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经济观察报 ，作者谢楚楚、何佳莉 ，创业邦经授权发布。
9月底，北京大学第六医院特诊科主任孔庆梅告诉记者，因居家上课问题来就诊的青少年较以往明显增多。而两千公里之外，深圳市康宁医院老年精神科认知病区主任王永军告诉记者，创业者、企业主比普通人承受的心理压力更大。
10月9日深夜，庞若兮收到一条信息——“我最近又睡不好了。”庞若兮清楚的记得这位前来咨询的顾客，他是上海一家咨询公司的创业者，今年7月也曾咨询过一次助眠产品。对方说，“已经很长时间没有睡过一个整觉了”。
第二天的10月10日，是第31个世界精神卫生日，今年的主题是“营造良好环境，共助心理健康”。
庞若兮现在的工作与“共助心理健康”息息相关。她于今年年初创立养生食品品牌，“疫情发生的第三年，我所接触到的人，不是‘炸药桶’，就是焦虑缠身”。不少人寄希望于类似覆盆子冥想茶等产品来缓解失眠，希望能快速入眠。而创业者是庞若兮的主要客群之一。
“在大流行（新冠肺炎疫情）的第一年，抑郁症和焦虑症症状发生率上升了25%，使精神疾病患者增加至近10亿人。”世界卫生组织在今年6月发布的《世界精神卫生报告》中写道。
《世界精神卫生报告》距离世卫组织第一次发布相应报告间隔了二十年。“在新冠肺炎疫情爆发之后，人们对心理健康的兴趣一直很高。”世卫组织回复经济观察网记者称。而这也是今年推出报告的原因。期间，世卫组织也发布过心理健康相关的行动计划，希望促进所有人的精神健康。
心理咨询平台壹点灵向经济观察网提供的一份脱敏数据显示，2019-2022年期间，个人成长、婚姻家庭、恋爱情感、亲子教育、情绪压力、心理健康、人际关系等特点的类型咨询中，“情绪压力”“心理健康”在疫情发生或严峻时，有明显上升趋势，而其他类型未出现较大波动。
一些特定群体的心理健康愈发受到临床医生、心理咨询师们的关注。
9月底，北京大学第六医院特诊科主任孔庆梅告诉记者，因居家上课问题来就诊的青少年较以往明显增多。而两千公里之外，深圳市康宁医院老年精神科认知病区主任王永军告诉记者，创业者、企业主比普通人承受的心理压力更大。
01网课竖起一道屏障
“青少年特别多。”这是北京大学第六医院特诊科主任孔庆梅近段时间就诊时明显感知到的现象。前来就诊的青少年的画像是：十四岁、十五岁的孩子偏多，正处于叛逆期，易与父母发生冲突。但与化解矛盾相反，大多数情况下，父母并不会理解孩子的行为，反而会指责孩子“上网课怎么天天玩手机”“怎么偷偷和同学聊天”。
青少年就诊中出现了一个高频的词：上网课。在孔庆梅看来，13-18岁左右的青少年，本该多与同龄人交往、外出活动，却因为疫情期间上网课而困于家中。这一有限空间，恰恰放大了亲子之间的不良关系，引发青少年抑郁、情绪不佳的症状。
无法上学的烦闷，加之父母严格看管，青少年潜在的心理问题慢慢被激发。而相比成年人，青少年在受限条件下的反应，既是激烈的，又是悄无声息的。这种反应往往难以被察觉。不少家长将它与青春期叛逆混为一谈。
一开始，他们只表现为发脾气。之后，关房门不让父母进入。再后来，情绪低落，不爱说话。最后出现自残行为。而这一过程中，父母的应对是滞后的。从刚开始认为孩子不懂事，与之争吵，到逐渐察觉孩子情绪变化，劝阻自残行为，但这个时候，孩子可能已有了自杀的想法。
被确诊抑郁症的青少年，通常得先休学一段时间，父母加强对孩子的关注，外出散心，随后再慢慢恢复正常上学。
在北京某高中担任心理老师的吴倩对此感受更深。疫情之后，学生的咨询量增多，但是“疫情”和“居家上课”只是导火索。青少年心理问题只是被疫情激化了而已，根源还是在于家庭问题。
“有个孩子有抑郁症，原因是和爸妈聊天时，对方总是看不到自己。孩子有要好的朋友，有崇拜的老师，心理能量分散在不同的维度。但居家隔离时，他会反复地受到环境刺激，又没有办法通过其他社交活动来缓解。”吴倩说。
这种情绪变化现在可能更隐秘。今年7月，一位高二学生找到吴倩咨询心理问题。可是当吴倩问对方“怎么了”时，对方却回应了一句：“不知道，没什么情绪和感觉”。这对吴倩是一个不小的刺激，“现在我们好像很物化自己，有点不把自己当回事儿，每个人都在很‘卷’的前进，而忽视了自己身上不适、脆弱的地方。”
6年前，吴倩刚刚任职高中心理老师，那个时候的孩子们，心情不好就会哭一场，没有激烈的反应。但现在她发现，孩子们虽然看上去没有激烈的情绪反应，但偏激的行为会变得更多，如用小刀划自己、寻求疼痛感。
如何精准地识别一个学生有心理问题，是校园心理咨询长期面对的难题。疫情让这个难题雪上加霜。
吴倩表示，学生在学校里产生情绪时，会有很多通道，如与同龄人、任课老师、心理老师交流，但疫情阻碍了这些通道，“我们也会打电话给学生问心情怎么样，但这和心情不好时一推门就能问一问的感觉是不一样的。”
02那些被压垮的创业者
即便是心智成熟，成年人也难以幸免。
近期，一篇关于深圳康宁医院涌入中小企业主、创业者的文章在网上流传。文章中的就诊医生表示，近两年，找他看焦虑的企业主增多，普遍只有三四十岁。9月底，在深圳康宁医院（坪山区）门诊室里，当事人也向记者称，创业者、企业主这个群体所承受的精神压力大于普通人。
这并不限于深圳。
今年年初，庞若兮在广州创立养生食品品牌“予子希”，关于疗愈、使人获得平静，产品主要围绕睡眠、释压等。找她咨询的顾客，以创业者为主。
庞若兮介绍了那位上海创业者的故事：对方因原生家庭问题，已患有严重的抑郁症。为了向父母证明自己的能力，创立了咨询公司。未料遭遇经济下行，品牌的市场预算大幅削减，公司因此生意变差。这进而加重了他证明自己的心理负担，慢慢进入恶性循环。
另一位创业者在小红书上关注了庞若兮的品牌，并私信约她线下见面。一见面，对方就哭个不停。
该创业者从事房屋租赁工作，以低价包下小户型公寓出租。但在疫情期间，更大规模的租赁公司也开始采取降价策略，蚕食小公司的市场份额，挤压生存空间。最后她不得不因为丧失竞争力而解散了所有团队。与此同时，又逢离婚。她感觉，“35岁，人生已经走到了尽头”。
“2020年疫情刚开始的时候都没觉得有什么影响，2021年也都还好，但今年就觉得身边人全部都在崩溃，打工的也好，创业的也好，每个人都在相互支持、鼓励，就这种感觉。”环境的变化，让刚刚创业的庞若兮坚定看好健康食品疗愈心理状态的市场。
她盘算着，今年还有几个月即结束，新日子近在咫尺。她还笑称自己是一家“反焦虑创业公司”，常提醒顾客：生活其实很简单，吃好每一顿饭，睡好每一次觉，剩下的事情就会迎刃而解。
03症状发生率上升25%
“Business as usual for mental health simply will not do（对心理健康而言，一切照旧是绝对不行的。”这句话被单独拎出，摆在了《世界精神卫生报告》开头显眼处。这也是报告今年选择“向所有人享有精神卫生服务转型”作为主题的原因。
世卫组织在给经济观察网记者的答复中称，世卫组织曾发布《2013-2030年综合心理健康行动计划》，强调这是一次促进所有人精神健康和福祉的行动。不过，这个针对心理健康采取的系统行动，一切照旧，没有进展。目前政府在精神卫生领域只有一些小规模和无效的投资。而他们需要做得更多，例如将精神卫生纳入全民健康覆盖，以及更好地在社区环境中提供精神卫生保健。
时隔二十年，世卫组织再度呼吁要改变现状。对于新冠肺炎疫情大流行第一年上升的25%抑郁和焦虑症症状发生率，世卫组织回复经济观察网记者称，“这是严重的情况，抑郁和焦虑是严重的精神障碍，与痛苦有关，影响身体健康结果和劳动能力的丧失，抑郁症还与自杀有关。”
近年来，北京大学第六医院精神病学与行为医学研究室主任黄悦勤有两个关系密切的同学和学生在家中自杀，她痛心疾首，将自杀预防作为2005年以来重点研究和宣传的内容之一。
疫情之下，心理疗愈的诉求凸显。一位心理咨询师曾对经济观察网记者称，在武汉、上海等地疫情集中爆发之时，咨询量上升，情绪问题主要体现为对未知的恐惧、对未来的迷茫。
对于抑郁、焦虑人数的上升，黄悦勤则提醒道：“这指的是症状，不是疾病”。
她转而指着桌上眼前一本书说，“自评的都是抑郁症状，医生才能诊断疾病，医生得要这么严格的诊断标准。”这本更新至第五版的《精神障碍诊断与统计手册》，长达三百多页，涉及症状学标准、严重程度标准、病程标准三大标准，决定着一个人是否真正患上精神疾病。
对于治疗手段，黄悦勤认为最大的变化来自于药物，副作用极大降低。当前国内抗抑郁药主要是国外进口和国内仿制药。今年9月底，有媒体进行统计，目前已有约13家药企研发的抗抑郁药正在进行临床试验，意味着国内抗抑郁药市场即将迎来密集上市期。
但对于心理老师吴倩来说，她手中为学生们带去心灵抚慰的“工具”只能是更多的关注和沟通，尤其是青少年身边最亲近的家长。
“当一个人习惯于采用物化和隔离自我感受的方式与人相处时，你可以想象他的对立面一定是一个看不到他情绪的人。所以我们要对家长做一些心理教育方面的沟通。家长非常重要。”
（应受访者要求，吴倩为化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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