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本文来源创业邦专栏，作者邢书博。
《乐队的夏天》播出5期才逐渐有了出圈的态势，而我们的乐队祖上曾经阔过。
高晓松以前在他的脱口秀里说过，90年代初的校园乐队以摇滚为主，金属居多，民谣会被人看不起。
他和老狼的乐队青铜器乐队虽然也自称摇滚，但风格暧昧，歌词委婉，处于鄙视链最低端，只得解散，各找各妈。
恰逢90年代情歌当道，小情小爱的校园民谣歪打正着，在音乐市场很受欢迎，成了一代人的记忆。借此，高晓松也走上“神坛”，和老学长宋柯一道，在20年间，从太合麦田、恒大音乐到阿里音乐，屡战屡败，屡败屡战。
一
这哥俩是真的爱音乐，他们试图通过音乐工作者的视角，弥合创作和商业的缝隙。无奈天不遂愿。
太合麦田培养了叶蓓、朴树等后民谣时代的明星，但唱片却因为盗版和互联网的到来卖不出去了。
宋柯认为唱片行业不景气让大家没饭吃，于是带着高晓松，借着财大气粗的恒大集团“地产撘台 音乐唱戏”的东风，组建了恒大音乐。
恒大音乐也针对当时唱片销量低迷的音乐市场，另辟蹊径走上了“媒体曝光＋线下演出+数字发行”的新路。但是很遗憾，随着华语音乐黄金时代的过去，除了流量艺人和小众音乐人，现在的音乐市场极度分化分众，再难重现当年全国人民都听一首歌的盛况了。
恒大音乐的主页上显示，旗下四个艺人，全都是选秀节目出身。没办法，有流量又有质量的艺人，如今也只能在选秀节目找了，即便大家都知道，选秀节目主要是个秀。
高晓松有些心灰意冷，很久没写新歌。在搜狐当了几天副总裁，顺便拍了两部电影，一部大烂片叫《大武生》，一部文艺片叫《我心飞翔》，主演是陈道明、李小璐和郑钧。
今年，郑钧在节目里大骂现在的偶像艺人在往听众耳朵里灌屎；其实在郑钧拍的电影《摇滚藏獒》上映后，也有观众说他拍的是屎；
去年，陈道明针对影视过度商业化现状，提出要多创作具备健康道德观、有历史纵深感和美学高度的影视作品。但今年，两部腾讯阅文改编的大IP大流量剧集《庆余年》和《将夜》，主演都是陈道明；
前年，李小璐夜宿说唱艺人PGONE，史称“夜宿门”。时隔不久，PGONE粉丝不满紫光阁官微批评自家艺人，用买微博关键词的方式把紫光阁这个中央一级党刊，错当成是饭店，把“紫光阁地沟油”这个关键词送上了热搜。随后，PGONE被封杀，微博被责令整改；
这几个例子说明一个问题，艺术向后退，市场向前走。人们不再消费文艺作品本身，而是在消费艺人和八卦。这不是个好现象。
要知道十几年前，高晓松的《我心飞翔》上映后，同行、媒体和观众的关注点还是作品本身。
电影同行陆川评价《我心飞翔》时说，这是一部具有神奇色彩的电影，情节离奇，手法新颖，可以看出这不是一部传统意义上的电影，它的叙事结构以及表现主义拍摄手法很独特，这与高晓松常年搞音乐创作不无关系。
但艺术片个人表达太多的话，容易变成大闷片，而如果恰好又把高晓松当时（2011年，高晓松成了醉驾入刑的典型案例，成了反面教材）的苦闷、拧巴、怀才不遇、生不逢时和恶趣味全都表现出来的话，外界评价就会变革苛刻。
新京报评论说：大部分观众认为影片不知所云，夸张服饰、沉闷音乐、错乱场景充斥全片，让观众感觉无所适从，不明白影片到底表现什么。观众评论则更直截了当：这就是屎。
二
平心而论，大众审美和创作者的个人表达，在某种程度上确实是不可调和的矛盾。这个矛盾放到音乐市场中，就是会变成一个典型问题：音乐人到底是要迎合市场还是要坚持自我？
这其实是个伪矛盾。因为包括摇滚在内的现代音乐的发展和流行，皆起源于音乐被大规模复制，也就是唱片工业的诞生和发展。这其中，技术、商业和资本的力量起着重要的推动作用。
而在古典音乐时代，由于音乐只能现场演奏，欣赏音乐也只是教会和贵族才能享有的特权。相应的，音乐家也只能被教会和贵族包养，毫无尊严。
但资本和商业，某种程度上赋予了创作者在市场上的尊严。创作者作为内容的生产环节，被纳入到整个工业体系中去，自然也会影响到这个体系整体。
从平克弗洛伊德的划时代的金唱片《月之暗面》，到摇滚史上最贵的专辑，来自皇后乐队的《歌剧院之夜》，再到奏响中国摇滚黄金岁月绝唱的《中国火》。乐队通过专辑销量、演唱会门票、收听率等数据来证明自己的才华，同时也具备了同资本讨价还价的余地。
摇滚史上的一个公案可以作证：
1975年，皇后乐队在发行《歌剧院之夜》这张专辑时，希望把时长达六分钟的《波西米亚狂想曲》作为主打歌。但唱片公司表示拒绝。因为当时打歌的主要渠道是电台，电台的歌曲限制在每首三分钟。
《波西米亚狂想曲》剧照
业已成名的皇后乐队主唱佛莱迪，带着团员扭头就走，还砸了唱片公司的玻璃。随后，他们依靠自己的影响力和人脉，将《波西米亚狂想曲》送到电台播放。最终，在摇滚史上，这支当初不被看好的单曲，进入了“英国最热门单曲”吉尼斯世界记录首位，更催生了歌剧摇滚这个新的分类，影响后世。
试想，如果不是进入这样一个工业体系，还在伦敦街头搬砖卖劳力的弗莱迪，如何让自己的作品公诸于世并广受欢迎呢？
大陆摇滚的发展同样离不开资本和商业推手的支持。
首先是70年代台湾流行乐的大发展。
来自台湾的滚石音乐，是由段钟沂、段钟潭兄弟于1980年所创建的一家台湾唱片公司，目前也是亚洲最大的独立唱片公司。段式兄弟是摇滚乐迷，“滚石唱片”就取自段氏兄弟ROCK&ROLL。在华语乐坛，滚石唱片的质量相对较高，且对摇滚、民谣和乐队比较友好，在台湾先后签下罗大佑、陈升、张震岳和五月天。
罗大佑被国内民谣界奉为祖师爷，但其实在1982年，罗大佑发行第一张专辑《之乎者也》，就是为了打破当时流行的民歌曲风，带领台湾流行音乐走向毫无前例的批判与省思风潮。随后推出《未来的主人翁》专辑，也针对民族、时局、传统、社会，进行前所未有的批判 。2004年为抗议美国要求台湾协助出兵伊拉克，罗大佑公然在台湾新竹的演唱会中剪断美国护照，放弃美国国籍。批判和愤怒一直贯穿罗大佑的音乐生涯，比ROCK还ROCK。
三
值得一提的是，罗大佑和陈升都是客家人，特别是陈升，在新宝岛康乐队时期经常用客家话演唱。最近《乐队的夏天》里崭露头角的客家话乐队，其实在摇滚老炮心里，奇妙的完成了连接9012年和上世纪70年代中国流行乐和摇滚乐的时空对话，恍如隔世。特别是主唱掏出小号的那一刻，让人误以为是石家庄的乐队万能青年旅店在那一刻灵魂附体。
公元三百年的西晋，中国北方，五胡乱华，烧杀抢掠。客家人的祖先从华北平原出发，一路南下，历尽千险，在福建、两广乃至东南亚落脚，这一落就是几千年。难怪陈升在《北京一夜》里唱到：“我已等待了千年，为何城门还不开？”难怪罗大佑在歌中唱到：“台北不是我的家，我的家乡没有霓虹灯。”在南方，客家人比较好分辨，他们个子比较高，像北方人。
70年代的台湾流行乐也影响了客家人的国家，新加坡，也在历史上留下了浓厚的一笔。这些文化运动在台湾被称作台湾民谣运动，在新加坡被称作新谣运动。
《我们唱着歌》剧照。没有新谣运动，就没有天后孙燕姿。
电影《我们唱着歌》中记录了当时新谣运动波澜壮阔的历史。
上世纪60年代末，作为国际贸易中心之一的新加坡因为贸易和商业需要，大力推广英文教育，乃至矫枉过正，使得华文学校入学率陡然降低，华文大学南洋大学被迫关闭。因为当时“华文大学的文凭不如英文学校的中学文凭容易就业”。 70年代，李光耀在强行让新加坡实行英文教学将华语彻底边缘化，华语音乐更是弃之如敝履。
在如此艰难的环境下，为了保留本民族的文化语言血脉，南大的学生发起了用汉语创作的“诗乐运动”，试图在新加坡重温汉唐的乐府运动。他们与台湾民谣运动相结合，为新加坡的华语音乐保留了种子。
“青郊歇马拂吴钩，萍聚天涯共白头”。可以说没有新谣运动，就不会有巫启贤、李思菘、李伟菘这些华语音乐制作人，更不会有阿杜、孙燕姿、林俊杰这些华语歌手。要知道他们从小在英文学校长大，很长一段时间连华语都讲不好，遑论音乐创作。
反观如今华语乐坛，尤其以偶像男女团为例，连华语歌都写不好，还要创作外文歌，甚至恨不得连团名都改成外文。前辈们用抗争捍卫的华语音乐，如今却轻易抛弃，简直是数典忘祖。
后来台湾和新加坡两地的民谣运动，借着资本和商业化的力量，直接影响了大陆摇滚乐的发展。
1991年，滚石唱片决定进入内地音乐市场。祖上是北京人的制作人张培仁从台湾挥师北上，在北京成立了魔岩。
张培仁少时深受西方摇滚乐文化影响，早在80年代靠卖血集资办了五届音乐节，和靠卖血拍电影的张艺谋是灵魂战友。不过现实中，当张培仁担任滚石的企划部经理的时候，李宗盛担任制作部经理。一个管商业，一个管制作，让滚石唱片在华语乐坛辉煌了几十年。
张培仁和李宗盛
张培仁也是个摇滚迷，并励志为中国年轻人创造可以发挥自身文化力的路迳。他在1989年年初初次抵达北京，1990年参加某地下派对，看到多组北京摇滚乐队演出，深受震撼，旋即辞去台湾滚石职位，在北京成立魔岩文化，并在1991年初，决定以《中国火》品牌，签署唐朝乐队，进行中国火的音乐梦想大业。
1991年，第一张《中国火》专辑面世，收录了张楚、面孔乐队、唐朝乐队、黑豹乐队等9首歌。1994年，魔岩文化重金在香港红磡举办了“摇滚中国乐势力演唱会”，魔岩三杰从此响彻两岸三地。1996年，朋克乐队地下婴儿首次出现在《中国火2》中，代表了摇滚乐在中国迎来了新的时代。2003年，《中国火3》发行，除了老摇滚窦唯、张楚等，还有重金属超载乐队，和新蜂音乐旗下的少年朋克花儿乐队。
四
从中国摇滚乐的发展来看，《中国火》和魔岩唱片把中国摇滚代入了前所未有的高度。但从商业上来看，魔岩在当时和母公司滚石唱片在内地属于左右手互搏。尽管影响深远，但滚石其实在魔岩上赚的并不多，尤其红堪演唱会，基本上是赔钱在办。反而是滚石的流行情歌为公司赚足了钞票。而在内地之外的国际市场相对成熟，乐迷更乐意接受魔岩的新风格，反而会削弱滚石旗下主流音乐的影响力。90年代末，恰逢滚石母公司财务危机，魔岩唱片刚跨入新世纪，便不了了之了。
滚石慢慢衰落的背后，是商业和音乐人特别是摇滚音乐人互相看不顺眼。直到现在，张亚东还在《乐队的夏天》节目里喷经纪公司和唱片公司，“别听他们的，他们根本不懂音乐”。看来这梁子是修不好了。
最怕外行指导内行，最终伤害了歌迷，丢失了市场。这一点花儿乐队深有感触。
2004年，花儿乐队加盟世界五大唱片公司之一EMI百代。百代这家公司有签约从旧上海滩开始就喜欢内地音乐人。解放前，周旋，胡蝶，聂耳，冼星海等都在百代旗下。百代在当时是时代主流，行业先锋，红色音乐的代表。
然而到了新世界，像百代这样的老唱片公司，却因为落后的营销方式，渐渐落后于时代。
唱片公司把他们的风格从朋克改成少年流行。经纪人和制作人给花儿洗脑，要他们写一些白领喜欢听的歌。按照营销专家特劳特在70年代提出的定位理论，做分众，画用户画像是当时唱片业的常规操作，但我们的大老师在当时却一肚子火。因为这种理性且过时的商业营销理论，根本不适应唱片工业的发展。
“什么叫写白领爱听的歌？白领他什么都听啊。白领在KTV嗨了，他也爱唱《最炫民族风》。”大张伟说。
历史经验表明，想的太明白，商业气息太浓厚的唱片公司，能活下来的几率并不大。因为他们明明不懂行业，还爱瞎出主意，乐手们又不得不听，做出来的音乐既进不了主流视野，专业视野又经不起推敲。所以花儿就破罐子破摔，出了《洗刷刷》等街边名曲。这支中国最好的朋克团队成了口水歌的代言人。团队里有人问大张伟，这是音乐吗？
“你从这首歌里听不到音乐，但你能听到钱声。”大老师非常诚实的回答。现在，他非常乐意称自己是“音乐裁缝”，在各大综艺里担任话唠和搞笑担当，成了不正经的生意人，和摇滚没什么关系了。
五
有时候，像张伟、沈黎晖这样纯粹的生意人，因为没什么历史包袱和过往概念，反而顺风顺水。这倒也如新裤子的歌中唱的那样，“没有文化的人不伤心。”
沈黎晖进入唱片业就是冲着赚钱去的。
当年，沈黎晖看到《中国火》火了，蹭着94年魔岩三杰的热度，找了几个不知名的乐队，炮制出一张专辑叫《摇滚94》，卖的还可以。
1996年《中国火2》也火了，沈黎晖就寻思着再做一张《摇滚97》。于是他遍访北京的地下摇滚，终于找到了新裤子。
新裤子，最早是一支金属乐队，前身叫“金属车间的形体师傅”。但在一年后出了一首朋克单曲叫《I'm OK》。朋克在当时比较新颖，曲风直击人心，击中了老沈的大饼脸。他决定成立摩登天空，签下新裤子，让他们给自己赚更多的钱。
谁曾想，朋克风潮算是在中国最短命的音乐风格，来的快去的也快。导致市场还没被培育出来，就砸在唱片公司老板沈黎晖手里了。新裤子也入不敷出，场面难看。
“现在大家可能都明白了，玩乐队并不能给你带来什么，出专辑也不好让你一夜暴富。但那会我们还没想过这些，出了专辑就觉得特美。这是因为当时觉得之前的乐队都特别厉害，像“魔岩三杰”，但那都是被神化了。”新裤子主唱彭磊说。
朋克梦想破灭后，新裤子决定破罐子破摔，走上了复古迪斯科和新浪潮道路。到了2006年《龙虎人丹》这张专辑的发布，把70年代港澳台三地的复古元素，通过服装、旋律、台风MV和封面等艺术形式，把大头皮鞋、中山装、蛤蟆镜、喇叭裤共冶一炉，塑造了出了独特而荒诞的复古风潮，算是对摇滚乐彻彻底底的报复和解构。现在，除了用定格动画拍MV，新裤子还把人工智能用到了他们的创作中，发誓要将新技术、多媒体和音乐结合起来，发扬光大。
但当时的乐评人对新裤子这张专辑的评价却两级分化。所以在最新一期《乐队夏天》里，彭磊调侃台下的乐评人和媒体人，说这些人都想揍他，但他把他们都拉黑了哈哈。
2006年，《龙虎人丹》让快濒临破产的新裤子活了过来，越活越好。当时的乐迷不太理解这种新浪潮。但现在我们有了一个新的词汇来概括，叫沙雕文化。
六
实话实说，朋克在中国的衰落其实怪不得别人，很大程度上来自乐队们自己的作。
北京当时活跃着两股朋克力量，一股是“北京新声”，阳光积极但是沙雕；一股是“无聊军队”，又颓又丧一样沙雕。
如果说，以清醒、麦田守望者、新裤子、花儿、超级市场、子曰等乐队为代表的“北京新声”，是不得已破罐子破摔，不得已变得沙雕的话，那么以“69” 、“脑浊”、反光镜、aboys乐队为代表的“无聊军队”则是主动拥抱沙雕，甚至可以用操蛋来形容。
“我们可从来没“死磕”过，因为“磕”不动，技术不行。但那会又把技术不行当成特牛X的事情，认为朋克就得混，就得糙。记得刚认识无聊军队那帮人的时候，他们连排练都不排，直接上去演，脑浊的贝司手连弦都不会调……现在回想起来挺逗的。”彭磊骂反光镜土，有部分这个原因。
“当时圈子里的风气不好——你出专辑你就lowB，你一直在地下没钱赚你就牛逼。你说这不是缺心眼吗？”大张伟在接受凤凰网采访时，对当时摇滚圈子的变态大惑不解。
北派朋克们正在全面沙雕化的时候，当时唯一正常的朋克乐队，来自中国朋克之都武汉的达达乐队，却全员被华纳唱片签约。要知道当时华纳还签了鲍家街43号乐队，但只签了一个人，汪峰。汪峰答应了，从此背上了一辈子骂名。其实他当时没得选，现在想做个好人。所以他参加《歌手》和其他节目的时候，动不动就请原来的乐手一起表演。只是他们都老了。
所以后来当乐迷再调侃汪峰占据中国摇滚“半壁江山”的时候，其实很违心，因为他乐队在当时连达达乐队都不如，更不用说无聊军队、北京新声、魔岩三杰了。摇滚乐在中国的历史足够悠久，但汪峰刚走到半山腰就跑去唱流行了。现在他足够成功，但其实是在用另一种方式破罐子破摔，从愤青一跃成为现在中年油腻大叔们的最爱，本质上并没有比大张伟高明多少。毕竟，在很多老炮看来：汪峰就是穿着皮裤的大张伟啊。
汪峰的偶像是1965年在美国成立的大门乐队。飘扬过海60年，一条皮裤永流传。
“汪峰和大张伟，放弃了原来的摇滚风格，直接融入主流音乐，成为某种意义上的「背叛者」。”乐评人“老摇滚”直截了当的说。
回过头来看，当时内地乐手签约世界五大唱片公司的不多，摇滚乐队签约的更少。2000年，中国的朋克之都，达达乐队和华纳唱片签约，这被认为是历史第一次内地摇滚乐队进入主流视野。
在2001年1月推出他们的首张专辑《天使》，立即引起中国流行乐坛的轰动，好评如潮，半年之内囊括了唱片发行以来的所有国内新人、传媒推荐大奖、最佳摇滚乐队等十五项音乐大奖，唱片销量高居本年度摇滚唱片首位，创造了中国唱片产业的奇迹。2001年5月出任IBM "e新风格"中国地区形象代言人，成为中国唯一一支代言国际品牌的摇滚乐队。
90年代的IT和互联网行业还是春水初生春林初盛的田园时代，音乐界对即将到来的新世纪充满期待。朴树当年代言windows98，写了首《new boy》，这首歌在张亚东家里录制，如今听来，再没有如此美丽的广告歌曲了。先在小米请王源当代言人。但王源毕竟不是朴树。
谁能想到现在的互联网成了恶俗、垄断、喷子的代名词。从网络平台选出来的网红乐队，比如鹿先森，按张亚东的话说，用的还是他“上学时候的技术”，毫无亮点可言。张亚东或许会问自己，当年从大同煤矿来北京学音乐制作的他，混到现在到底是为了什么？难道只是为了和瞿颖、高圆圆谈恋爱然后再分手吗？
不是因为张亚东要求高，而是20年前中国的音乐人，的确达到或者部分超越了世界先进水平。
七
以达达乐队为例。
达达乐队的风格糅合了英伦摇滚，民谣摇滚、skA和少许电子气息，但还是朋克的底子。《化学心情下的爱情反应》的中国风朋克，为素来简单直接的朋克音乐填上了民乐的柔情，相当见功力；民谣摇滚《南方》、《song F》在豆瓣达到了9.4的高分，将英式摇滚的曲式结合民谣的娓娓道来，如清风拂面。
孙燕姿和达达乐队是同门。孙燕姿早半年出道
2001年，他们的专辑《天使》半年内横扫15项大奖，成为年度销量最高的摇滚唱片。要知道当年流行音乐大满贯的专辑是周杰伦的《范特西》。特别是其2003年的专辑《黄金时代》，直接将摇滚乐推到了和流行乐正面PK的紫荆之颠。甚至达达乐队的主打歌《黄金时代》和次年周董《七里香》这张专辑中的《乱舞春秋》的曲式风格高度一致。
如果达达乐队没有解散，中国流行摇滚的舞台上绝不会只有一个汪峰，也更有进步意义。
但是没有如果。
华纳唱片和华纳电影并不是一回事，它是兼并收购来的唱片公司，本质上和腾讯音乐兼并海洋音乐、酷狗、酷我并没有什么不同，赚钱的动力足够，但对音乐和音乐家的保护和理解乏善可陈。
但当时的华纳中国区管理层，许晓峰和宋柯其懂音乐人的。他们执意把达达乐队从湖北带回北京。并邀请了超载乐队主唱高旗担任他们的制作人。
其实这里还有一个插曲。华纳委托青田音乐找达达乐队要资料。
但主唱彭坦回忆起来说：“他们要了我们一些资料，他们说是华纳唱片的。我当时还想肯定不是大的唱片公司，当时不知道，觉得肯定是骗人的，不理他们。”（笑）于是乐队直接一口回绝了华纳的邀请。
在徐晓峰的带领下，达达乐队在华纳走的很顺利。
由于互联网盗版和MP3播放器的盛行，唱片工业在2003年销量达到历史最低。春江水暖华纳先知，开始收缩战场，裁撤项目。中国区管理层也遭到了清洗。
原先有许晓峰和宋柯的保护，达达的创作没遭遇什么阻力。但风水轮转，新来的管理层却极力阻止达达乐队发新片。几乎所有的demo都被打了回去，认为不适合市场。
达达乐队也和花儿一样选择了破罐子破摔，但这次摔碎了，就再也没有捡回来。
最后，加上乐队不合内外部因素，终于在一次节目中因等待时间过长，达达乐队崩溃了，随后按按解散。
最近有传言说达达将在今年复出，能不能回到往日的荣光，唯有市场的选择了。
八
其实乐队在中国本应该是最有生命力的。
摇滚乐是真正诞生在底层工人阶级里的音乐。从上世纪50时代开始，摇滚乐承载了国际工人运动、学生运动、非洲独立运动和嬉皮士运动，在每一个需要发声的地方高声呐喊。
八十年代中期，非洲许多国家发生饥荒，饿殍遍野，难民无数。为了援救非洲难民，爱尔兰歌星鲍勃·吉尔多夫（BobGeldof）首先提议以义演的方式，号召全世界各国艺术家贡献自己的一份力量。美国著名歌星迈克尔·杰克逊（Michael Jackson）和莱昂内尔·里奇（Lionel Richie）立即响应，并于1985年1月合写了这首歌：《四海一家》（we are the world）。
1985年7月13日，名为”拯救生命”的大型摇滚乐演唱会在英国伦敦和美国费城同时举行。13日中午，演唱会先在伦敦威姆布莱体育场开幕．72000人出席了开幕式。两小时后，美国费城约翰·肯尼迪体育场的音乐会也宣布开始，共有9万人观看了演出。演出一直持续了16个小时，并通过全球通信卫星网络向 140多个国家播出了实况，估计总共吸引了近15亿的电视观众。全世界100多位著名摇滚乐歌星参加了这次义演，他们之中有鲍博·迪伦、保尔·麦卡特尼、布鲁斯·斯普林斯廷、蒂娜·特纳、艾尔顿·约翰、迈克·杰克逊……
这一天，整个世界都洋溢着无私的感情。这场大型摇滚乐演唱会的组织者、爱尔兰籍歌星鲍勃·格尔多夫无限感慨地说，“这不是一次流行音乐会，也不是一次电视演出，而是对人的拯救。”
这次大型摇滚乐义演活动获得了巨大的成功，一共为挣扎在饥荒中的非洲灾民募集到5000多万美元的巨款。
摇滚歌星们完成了靠政治家喋喋不休的演说和国际会议没完没了的讨论所根本完成不了的壮举。
摇滚乐作为当时的流行音乐，出色的完成自己的历史使命。
但现在，你能指望这些网红歌手、偶像流量艺人承担起这个使命吗？不能。
现实是，“乐队的春天”没有来，而且还很冷。但冷也没关系，至少《乐队的夏天》是一个好的开始。至少，乐迷们的夏天在路上。
注：本文为作者投稿，原标题《中国摇滚“野”史》，来自微信公众号： 猫影文娱（ID：maoyingtv）。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