谌伟业（花名处端）在阿里巴巴工作了10年，前7年在淘宝，那是淘宝发生翻天覆地变化的7年：它成长为全球最大的C2C网上购物平台，拥有注册用户近4亿，日活跃用户近1亿。
从第8年，也就是2013年开始，阿里巴巴开始重兵投入无线端运营，他们看到商业发展和消费体验已在升级和变革的边缘。
“既然移动互联网的技术与环境已经日趋成熟，我们能不能在产品或业务方面进一步满足用户消费升级的需求呢？”处端说。就像改革开放前的“包产到户”一样，那一年处端和他的小伙伴也领到了一块“包干地”——淘宝二手业务。后来，他们把它发展成了今天广为人知的“闲鱼”，并在2016年5月正式成立了“闲鱼事业部”。
表面来看，闲鱼做的事就是让消费者手上闲置的物品流转起来；但事实上，处端认为，闲鱼还可以再强大许多，特别是在共享经济和消费升级趋势之下。
近20年来，无论经济大环境如何，中国的消费升级从未止步，而且是阶梯式发展的：2003年，从淘宝诞生起，以它为代表的一代电商平台专注于培养消费者形成“买买买”的习惯；而到了2013年，当每个消费者都买得足够多时，一个“消化闲置”的阶段出现了，人们开始表现出对“卖卖卖”的需求。
买卖之间，皆有乐趣
过去，闲鱼总被拿来与淘宝比较，人们觉得淘宝和闲鱼都是个人卖家对个人买家的买卖平台。可处端却不这么认为：从商业模式上来说，淘宝是C2C，即交互的双方是卖与买的关系；而闲鱼则是P2P，更强调伙伴对伙伴的对等性和平衡性。
也就是说，淘宝和闲鱼的玩法有本质的差异：
第一，卖什么？
闲鱼卖的是非标的、零碎的闲置商品，而淘宝有更多标准、批量的新品。
第二，谁在交易？
闲鱼上的用户大多数是个人用户，而淘宝上的卖家更多是久经沙场的资深店主。
第三，怎么卖？
闲鱼上的交易方式更强调互动沟通，而淘宝则有自己的一套营销体系和风格，淘宝店主知道如何装饰店铺，如何兜售产品，如何做客服问答。
对比淘宝交易的高效率，传统二手物品交易不可避免是低效率的，但就是这种低效让闲鱼看到了机会：它试图让交易双方从频繁接触开始，用户自发制造话题，产生黏性后，闲鱼就能设计出一套适合二手品交易的商业模式。
处端认为，只有用社区的方式才能做好这件事，因为分享经济对应零散的供需关系，而零散的供需关系只能用社区方式（虚拟或实体）来满足。
闲鱼业务负责人 处端
当时处端要挑起这副担子的时候，很多人都不看好。甚至在组队的时候，很多同事都觉得处端在吹牛，从而无法热情高涨地工作。为此，处端使出一招，让每个同事交了一份“投名状”。
“我们就做对赌，愿意做的留下，不愿意就走。”经过这样一番筛选，最后有三分之一的人选择离开，而剩下的人则玩命干出了第一个“100万用户”。
“鱼塘”与民主治理
就像是宇宙大爆炸一样，闲鱼一开始有太多想法。为了迅速让产品接地气、落地，处端选择做减法，从二手物品交易开始。为了降低小白用户的尝试成本，让手机淘宝用户迅速转化为闲鱼用户，闲鱼实现了手机淘宝到闲鱼的“一键转卖”，简化了用户填写物品信息的过程，方便他们很快地公布闲置信息。这也实现了用户在内部的转化。
其次是设定“鱼塘”和“塘主”的角色。鱼塘的设立，让闲鱼开始有了社区的模样，它让用户可以迅速找到自己的归属感并开始交易。一方面，鱼塘和塘主的存在让闲鱼上开始出现一个个独立的、自治的社群，这些参与者可以自下而上地营造出整个社区的氛围和基调。另一方面，塘主的设置也为将社区管理能力下放和输出做了准备。
同一个社群的参与者因为同一个地理位置、同一个话题、同一个爱好走到一起，可以在一个特定主题的鱼塘里参与话题、发布或淘换闲置商品，在同一个闲置商品下面评论和探讨，还可以发布产品求购信息，例如某场演唱会的门票等。在闲鱼上，所有供需关系都是可以颠倒的，“今天你提供所需，明天他来满足你的求购”。
在2016年毕业季，闲鱼在全国117所高校举办了“高校鱼塘”的“闲鱼集市”，火了好几个学校，例如卖樱花很火的武汉大学、摆出了近800个摊位的济南大学。
过去很多在线社区例如豆瓣中也曾大量出现过二手商品的信息，但他们始终切不到交易环节,一方面是平台欠缺基础设施，另一方面也是这些在线社区的定位所致。而闲鱼得天独厚，其优势来自手机淘宝的流量、支付宝的支付系统、芝麻信用的信用评级……。有了这些内部资源作为基底，闲鱼只需要把流量盘活，让它们在体系内部高速流转。
今年3月闲鱼对外公布的鱼塘数为12万，而到了6月，这个数字增长到了21万。
在之前的亚布力中国论坛上，阿里巴巴集团董事局主席马云曾说过，社交和社区有极大差别，腾讯在做社交，而阿里则要做社区，社区的本质是共享。社交是像微信那样基于熟人之间的圈子交往，而社区则是基于半熟人甚至是陌生人圈层的交往。在马云看来，社区的想象力可能比社交更大。
关于分享经济是否真的已经到来，看法各异。一部分人认为，社会没有这么快从“熟人经济”走向“陌生人经济”。就二手品买卖而言，劣质微商、假货、“奇葩”卖家等问题也层出不穷。处端认为，假货是一个现实问题，对于平台治理，闲鱼要拿起几个武器。
一是数据征信。闲鱼早期并没有急于推用户量，也从来不考核GMV，而是花了一些精力在信息管控上，例如通过对接芝麻信用、支付宝实名认证、淘宝等级、微博账号呈现用户的征信数据，分析他们的靠谱程度。如今，他们正在开发一套适合分享经济的信用体系，试图使用户所有的数据行为都能在闲鱼上表现出来。
除了数据征信，塘主这一角色的设置也是在推进平台净化。闲鱼试图在熟人和陌生人之间添加一个“半熟人”角色，让那些有着共同标签属性特征的用户愿意相信彼此，走到一起。塘主凭借考试或邀请码上岗，他们的责任有：主持内部话题，处理纠纷，屏蔽、置顶或删除商品。
目前，闲鱼鱼塘用户的强互动数量是普通闲鱼用户的2.2倍。因为有相当一部分用户更倾向于与“邻居”进行社区交易，而鱼塘的社区属性又能极大地促成交易，因此也形成了闲鱼发展中“交易推动社区——社区推动交易”的循环。
离共享经济还有多远？
处端说，他为闲鱼设计了四条动脉：移动化、人人可参与、天生互动和交易要产生价值。但仅仅做到这四个方面，只能完成共享经济1.0任务。真正要让闲鱼为共享经济代言，它还要进阶完成2.0任务：
第一，提高信息分发效率。滴滴、Uber等打车软件是这方面最好的案例。它们对资源进行了梳理和错配，使得车辆空置率下降，使用率提升。用户即时下单，司机即时接单，短短时间内就完成了信息的分发和交易的撮合。
出行需求相对高频，闲鱼要在相对低频的二手品交易里提高用户黏度和交易频次，就需要简化用户识别信息和处理信息的手续，把用户和信息之间的距离拉到最近。
如今，闲鱼正在努力使数据抓取与解读的效率更高。它打通了淘宝接口，能实现搜索关键词的精准推送，猜出用户在当下最需要什么样的商品，例如一块奢侈品牌手表或者一张演唱会门票。
第二，提高信任关系的建立效率。在传统经济领域，例如快消品，消费者通常是通过品牌营销、广告投放来建立对产品的信任。而到了共享经济时代，每个卖家都是一个独立的品牌，不可能再走传统的路子。
处端认为，只有在完成上述两个任务后，闲鱼才能实现用一套内部流程去管理社区的命题。
他举了一个例子：“我在美国租Airbnb的房子时遇到过一个问题。当时我不知道房东什么时候给我钥匙，最后我打电话去问她，而她说‘其实我一天前就给你发短信告诉你钥匙在哪里了’。一开始我很生气，我觉得Airbnb太不靠谱了，但后来我听完（房东的）解释，我才发现是我自己没有注意到这个问题。”
对照这个案例，闲鱼试图输出这样的价值观：平台给用户提供基础运行规则，它就像是一部法律；在平台上设置塘主和鱼塘，让他们完全可以用这部“法律”去处理内部纠纷 。
闲鱼的想象力
两年时间走到现在，处端又开始敢做梦了。闲鱼高复合的增长让他对未来的分享经济无比憧憬。他说他不是经济学家，无法具体答出中国何时能在分享经济领域赶超美国，但他认为时间不会太久。
未来3～5年内，中国人会开始追逐一种新的工作业态——Freelancer（自由职业者）。就好比现在的美国，大量人口没有固定的工作也能过上体面的生活，有收入，有纳税，他们就是典型的Freelancer一族。
当中国的信任基础足够高、信息分发足够有效率时，中国就会进入Freelancer时代。到那个时代，现在的O2O统统都会被秒杀：那是一个社区为王的时代，一切本地生活服务都可以在社区内实现，无论低技术高技术，低门槛高门槛；今天你是服务的享受者，明天你是服务的提供者。
对闲鱼，处端有一种期待：他们或许会开始从有形的二手商品经济朝着本地化的无形的生活服务切，尝试将共享经济的蛋糕做大，实现门类扩充、服务全方位覆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