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岁多上小学，24岁研究生毕业，梁维弘的第一份工作在一家外资企业，担任多福集团驻上海代表处经理。按理来说，这是个很安逸的工作，但梁维弘并不太老实，待了一年就离职了。他告诉创业邦（微信搜索：ichuangyebang），“也许是因为我是温州人，天生就不愿意给人打工。”
熊猫资本创始合伙人 梁维弘
创业屡败屡战
2000年，梁维弘开始了一次创业，他看中的领域正是当年马云在做的事情。
“我理想中的商业模式比马云的设想还要复杂一些，他做的是信息撮合，而我要做交易撮合。”
据创业邦（微信搜索：ichuangyebang）了解，这家叫“拓商电子商务”的创业公司是一个B2B平台，专门为中国的中小企业搭建贸易平台。最早的两年，公司花了大量精力在开发平台上，后来，公司的盈利模式是向企业收费，付费用户在几千名，每年流水也有几百万的级别。
2004年，梁维弘突然卖掉了这个项目，他发现那时中国企业需要的服务还只是停留在信息撮合上，也就是阿里巴巴的商业模式，而拓商走得太前面了，因此过早地碰到了天花板。项目易手后，梁维弘小小套现了一把，又开始了第二次创业。
这次他又走到了另外一个极端上，开始做起了社交项目。
这个类似于微博的前身的产品由于缺乏可见的盈利模式，赔光了梁维弘之前的套现。2006年，他开始了一个更为传统的创业项目，这个叫“易日”的公司现在依然存在，主要提供SP解决方案。“公司做的生意非常传统，大多数是人情生意，不需要太多的业务突破，因此我干得非常无聊。”
2007年，实现财务自由后，梁维弘和太太移民加拿大，半年时间内，他走遍了温哥华、多伦多和渥太华，实在觉得北美的生活百无聊赖，发达国家内竟然找不到就业机会。
“难道我要去做水管工吗？”梁维弘当时这样问自己。相比起梁维弘的窘境，他的太太学会计出身，却在加拿大很吃香。2008年，梁维弘决定回国寻找新的机会，那时候的他并没有放弃创业，尽管屡战屡败，太太给了他莫大支持，两人一起回到了上海。
误打误撞做投资
为了充电学习，梁维弘选择了长江商学院MBA，做了一年的封闭学习。
在长江商学院，梁维弘创业初心不灭，他成立了“长江创业俱乐部”，并自任主席。而他的室友姚俊则成立了长江投资俱乐部，也做主席。隔三差五，梁维弘会邀请创业圈的青年企业家来学校讲课交流，例如雷军。
课程将尽，当所有人都开始寻找出路的时候，梁维弘并没有太着急和主动，他始终觉得自己还是会创业的。那时，学校将他和其他两名同学的简历推给了晨兴资本，从来没接触过VC的梁维弘根本没有听过这家机构。他跑去找雷军，结果雷军跟他这样打了一个手势，“竖起三根指头”。
梁维弘不解，问他什么意思，雷军不紧不慢地说，“这是我心目中最好的、能排前三的投资机构。”
就这样，2009年，从长江商学院MBA毕业后的梁维弘误打误撞进了投资圈，他说，“我到现在也没太明白他们为什么要了我，没有其他两名同学，可能是看中了我屡败屡战的创业经历吧。”
一路艰苦创业，梁维弘几乎跳过所有的坑；改行做了投资人，他原以为投资不过是最简单的事情，只要眼光和运气就可以，可事实并非如此。
“晨兴和其他的VC不太一样，它是家族基金做的投资机构，管理非常扁平，空间很大，却挑战不小，”梁维弘这样评价。做投资经理的前三年，梁维弘最痛苦。最初，他几乎看什么项目都热血沸腾，都有投的欲望，但把项目推到投委会后总会被无情打击。后来，他发现自己只要投了项目就彻夜难眠，转辗反侧。
差一点放弃投资
2012年，在做投资人的第三年，梁维弘觉得自己快要忍受不了了，他很想离开。也是在这一年，梁维弘代表晨兴资本投资了天天动听。投资天天动听让梁维弘第一次认识到了“什么叫投资人的战略高度”，也突然明白了自己为何创业屡屡失利。
在中国主力机型还停留在“塞班时代”的2008年，天天动听作为一款移动音乐播放器获得不错的市场口碑。在决定做天天动听的天使投资人时，UC的俞永福发现这个团队居然还没有正式注册公司，主要创始人还是兼职的身份。他便要求创始人黄晓杰和团队马上注册公司，All－in创业。
在天天动听发展的早期阶段里，俞永福的推动角色一直没有停歇。塞班时代结束，安卓时代开启，俞永福有前瞻性地对天天动听进行了提点，要求他们向安卓平台转移，并不断用UC的平台高度向天天动听导流。
在接触这个案例后，梁维弘第一次有了彻头彻尾的开悟，他发现一个优秀的投资人应该是站在一定的战略高度上的，并不断企业的生死关键点进行把控。
而自己为什么屡屡创业失败则是因为自己缺乏这种战略眼光。“我以前总觉得我的商业模式比马云超前，但事实却是我并没有他想得长远、周到。”
2012年年底，天天动听被阿里巴巴收购，带着10倍回报，晨兴退出了天天动听。尽管从财务指数上来说，这笔投资并不算失利，但当时晨兴资本董事总经理刘芹给的评价却是：“（这样的投资成绩）并没有移动指针。”这句话的意思是，尽管有投资回报，但成长性太小了，投资指针并没有因为项目退出而有剧烈变化。
2012年，梁维弘觉得自己承担精神压力过于巨大，他花了一整年的时间看遍了市面上所有旅游类的项目，无论是App、工具还是社区，却一无所投。那时候，他经常闭门做沙盘推演，寻找自己的投资方法论，他始终觉得“投资人不能人云亦云，也不能永远站在河边学游泳。
”有些项目尽管他认可、但没出手，却也获得其他投资人的认可，他也会觉得欣喜。“做投资人越久，就会发现感性的成分越来越少。”
创业邦（微信搜索：ichuangyebang）了解，2011年，梁维弘用A轮200万美金的价格投资了当时还叫“爱易网”的爱回收。面对二手数码手机回收这个大蓝海，梁维弘很是看好，“爱回收的团队也不错，创始人陈雪峰毕业于复旦大学，做事也很专注。”
在爱回收的成长历程里，梁维弘的出场次数并不少，直至离开了晨兴，双方都还保持不错的沟通关系。在爱回收从A轮到B轮的发展时间里，梁维弘一直在帮忙寻求出路。
例如，在还没有O2O概念的时候，让公司从线上走到线下，用线下门店的方式获取更加便宜的流量；例如，让爱回收走2B2C的模式，与运营商、手机品牌商进行合作。
在公司现金流困难的时候，提供过桥贷款。梁维弘说，“在很多人不看好的情况下，投资人还是要坚持自己的投资理念和初衷。”就是这样，晨兴资本一路从A轮跟到了C轮。2014年，梁维弘离开了晨兴资本。
在晨兴资本五年，梁维弘经历了从投资经理到投资VP这样从青涩到成熟的转变，总共完成9个项目的投资。后来，梁维弘进了策源创投担任合伙人，1年时间，投出去的项目也有8到9个。
新起点熊猫资本
2015年5月，梁维弘和自己的老朋友李论，还有原来长江商学院MBA的两位同学李心毅和毛圣博共同成立了熊猫资本。“我们把这件事情也看作是创业，用创业的心态来做投资。”在熊猫资本里，四位合伙人看的领域都不太一样，并且分工明确，每个人拥有20%的期权，分10年实现。
“做投资人这些年，我还是坚持投资不是拼流量的事情，不是打开投资流量就可以提高投资成功率。”
在熊猫资本，他们实行这样的项目审核流程，某个领域对应某位合伙人，完成第一轮审核后大家四个人再一起看项目。就算投委会不同意某个案子，如果合伙人很坚持，他可以使用“赢子弹”，即最高金额为200万美金的投资额对项目进行投资。
梁维弘说，“投资不是一件完全信息对称的事情，我的三位合伙人就像是一面镜子，他们能看到我看不到的地方，他们能提供更加充分的信息和善意的提点，但我们的合伙人有权力坚持自己的投资判断。”
过去这一年，熊猫资本出手的投资案例有：真二网、拍房网、添米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