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城市进化论（ID:urban_evolution），作者：杨弃非，创业邦经授权转载，图源：摄图网。
上海闵行浦锦街道，夏日炎炎，夜幕低垂，广场舞队伍登场。
坐拥两大广场舞热门场所，不止一支队伍在此同台竞技。但两边氛围截然不同——在北边，广场舞随音乐渐起，但分贝仪上的音量基本保持在65分贝以下；在南边，广场舞和交谊舞两队人马音浪一波高过一波，分贝仪“请注意音量”的提示音被淹没在嘈杂的音乐声中。
这是不久前上海本地媒体刻画的反差一幕。截然相反的效果，让寄希望于分贝仪管理广场舞噪音落于尴尬境地，也再度印证了此前有关城市噪音治理难以落实、缺乏强制力的讨论。
转机正在显现。
8月21日起，噪声污染防治法草案开始公开征求意见。这是对1997年环境噪声污染防治法时隔20多年的修订。
草案规定，“在街道、广场、公园等公共场所组织或者开展娱乐、健身等活动，如果不遵守区域、时段、控制噪声等规定，对周边生活环境造成干扰，经劝阻、调解不改正的，可处二百元以上五百元以下的罚款。”
草案还提出，各级政府实行环境保护目标责任制和考核评价制度时，应当将噪声污染防治目标完成情况纳入考核评价的内容。在此之前，“加强环境噪声污染治理”内容首次纳入国家“十四五”规划纲要。
根据生态环境部制定的《声环境质量标准》（GB 3096-2008），属于1类声环境功能区的居民住宅等区域，夜间环境噪声限值应为45分贝——该音量大约仅相当于冰箱嗡嗡声。
广场舞的高音喇叭或许终将“闭麦”，但仍然值得追问的是，生活在当下的“噪声时代”，是否只能靠一禁了之？
分贝测试仪的“天罗地网”
城市“制噪”的声量依旧不低。
根据生态环境部发布的《2021中国环境噪声污染防治报告》（下称《报告》），在全国直辖市、省会城市和计划单列市中，昼间噪声达标率最低的三市为大连、西宁和合肥，其中大连达标率不足80%；而面对标准更为苛刻的夜间标准，西安、大连、郑州三市达标率最低，西安该数值甚至尚不足40%。
图片来源：《2021中国环境噪声污染防治报告》
生活噪声是城市噪声的主要来源。据《报告》统计，在对上述城市声环境功能区的监测中，生活噪声影响占昼间噪声影响的比例高达65.4%，远超占比19.7%、居于第二的交通噪声。
图片来源：《2021中国环境噪声污染防治报告》
即便如此，从整体上看，降噪已成为全国城市的共同趋势。去年，直辖市、省会城市和计划单列市昼间总点次达标率为92.8%，夜间为72.6%。与去年同期的88.4%和60.0%相比，呈现出明显好转之势。
更深层的变化潜藏在城市行动中。
去年，湖北、成都、长沙、济南等多个省市出台新一份有关噪声污染防治的文件，多地探索将噪声防治纳入政府考核评价体系当中。而截至去年底，包括北京、上海、天津、重庆、广州、成都、深圳、杭州、武汉、沈阳、南昌、苏州、秦皇岛等城市更试点绘制噪声地图，以探索噪声污染的精准综合治理方案。
另一个直接的表现是声音监测设备的快速增多。
据《报告》统计，去年，全国声环境质量自动监测站点和其他噪声自动监测设备数量已达到40027个，而2019年报告统计的全国噪声自动监测站点仅4618个。除建筑施工作为重点噪声源被城市纳入监测外，越来越多的省市加大对声环境功能区的监测，设置的监测站点和设备数量也以982个仅次于施工噪声源监测。
媒体公开报道透露了部分监测设备的位置。
除广场舞泛滥的居住区空地外，另一个最常被提到的地点就是公园。一个典型的例子是，2016年初，被当地人戏称为“全球最吵公园”的成都人民公园开始推行分贝测试管理制度，通过分贝仪监测、并辅以“人管人”的管理方式，将公园娱乐队伍的声音限定在80分贝以下。
在分贝测试仪的“天罗地网”下，城市噪音已无从隐匿。更有城市直接在公共场所设置包含环境音量分贝值的显示屏——其中，云南以136块屏居于第一，紧随其后的四川和广西分别共设置62和61块屏幕。
噪声的政治经济学
在城市不断推进噪声治理同时，市民对“安静”的诉求从未间断。有统计显示，在环保热线举报平台中，噪声投诉长期居高不下，位居各污染要素第二位，仅次于大气污染。
需求和管理之间的差距在哪？
曾有人总结，噪声污染“久病难愈”，存在取证、执法、处罚等多重难题。特别是社会生活噪声，不仅污染具有瞬时性、局部性和分散性特征，难以锁定源头，而且治理主体多而杂，分工不明确，在“谁都能管，但谁都管不好”的情况下，不少噪声问题都只能走向不了了之的局面。根据最新草案，将围绕强化规划源头防控、明确相关部门监管职责、准确界定防治对象、完善主要噪声源管理措施、强化违法处罚等方面展开，正是从管理机制层面，堵住过去有法难为的“漏洞”。
不过，更难弥合的是不同群体在噪声认定上的认知差距。
如今的“噪声”概念并非古已有之。在《噪音的历史》一书中，英国学者迈克·戈德史密斯（Mike Goldsmith）认为，将噪声视为“不需要的声音”这一现代概念，几乎是与城市的诞生同时出现的。
天津理工大学汉语言文化学院张杰研究发现，在新中国成立之初，人们一度“把噪声当作国民经济复苏的标志而加以歌颂”。一直到上世纪80年代，国内才扩大噪音调查和测量的城市和地区范围。
如果重新审视作为社会建构的噪声，就能发现其背后所暗藏的政治经济学。
加列特·基泽尔（Garret Keizer）在《噪音书》中指出，“噪音就是权力”。他提到，“在莎士比亚戏剧中，皇家人士登台，导演会提示高音双簧管演奏，这是一种声音嘹亮的喇叭；在古老中国的法庭上，判决也总是伴随着锣声”——对于一部分人而言的噪声，对于另一些人却具有重要价值。
而到安静权愈加重要的现在，这种权力关系更渗透到噪声的方方面面。最基础的问题诸如：噪声应该由谁来认定？标准在哪？无一不代表了不同人群不同利益之间的博弈。
也因为此，在有关广场舞噪声的报道中，通常能看到一些不一样的声音：比如在噪声标准面前，广场舞者担心“音乐效果不尽如人意”；更有甚者视分贝仪为无物，将震耳欲聋的音乐声作为捍卫跳舞权利的一种方式。
从这一点出发，对于城市管理者而言，所谓的“噪声”也不应被简单视为被“消除”的对象。更重要的是，不同群体的不同需求，能否尽可能得到公平的体现和满足。
打造另一种城市景观
一种全新的潮流正在浮出水面。
不久前，在接受媒体采访时，声音艺术家殷漪曾提到一个细节：不同城市对人行道提示音设计了不同的变化。
在中国香港，提示音会根据环境声高低自动调整音量；在日本东京，十字路口不同方向提示音不同，对视障人士更友好；而在上海，同样的效果由聚声装置实现——只有在特定的范围内才能听到提示音。
在他看来，这说明，上海已经有了声音管理的意识。
作为国内城市管理的佼佼者，上海在声音管理上的尝试还不止于此。在地铁站台上，几乎全封闭的隔音屏大大减少了地铁通过时的噪声影响；而作为全国最早在城市高架路上使用声屏障的城市之一，上海也更早将道路沿线居民的噪声困扰纳入城市治理范畴。
通过规划和设计手段，让不同声音精准触达不同群体，这恰好符合城市声音景观打造的思路。
“声景”（soundscape）概念最初源于音乐和声学生态学领域。20世纪70年代，加拿大作曲家雷蒙德·默里·谢弗将世界比作一种乐器或一首曲目，并提出“世界之律调”一说，以推动实现声环境的和谐状态。如今，这一理论愈加广泛地用于景观设计与规划、噪声管理等诸多方面。
从城市层面来看，声景是大量声音的集合体，也是代表城市特色的一种独特景观。
一个常被引用的例子是英国谢菲尔德火车站站前广场的喷泉。名为“锋刃”的不锈钢雕上形成水瀑，钢雕两侧分别产生了噪声屏障和水声发生器的效果，使得行人能够体验到截然不同的两种声音——换句话说，钢雕为满足两种不同声音喜好的人群带来了可能。
噪声是可以“设计”的。就如广场舞与居住区的矛盾一定程度上源于规划不足，通过对声音的再规划，同样可以实现补足短板的可能。
一种方式是运用定向声技术，将广场舞的声音锁定在一定区域内。在上海闵行区一个社区内，这种智慧播放器能将声音传播范围控制在正前方30度夹角内，不仅不会让紧邻的分贝仪数值升高，而且20米开外，能做到几乎听不到广场舞的声音，大大弱化了不同人群之间的争议。
英国必维国际检验集团高级工程师蒿奕颖等人研究指出，景观设计师还可以通过设计手段避免噪声问题或改善噪声空间。例如，打造高频鸣声鸟类栖息地诱导鸟鸣，将人的注意力转移到更悦耳的声音上；精心设计水景，使水声成为噪声的有力遮蔽器。同时，水景的视觉设计还能实现视听交互，有助于城市声景品质提高。
与此类似，在接受媒体采访时，殷漪曾介绍他在上海的一个投入使用的项目——在上海新天地附近，某品牌曾用一个临时的透明空间举办阅读活动。面对隔音的需求，殷漪设计了一个海边声音的场景，通过给声音做加法，在“降噪”同时，还增加了更多阅读体验。
“以噪制噪”背后，噪音已经成为一种专门的记忆符号。在专业ASMR（Autonomous sensory meridian response）平台上，城市的噪音甚至成为伴人入眠的工具。
精准地为需要的人戴上“降噪耳机”，这将是城市噪音的新解题思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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