要：试问，当你在网络上浏览了各式丰富多彩的vlog与plog之后，是否会产生哪怕只有一丁点“我也想试试”的欲望？
在某些时刻，这种连结性甚至使得“记忆”变为了一种义务，似乎生活的每个瞬间在真实经历过之后，也理应被同步记录在硬盘、云盘、个人社交网站中。
执迷于“建档”会导致本末倒置
例如吃饭前需要先拍照、去旅行要时刻拿着云台拍vlog等等，这类行为本身并没有好坏之分，但却在一定程度反映出，在这些场合中，记忆前置于主体生活本身，这也应和了法国哲学家德里达提出的“档案狂热”（archive fever）一词。与之相关更加极端的现象则是，“吃饭最重要目的是拍照打卡、旅行的终极目标是发朋友圈”，为了展示而记录，而这会使得一种名为“反记忆”的倾向出现。
所谓“反记忆”其实是大脑进行遗忘的一种生物机制，指的是我们的神经元能够产生与记忆形成时出现的电波完全相反的电流，从而“冲洗”掉最初形成的记忆。[6]
进一步讲，既然“电子建档”成为我们保存记忆的有效方式，那么，那些没有进入我们叙事框架的生活点滴，会有更大概率被人为的忽略或者遗忘。例如，在我们剪辑旅行vlog的过程中，有些片段会因为不符合视频走向被废弃掉，而在我们后续反复观看成品的过程中，我们对于已删除之物的印象会越来越淡薄。
同理，为方便起见，人们可能不会将资料精细化归档，这也会导致无法展现记忆的全貌。这种二次加工的过程，也是选择性记忆的过程，而这对我们来说，无疑是增加了“我们的真实记忆被电子记忆误导”的风险。
“遗忘”的意义被改变
传统意义上，我们对“忘记”的理解是，随着时间流逝，某些印象深刻的往事被自然放下，想念次数减少，哪怕是时隔良久后想起，也不会夹杂太多的个人情感。
而伴随着数字技术对记忆的强化，如果说储存意味着“记忆”，那么“遗忘”则对应的是按下删除键。当“遗忘”的主体由人变为网络的存储空间，这会导致一种有趣的纠结状态：有时，我们不敢干脆利落的遗忘；有时我们又敢于心安理得地遗忘。
前者指的是，当记忆变得有序可视化（以照片合集、排序好的文件夹等载体出现），我们可能会出现“数字超忆症”的表现。于是，对于那些可能会导致难过或焦虑的文件，我们会秉持着保存记忆的义务与习惯，将“删除”这个行为赋予了“缺损人生记忆”的重要意义。由此，我们并不敢随便遗忘，即便这些记忆是负面的。
而后者指的是，在如今信息爆炸的时代，我们的记忆力不断受到挑战。相比数字媒介的强大记录功能，人脑则显得容量有限又不够便捷，既然信息以微秒为刻度飞快地更新着，不如索性通通交给网络服务器。
英国学者保罗·康纳顿这样评论现代性与遗忘的关系：“因信息过剩而导致的遗忘本来只发生在知识丰富的阶层，但随着大规模的档案化和信息技术的革新，遗忘已经成为现代社会的一大特征。”[7] 似乎也是因为媒介技术提供了强大的存储、备份与搜索能力，使得我们对周遭的记忆“有恃无恐”地遗忘。在这个意义上说，记住一切的互联网让我们敢于遗忘。
媒介技术的迅速发展与平台产品的不断助推催生了愈来愈多数字仓鼠的出现，及时收纳有助于我们思路清晰，也不失为一种对自己生产的精神资料负责任的态度。
但相应产生的关于“记忆与遗忘”权利的讨论同样不容忽视：我们是否有必要将生活中所有琐事备份记录在案？在这其中，筛选与删除的原则应该如何界定？更重要的是，我们是否应该将这种本属于由个人情感裁决的选择权交由数字媒介？
有时，在脑海中反复求索、费力寻找到想要的回忆碎片的确更加妙不可言。或许，如何存储自己的过去与未来，这已经不限于数字传播本身，而演变成为一道“我们应该如何利用数字媒介照映内心”的哲学命题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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