合肥,雄“芯”而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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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牛风投”是怎样炼成的?

编者按: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 华商韬略(ID:hstl8888),作者:周瑞华,头图来源摄图网

对企业最高奖励5000万元!“中国最牛风投”合肥又对集成电路产业出手了!

合肥的集成电路产业起步相当晚,却仅用不到10年,就从行业边缘蹿升至一线梯队。在最新的中国大陆城市集成电路竞争力座次表中,合肥市稳居第6位,将成都、西安、南京、苏州等甩在身后。

合肥,凭什么又一次豪赌成功?

01

今年一季度,全国集成电路产量罕见下滑4.2%,而合肥1-4月的集成电路产值却保持59.5%的高速增长。

抗疫不停工,是合肥集成电路产业乃至整体经济正常运行的关键。

仅用不到一周的时间,合肥就控制了疫情,全市无一区县封控,学校工厂没有出现停课停工。

而这个春天,合肥的长三角邻居都困在疫情里。上海足足停摆两个月,复工复产才刚提上日程;杭州,因零星新增确证病例,一些区域停工停课。

2022年5月12日,针对疫情防控,合肥市委书记虞爱华表示,不管中高风险还是疫区人员,欢迎随时光明正大地来。他还批评道:“层层加码看似履职尽责,实则是懒政怠政。”

这一暖心“抗疫”政策,也让合肥上了热搜榜。

但网友点赞的“合肥模式”,其实只看到了表面。

针对区域内重点企业,合肥成立了保供小组,让这些企业能够维持正常经营。

在了解到长鑫存储、京东方、晶合集成等半导体企业供应链受阻、原材料短缺后,合肥开通了“大阪-仁川-合肥”联程货运航班,力保光刻胶、硅片等原材料的供应,还对上海口岸重点进口货物实行“先放后验”,解企业的“燃眉之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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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月中旬,合肥显示器驱动芯片龙头企业晶合集成,本已面临“无米下锅”,在合肥的保供措施下最终成功“续命”。

无尘车间里,工人正在加紧生产,在经过一道道复杂精密的工序后,芯片持续下线。

半导体产业是合肥近年的核心产业。早在2016年,“大练芯片”的热潮尚未席卷全国,合肥市政府就着手联合兆易创新,谋划成立专攻高难度DRAM存储芯片的合肥长鑫。2019年9月,这粒种子结出果实——长鑫率先宣布量产国产DDR4内存芯片,在“卡脖子”反击战中,放出了响亮一枪。

联发科技、长鑫存储、晶合集成、通富微电子……合肥已经完成了集成电路从研发设计到晶圆制造,再到封装测试、设备材料、第三方服务平台的全产业链布局,是全国少数几个拥有集成电路全产业链的城市之一,也是集成电路五大战略性新兴产业集群之一。

这样的核心产业,合肥不可能不力保,也不能不力保。因为合肥半导体的背后,并不是“一个人在战斗”。

周边蚌埠、芜湖、铜陵、池州、滁州这些城市,都受益于合肥半导体崛起的拉动,一起构成了安徽“一核一弧”半导体产业空间分布格局。

2021年,合肥集成电路企业已经超过300家,从业人员超过2.5万人,产值超过400亿元。

但在9年前,合肥半导体企业只有20多家,产业链产值约20亿左右。产业链完整度,产业地位更不能同日而语。

9年里,合肥发生了什么?

02

2018年4月15日,国内半导体领域的顶流,纷纷奔赴合肥市政府,参加其举办的“国家集成电路重大专项走进安徽”。

他们中,包括中芯国际、紫光集团、通富微电子负责人、清华大学和中科院微电子研究所专家等。

在这场活动上,业内流传已久的合肥“506”项目,揭开了神秘的面纱——由合肥市政府与存储芯片第一股兆易创新合作、总投资超2200亿元的合肥长鑫12英寸存储器晶圆制造基地项目启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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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继京东方后,合肥的又一次大手笔投资。

但如果把这笔投资,简单理解成风口押注,那就小看了当地对于产业理解。从显示面板到芯片,合肥战略性新兴产业的推进,既是一个“发现问题,解决问题”的过程,也是一场关于配套升级的长远谋划。

从上世纪九十年代开始,合肥就依托轻工业基础,努力打造自己的白色家电产业,从仅仅依靠本土品牌荣事达和美菱,到吸引美的、格力、长虹等巨头入驻,最终在2011年家电产值超越青岛和顺德,成为全国白电之都。

但只扶持白电,似乎并不过瘾,也不能平衡风险。合肥政府显然希望能用更多的腿走路,调研、搜索、寻找下一个产业目标。

这个目标,在2004年被聚焦在了液晶显示屏上。

时任合肥经济开发区副主任的王厚亮,在走访时得知,家电企业迫切需要大尺寸的TFT-LCD液晶显示屏。

本着“解决问题”的思路,合肥开始了与中国新型显示产业“一哥”京东方的招商谈判,希望能够引入其第6代TFT-LCD生产线。

2007年,合肥电视机产量虽然只有500万台。但长虹项目正在建设,海尔和荣事达也在扩产。京东方的6代面板线产品不愁没有销路,风险几乎都可以消化。

更重要的是,京东方可以打开合肥家电产业链的上游环节,一旦成型,聚集效应不可估量。

因此在京东方招商时,时任合肥市委书记孙金龙撂下了一句狠话——“砸锅卖铁,也要干成这事。”

半导体是个周期长、资金密集的行业,京东方第六代线项目总投资需要175亿,而合肥当年的财政收入才160亿。因此京东方的第一选择并非合肥,而是财大气粗的深圳。

在拿下京东方项目后,除了银行授信的85亿租金,合肥市政府还要填补90亿的空缺——市政府甚至因此暂缓了地铁项目。

最终,合肥市政府采取了市场化机制解决融资难题。2008年11月8日,京东方向5名合肥“国资系”战略投资者发行股票募集资金。

在市政府“背书”下,项目吸引了不少投资者,最终募集到120亿元。这其中,合肥国资系只出资30亿元。也就是说,合肥市最后只花了30亿元,就撬动了这个175亿元的项目。

这最终成就日后的共赢。京东方的落户,解决了合肥当地家电企业每年500亿-700亿的显示屏采购问题,还带来了产业链上游的彩虹、住友化学、康宁、三利谱等100多家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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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京东方合肥生产线内景

来源:京东方

合肥招商京东方的案例,其实是一次典型的“政府主导配套式升级”。在完善现有产业链同时,逐步向高端爬升。在这当中,最重要的是用市场眼光和市场机制对风险进行计算与化解。

遗憾的是,外界往往只注意到“看似不计后果的赌博”,却忽略了这当中的前瞻、筹算与市场化手段。

03

在解决了“面子”问题后,“里子”的问题凸显出来。作为合肥的支柱产业,家电、显示屏在寻求转型时,都面临一个问题——缺芯。

这成为了合肥提出重点发展集成电路的由来。自然,它同样符合“产业配套”的打法。

2013年,合肥邀请十几位半导体行业专家、学者反复讨论、验证后,制定出台了《合肥市集成电路产业发展规划(2013~2020年)》,首次提出把合肥打造成“中国硅谷”。

这甚至比《国家集成电路产业发展推进纲要(2014年)》,还要抢先一步。

在中国的改革开放历史上,地方冲破政策的案例并不鲜见,但以一地之力,先于国家进行高新产业规划,合肥政府的敏锐性却颇值得品味。

自此,大众眼中一路开挂的“合肥模式”,在合肥芯片产业开始上演。

依托操作京东方案例的经验,合肥找到了兆易创新,联手向被外资垄断的DRAM产业发起冲击。

长鑫一旦成功,将是合肥继京东方之后另一个产业地标。但打造这个产业地标,需要的投入则更加巨大——项目总投资超过2200亿元,第一期就要220亿,但合肥市政府出手承担了四分之三。

长鑫没有辜负合肥的厚望,5年时间,便实现了我国自主研发芯片0到1的突破,并随着第一座12英寸晶圆厂的投产,成为大陆规模最大、技术最先进的DRAM设计制造一体化企业。

龙头企业的集群效应下,联发科技、群联电子、兆易创新、君正科技等IC设计企业,富通微电子、新汇成等IC封测企业,纷纷落户合肥。合肥集成电路产业链,就此形成闭环。

截至目前,合肥形成总规模超过1000亿元的基金丛林,带动社会投资近4000亿元,其中,针对集成电路产业、规模300亿以上的基金,至少有3个。

安徽省省长王清宪说过一句话:“资本市场不活跃,实体经济就不活跃。”

这句话的背后,可能另有深意:不懂资本运作的政府,不是好投资人。

经历京东方经典一役后,合肥被冠上了“最强风投机构”的称号,也探索出一条“国资引导+产业基金跟进+资本市场撬动”的融资体系,以国资入股“背书”,带动社会资本服务招商引资,形成合力共同培育产业。

合肥国资入股的目的,是为了把产业做起来,以撬动更多社会资本。在和兆易创新商谈长鑫项目时,合肥市政府就承诺:长鑫要是成功了,合肥市的股权就由兆易收购。

在合肥,把企业“扶上马,送一程”的任务,被交给了合肥国资委旗下的三大投资平台。

在合肥市建设投资控股(集团)有限公司(合肥建投)、合肥市产业投资控股(集团)有限公司(合肥产投)、合肥兴泰控股集团有限公司(合肥兴泰)三大平台的牵头下,社会资本被源源不断地引入,成立相关产业基金。

因此,到京东方10.5代线项目的时候,就通过合肥产业引导基金芯屏基金,直接撬动了79.45亿元的社会资金。

而合肥长鑫迅猛崛起后,也引入了阿里巴巴、阳光人寿保险、中邮人寿保险等股东,撬动上百亿级资金。

04

2020年,合肥成功跻身“万亿俱乐部”。2021年,GDP冲破1.14万亿元,位居全国第19位,十年GDP累计涨幅213.83%,为全国第一。

在外界看来,京东方、蔚来汽车、合肥长鑫……合肥这些年的大手笔投资,为这座城市带来了“赌城”的外号。

不过,安徽省委常委、合肥市委书记虞爱华却说:“合肥的发展不靠手气,靠手艺。”

他口中的“手艺”,显然指的是懂产业、懂技术、懂政策的专业人才,以及一整套科学、精密、市场化的决策机制。

在合肥引进一个重大项目,要走几步?

答案是,市政府先报给市人大财经委,经财经委审完后,再报给主任办公会,主任办公会之后是常委会。

这些部门里,有从政府出来、懂政策的老领导,也有从大学出来、懂技术的专家教授,还有来自金融/产业界、懂产业的人才。

跟合肥招商团队打过交道的人都说:合肥这座城市,懂产业。

一个典型的例子是半导体产业,合肥的懂,恐怕并不止于是“懂”一点。

中科大落户合肥的故事已在网上传遍,但合肥不光有中科大,还有中国电子科技集团公司第三十八研究所(38所)、第四十三研究所(43所)、合肥工业大学、电子工程学院等科研院所……

在时髦的说法中,合肥这座城市“科里科气”。在半导体领域科研实力雄厚。京东方到了合肥之后,就发现,很多原理上的问题和诊断,在合肥本地高校中就可以得到解决,或牵线引荐。

合肥还摸索出一套“打通知识走向市场”的经验,高校老师与政府干部“双向奔赴”,让高校老师走进政府部门挂职,把研究论文变成文件、对策变政策;政府干部走进高校跟班学习,梳理科研人员的专利成果,对接市场需求。

合肥半导体协会会长、合肥国家“芯火”双创基地主任陈军宁,也是中科大特聘教授、安徽大学资深教授,他也参与制定了《合肥集成电路产业发展规划(2013-2020年)》。

也有政府干部,花七年时间泡在高校,梳理科研成果,把自己炼成了专家。

政府干部变专家,专家参与决策,让合肥市政府对于产业认识更为宏观。他们曾经花了一年多时间,绘制产业链的“两图四表”,即全景图、分布图、总体情况表、重点企业汇总表、重点项目表、创新平台汇总表,并由一个链长负责一条产业链。

在合肥,芯片产业链的链长,正是市委书记虞爱华。

合肥走红之后,有许多城市的主政官员前往学习,这当然是一个可喜的现象。不过,在学习合肥时,官员们或许可以先听听美国经济史专家亚历山大·格申克龙的建议:

社会科学总渴望发现一套“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方法和规律,但这种心态需要成熟起来。不要低估经济现实的复杂性,也不要高估科学工具的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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