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吴晓波频道，创业邦经授权转载。
1972年，美国火箭科学家Jack Nilles跑到国家保险公司开启了他的事业第二春，他用9个月的时间证明，如果员工不坐在办公室里进行工作，不仅生产力提高了，公司还能从医保、基础设施等里省出500万美元。
7年后，IBM的5名员工也加入到类似的实验中，随着实验人数的扩展，这家公司自此以独特的“远程办公”闻名世界。
但直到2020年前，全美也只有3%的员工有一半时间在家办公，而直到2022年，中国才有一家互联网公司明确表示自己要实行“混合办公”。
2月14日，携程送给员工一份情人节大礼：在不改变薪酬的情况下，自3月1日起，每周三、周五，公司各事业部、职能部门可根据实际管理需求，实行或逐步推行1—2天的混合办公制度。
一石激起千层羡慕。
其实，在被“新冠病毒+极端天气”反复偷袭的这两年，部分行业尤其是互联网行业，发生偶然性、突发性、临时性的远程办公早已不是什么新鲜事，大家都偷偷尝过螃蟹，但把吃螃蟹当一个制度挂出来，携程是头一个。
携程还给出了令人振奋的数据——2021年携程试验混合办公的数据显示，该制度对绩效无明显影响，且获六成员工强烈支持，公司离职率下降三分之一。
但在另一些试验场里，传来的并不都是好消息。
2020年3月，疫情在全球蔓延，大量企业被迫实施远程办公，也由此为管理学研究者们提供了不少比50年前更充分的数据和成果。
在经历了最初几个月的新鲜和刺激后，人们发现，远程办公很香，但适应的过程也不容易。
一个被频繁提及的问题，是一些组织润滑剂的消失。
例如，在茶水间、走廊、大厅闲谈和八卦的机会，尽管不属于组织的正规设计，但是在增进员工感情方面，起到了不容忽视的作用。
而且也不是每一种员工都适应这样的工作转变。
《哈佛商业评论》就曾细心地把员工分为两类——区分者和整合者。
◎区分者：工作、生活需要被严格区分。
◎整合者：工作生活混搭，可以在上班时候处理家事，也能在下班以后继续工作。
他们认为，远程办公显然对整合者更友好一些。
此外，还有异步沟通（你约我，我约他，他等她）的问题，生活工作界限模糊（反而工作时间更久）的问题、担心员工摸鱼（企业开启远程监控）等等，其中，管理者受到的负面冲击最大。
2020年3月，微软对远程办公进行同步监测，发现管理者们在即时通信软件上发送的信息增加了115%，而员工发送的信息只增加了50%，在当时疫情严重的中国，管理者的合作时间从每周7小时增加到每周14小时——大量时间被用在了远程支持员工、建立联系并管理分散的团队。
* 通常情况下，合作时长增加，就意味着专注处理个人任务等其他类型工作的时间就会减少。
而参考一些专业远程办公几十年的公司办公手册，发现管理者要付出的，不只是时间，还需要解放思想，进行理念改革，我们可以看一些问题感受下：
如何在不见面的情况下，招聘到合适的员工？
如何同时管理好混合劳动力——有人坐班，有人纯远程，有人混合？
在这样的情况下，又该如何保证企业文化？
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携程依然还在实验中，而或许更具参考价值的，是那四成反对（或不强烈支持）者的意见。
接下来，小巴将请出携程联合创始人、董事局主席梁建章和一些组织管理方面的专家，来进一步和大家探讨这个问题。
此前，携程和斯坦福大学合作，在两个研发部门做混合办公模式的AB实验，允许实验组的员工每周三和周五在家办公。试验结果令人信服：工作效率没有下降，员工满意度大幅提升，表现之一是流失率下降了1/3。
其中，不仅是整体流失率下降了1/3，优秀员工的流失率也是同样幅度，这对于整体公司用工成本有较大帮助，尤其在互联网行业，员工流失是非常重要的用工成本，也是很头疼的一件事。
我们的试验结果坚定了携程实行混合模式的信心，我们相信携程是第一家，但不会是唯一一家，希望更多公司能够效仿。我觉得政府尤其是国营企业也应该考虑这样的模式，因为政府是很大的雇主，国营企业也有很多员工，也可以尝试远程办公。
对于员工而言，可以降低他们的通勤成本和通勤费用，假设上海一名员工每日通勤需1.5h，两天的远程办公可节约3h，按40h/周的工作时间，即节约了8%的工作时间。这还没有将梳妆打扮等其他时间计算在内。
从社会效益来说，确实有些工种无法远程办公，如果中国部分岗位能实行混合模式，给员工节省时间，提升效率，减少交通拥堵，对环境和减排也都有帮助，这对整个社会的影响，如果算钱的话也是巨大的节省。
同时，远程办公可以缓解年轻人在大城市的购房压力。头部公司的总部基本在大城市，年轻人在大城市的收入不少，但比起房价非常吃力。
如果实行混合模式，他们可以住在卫星城甚至高铁沿线的城市，通勤时间在一两个小时左右。这些地方的房价相对便宜，他们可以在那里买房，每星期到公司来一两次。比如，周一来公司晚上住酒店也可以，周二继续上班，周三就回去了，周四再过来，可能两次通勤就够了。这对包括酒店、火车票、机票在内的旅游业有一定的拉动作用。
在这些城市，年轻人可以住得更宽敞，学校和其他公共配套设施也会越来越齐全。这对于缓解中心城市的房价压力，带动周边一些卫星城、周边城市的房地产和相关经济都有帮助。其实是把大城市的压力缓解到更广的范围，也带动周边区域的发展。
从政策上，政府应该通过增加大城市郊区和大城市周边小城市的住宅土地供应，推动这些地区的发展。这既可以充分让人们享受在家办公的各种好处，同时能带动新一轮的经济增长。
在人口方面，中国生育率非常低，年轻人既要兼顾工作又要照顾家庭非常累。实行远程办公，女性当然是最大的受益者，男性员工也可以有更多时间分担家务、照顾小孩，帮助女性有更多时间安排工作，平衡家庭和工作。
因此，这可能对生育率也有帮助，具体能帮助多少很难估算，但间接有助于提升生育率。
一般来说，在公司上班的员工都有对应的行政面积标配，比如一名员工是3—4平米，包括办公工位以及公共活动空间等。
以一名员工4平米为例，假设北京办公楼的租金是每月200元/平，一名员工的租金费是800元/月，1000人就是80万/月，再加上空调等能源费用，以及餐费等，是很大的开支。
假设能实行远程办公，员工省去1—3小时/天的通勤时间，幸福感大大提升，公司也节省了成本，可以将这部分钱花在别的地方，或给员工加薪，一举多得。
但我认为，远程办公在目前的中国只是个时髦话题，几年内要实行有很大难度，政府或国企如果不能实行远程办公，目前BAT也没有这个风潮，那么小公司去做远程办公肯定形不成社会影响力。
推行远程办公的前提是：管理效能不下降，员工产出不降低，这也是目前最大的难点。
国外远程办公进度较快，有一些外在条件，比如西方发达国家有百年职业化的积淀，员工的职业化程度较高，并且有宗教信仰的约束等。中国的职业化从改革开放开始，速度过快，成熟度还不够，不乏员工在远程办公中耍小聪明，以及被周围人效仿，这会导致沟通和管理的成本提高。
假设管理者信任员工，但员工违背这种制度甚至带动其他员工效仿，这时候应该继续实行远程办公，裁掉这些员工，还是应该让这些员工重新返回公司上班？具体实行中会有很多难题，更直白地说，如果没有找到适合的员工就推行远程办公，可能会成为一场灾难。
此外，也需要运用合适的工具，增加远程办公的互动，提升协同效率。企业文化层面，也需要有人去组织，让大家即使远程办公也能感受到企业的温暖和协同工作的参与感。
从员工角度，人是社会动物，远程办公少了感情和氛围的部分，这对员工的要求很高，比如需要他去忍受单兵作战时的孤独感，这可能会降低他的产出，或是状态不佳，甚至引发自闭症等。
此外，远程办公的推行是有范围的，并不具备普适性，只适合特殊岗位在特定时间内实行。比如智力创造、服务行业更加适合，比如咨询顾问、记者、编辑等岗位，这些岗位的工作可切割，能独立交付。
总的来说，远程办公将是长期趋势，而中国何时能流行，取决于我们何时能构建起高效的管理水平，如果打卡思想不改变，远程办公就不可能实现。因此，我认为中国还需要一定的时间才能具备这种职业成熟度，继而才能推广远程办公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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