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本文来源创业邦专栏商业评论，作者程小琼（新零售商业评论高级编辑）。
“因为疫情的特殊性，考验民间救援的，远远不止筹钱的能力。”
好文4529字 | 8分钟阅读
“当我0经验开始做公益，我才发现，这事情这么难，5天6夜，比连续经历5个双11还累。”
对于品牌方和电商卖家，双11这一天是一年中精神压力最大的24小时：要确保库存准备充分，进店流量的高转化率，还要及时发对货，及时送货到消费者的手里。
春节期间爆发的武汉疫情，民间救援展现了汹涌澎湃的行动力，企业家捐钱捐物是常见的方式，据《中国企业家》不完全统计，自1月23日至1月31日以来，约350家企业向武汉及湖北疫区捐款捐物，预计捐款金额总计超120亿元，其中民企捐赠83亿元。
阿当是其中一位，除了捐钱，他还忍不住撸起袖子直接干。
大年二十九，身兼多家公司的VP以及电商企业导师的阿当在朋友圈号召大家储存粮食自我隔离，让确诊城市的伙伴们“不要害怕”，提醒艺人和直播机构注意“不要乱讲话，不要抬价卖口罩”。第二天，他便开始进入了资源对接整合的高度紧张工作状态。
接下来的5天里，他每天的工作时间长达20小时，从早上8点到凌晨4点。睁开眼就处理各种群内的突发信息，统筹协调资源，采购合格的物资送往湖北疫区医院。
能把自己的情绪跟疫情进展紧紧绑定的，是对那片土地的特别感情。
阿当是湖北襄阳人，今年在湖北过年。根据丁香医生疫情地图的统计，襄阳新冠肺炎的确诊人数在湖北省排名第5，目前已经有600多例。
让阿当最终躬身入局做公益的机缘，是同为湖北人的企业家在朋友圈筹资，作为多年相熟的老友，阿当首先认捐了10万元用于采购口罩、防护服、护目镜等物资。
但他很快发现，这件事的背后是不同以往地震等救灾的公益捐赠，因为疫情的特殊性，所需物资是市面上极为短缺的专业医疗物资，如何快速地筹集到合格物资并匹配给一线医护人员，考验民间救援的，远远不止筹集钱的能力。
找到符合需求的物资并以合理的价格买下，再送到一线有需求的医院，这条看起来非常简单的链路，在突然爆发的疫情和复杂的现实面前，非常考验一个临时组建的志愿者组织的资源整合能力、应变决策，以及协调管理能力。
常年从事企业导师和组织战略咨询工作的阿当，在统筹了5天6夜的捐助行动之后感慨：
“这完全不是连续上5天双11主会场，这是直接从0开始，在路上拉几个人就上市，而且在各个环节、规则、人力等方面不断出现突发事件，更要命的是还不能退市。”
我们根据采访内容整理了阿当在此次捐赠行动中的3点经验。
面对武汉疫情，大多数国人都想尽办法略尽薄力齐心过关，但过程中也频频暴露出了我们在系统性应对方面的不足。
2003年的非典一役已经开启了现代化防疫的进程，相信2020年的武汉一役，对民间公益和政府机构甚至是企业社会责任部门如何更好参与公共事件的救援会有所启发。
做公益，也需要定位和聚焦
本次武汉疫情，为什么民间组织如此积极参与救援？
重大突发性公共事件发生之后，最先启动的应急部门应该来自政府机构以及政府部门相关联的非营利组织，在政府无法顾及或暂时无暇顾及的区域，民间救援补充配合，全力实现灾情救援的全覆盖。
从此次武汉疫情爆发初期，外界就频频质疑政府在应对过程中缺乏经验。
1月23日凌晨武汉宣布封城之后，很快出现了救援物资不及时发放，一线医护人员在病毒面前“裸奔”，武汉各大医院集体对外公开发声求救等事件。
正是这第一步的缺失，“搅动”了普通老百姓的巨大情绪。从1月23日开始，社交媒体平台上涌现出了海量的求助和捐赠信息，大家都想有所参与，有所助力，却又常常淹没在无数的非官方待确定信息中。
在这个过程中，石墨文档作为协作工具为信息搜集和整理提供了助力，而诸多主流媒体平台如三联生活周刊、GQ也提供了确认完毕的信息链接，跨国的志愿者小组如“布谷小组”不断更新新冠肺炎科普帖和求助捐赠等经确认核实的信息，并在互联网上传播。
阿当和朋友在第一时间的讨论中便确定了要做的事：真正帮助有需求的医院和医护人员。在阿当看来，初心是好的，如何确保初心不变，就要有定位和聚焦，“有要帮到人的明确目标”。
面对令人揪心的疫情信息，情绪被带动情有可原，但第一次参与民间救援的阿当认为：使命驱使之余，真正的救援行动需要经过理性的思考和分析。
在每一个人都想有所作为的这个春节，筹款成了最容易的事儿，朋友圈和各类社交平台充斥着各种筹款项目，多个临时上线的湖北救急项目几乎都是一夜筹满。
难的是搞清楚到底什么医院需要多少物资；难的是筹到的钱怎么买到稀缺的口罩、防护服等专业医疗物资；更难的是如何协调已经封闭的物流，将货品及时送达医院。
因为有亲人在武汉的抗疫定点医院工作，团队首先获得了一手信息。他们加入了一个武汉当地的医院需求对接群里，很快就锁定了第一批武汉医院的确定需求。
后期政府加强对武汉定点医院的援助之后，阿当他们又快速转向了武汉周边二三级医院以及黄冈医院的需求对接。
定下来要做这件事后，大年三十这天上午，阿当和他的企业家朋友根据彼此多年在商业领域打拼的人脉关系组建了一个“武汉口罩救援商讨群”，拉了一批企业、工厂、代理商入群，从源头上开始采购紧缺的物资。
先审核、确定医院方的需求，再公开募捐并寻找源头供应商，在这一过程中，随时沟通信息进展，每日播报募捐、采购、物流的相关信息。
使命驱动下的精细化管理
现代管理大师彼得·德鲁克在1990年出版的《非营利组织的管理》中肯定了美国40多年来非营利组织对社会发展的巨大作用，他认为如果只帮助一个人，根本不需要什么策略，若需要帮助一百人，就需要良好的装备和计划，而要帮助一万人或更多，则必须要有一套完整的管理体系和策略，将每一个实施环节落实到位。
通过朋友圈的号召，阿当临时组建了30余人的志愿者小组，并且在政策不断变化的情况下，经过3次大的组织变革，发展出在总协调下的不同角色分工——审核组、专业采购组、医院对接以及需求分配小组、物流小组，以及各小组快速分工合作的“非专业+全链条”模式。聚焦在“符合要求+能被接收+最快送达”。
每一个小组的角色中，都制定了工作优先级，为下一个流程收集充足的信息，比如采购小组的四个优先级是：1. 根据需求量确定采购策略；2. 打包发货能力和发货时间；3. 确定价格在均价范围之内；4. 确定车辆到达时间和装车量。
一方面专业的采购小组引入了具有专业刑侦背景的志愿者，通过国家备案的信息先找到相关医疗器械生产企业的联系方式，主动加对方微信联合医院共同审核厂家资质；
同时，采购小组采取了两种采购模式，一种是淘宝平台采购模式，只要价格在合理范围之内，产品符合资质要求，全球采购什么都买；一种是京东的自营平台采购，第一时间采购湖北境内厂家的物资产品，直发对应的医疗机构。
作为电商培训机构企业导师，“好歹教了七八年电商卖家”的阿当，跟一帮操盘手级别的志愿者，在信息的搜素和审核采购上占据了主动优势。
医院需求分配小组除了有明确的工作优先级之外，还制定了特殊情况的处理方式，例如司机去了工厂虽然资质齐全，发现产品质量严重不符合标准；或者医院开始说接收，因为规定变动不允许接收民间捐赠；又例如货车上路遭遇封堵无法出城需要二次转运，等等。
其流程管理的操作细节落实到了沟通中“6个必须做到”，例如“如何与组内同步沟通时，语气、哪些点必须沟通到，哪些不能讲”，而且“邀请一到两位志愿者演练一遍再沟通”。
担负着京东自营采购模式负责人和总协调两个身份的阿当，每天一睁眼就对着手机开始做沟通协调，5天下来电话不断，他的间歇性耳鸣又犯了，一度没有办法听清声音。
阿当认为，凭借多年训练出来的商业敏感度，志愿者小组对于产业供应链上下游信息变动的反应速度已经相当敏捷，比许多专业NGO和民间救援组织都要快，“但没想到黄牛的反应速度比我们还要快”。
志愿者们在不同的资源对接群里不断遭到黄牛党的阻截，有人冒充医院的医生发布求助信息，浑水摸鱼。
于是在审核组内，特别提出了“维持秩序打黄牛”的重点。通过医院电话确认，医生信息核对，工作证匹配等多种方式核实对方信息。
这一次参与募捐和救援的30多个志愿者全是企业高管和CEO，调动了各自的资源共同筹集近88万元善款，全国生成了52个订单发往医院，一共捐助了武汉、武汉周边、黄冈的26家医院以及公共机构。阿当认为“我事后想了想，我们的模式不可复制”。
互联网的在场和缺席
因为互联网的开放性，这一次武汉疫情在全国范围内引起了巨大的关注和讨论。
聚焦在不同的视角下，有人争辩政府的作为与不作为，有人积极行动带来点滴希望，也有人被大量的负面信息裹挟，抑郁、丧到不能自已。
阿当说，要先过好当下的生活。作为一个普通的个体，他几乎很少看新闻，也几乎不在朋友圈转发疫情相关的新闻报道。
在这持续的5天6夜里，他几乎没有心力关注媒体在说什么，他能关注的，是做好手头的事情，把物资送到需要的医护人员手里。
作为电商圈内的著名讲师，7年多来，阿当不断向各行各业的企业家传授互联网改造传统企业的大趋势和战略战术。
这次深度参与公益援助，阿当最大的感触是：资源信息共享还没有发挥互联网的时效优势，从供需-物流-捐赠，这一全链条没有结合起来做资源整合分类。
身处湖北救灾一线，阿当经常会收到这样的善心求助：“我有几双拖鞋，你能帮我寄过去吗？”“我有些中药想寄给一线的医护人员，你可以帮忙吗？”“我有几个口罩，可以寄给谁？”这些来自全国爱心的点滴发射，很容易就造成物流终端的拥堵，浪费关键资源。
在目前常见的捐赠行为中，需求的两端都处于信息缺失状态：一方面是不知道一线医院的真实需求到底是怎样的，每一天的需求变化曲线是怎样的，就没有办法提供高效匹配的捐赠；另一方面是不清楚货源端的生产能力，没有办法按需采购供应市场需求。
在阿当看来，完全可以搭建一个互联网平台，提供透明直接随时变动的救灾供需信息，医院可以在平台上发布真实需求，厂家可以提供捐助需求，普通人可以选择购买相应的产品一键捐赠给需求方，还可以在线做物流追踪。
“在做捐助的过程中，我一直在想为什么没有一个平台能够把确认过的货源统计出来，这种符合资质的货源很好确认，因为都在国家备了案，有资质证书。我想不通，货源怎么这么难对接？为什么不能通过互联网去对接，然后大家直接在上面采购捐赠。就像双11主会场，直接在主会场上买东西不就可以了。这样的话，订单确认信息都非常的方便。”
阿当参与的民间捐赠已经结束一段时间了，他等了很久也没有看到这样的平台或小程序出现。
一些已发布信息的整合平台，在他看来，还不是互联网参与公益的终极方式，“没有资质审核，很有可能是捐的钱买错了东西，或者买了不合格的东西”。
一切都可能受制于现有的政策变化，比如当所有人在社交媒体上看到一线医院公开求助信后，都焦灼地想办法寻找货源时，一线医院可能表示不能接受民间捐助了；当一辆货车装满防护物资驶往武汉时，它有可能因为没有通行证被拦在城外……
还有一个，根据《慈善法》，只有具有公开募捐资格的慈善组织可以开展慈善募捐。其他组织和个人，可以与之合作，并由慈善组织管理募得款物，有这种资格的慈善组织目前全国只有1823个。
但大多数民间募捐，凭着一颗赤诚之心，并不知道自己从严格意义上已经违了法。
本文为专栏作者授权创业邦发表，版权归原作者所有。文章系作者个人观点，不代表创业邦立场，转载请联系原作者。如有任何疑问，请联系editor@cyzone.cn。
