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舆论导向不利时，企业如何逆势而行？
受困于隐私安全等问题，硅谷开始为学术研究提供资助，这样的尝试让人想起半个世纪前烟草公司同样为逆转舆论所做的努力。
本期推介文章来自Medium网站《大型科技公司借鉴了烟草行业的经验》（Big Tech Has Taken a Page Out of the Big Tobacco Playbook），作者John Thomas。
作者介绍称，早在1912年，艾萨克·阿德勒博士发表了第一篇表明吸烟与肺癌之间存在联系的文献，直到20世纪50年代，科学界完全接受了吸烟致癌的观点。
根据一项对18.8万名男性的纵向研究发现，有吸烟史的男性肺癌死亡率比从不吸烟的男性高得多。
不难想象，这一系列学术研究引起了烟草业的恐慌。
1953年，随着反对吸烟的研究结果即将成为一股洪流，六家大烟草公司的首席执行官决定最好的办法就是发动信息战，来反驳吸烟与肺癌有关的证据。
在接下来的50年，大型烟草公司花费了数百万资金资助相关研究，以此游说各州和联邦政府，目的是将吸烟和肺癌之间的联系描绘成一个“悬而未决的问题”，并确保该行业即使存在监管，也要保持宽松。
因为这些公司需要让尽可能多的人继续吸烟，而他们也确实继续从大众沾满焦油的肺部赚取了数十亿美元。
烟草巨头向真相宣战的历史只是众多商业案例之一，它们通过资助有问题的研究来影响公众舆论以获取商业利润，今天的石油巨头在气候变化的争论中也是如此存活。
石油巨头们更进一步，他们停止了与监管的直接斗争，取而代之的是开始考虑如何从全球变暖的公众情绪变化中获得经济利益。
作者提到，还有另一个行业借鉴了大型烟草公司的做法，那就是大型科技公司。
首先，人们对当今技术的“成瘾性”存在疑问，那就是谷歌、Facebook、亚马逊和其他公司对这些技术的开发和植入到底是无意还是有意的。
如今许多大公司都在想方设法借此唤起人们对它们销售的任何产品的尼古丁式渴望。
据研究显示，如果青少年每天花费7.5小时玩手机会显著增加多动症发病率，焦虑、抑郁和明显的社交障碍也与较高的社交媒体使用率有关——尽管抑郁和社交媒体的问题仍然是一个“悬而未决的问题”。
但作者指出硅谷最大、最有实力的公司担心的并不是对个人的潜在有害影响，谷歌、Facebook和亚马逊如此大额投入到游说、学术研究和智库中，它们更关心的是如何重塑公众对科技公司的看法，并将其称之为预防性反垄断研究。
仅谷歌一家，在2005-2017年间就资助了329篇研究论文的发表，支付给作者的报酬从5000美元到40万美元不等。
这笔资金的目的不仅是影响针对反垄断调查的公众舆论，而是“培养学术标准”，并影响年轻研究人员的工作方向。
一旦由科技公司资助的研究人员发表了不利于该公司的言论，他们就可能会失去工作。
例如，2017年巴里·林恩(Barry Lynn)曾供职于新美国智库，该智库获得了谷歌的大量资金支持，他在赞扬欧盟对违反反垄断法的谷歌进行罚款时被解雇。解雇林恩的官方理由是，他不是一个“有团队精神的人”，实际上他被解雇只不过是因为不那么听话。
面对越来越多的审查，谷歌和Facebook在2018年创造了学术研究资助记录，谷歌的母公司Alphabet花费了2100万美元，Facebook花费了1300多万美元。
在某种程度上，大型科技公司赤裸裸的野心是避免反垄断诉讼，它们愿意为此付出一切努力。
不过作者认为科技公司的做法甚至比大型烟草公司试图让人们继续吸烟更令人愤怒，因为Facebook和谷歌根本从不承认它们的技术可能对用户有害。
总之,亚马逊，Facebook尤其是谷歌都在走烟草巨头的老路，为研究提供资金，引导公众舆论朝对它们有利的方向发展，游说政府官员相信这些是“悬而未决的问题”，让监管变得宽松，并尽一切努力维持用户和最终利润。
可以说，烟草巨头为“另有目的”的学术研究树立了榜样，最聪明的科技公司学得最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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