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 有新Newin（ID：NewinData），创业邦经授权转载。
近日，红杉美国合伙人 Roelof Botha 参加了斯坦福商学院“View From The Top”对话， 与 Kailash Sundaram 展开了深入讨论，涵盖了 AI 技术的未来、创业精神、以及 MBA 学生如何在当今高度技术化的世界中找到自己的定位。
Botha 指出，随着基础模型推理成本的大幅下降，AI 技术的门槛已经降低，MBA 学生无需过度担心技术壁垒。
相反，商业人士与技术人员的结合是强大的配对，能够创造出成功的企业。他特别提到，今天的创业者应该更多地关注如何利用 AI 技术解决实际问题，而不仅仅是技术本身。
Botha 反复提到，创业并不是一件光鲜的事情，过程中会经历很多挫折，甚至几次面临失败。成功的创业不仅依赖于技术创新，还必须关注商业模式的构建。
MBA 学生在这方面有天然优势，能够从商业视角出发，提早思考如何为客户创造价值。他建议创业者首先关注“价值传递”（Value Delivery），即解决客户的实际问题，而不是过早地聚焦于如何“捕捉价值”（Value Capture）。
他以 Paypal 经历为例，分享了三次濒临破产的时刻，指出如果没有真正的热情，创业者很难在困难时刻坚持下去。因此，他鼓励 MBA 学生选择自己真正感兴趣的领域，这样才能在遇到挑战时有足够的动力继续前进。
以下为这次对话的全部内容，enjoy～
Kailash Sundaram：
可以说，你的硅谷故事始于斯坦福 GSB 。回到这一切开始的地方，感觉如何？
Roelof Botha：
老实说，有点令人畏惧。我还记得 25、26 年前，我坐在你们的位置上，在旧校区的主教礼堂参加“从顶峰看”的活动，感到置身于这样一个不可思议的地方真是令人敬畏。
来到斯坦福，真的是一种巨大的特权，实话说，作为国际学生，我们显然要更早到达。当时你会在校园里漫步，四周还很安静，我甚至得掐自己一下才能意识到自己真的在这里。这太不可思议了。
Kailash Sundaram：
我想从一切开始的地方谈起——南非。你的祖父皮克·博塔曾是曼德拉内阁的一名部长。你的家庭和你成长的环境如何影响了你的职业生涯和雄心？
Roelof Botha：
在某种程度上，有一个著名的祖父对我产生了影响。我祖父在南非担任多年的外交部长，我还记得见过从国外来拜访他的政要。
他是个知名人物，很有名气。这意味着人们经常对我产生先入为主的看法。因为他们从我祖父是谁以及他信仰什么推断出来，认为我也是那样的人。
这让我感觉不太舒服，虽然我对他很自豪，但我也想做我自己。不过，这也让我意识到你可以在世界舞台上成就什么，他的成就给了我这样的感悟。
他书房里有一本书，叫《名人录》。显然，那是在互联网出现之前的东西。那本书大概有 15 页，列出了世界上所有重要人物的名字——你需要知道的名字。我记得我 13、14 岁时看到那本书，心想，也许有一天我也能成为其中一员。
Kailash Sundaram：
成为名人录里的一员促使你来到了斯坦福。而在斯坦福，你以亨利·福特学者的身份毕业，换句话说，你是商学院班级里的第一名学生。是什么驱使你如此努力学习？
Roelof Botha：
因为挑战存在在那里。我对事物充满强烈的好奇心，我非常有竞争力和驱动力。老实说，作为一名移民——我相信这里的许多学生也都是移民学生吧——我带着两年的学生签证和一年的培训证书来到美国，能够在这里闯出一片天地，这是一个非常珍贵的机会，我不想浪费它。
因此，我决心接受挑战，尽力取得最好的成绩。刚开始我并没有想要成为商学院的第一名学生，但当我开始表现出色时，慢慢地我就有了这个目标。
坦白说，在最后一个学期，当时我已经开始兼职为 Paypal 工作了，所以有些课程我选择了通过/不通过制，因为我担心无法平衡工作和学业。因此，我最后一个学期走得有点轻松，这我得承认。
Kailash Sundaram：
你显然在课堂上找到了自己的位置，我想我们很多人都在思考，哪些课堂上的经验会对我们今后的生活产生影响？有哪些课堂上的经验对你的职业生涯起到了帮助？
Roelof Botha：
有很多。Dean Spence是我在这里时的院长，他曾因信息理论获得诺贝尔奖。因此，拥有斯坦福 MBA 或斯坦福学位本身就传递着很强的信号价值。这其中有品牌效应，也有网络效应——你在这里认识的人，这些都非常宝贵。
世界很小，硅谷更小。我的一句口头禅是：“朋友来了又走，敌人只会积累。”如果你环顾这个礼堂，或者看看你在 GSB 的同学们，很多人未来都会做非常有趣的事情。你应该为此感到高兴，并为他们的成功而感到欣喜。
但 GSB 的第三个重要因素是你在这里学到的东西。我感觉近年来学生对这方面的重视程度有所下降，这让我感到担忧，因为你可以从这些杰出的老师那里学到很多有用的知识，可以帮助你在进入社会后更为有效。我给你举几个例子。
我记得在第一年我们学了“在非市场环境中管理”。作为一名移民学生，我当时对此感到困惑——我是在商学院啊，为什么要学这些东西？但当我加入 Paypal 后，不到六个月的时间里，我们就发现 eBay 正在从事我们认为不公平的市场行为。
于是，我们准备了一整套反垄断案以应对 eBay 的行为。而这正是我在 GSB 学到的东西，我立刻就应用到了工作中。
另一个例子是成本会计，这门课不太吸引人。然而，在我加入 Paypal 的前三个月，我所做的工作正是一个成本会计的练习。
我深入研究了公司的财务报表，了解每一个项目，找出推动它们的变量，并从头开始构建公司的财务模型。这一模型甚至在公司被 eBay 收购两年后还在使用。因此，课堂上能学到很多实用的东西。
我知道你们来这里是为了认识很多人并享受这段经历，很多人也将转变职业方向，但请花时间去学习。你在课堂上能获得很多有价值的信息。
Kailash Sundaram：
也许你在斯坦福期间最重要的收获是你与妻子 Huifen 的关系，而她今天也在观众席上。她对你产生了什么影响？
Roelof Botha：
首先，我应该讲讲Elbuda的故事。你之前可能看到过一些相关的照片。我们是在 GSB 第一年开始约会的，我记得有一张我们在 Schwab 的照片。
那时有些现在的宿舍还没建成，但 Schwab 是刚建好的宿舍。我记得我是第二批入住的班级，当时我住在 E307 房间。Huifen 住在蓝翼，也就是西翼，这简直就是典型的“东方男孩，西方女孩”的故事。
我记得我们有一堂人力资源管理课，应该是春季学期的。我当时试图坐在教室的后排，找个角度，既能看她又不显得自己没在专心听课。
所以，除了是我的人生伴侣，她也一直是我的思想伙伴。无论是最初帮助我决定是否加入 Paypal ，还是之后做出重要职业选择，她一直都在我的身边。
其实，我是带着麦肯锡提供的部分经济支持来美国的，所以当时我还欠他们钱，麦肯锡几乎支付了我在 GSB 的大部分费用。
我本来有机会回到麦肯锡，也收到了高盛的 offer ，当时我以为自己想从事金融工作。我之前做的是衍生品相关的工作，这是我当时的职业规划。但那些金融职位的面试结果都没有成功，后来就出现了加入创业公司的机会。
Paypal 是我选择的目标公司，但我当时很害怕加入创业公司，担心会发生什么。 Huifen 也是移民，她从新加坡来到美国，在卡耐基·梅隆大学学习电子与计算机工程，而且她之前已经在初创公司工作过，所以她非常了解加入创业公司的挑战。
我们讨论了这家公司的 offer ，她最终鼓励我迈出那一步。我想，有时候我会对自己的选择产生怀疑，尤其是在 Paypal 的艰难时期，可能我有时没有完全意识到她建议的宝贵性，但她对我做出这个关键决定产生了巨大影响。
后来我加入红杉资本时，得到了 Mike Moritz 和 Doug Leone 的 offer ，他们希望我当场签约，但我说不行，我得打个电话。那时我们已经订婚了，但我坚持要出去给她打个电话，虽然我们在整个面试过程中一直在讨论这份 offer ，但在最终接受之前我还是想听听她的意见。
在我的投资生涯中，拥有一个技术背景的伴侣、曾在初创公司工作过并且理解商业，这真是太好了。比如有一次我们遇到了一家管理层有争议的公司，创始人想出售公司，但所有潜在的买家都看出了公司存在的问题。当时我们收到的最佳报价是6亿美元，但我们觉得这不是一个好的报价。
我和 Huifen 讨论了这个问题，她一句话点破了问题的关键——“没人想买一个需要修复的东西。”这完美总结了我们试图出售一家问题公司的挑战。凭借这个洞察，我们决定拒绝那次收购提议。而今天，那家公司已经上市，市值接近100亿美元。事实证明拒绝那个报价是一个好决定。所以能在 GSB 遇到她，成为我的人生伴侣和思想伙伴，真的是非常美好的一件事。
Kailash Sundaram：
你们的关系确实非常特别。还有一点特别之处在于，你们两位都是移民。而 2026 届的 GSB 班级也是历史上国际化程度最高的班级，超过 40% 的学生来自海外。
你因引用《汉密尔顿》中的台词“移民，我们完成了任务”而闻名。你来到美国的那段转变期是怎样的？你在过程中面临了哪些挑战？
Roelof Botha：
我首先得学会在道路的另一边开车，这是一开始的挑战。
然后就是一些小的文化差异，比如语言。在南非，我曾是 AA 的会员。记得有一次在Schwab，我遇到了一个美国人 Dan Rapaport，他比其他美国学生早些入住，我们聊了一会儿，我说：“艾迪森，我该去哪里注册 AA 会员？”
他当时的表情让我觉得他误会了我，然后我解释说，我指的是汽车协会，就是那种你车坏了会来帮你的组织。他告诉我，在这里它叫 AAA。
这是我遇到的一个小文化差异。还有就是我在美国找不到电水壶，这对我来说也是一个很有趣的发现，因为我习惯用电水壶烧水泡茶。
但移民面临的最大挑战是，你总是想要证明自己。数据表明，移民创业的可能性是美国本土人的两倍，而获得诺贝尔奖的概率是四倍。
合法移民对这个国家的成功有着巨大的影响。我估计我们投资的公司中，约有 40% 的创始人是第一代移民。作为移民，你不会被习惯束缚。当我刚来这里时，没有流媒体服务，也没有橄榄球或棒球的比赛转播可以让我分心。
所以我只能专心学习。当你意识到，如果你不成功，你将回到没有太多前途的故乡，这种压力对你的激励是非常巨大的。
Kailash Sundaram：
谈到移民，在你毕业时，你收到了一位移民—— Elon Musk ——的邀请，加入了 Paypal 。18个月后，你们带领公司上市。能给我们讲讲你的 Paypal 旅程吗？
Roelof Botha：
这段旅程充满了曲折。起初，我无法接受第一个 offer ，因为我当时是持F类学生签证，无法合法工作。所以我拒绝了第一次邀请。
到了 1999 年 12 月，Elon 第二次向我发出邀请，但我依然因为签证问题无法接受。然后在 2000 年 3 月，我收到了第三次 offer ，当时 x.com 和 Paypal 正在合并。
这一结合让我觉得这家公司非常有吸引力，特别是它关于加速支付业务的构想让我深深着迷。在 GSB 时，我用了一些项目研究如何为这家公司找到好的商业模式，以确保它的成功。
此外，1998年出现的新兴市场货币危机让我损失惨重，当时我从南非带来的兰特在1998年8月一夜之间贬值了 30%～40%。
到了 2000 年 3 月，我几乎没钱支付 4 月份的房租。所以我接受了第三次 offer ，并且在毕业后的第二天就开始全职工作，不像其他人那样享受暑假休息。
我和 Huifen 一起经历了这段艰难的抉择之旅， Paypal 的创业历程也非常艰难。到 2000 年夏天，很多力量都试图打垮我们，尤其是 eBay 。
当时公司的烧钱速度是每月 1400 万美元，而我们手上的现金只能撑到 2001 年1月。我们必须解决商业模式的问题，于是我们开始收取支付费用，解决了欺诈问题，继续扩展业务。
后来，Elon 离开了公司，Peter Thiel 回归担任 CEO 。我成为了公司财务和风险管理副总裁，也参与了公司所有的董事会议。我甚至在 2001 年主动申请成为公司 CFO，以带领公司上市。这是一段难以置信的经历。
Kailash Sundaram：
我很喜欢你说的那句话：“没有人比你自己更了解你的潜力。” Paypal 的环境非常艰难，我的问题是，作为很多第二年 MBA 学生的一员，我们也在思考下一个工作会是什么样子。你对此有什么建议，特别是对于我们这些即将踏上职业旅程的人？
Roelof Botha：
我从Peter那里得到过一个重要的见解，这其实是在我最初面试 Paypal 时听到的。首先，如果你去面试一份工作，而大多数人都在谈论假期，这可能是一个提示——这份工作并不那么有趣。
其次，大多数人只会一步一步地考虑职业决策，但你应该扩展你的时间视角。如果让我提炼一个建议，那就是——拓宽你思考的时间跨度。
因为如果你做出一系列短视的决定，你会选择相对安全的折中方案，到 40 多岁时，你可能会面临一场中年危机。
所以要考虑你能做什么的整体弧线。如果你只能做一次职业决策，你可能会更加保守、小心，但事实并非如此。你有一次选择，然后又一次选择。
所以，也许你从 GSB 毕业后的第一个机会有点冒险，但只要你和优秀的人一起工作，拓展你的网络并打开更多机会，一两年后，你就会有另一个有趣的机会，继而又有另一个机会。如果你将这些机会放在整个职业生涯中来看，你会发现自己会更享受这一切。
Kailash Sundaram：
你职业生涯中的下一个转折点是 eBay 收购了 Paypal ，而 Meg Whitman 实际上给了你一个留下的 offer 。你拒绝了这个机会，还是？
Roelof Botha：
留了下来。
Kailash Sundaram：
但你最终拒绝了，选择加入了红杉资本。你可能会称这是一个关键时刻，一个“熔炉时刻”。你是如何做出这个决定的？
Roelof Botha：
关于这个问题，我可以说点什么。其实我做过的三次职业决策都可以看作是“棉花糖实验”的不同版本，我猜你们很多人都听说过这个实验，因为它最早就是在斯坦福的Bing幼儿园进行的。
第一个决策是在南非，当时我取得了会计师资格，这是国内收入最高的职业。但我认为如果我为麦肯锡工作，我会有机会出国工作或学习。所以我选择了麦肯锡，这意味着我接受了50%的薪水削减，还得偿还资助我教育的奖学金。
第二个决策是加入 Paypal 。当时我还得偿还麦肯锡的费用，而 Paypal 给我提供的年薪是8万美元。我与Elon谈判，要求更多的股权，以换取更低的现金薪水。所以我当时的收入比如果我回到麦肯锡要低，而且我还没有免除债务。
第三个决策是加入红杉资本。当时，Meg 给了我一个激励方案，如果我继续留在 Paypal 担任 CFO，这个激励方案最终价值 2000 万美元。而红杉给我的现金薪水只与我在 Paypal 的收入相当，没有奖金，也没有股权。
红杉告诉我，如果一切顺利，你会有一段有趣的职业生涯，赚到足够的钱不用再担心财务问题，但你需要自己相信自己。
所以，就像我之前说的，我当时打了个电话给 Huifen，确认我们是否能承受这个决定，最终我们做出了这个选择。
Kailash Sundaram：
在红杉资本期间，你遇到了很多了不起的创始人，比如 Airbnb 的 Brian Chesky，谷歌的 Larry Page 和 Sergey Brin，还有 Stripe 的 Patrick Collison。你认为这些改变世界的创始人具有什么样的特质？
Roelof Botha：
我认为首先是他们的真实性。很多人都在谈论“创始人与市场的契合”，但我真正寻找的是“创始人与问题的契合”。
为什么你会对这个特定问题有独到的见解？为什么你如此热衷于解决它？我们最成功的创始人有一个共同点——他们并不是为了赚钱而创业，他们只是对解决某个特定问题充满激情。
这些问题往往与他们个人密切相关，他们拥有独特的见解，并且有着强烈的愿望去解决这些问题、服务客户。当他们为客户创造价值时，他们通常也会找到一个好的商业模式来支撑公司并实现扩展。他
们都有成长型思维模式，愿意倾听。Brian Chesky 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他就像一块海绵，愿意吸取别人的建议和经验。尽管创始人们都是意志坚定的人，但他们也乐于借鉴他人的经验。
我记得在 GSB 的第一年，有一位教授给了我一个深刻的见解——创始人其实并不是风险承担者，而是风险规避者。
他们非常清楚自己的业务中哪些变量可能会出错，并且会努力解决这些问题，确保业务的稳固发展。我认为这是很重要的。
顺便说一句，最近我们也看到了越来越多来自 GSB 的创始人。你没有提到，但我们投资了一家叫 Medallia 的公司，它是 1999 届的毕业生创立的。
我们还投资了 Trulia 和 Nubank，David 是 2012 届毕业生。我相信 Tony Xu 也在这里，他是 2013 届的毕业生。
还有一家你们可能还没听说的公司 Ethos，它是一家在线人寿保险公司，由 2016 届的 Peter 和 Ricky 创办。GSB 确实产生了很多有趣的公司。
Kailash Sundaram：
听你这么说， GSB 的质量还是很不错的。
Roelof Botha：
质量确实很好。你们了解商业。这点在过去 20 年里有了很大的变化。记得我刚加入红杉时，人们觉得如果我想在斯坦福寻找投资机会， GSB 可能不是最佳选择。而现在这种看法已经发生了很大变化，真是太棒了。
Kailash Sundaram：
我想回到你提到的“成长型思维模式”。你在职业生涯中一直在体现这一点。多年来，你因在每一张纸上写下“ 10 的 9 次方”而闻名，以此提醒自己你的目标是产生 10 亿美元的回报。
2020 年，有报道称你已经产生了超过 100 亿美元的收益，这很了不起。你觉得成功改变了你的心态吗？
Roelof Botha：
你应该问其他人这个问题（笑）。我自己觉得没有太大改变。可能变化更多的是随着时间的推移，当你处于领导位置时，你会更多地关注团队的表现，而不仅仅是自己的贡献。这可能是最大的变化。
我们有一句话是“我们只能依靠下一次投资的表现”，我经常在全体会议上重复的另一句话是“没有什么比躺在功劳簿上更容易让人松懈的了。”这是我在红杉看到的心态，我当时没有面试任何其他的风投公司。
至少在我上 GSB 的时候，很多风险投资人看起来都觉得自己很了不起。而在红杉，我发现了一种完全不同的氛围——一种谦逊感。
那些已经足够富有、不需要再工作的人，却仍然早早来到办公室，急切地想要寻找下一个将会改变世界的有趣公司。这种与创始人合作、帮助公司成长的乐趣，才是推动他们前进的动力。
所以，我认为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特质——是什么真正激励了你？对于我们来说，我们所服务的客户可能不是显而易见的，但斯坦福是红杉的重要客户。
我们所投资的资金几乎全部来自捐赠基金、基金会和非营利组织。如果你参观我们的办公室，你会看到会议室门上写着我们有限合伙人的名字，比如斯坦福、Wellcome Trust、Dana-Farber 研究所、波士顿儿童医院。这些就是我们为之工作的客户，能够为他们服务是一种巨大的激励。
Kailash Sundaram：
GSB 的学生们可能觉得你的职业生涯看起来毫无瑕疵。从麦肯锡的咨询师到斯坦福 MBA ，再到 28 岁时带领 Paypal 上市，然后成为红杉资本的合伙人，一年后成为这家标志性风投公司的负责人。Roelof Botha 也曾经失败过吗？
Roelof Botha：
哈哈，是的。在我21、22年的红杉资本生涯中，有 15 次我推荐的投资项目最终变成了零。15次的投资推荐都失败了。
在我面试红杉时，Don Valentine 还在世，他亲自面试了我。他当时就担心我没有经历过足够的逆境，没有经历足够的失败，不确定我是否有足够的毅力去应对我们这个行业中的挑战。
事实是，在红杉 50 多年的历史中，我们大约有一半的投资是没有盈利的。我们的行业有一种“二八定律”的效应，当成功的时候，回报可能非常显著，但失败的机会也很高。
这对于我来说，尤其在我和你们一样还在上学时，习惯了拿好成绩，感觉事情都会按部就班地进展，这确实是一个需要面对的问题。
如果你想在某个领域表现得卓越，可能需要突破自己的边界，走到能力的极限。有时你可能不会成功，但如果你始终停留在安全区域内，你永远无法做到真正特别或非凡的事情。
Kailash Sundaram：
你对自己的不断突破也是红杉资本和你的前辈们推选你成为公司的领袖的重要原因之一。大多数人不知道的是，你的职称其实是“高级管家”。对你来说，管理红杉资本意味着什么？
Roelof Botha：
“管家”这个称号是我们非常有意地选择的。在红杉，我们的心态是要把公司在我们手中变得比之前更好，这是我们的职责。所以我们修改了红杉资本的章程，几乎不可能将公司上市，也不允许将任何部分卖给第三方。
这是一家尽可能在法律范围内保持私有制的合伙公司，永久延续下去。所以，没有一代人可以通过出售红杉的一部分来获利，而损害前人或后人的利益。
我们有一个非常渐进的过渡过程，一代人将公司的管理权交给下一代人。而我的工作就是确保这个团队在未来 20 或 30 年后，红杉依然是世界领先的风投公司之一。这是我们一直关注的目标。
所以当我面试加入红杉的候选人时，我不是考虑他们为我工作，而是与我共事。我会评估每一位候选人，想象他们是否有可能在未来领导这家公司？是否有可能成为优秀的合伙人，做出伟大的决策，让我为他们接管红杉后的成就感到骄傲。
Kailash Sundaram：
说到管理，你在斯坦福大学也是主要的捐赠者。我想在场的每个人或多或少都从中受益。
Roelof Botha：
是的，Huifen 和我共同为大学做了很多慈善工作。
Kailash Sundaram：
关于这一点， GSB 校园里还有一座以你和 Huifen 命名的建筑。回馈对你们两人意味着什么？
Roelof Botha：
我认为你们应该意识到，在你们之前，有许多慷慨的人，他们为这所大学提供了无与伦比的设施，资助了教授的职位，令我们得以受益。
正是这些慷慨的人促成了这所伟大的学府，让我们得以在这里学习，并开启我们的职业生涯。所以，我认为我们也有责任回馈。
我今天所取得的成就离不开斯坦福，离不开 GSB 。如果我当时仍然留在开普敦，我不可能做到现在这样。如果没有 GSB 接纳我的申请，没有我在这里学到的东西，我不会有这些机会。
像 Selina 教授这样的老师教给了我战略的知识，这些我每天都在红杉应用。因此，回馈、为下一代铺路似乎是理所当然的事情。我们非常乐意为 GSB 和 Lucille Packard 儿童医院捐赠，这给我们带来了极大的快乐。
Kailash Sundaram：
这真的非常特别。
Roelof Botha：
顺便说一句，创新项目可能是我们最喜欢的一个项目，所以一些人可能已经从中受益了。
Kailash Sundaram：
希望未来你能支持一些优秀的创始人。
Roelof Botha：
其实已经有一些项目从创新项目中获得了风险投资，故事非常有趣。我不知道你是否想听听这个故事。
在2020年，Dean Levin 向许多校友寻求帮助，因为很多一年级学生的实习机会都消失了。显然，我们尝试在我们投资组合中的公司里寻找实习机会，但在那次通话之后，我和 Huifen 讨论了校园的现状。
作为移民，我们曾经也经历过需要资金的困境。当时我作为一年级学生也是相当拮据的，如果没有暑期工作，我可能无法顺利完成第二年的学习。
所以，我们决定为部分学生提供资助，让他们可以在夏天从事某个创业项目，以保持实践的性质。我们当时以为这只会持续一个夏天，但第二年，有学生发邮件问我们是否会再次资助这个项目。
这让我们有些意外，毕竟疫情已经结束，疫苗也开始推广。于是我们再次讨论了这个项目，觉得可能有机会帮助那些没有经济条件的学生，鼓励他们在一年级和二年级之间追求自己的创业梦想，而不是因为需要收入而去找一份工作。
所以我们决定继续资助这个项目，学校也做了大量工作来为学生提供资源，帮助他们追逐创业梦想。
我前几周还和这里的一位教授讨论过一个现象，叫做“失踪的爱因斯坦”，意思是有些人因为经济原因没有机会去做一些有趣的事情，因为他们在毕业后必须马上找工作来维持生计。
我认为这中间需要找到一个平衡点，如果你完全没有压力，可能也不够有资源意识。这个项目的宗旨不是给予奢侈的资助，实际上每个学生得到的金额可能比找一份工作赚到的钱要少，但这笔钱足够你度过难关，并追求创业梦想。即便最终想法没有成功，至少你尝试了，希望你从中学到了宝贵的经验。
Kailash Sundaram：
当你面对艰难决策时，你会向谁寻求建议？有哪些你特别看重的导师？
Roelof Botha：
所谓的“顶端”，其实我并不认为我是在顶端。对我而言，没有什么终点，只有不断的攀登。当我还是学生时，我非常喜欢参加“从顶端看”的讲座。
我记得听过 Steve Jobs、Scott McNealy 的演讲，Jeff Bezos 也曾在我们读书时来过演讲。听他们讲话是一种奇妙的体验。
但老实说，现在从我所在的位置来看，我觉得更多的是从未来的视角看待问题。我处于一个你们可能 25 年后会达到的状态。
所以，别把我看作是在顶端，我们的成就只能依靠下一次的投资，这是一种需要时刻保持的心态。
至于导师，我在一路上遇到过许多优秀的导师，我相信你们也遇到过。无论是那个相信你并给你一点推动的高中老师，还是那个给你机会在重要比赛中上场的体育教练。
我现在仍然会向 Garth Saloner 寻求很多建议，他曾是 GSB 的院长，现在仍然是我经常打电话咨询的人。Dean Levin 也是我的导师之一。
在红杉，我们非常注重代际传承。Doug Leone 是红杉最早的管家之一，虽然他现在不参与我们新基金的管理，但他仍然参与已有项目的董事会会议。
虽然他不参加每周一的合伙人会议，但他每周都会来公司两三天。当我遇到挑战时，我可以随时请教他，也可以向 Jim Goetz 请教。这就是红杉文化的一部分，我们非常重视代际之间的知识传递。
Kailash Sundaram：
作为领导者，你面临着重大决策。你自己做出了几个重大的决定，比如将红杉分为红杉美国和欧洲、红杉中国、红杉印度，还在 2021 年创建了红杉资本基金，这是一只常青基金。你是如何做出这些非共识性决策的？
Roelof Botha：
我想你们中的很多人可能听说过关于“不可逆”和“可逆”决策的概念，或者说类型 1 和类型 2 的决策。我认为不可逆的决策需要非常多的思考和压力测试。
就像你们即将做出的第一个职业决策一样，它在未来的 6、9、12 个月甚至更长时间内都可能是不可逆的。
因此，做这样的决策时必须非常认真。而那些可逆的决策则相对影响较小，你可以很快改变方向，所以要快速做出这样的决策并从中学习。
比如全球分拆的决定，它就是一个“单向门”的决策。我们不可能在两三年后说：“哦，我们弄错了，为什么不试着重新合并呢？”所以我们花了大量时间思考和讨论这个问题。
我们也有很多顾问，其中一位是 Condoleezza Rice，我非常依赖她的建议来做出这个决定。最终，这个决定在某种程度上形成了共识，因为我们列出了逻辑，不断思考并讨论。做出这个决定花了好几个月。
同样，红杉资本基金的创建也是从一个想法开始的。最初的反馈并不太好，有人认为这个想法行不通。我们会听取反馈，回去修改，再回来讨论。
我们与十几位顶级有限合伙人（LPs），包括斯坦福的捐赠基金，进行了面对面的讨论，并根据他们的反馈调整了我们的计划。老实说，即使在项目启动之后，我们仍然遇到了一些没有预料到的挑战，所以我们继续进行一些小的调整和变化。因此，不要让完美成为前进的敌人，做出决定，开始行动，然后不断迭代。
Kailash Sundaram：
最后，我想问一个我们今年问所有演讲者的问题。今年的主题是“留下你的印记”。你希望人们如何记住你？
Roelof Botha：
我猜很多人读过 David Brooks 的书，他有一个很好的框架——“简历美德”和“悼词美德”。简历美德是指你的成就，而悼词美德是指人们在你离开时会谈论的那些品质。
我在你们这个年龄时，主要关注的是学术和职业成就，因为那时你对成就有着强烈的渴望。但随着时间的推移，你会更加看重悼词美德。
最终，这归结为你对他人生活的影响，以及你在生活中找到的意义。我最喜欢给创始人推荐的书是维克多·弗兰克尔的《活出意义来》。这本书讲述了如何找到真正激励你的东西，金钱并不能真正激励人。最终，你无法永远依赖那些个人成就，那些只为满足自我驱动的成就。
对我而言，这更多是在工作中作为“管家”的角色。我想问自己：我能帮助红杉招聘到什么样的团队？未来他们会如何记住我？他们会认为我是智慧的、善良的、公正的吗？
我也会问自己：对于家人和朋友，我是否是一个忠诚的朋友？我是否对家庭成员善良、慷慨、支持？最重要的是，我的孩子会不会记得我是一个好父亲，我的妻子会不会记得我是一个好丈夫。
Kailash Sundaram：
这真的很有力量，也希望我们所有人都能以此为准则生活。我现在想打开提问环节，观众可以举手提问。我们的麦克风助手会走到你身边。提问时请先说出你的名字和年级，并站起来发言。
观众：
你好，Roelof，我是 Josh Renee，一年级 MBA 学生。作为年轻的专业人士，我们常常难以真正理解时间的力量。我们似乎知道我们不知道的东西。关于时间，我们应该知道些什么？
Roelof Botha：
我们有多少时间？我很喜欢一个概念叫做“时间的自由度”。我们在红杉也经常讨论这个概念。它的意思是你在做决策时优化的时间跨度是多少。
通常，处在一线的人做决策时的时间跨度是以周或月为单位的，而 CEO 的时间跨度可能是以年甚至十年为单位。因此，我建议你们尽早开始拓展你的时间视野，在做重要决策时，考虑更长远的时间。
观众：
你好，我是 Henry，一年级 MBA 学生，也是国际学生。我想请你谈谈关于红杉中国和印度的分拆，以及人们谈论的全球技术生态的分裂。你认为未来会重新融合吗？还是说我们已经走上了一条永久的道路？
Roelof Botha：
我真心希望这不是永久性的。我想这里的很多经济学学者都能告诉我们自由贸易的好处。看到现在这种经济民族主义的抬头，我觉得很遗憾。而且这不仅仅是中美之间的问题，几乎是全球性的。
我们过去50年经历了一个黄金时代，特别是自二战以来，全球经济增长和全球一体化非常显著。
全球贸易占全球 GDP 的比例持续上升，但这一趋势在十年前停滞了，而不是在过去几年。
我非常担心我们是否会重蹈 1930 年代的覆辙，当时的孤立主义把世界带入了一个非常黑暗的时期。所以我希望世界不会再犯同样的错误，政治家们能够找到更好的解决方案。
观众：
你好，Roelof，我也是南非人。
Roelof Botha：
很高兴见到你，听出了你的口音。
观众：
我很好奇你是否关注非洲的风险投资市场？你认为我们如何能够在美国和非洲市场之间建立更强的桥梁？
Roelof Botha：
谢谢你提问。其实我并没有过多关注那边的情况，并不是因为我对非洲市场缺乏兴趣，而是因为在斯坦福 20 英里范围内就已经发生了太多事情，这就是我大部分时间的关注点。
不过，有一句话很有意思：天赋分布得比能源更广。我认为，过去20年里技术的进步令人惊叹，全球的可及性已经完全改变了。
当我刚加入红杉时，大部分最有价值的科技公司都是在硅谷创立的，但现在情况已经不再如此了。比如我们在巴西投资了 2012 年 GSB 毕业生 David Vélez 创立的Nubank。如今世界各地都有很多有趣的机会去建立科技公司，我对此充满期待。
观众：
你好，我是 Chloe，一年级 MBA 学生。我曾在 Thousand Eyes 工作，最近也在 Ethos 工作。基于我在 Ethos 的工作经验，我很想知道，对于我们这些对创业感兴趣的 GSB 学生，你有什么建议，特别是如何最终获得像你这样的人的投资？
Roelof Botha：
很高兴你问这个问题。当我还是 MBA 学生时，我没有完全意识到销售的重要性。我觉得现在 GSB 的销售课程有所改进，但没有什么能替代真实的销售经验，尤其是被拒绝的经历。
比如为 Paypal 融资时，有投资人直接拒绝我们，那种感觉很痛苦。在红杉争取投资机会而失败，也很难受。所以，你需要学会如何销售。
红杉是开放的，我们愿意听取新的创业想法。如果你有要创办的公司，欢迎联系我，我很愿意听取你的想法。
至于更一般的建议，正如我之前提到的，“创始人与问题的契合”非常重要。你需要解决一个真正激励你的问题。
如果你没有深入思考这个问题的各个层面，你很难坚持下去。创业的故事看起来很光鲜，但实际并非如此。创业很艰难，过程中会有许多挫折。即使是成功的公司，也有许多时候看起来会失败。
Paypal 至少经历了三次濒临破产的时刻，所以你需要做好心理准备。如果你没有真正热爱你所做的事情，你就无法坚持下去。所以，选择一个你真正热爱的项目非常重要，因为只有这样，你才会不顾一切地坚持下去。
Elon Musk 在两年前的红杉创始人活动中谈到了一件非常简单的事情，那就是“打造有用的东西”。
很多人会过度思考所有的功能和细节，但你应该从客户的角度出发，问自己：你是否真的在解决他们的问题？一切都从这个核心开始。
通常商业模式是后来的事情。MBA 学生容易早早地思考商业模式，这很好，但首先要专注于创造价值，而不是捕捉价值。
最后，我想提醒大家，创业精神并不等同于成为创始人。我自己并没有创立过公司，但我经历了很多创业式的经历，比如加入一家小公司，在 Paypal 刚有 30、40 个人的时候帮助它成长。
或者像参与 YouTube 发展的时候，当时我们在 Chad 的车库里工作，后来搬进了办公室，我是当时团队里的第四个人。虽然我不能完全归功于自己，但这是创业的经历。
因此，很多人可以为创业公司带来巨大贡献，不一定非要是创始人才能有创业影响力。创业的美妙之处在于，你在建立一个原本不存在的东西。
对于很多人来说，想要做出人生中有意义的事情，这就是 GSB 的理念：改变生活，改变组织，改变世界。所以，去通过做一些有意义的创新来改变生活，不要只是在某个大齿轮里充当一个小螺丝钉。
观众：
你好，Roelof，非常感谢你今天的分享，真的很精彩。我叫 Wanton Mas Gomis，一年级 MBA 学生。我想在刚才的基础上再深入一些探讨。很多同学的感觉是，我们目前处于一个非常技术密集的周期。
之前我们经历了互联网时代、万维网时代，而每个时代都有其技术上的细微差别。但现在的数据与分析时代显得尤为技术复杂。
首先，我想知道，在你建立 Paypal 时以及之后的投资过程中，是否也有类似的感觉？其次，你会给那些专注于商业的 MBA 学生什么建议，他们希望进入当今这个深度技术驱动的领域？
Roelof Botha：
我认为从更长的历史视角来看会很有帮助。我们在 GSB 的时候，Blockbuster 还存在，人们还在实体店购物。你再想想这些转变，几乎在一瞬间发生在我们的生活中。
现在的技术浪潮也不过是另一波浪潮。我理解对于你们来说，这可能看起来令人畏惧，面对快速变化的技术和行业，可能会感觉到压力。
我还记得 2002 年毕业时，纳斯达克崩盘，可能有 30% 的工作机会被取消，很多人已经没有收入，但还要偿还学费。
再想想 2008 年毕业进入金融危机的人。所以，不同的历史时刻会有不同的挑战，而现在绝对不是最糟糕的时期。
另外，随着技术的进步，技术工具的抽象层次越来越高，反而使得商业人士能够更容易地利用这些技术。你们现在处于一个非常好的位置，能够构建基于现有AI技术的应用。
今天，AI 技术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容易被利用。所以，我觉得你们不是处在一个令人望而生畏的境地，而是一个大好时机。确保你们理解今天可用的技术工具，而不是抱怨这些技术的复杂性。
比如我们在 2000 年建立 Paypal 时，用非常基础的数据和决策模型来评估每笔交易。这些模型的基本概念在今天已经演变成所谓的“机器学习”，当时我们称之为“人工智能”。
如今，基础模型的推理成本正在急剧下降，我认为你们应该几乎默认推理的边际成本是零。所以，思考一下你们可以在这个技术上构建的应用程序。
很多 MBA 学生实际上比技术人员更了解最终的市场和应用场景，而将商业人士与技术人员结合在一起，是一个非常有潜力的配对，能够创造出成功的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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